我們總是以自己對幸福和快樂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別人，中國人和新教國家在世俗化上相近，但印度人、俄羅斯人、拉美人對幸福和快樂理解不一樣，更關注靈魂如何救贖，苦難如何解脫。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社會學的盲區


　　老高按：古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總是希望從前人、他人的經驗教訓中得到啟發——這個“前人”、“他人”，離我們越近越好，相似度越高越好，如果各方麵條件都差異甚大，他們就算有好經驗好教訓，理解和借鑑起來，都困難太大。作為前蘇聯為首的紅色陣營中的一員，作為思想上奉行馬克思主義、經濟上實施計劃經濟、政治上堅持專制集權的這樣一個中國，當然關注那些曾有同樣身份、同樣經歷的老大哥和小夥伴們：轉型變天了嗎？是否順利？遇到什麼麻煩？解決了沒有？如何解決？是否有過不去的坎兒？
　　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乃至德國、匈牙利、羅馬尼亞、蒙古、越南、柬埔寨、古巴……我們對這樣一些國家，給與特別的關注——這都是我們當年的難兄難弟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家一下散了伙，前後腳在轉型路上各自起跑，三十年跑下來，密集隊形不再，拉開了距離，有的集權依舊、經濟騰飛，有的經濟還在蹣跚、政治上了軌道；有的還在泥沼里打滾，有的正在山路上攀越；有的先慢後快，有的先快後慢；有的笨鳥先飛，有的後來居上……各自內部情況和外部條件不同，領導集團的胸襟智慧不同，採取的戰略戰術不同，取得的成效也大相徑庭，有成功的，也有不那麼成功、甚至問題成堆的。
　　古巴是轉型起步晚的國家，離中國還最遠；但我在美國，美國最南端的Key West，離古巴才90英里。周圍已經有不少朋友去過古巴，講起來或寫出文章來，令我也躍躍欲試——去年夏天一度真要認真籌劃。所以看到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的文章《在加勒比海談瑪雅文明與古巴革命》，我分外關注。或許他談瑪雅文明這一部分，我多少感到有點隔膜（如他談到瑪雅文明為何不能進入軸心文明，講到祭祀為中心的特點，等等），但他談到古巴的文化、革命與轉型的若干問題，讓我很受啟發。


