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做了充分心理準備，疫情比預料的還要令人心驚，不是親眼目睹難以想像。在這個艾滋病村莊，幾乎家家葬了已死的人、家家躺着要死的人。剛進村，就被人攔着：“到俺家去看看，去看看吧……”正值春節期間，他們以為上級來發救濟


　　老高按：2004年夏秋時節開始，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劉倩，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作者要向世人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驅使她寫下來的動機非常單純：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卻，為了那場悲劇不再重演。
　　我曾在博客上介紹過劉倩及她的文章。我知道她的名字，是聽現在旅居紐約的高耀潔大夫說過好多次（高大夫甚至說過，要把自己多年積攢的一千美元資助劉倩出書，披露艾滋病真相）。後來就接到劉倩一篇又一篇調查手記和照片。我沒退休時，我就編輯了，安排明鏡旗下網站和雜誌刊登——雜誌都是虧本經營，發不出稿費，但劉倩說，不掙稿費我也寫！不為錢，寫了才能讓世人知道真相。
　　（總有人散布說，你們抹黑中共、中國，都是拿了外國反華勢力的錢。這些人，自己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信條，根本無法理解世界上畢竟還有像高耀潔、劉倩、周浙平、譚松、胡杰、依娃……這些秉承良知來追尋並揭露真相的人的情懷！當然，我不指望能讓他們改變說法——能叫醒裝睡的人嗎？）
　　我退休了，便建議劉倩：何不開個專欄，您每月一篇萬字文？這樣，從今年2月開始，明鏡旗下《內幕》月刊開闢了“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當然，都是無法支付稿費的。前一段時間，我在我的博客上轉載了第一篇，下面是第二篇，發表於《內幕》月刊3月號。
　　這些文章，看了心情沉重，但是我建議讀者諸君看下去，這與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建設成就一樣，與中國眾多經濟、科技成就一樣，都是真實中國的一個側面。真正關心中國者，怎能對之閉上眼睛？從文中看，當地政府、社會團體逐步在加大對艾滋病患的救助，令人心暖；從劉倩拍攝的眾多照片，我也注意到：村民們穿的衣服都很不錯。但是，大錯已經鑄成，大禍已經釀就，無法挽回他們極其不幸的命運。這從一個方面警示我們：在中國，幾乎掌管一切社會資源和權力的政府，一個決策錯誤，會造成何等嚴重和深遠的惡果。


　　艾滋病村誰家是“最困難戶”
　　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二

　　劉倩，《內幕》月刊2019年3月

　　村主任李衛華領着我走訪村里“最困難戶”，並向我一一介紹情況。儘管我已經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疫情比預料的還要嚴重，還要令人心痛心驚，許多情境不是親眼目睹難以想像。在這個艾滋病村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艾滋病人，許多家裡躺着要死的人。剛進村，就被人攔着：“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哩床上躺着哩，去看看吧……”，都在訴說自家的困難。正值2004年春節期間，他們以為上級來發救濟了，這使我很愧疚……
跨越世紀之交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場殃及千百萬人生活和生命的大悲劇。但是許多年過去了，事件真相至今鮮為人知。逐家走過去——

　　第一家：男人死光了

　　第一家，李立功家。
　　“這一家公公、婆子、兒子、媳婦，全部感染艾滋病，男人死光了，袁香蓮是家裡頂梁哩。”村主任介紹說。香蓮是這一家的大兒媳。
　　袁香蓮的婆婆、李立功的母親泣不成聲：
　　我四個孩子，就冇（只剩下）一個小閨女。大閨女查出來艾滋病上吊自殺，撇下一個外孫、一個外孫女。這兒，三年裡頭死了爺仨，八個月裡又去了他弟兄倆。（痛哭）都是30多歲。小兒子發病喝藥自殺……為啥賣血？不是窮急哩麼！老天爺啊，誰會知道有這事，要知道會得艾滋病，給一萬也不去，拉棍要飯也不去啊……我60歲整了。我的命也到時候了，還能操勞多少年呢？這心裡過不了，我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小扳（夭折）哩，這不，倆兒，三十多歲，三十一、二，三十四、五，大閨女轉過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時候窮，俺孩子啥東西也沒有吃到嘴裡，現在吃到嘴裡就想着俺孩子，心裡難受……
　　我也去賣血了，身上有病毒。孩子他爸先走，拉肚子，肚裡不好受，治不好，那時候還沒有來查病毒，到今年都走了六年了。（脫下一隻袖子，給我看當年賣血的針眼）。賣血有十來年，開始賣全采，後來賣單采（賣全血，謂之“全采”；只賣血漿，將分離出來的紅血球輸回體內，謂之“單采”），都是一采兩袋子。在沈丘一開始就是賣單采，後來去過周口、項城、鄲城、淮陽、鄭州、開封……光血賣的有兩缸！那可真有！村里好些人都去過，就跟做生意一樣，你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憐！