　　在加勒比海談瑪雅文明與古巴革命

　　許紀霖，許紀霖之窗

　　一、在墨西哥談瑪雅文明的消亡

　　關於瑪雅文明，我想談幾點體會和看法。這之前大家可能聽說過這麼一個概念：軸心文明。軸心文明這個概念是德國大思想家雅思貝爾斯提出的，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國文明，它們都稱為叫軸心文明。
　　了解瑪雅文明以後，就能更清楚的明白什麼叫軸心文明了。簡單的說，瑪雅文明不是軸心文明，還沒有資格成為軸心文明，為什麼呢？因為軸心文明有很重要的特點，雅思貝爾斯說過：任何一個文明要成為軸心文明，一定得有個哲學突破，之後產生了高級宗教或者高級文明。比如說猶太教，基督教的經典《舊約》、《新約》，古希臘羅馬留下的諸多經典，更不必說中國的《老子》、《孔子》，還有印度教的《奧義書》。
　　我個人是比較迷信文字的，我們常說的三不朽，其中之一：文字不朽。世代交替，生老病死，但文字永存，思想不朽。軸心文明留下了的這些經典，到今天還沒死，還活着，不僅活的好好的，而且在今天越來越壯大。近三四十年，全球化經濟發展最快，同時也是這些軸心文明的大發展時期，無論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或者是儒家、道家，都將開始新一輪的交融與發展。
　　這就是軸心文明，它不會死，因為留下了經典，那麼為什麼會留下經典呢？很重要一點，就是哲學突破，哲學突破並非憑空想象，需要有人去實現，這還不夠，還需要在人群中有先知，然後人們開始記錄這些先知的話，所以出現了我們現在熟知的《新約》、《舊約》、《古蘭經》、《道德經》等這些經典。
　　要出經典首先要出現人，出現有魅力的先知，這些人物通常還有個特點：會看病。因為醫生在過去是很容易產生奇蹟的，一個癱瘓的人，你找到病根，把他治好了，大家都會佩服你，尊敬你。所以為什麼中國古代醫生和老師最受人尊敬：一個是治身，一個治心。所以高級文明一定是有先知，最後通過這些先知產生了突破。那麼這個先知有個什麼呢？他直接和天相通，和神相通。然後它產生了一個叫天人相通，從而突破現有的哲學思想，留存經典，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軸心文明。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瑪雅文明顯然屬於另外一種。瑪雅文明留下了這麼多物質性的文化遺產，也有象形文字，描述了當時生活的場景，人們對太陽神、玉米神的想象。但是它一直沒有發展出一種走向，因為它沒出現先知，沒有出現所謂具有超越性的心靈突破，這是瑪雅文明所沒有的。
　　那麼我們要問，瑪雅文明以什麼為中心呢？我們現在走了幾個地方發現，都是以祭祀為中心。這一點與世界上其他的一神教文明有着非常大的區別，一神教是啟示宗教。古希臘和中國是以人文為中心，當然祭祀也有，但不是核心，可瑪雅文明基本上還是以祭祀為中心。
　　這些王宮也好，城市也罷，它一定是以祭祀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其中一定有金字塔，這些金字塔形成了此種文明的核心，有祭祀當然就有大祭司，中國過去也有，殷商到周朝都有巫師，但是巫師有個特點，它是通過一套儀式與天相通，巫師沒有心靈，只靠一整套儀式。所以從這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瑪雅文明基本上是這樣一個以祭祀為中心的傳統進行文明傳遞的。
　　這樣一種傳統是從哪來的？我的猜測是和薩滿教有關。我們知道這裡的印第安人是當時跨過白令海峽，從亞洲那裡過來的，薩滿教被認為是人類最古老、保存相對完整的一種原始宗教。
　　有些研究認為，瑪雅文明，包括這裡的印第安文明，這些以祭祀為中心的文明和薩滿教有一定的關係。我們之前去呼倫貝爾，接觸到過薩滿教，他們的敖包是用石頭堆砌的，只是比較簡陋而已，沒有拉丁美洲的那麼雄偉。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發展出先知。薩滿教只有巫師，在拉丁美洲這裡，除了祭祀外，就是一個個王國，有部落酋長，卻始終沒有產生國家形態。
　　從文明比較的意義上來說，瑪雅文明作為一個非軸心文明，在當時盛極一時，留下如此之多宏偉的建築和遺址，但如今也只留下了殘垣斷壁，所以說，一個文明只有產生了高級文明，才能夠永存下去。所以西班牙人一來，這裡就土崩瓦解了。陳寅恪先生講過，要先滅一個國，先要滅史，把歷史滅掉，歷史怎麼滅呢？如果它有高級文明存在的話，根本沒法去同化它。凡是沒有高級文明的國家，最後基本上都被同化了。不是因為被人家的物質力量和軍事力量征服。首先，你是被文明徵服，所以最強大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而不是別的。這也是印第安人、非洲人悲哀的地方。

　　二、在古巴談殖民文化

　　從墨西哥一路到古巴，我們看到的是西班牙風情，西班牙殖民地留下的是什麼？是建築和藝術，縱觀世界殖民史，最早的霸主是西班牙，然後是英國和法國。英國在殖民地留下的傳統是法治。而法國則留下一套觀念，可見各個殖民地留下的傳統不一樣，那麼誰最成功？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總的來說，我認為最成功的應該是英國，英國留下法治。直到今天，雖然二戰以後的60年代，這些殖民地都慢慢獨立，但到現在還存在一批屬於英聯邦的小國，國家元首還是女王。那麼我們要問，為什麼英國殖民地會成功呢？原因在於英國人真的很聰明，他們在各個殖民地塑造了上層結構，法治結構和政治結構。
　　然後英國扶植的是一些講英語的精英，至於整個社會，你愛幹嘛就幹嘛，堅決不搞社會改革，保持原有風俗。所以整個英國殖民地會形成一個二元結構，上層是講英語的精英，下層是講土語的老百姓，完全是一個二元結構社會。
　　舉個例子，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前，香港新界有很多村莊，村莊裡面的老百姓如果發生了糾紛告到法院，法官便會問你，是按照英國習慣法來判呢？還是按照大清律？因為在英國人看來，法是要尊重原來的民俗傳統，因為鄉風民俗也是套規則，一套規矩，同樣是用來維護文化的社會規則。如此一來，一方面把精英給收買了，另外一方面，百姓對他們也沒反感，這是英國最成功的地方。這些核心的東西就是法治，而這個法治是形式化，程序化的。
　　相比之下，法國是最蠢的。法國殖民以後，總是認為法國文明代表了世界文明，法國就是世界。文明這個概念最早就是法國人提出來的，十八、十九世紀，世界的通用語言是法語還不是英語，再加上受到大革命的影響，總是覺得我們法國最先進，你們都是野蠻落後的。所以我要改造你，並且法國人有一種改造人類、改造世界、改造愚昧的雄心。
　　所以法國的啟蒙一直對人的理性，有一種非常充分的激情，相信只要擁有了這套理性，便可以打碎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所以它的殖民地，特別是19世紀，充滿着一種理性主義的思想，過分的相信只要有這套理性思想，便可以建造一個新世界。
　　法國人無論到哪，不僅要改變政治結構，而且還要改變社會結構，要把一套法國的啟蒙理念推廣到社會基層，這個後來到處碰壁，形成很大反彈。最終法國的殖民統治在幾個大國裡面是最失敗的。最終導致從越南到阿爾及利亞等殖民地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革命是蠻可怕的，如果你要搞社會革命，要動人家的日常生活，如果你再瘋狂點，還要動人家靈魂的話，那最後一定是個反彈，是一個大失敗。
　　我們以上海為例，大家都知道上海有兩個租界，一個是公共租界，那是以英美為核心的新教區域。另外一個就是法租界。但這兩個租界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樣。英美租界並不是英美政府派總督來管理，實際管理租界的，只是一批來華的英美僑民，他們自己組織“工部局”進行自發性的管理。和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基本沒有關係，其政府也僅僅是僑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派海軍陸戰隊來保護，其他日常管理，完全和政府無關。這個工部局管轄的區域在上海的黃浦、靜安這一帶，在當時，可以說這兩個區的管理是最好的，所以上海人比較守規矩，講信用，主要還是當年租界時代英美留下的傳統。
　　另外，上海的法租界，當時是法國政府派人來管理，效果卻比公共租界差多了。法國政府如何管理？有幾個現實問題:第一，沒有這麼多管理人員。第二，管理經驗來不及培養，怎麼辦呢？只好請黑社會幫忙。上海灘的黃金榮，當時就是法租界的警探，後來慢慢的成為呼風喚雨的人物，所以說當時的法租界，只能依靠黑社會延伸到社會底層來管理。兩個租界相比較而言差異很大。
　　我們回過頭來看，西班牙殖民地，從墨西哥到古巴，再到拉美，一路走過來，留下最多的是建築和藝術。在此方面，無論是法國殖民地還是英國殖民地，皆有所差。
　　西班牙人天性比較散漫，自身又是個多元化民族，所以西班牙人可以包容許多不同，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西班牙人留下的藝術，有許多雜質，但是結合本地文化後卻創造了無比燦爛的文化，在我看來，它也給古巴留下很深刻的印記。
　　在西班牙歷史上，沒有經歷啟蒙，特別在拉美這一塊，它沒有經過一個世俗化的啟蒙，所以它更多傳承下來的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天主教傳統，天主教傳統本身比較藝術，比較的直覺，即使這些地區背後的獨立運動也好，革命運動也罷，因為沒有經歷過啟蒙，所以更訴諸於意志論和浪漫主義思想。
　　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呈現出不同的風采。西班牙成功的在這裡通過高級文明，通過拉丁語、西班牙語和宗教的力量重構整個拉丁美洲。當然西班牙也是比較幸運的，在整個拉丁美洲土地上，沒有出現高級文明，無論是瑪雅也好，還是其他文明也罷，基本上都處於非軸心文明的狀態。所以這些非軸心文明吃虧在哪呢？一旦比他們更高級的文明進來後，本土文明很容易被同化。在拉丁美洲讓西班牙文明捷足先登，很快建立一套政治結構，並且藉助它自身的拉丁語文明、西班牙文明、宗教力量，在這些殖民地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高級文明形態。
　　美國卻不一樣，美國還沒建國，已經有13個殖民地，所以美國殖民的傳統，更強調自治。我解放了你，但是並不想直接統治，而是通過一個民主的方式讓其自治，所以美國的新教，在古巴也好，其他殖民地也罷，均沒有太大的影響，我覺得和這一點，有很大的關係。