　　袁香蓮是李立功的大兒媳，是家裡的頂梁柱。

　　李立功的妻子袁香蓮說：“我現在最擔心發病，我得為兩個兒子活着。一家男人死完了，都是因為艾滋病。”公爹最早發病，死幾年了。丈夫弟兄倆，去年一年裡頭死了。弟弟先死，是喝藥自殺，31歲_他兩口結婚一年就生氣離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過。弟媳胡紅回娘家還是沒錢看病，死在娘家了。老二建長聽說媳婦死了，也沒孩子，自殺了，去年二月間。
　　袁香蓮隨後說自己家：
　　孩兒他爹隨後也死了。
　　俺兩口檢測出艾滋病，就出去打工，到寧夏，我姨姐在那賣雞蛋，奔她去了。他發病了，不敢跟人說是艾滋病。後來鄰村晁莊人去了，跟人透露了艾滋病的事，說我們有病哩，我們是賣水果，就沒人來買了。丈夫急着回來，說回家喝口水也是好哩，臘月間他先回家了。姐留我，他們不知道我也有病，留我住姐家，不用租房。丈夫病重打電話我才回來，回來伺候他。到白集衛生院輸水，他不敢去，說：“不去，去那死得快些。”拉住他去住院，看到別的病人心寒，又說：“不能在這兒，還是老（死）家裡。”住了一月多，藥也不全，8月15號出院，20號死了。最後，扎針也扎不上，瘦得只剩皮了，瘦脫相了，鬼一樣，誰見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罷一個月，兒子都不敢進屋，到現在還不敢一個人進屋。
　　現在八畝地，就靠我一人了，婆婆也發病了。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來，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莊的。那莊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瞞着不敢說，那莊不出名，不像咱莊敢公開。

　　第二家：病人躺在庵棚里

　　第二家。六十多歲的孟憲友正發病，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躺着。
　　他家房塌了，大冬天，難過去。他老婆花英也賣過血，沒敢檢測。他兩兒子麥前麥後5個月裡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兒媳也是艾滋病，小兒媳娘家人領走了。“撇下五六個孫子孫女，大的十來歲，小的還吃奶，孫子輩兒里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孟憲友沒敢去檢測的老婆花英嚶嚶地說，算是對自己不去檢測的解釋。當時官方正在開展“拉網式大檢查”，但是出於各種原因沒有參加檢測的既往獻血員還有不少，所以究竟多少人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至今仍然是個謎。
　　隨後趕來的孟莊組長孟昭紅說：
　　憲友一家慘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個妹子，一大家子九個艾滋病！憲友是老大，老二兩口死罷了，撇下四個孩子，仨大點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閨女在陽光家園，房空了，孩兒們沒頭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單身光棍漢，窮，沒尋下老婆。老四現在也是單身漢，尋個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園，妹夫艾滋病死了，她又嫁一家，受歧視又拐回李竹園了。跟前仨孩子，名兒起得可好：錢龍、錢虎、錢鳳。倆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陽光家園。妹子回李竹園婆家也還是受歧視受氣。
　　——那讓他們回來唄？
　　回來？回娘家？娘家咋收？還有幾個孩子哩，淨負擔！他一家八九個艾滋病，吃誰的？各顧各還顧不住哩！都光聽上級撥款多少多少，見不着呀！前兩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贈的又哪去了？這不，房也塌了，想叫我去鋸樹給他蓋房——是哩，路邊樹，各家地頭上，當時戶家一棵2元買的樹苗，一畝地頭攤3-4棵，說是誰栽歸誰，後來又說都算公家的，私人不能動。他們想叫我去鋸，我說，不能。我要被拘進去了誰還能替你們說話？他們不敢，光叫我上！我說：他們得的都是艾滋病，你們去鋸唄，真拘進去了，我還能在外邊替你們跑跑。。
　　孟憲友蜷縮在被子裡，只露出一個禿頂，聽見我們說話，以為是醫生來了，頭並不伸出來——庵棚里實在太冷——蒙在被窩裡哆哆嗦嗦地說，趕快找本兒（艾滋病醫療本），給先生（當地對醫生的尊稱）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孟憲友死去，果真沒能過去這個冬天。