　　三、在古巴談革命與改革

　　這兩天看了古巴以後，有一種感慨，如果從改革開放而言，中國差不多領先了古巴40年，現在古巴所謂的改革，除了旅遊業的開放外，整個國內的改革差不多也是中國40年前的階段，所以看到很多現象和我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感受是相通的。從這而言，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鄧小平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他真的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希望。
　　古巴的革命信仰，和天主教信仰是什麼關係？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信仰解決什麼問題？按照我們的理解，是解決一個人的終極關懷問題，生命的意義問題。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員不能有宗教信仰，因為共產主義本身是一種世俗化的信仰，和其他信仰是衝突的。但是昨天那位哈瓦那大學的教授的回答讓我大開腦洞，原來這兩者在這裡不衝突，古巴共產黨員既可以信天主教，也可以信仰其他宗教。後來我特別問了一下潘導，他說古巴有天主教信仰的人，至少有一半，這個不得了。對於古巴共產黨員來說，政治意識形態屬於公共領域，如果是私人領域，你愛信什麼就信什麼，並沒有太多限制。也就是說，在古巴，意識形式不是整全性的，它只是政治的信仰，至於私人的人生信仰，有自由選擇的空間。
　　這兩天的實地感受，覺得卡斯特羅式的古巴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他沒有提出超越性的烏托邦，也沒有俄國和中國革命式的拯救人類的彌賽亞情結，古巴的社會主義基本上是拉美的民族主義，之前投靠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只是一個政治謀略的考慮，未必和信仰直接相關。
　　我們都知道卡斯特羅是一個非常強的機會主義者，如果格瓦拉當政的話，就說不好了。格瓦拉比卡斯特羅極端太多，很難想象古巴到今天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古巴的治國政策，無論是對蘇聯、中國、美國，甚至是古巴國內政策，都十分善變，具有強烈的西班牙傳統。古巴倡導的拉美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基礎，所以古巴的適應能力很強，政治意識形態上不一定和天主教發生衝突，基本上可以和諧相處。
　　如何和諧相處呢？我昨天在哈瓦那大學向教授提的第一個問題：是古巴人怎麼理解快樂和幸福？各個國家民風不同，對未來的想象是不一樣，但人類對未來的想象一定取決於什麼？那就是：你對幸福和快樂的理解。人對未來的追求，在世俗社會是快樂，是幸福，或者更深刻點，也可以說是如何得到救贖，解脫。但是相比較而言，因為古巴人有天主教的信仰，再加上這套比較實用的帶有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所以產生了一種對平等的強烈需求，過去殖民時代為什麼最後會產生革命？因為社會不平等。
　　革命不管如何評價，但它解決了一個社會的基本問題：平等。到目前為止，古巴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都是免費的，國家提供的，甚至半個月的基本生活資料也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所以古巴教授說：因為在基本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有保障，再加上拉丁美洲民族天生的樂觀，有天主教的人生信仰，所以，他們對幸福與快樂的理解，與中國人完全不一樣。
　　東亞社會，包括中國，韓國，日本，越南，都是世俗社會。所謂世俗，就是沒有一個強烈的宗教關懷，講究物質滿足欲望的社會形態，特別在儒家文化的德性倫理解體以後，表現的尤為突出。
　　當然這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地方，從世界工廠這個意義上來說，要麼在新教倫理國家出現，比如說英國、德國；要麼只能在儒家倫理社會出現，接下來可能替代中國的，不就是越南嘛。很難想象印度、非洲、拉美可以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道理很簡單，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他們不願意為血汗工廠打工，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人生的幸福不在這裡啊。最重要的是有基本生活保障，然後賺點小錢，馬上可以去享受，這就是古巴人的快樂哲學。
　　我們總是以自己對幸福和快樂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別人。中國人和新教國家在世俗化上是比較相近的。但我們畢竟要承認，印度人，俄羅斯人，拉美人，他們對個人的幸福和快樂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更要緊的是靈魂如何得到救贖，苦難如何解脫。這個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社會學的盲區。在我看來：發展離不開宗教和文化，這也是馬克斯·韋伯高人一招的地方。資本主義產生在新教國家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最大的動力來自於宗教，而不是別的。所以我比較感興趣是，國家和民族的自身宗教，以及國民對幸福和快樂的理解，是成為制約他們接受什麼主義的重要因素。
　　世界之所以燦爛，其魅力在於可以看見各地的風景不一樣，藝術不一樣，甚至人的靈魂、文化也差異很大。古巴這塊土地曾經經歷了四個世紀的西班牙殖民統治，西班牙人的文化傳統同樣幫他們改造且奠定了本地的文化精髓。
　　雖然之後的拉美受到了各種主義的影響，但只是改變了一些政治層面的東西，靈魂層面改變了多少，至少在我看來並沒變多少。從這點來看，預測古巴的未來，恐怕不一定會走中國的改革發展道路，古巴還會堅持他們自身的東西。對於中國人來說，住房、教育、醫療是三座大山，可古巴人沒有這方面的壓力，恐怕也不會改變，變成完全資本主義的。
　　這兩天我最大的感受，他們的革命，並沒有形成一個我們稱為剛性的意識形態。而且他們也處於剛剛轉型的改革時期，我明顯感覺到，差異太大了，古巴近幾年在旅遊方面投資很大，但是他們的革命博物館實在是太簡陋了。象徵革命的格拉瑪號，竟然在一個覆滿灰塵的玻璃罩中，本想好好拍幾張照片，卻不得不打消念頭，實在掃興。常理來說神聖的革命文物是必須每天要勤維護的，可我們下榻的凱賓斯基賓館，我在房間備課，倒是有人吊在那裡擦玻璃窗，這個明亮程度，起碼每隔一禮拜擦洗一次。而博物館內的格拉瑪號，至少一個月以上沒有打掃過了。所以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是剛性的，看起來比較軟性。至於原因何在，其中更多的是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這是古巴靈活的地方，它不那麼原教旨，甚至它在歷史上，即使在革命年代也沒有那麼深入靈魂似的，和蘇聯、中國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古巴的這個時期，正好是後革命時代的開始，也是古巴這個國家轉型的起步時期，雖然整個國家在轉型，可我看來，這個國家也許不會像中國走的如此徹底的世俗化，反而會出現古巴特有的一條轉型之路，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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