　　第三家：父子三口半年死

　　第三家，張月英家。
　　組長孟昭紅說：她公公她丈夫弟兄倆，他們爺仨，一年裡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說不清了，日子倒記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兒子腎積水，兩個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後出生的。她公公檢測出來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歲，她丈夫“本子”下來就死了，32歲，檢測出來才2個月……“一個婦女家帶三個孩子，困難得很！叫她自己給你說說。”
　　張月英就說——
　　我20歲結婚（1993年）就開始賣血，今年33歲。出去打工三年。我在山東一家電子廠打工，做小零件，一月工資700元，丈夫在建築隊干泥工，每天25元。家裡檢測艾滋病時候，婆婆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但我倆沒回去參加檢測，想着不會有事。2005年3月，發病了，自己找到當地市防疫站要求檢測，檢測出艾滋病——在山東威海邊戎城檢查的。全家測出三人艾滋病（他倆加兒子）。醫生很同情，給我們每人100元，共300元，說：“回去看病吧，我們這裡沒有抗艾滋病病毒藥，你們河南上級救助了額幾百萬，有藥。回去治好了再來打工。”
　　4月回來在白集衛生院住院，主治大夫胡萬廷、李昭。自費買藥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縣藥店買藥花3萬多元。埋葬丈夫費用1000多元，細算：衣服125元，待娘家客2桌380元，煙100元，棺材550元是貸款，共計1050元。火化費用，到鎮民政問了，需要1100元，沒有這麼多錢，沒火化。現在賣豆子還埋葬費。
　　現在生活很困難，跑了一個月了，縣裡說叫去法院，縣委在法院接待。找過劉廣明副縣長，他負責貧困哩，找過公社張書記，都沒用。今天村里孟昭彬的娘死了，老死的，孟憲彬是他一門的，回來了，他是縣民政上的，副職，我也找了他一趟，他說“盡力反映”，現在放假了，過罷年再說。為了孩子我還得跑，靠大家、社員、領導幫忙。

　　張月英一個農婦帶三個孩子。

　　孟昭紅接着說：她丈夫死罷幾個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時候欠7000元。這邊埋罷，那邊債主就去他家拉東西，我去說說，吵啥！人家還有媳婦、小孩哩，還得過不是？說說，東西放下了，我沒去到時已拉走一三輪車罷了。農村就這情況——窮！
　　張月英說：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一個月。村里都說俺一年中家裡死了三口，其實只有半年。

　　第四家：山牆打洞羊被偷

　　第四家，孟昭友家。
　　在去往孟昭友的路上，村主任李衛華先向我介紹孟昭友家情況：他三個兒子都賣過血，老大兩口死了。大兒先死，大兒媳婦也是艾滋病，領着仨孩子——兩兒一閨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三個孩子就又拐回來了。大孫子才16歲，領着大弟弟14歲到廣州打工去了，跟親戚一路，。
　　剛進村，村人就告訴說，孟昭友家夜裡羊被偷了！“院牆、房屋山牆被打洞偷哩”，指給我看，壘補上的洞口泥還沒幹。院子裡曬着破棉絮，一間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頭住人，中間隔出一間“庭堂”，東頭養羊。孟昭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蓮英在家做鞭炮。
　　董蓮英告訴我：“大兒子叫平聚，要活着也有42歲了，屬兔哩。平聚死後，村里瀝瀝啦啦開始（死人）了。小灘李俺親妹子妮兒家，丈夫馬德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個剩下一個，剩這一個人帶九個孩子。都難着哩！俺這房子漏，才說想修修，人羊住一塊。羊不敢擱院裡，偷哩厲害，這擱屋裡，還是叫偷了！”
　　衛華問：就沒有聽見動靜？
　　“咋聽不見？聽見有動靜，趕緊起來，一看羊沒了，牆打了個洞！門拉不開，外先（外面）門鼻子被賊拴住了。好不容易把門弄開，院裡大門鎖着哩，一時找不着鑰匙，着急把門卸下來，門外頭，眼瞅着羊走遠了，攆不上了。家裡沒任啥了，就指望着這幾隻羊值個錢。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幹不了別的啥，就‘辮’個炮（把做好的散鞭炮，編成一掛掛鞭炮），一天辮三兩塊錢，攢聚着買個菜、買雙鞋，還得瞧病。走不動咋辦？……”

　　孟昭友帶着小孫子。

　　有人把孟昭友找回來了，他一臉折皺里都是憂思愁緒，蹲在地上，半天才說出一句：“沒想着賊會偷俺……”淚就下來了，一雙粗糙大手趕緊去抹。半晌又說，開門看見門口擱幾塊磚，要是出來早還砸死我哩……賊就是欺負我老了，家裡沒人。唉，沒想着這人老了老了咋恁難哩！快過年了，指望幾隻羊還賬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兒死了，今年媳婦也死了……老二在外邊有媳婦了，生了一兒一女，不敢對媳婦說（家鄉艾滋病情況）也不敢回來。一大家人家就這散了……。這時小孫子站在爺爺身邊，滿臉成年人的憂愁。

　　第五家：三個兒子全病亡

　　第五家，李可信家。
　　李可信是1958年入黨的老黨員。他的三個兒子一年不到全部死於艾滋病。在他居住的兩間小破屋裡見到他時，只見他滿臉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問他：“兒子的房子沒人住了，你怎麼不搬過去住？”——村主任領着我剛剛從他兒子賣血蓋起的新房院過來。
　　李可信說：
　　我住着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兩口。我73了，老伴72了。我食道炎，這幾天過年吶，心裡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這一步也沒辦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倆小的是今年收麥時死一個，不到20天又死一個，今年死倆。不到一年三個兒子都殤了。我有啥辦法?……哭死也沒門呀！
　　老人朝我望着的眼睛裡充滿了憂愁。自言自語般訴說着：老二老三媳婦把孩子帶走了，也不知道現在在哪兒？老大撇下三個孩子，老大媳婦也有病毒。老三家三個孩子，老二家兩個孩子。八個孫子女啊！誰管吶？沒啥活頭！說不出來……過一天說一天，還得干。
　　——你都幹什麼？我問老人。
　　“干建築，撂磚頭、合灰、掂泥兜子。不干咋弄呀？老婆還在床上躺着哩，她身體‘瓤’（弱）更受不了。”
　　我沒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面對老人那雙悲苦的眼睛，我沒有勇氣舉起手中的相機。
　　過罷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說食道癌。有人說：“生生是心疼兒子，疼死了。”

　　第六家：我是黨員咋會艾滋

　　第六家，孟憲禮家。孟憲禮也是個老黨員，2003年艾滋病死了，死時60多歲。大檢查時查出來，臨死還不承認，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咋會是艾滋病？”同一年他80多歲的爹也死了，緊接着他大兒孟慶來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兒孟慶營艾滋病也死了——他家一年裡頭出三口棺，兩年裡頭出四口棺，剩下仨娘們：孟憲禮的老婆瞎子自己過，倆兒媳帶着五個孫子女，老大兒媳有艾滋病，老二兒媳沒檢測。
　　孟昭紅告訴我：慶來還欠我錢哩，憲禮也欠。我都不說了，咋說哩？艾滋病人家都欠帳。人一死，都有人來要賬，我都勸說這事先不說先不說。人還算聽我的，我跑艾滋病早（為艾滋病人奔走），艾滋病人擁護。
　　——你為啥跑艾滋病的事？
　　孟昭紅說：死人太多了。我沒檢測出艾滋病，我賣過血。我弟兄仨，倆艾滋病，還有妹子兩口都是艾滋病，還牽連着小孩姨一家。連外甥都染上艾滋病，小孩子姨夫死罷了。還有我小大（叔父）小嬸都艾滋病死罷了，小大隻比我大幾歲，都死了，俺這親哩，三成去兩成了，光剩下小的老的了。我這一樣歲數的，就我一個好人了。我妹子春花兩口艾滋病，還有一個7歲兒子，也是艾滋病，母嬰傳播，春花19歲結婚後就賣血，這邊有親戚麼，妹夫也一起來賣。就因為這，我才一個勁跑艾滋病，死人太多了！現在不跑了，只為大家當幹部了。

　　第七家：四弟兄賣血染艾

　　第七家，張春蘭家。
　　張春蘭的丈夫李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李天臣、二哥李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現在53歲的張春蘭也已發病，臥床不起，她在陝西打工的三兒子趕回來照顧母親。
　　躺在病床上的張春蘭向我訴說：七年前（1998）六月初一（農曆）丈夫李天臣死於“怪病”，“當時不知道啥病，症狀跟後來說的艾滋病一樣，發燒、拉肚子……死那時小孩小，最小的還不知道哭哩。”張春蘭說，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藥，副作用反應太厲害，她“受不住”。
　　尹莊是艾滋病重點村，已經開始實施抗病毒免費治療，但是依從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一份關於河南艾滋病調查的專業報告中說：“抗病毒治療管理極為混亂。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關知識外，農民缺乏教育和基層技術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結果非常令人震驚，超過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藥，最為令人頭痛的是應該服用藥物的停止服藥，而目前還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堅持服用。在抗病毒治療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不久，就在當年，張春蘭去世。

　　第八家：白髮人送黑髮人

　　第八家，孟昭州家。
　　白髮人送黑髮人，56歲的孟昭州已經送走了兒子、媳婦、孫子兩代後人。他們都是艾滋病死亡。兒子孟憲生2004年死亡，屬雞的，34歲。孫子孟雪原死時候13歲。剩下的老兩口也都是艾滋病。
　　是孟昭州家的鄰居攔住了我，她說：你是上頭來的吧？來看看這一家吧！他家沒人，才上醫院去了，孟昭州拉着他老婆去化驗了。她化驗三次都沒確定，昨個黃昏說是艾滋病，不放心，今兒個到槐店（沈丘的舊稱）再查查，她腿疼，說是給孫子打針傳染哩。（後來村醫說，夫妻性傳播可能性更大）他一家兩年去了三口人，從去年到今年，少了三口人！
　　孟昭州家門戶大開，屋裡空空蕩蕩。
　　——你是他家啥人？
　　鄰居。
　　——叫啥？
　　徐平。看着這一家人可憐，我就來給你說說。都知道這家困難。縣裡來攝過影了，北京也有人來拍照片，記者來照照相走了，就沒有再來看過。孟昭州的孫子孟雪原，北京的大夫都看過，留得有照片，從小就是艾滋病，母嬰傳播，渾身爛，一小點就撮了撮了抓癢，血淌哩啦啦流，今年才死——他爸死罷8個月他媽死哩，他媽死罷8個月他死。孟昭州他兒子孟憲生原來是建築隊工頭，很能幹，為老婆看病十幾萬花光了。還想去北京，沒去到，被截回來了。後來他發病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比他媳婦死哩還早！現在人都死了。我沒染病，我沒賣血。我來到（嫁到這村）晚，沒趕上（賣血），要是趕上，也死了。
　　我最終也沒有見到這家主人孟昭州，2006年，孟昭州夫婦先後去世。

　　第九家：我死了孩子誰管

　　第九家。
　　李衛華對我說：“這一戶，只剩下一個老婆李桂芝，72歲了，她三個兒子兩個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個傻子。老二兒子艾滋病，媳婦艾滋病死罷了，領着仨孩子單另過。老三兒子艾滋病死罷了，老三媳婦走了，倆孩子撇下給她了。她這麼大歲數了還得負擔照顧幾個人，一個傻兒，倆孫子。苦得一個老太婆成天哭。”

　　李桂芝72歲了，還得照顧一個傻兒和倆孫子。

　　“我這眼都哭得看不見了。大兒，傻的那個，叫個堯兒。死的那個叫秋生。”72歲的李桂芝說。
　　老人帶着兩個孫子住老屋。屋裡除了床，家徒四壁。出了老屋走向後院，這裡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婦走了沒人了，現在我那傻老大在這住着。”李桂芝說，“今兒地還掃掃。你沒見，傻哩呀！不知道又去哪了，不定啥時候回來。他不吃飯不回來，吃飯一定回來。吃飯時候叫他？……吃飯，有時候叫他有時候不叫。他啥也不會做，不會幹活，一畝地我替他種着，不種吃啥？”
　　後院一所破屋，門楣上“大吉大利”四個字隨風飄搖，屋內空空如也。老太太看到當門一堆爛紅薯似乎很意外，說：“唉，這是俺那傻兒拾的壞紅薯，他啥都往家拾，又不能吃……”旁邊還堆着空瓶子、舊電線、生鏽釘子等等一些破爛。這時候傻大哥回來了，身後跟着一群看熱鬧的人。傻大哥一臉嚴肅，做大人物招手狀，走進院子，邊走邊問：照相的是吧？
　　眾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經地認真說道：就在這隨身照一個吧！隨身照吧！
　　眾人起鬨：隨身照，隨身照！不用換衣裳，不用換衣裳！
　　然後傻大哥進屋，蹲下，雙手托腮，守着一堆破爛做思考狀。
　　這時有人跟我說，別看這會兒老大傻，上學時候可是高材生，差幾分沒有考上大學，神經了。
　　李桂芝說：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歲了，沒有人照顧他我也照顧不了了……說着說着哭起來：我那秋生好孩兒……，那時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說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辦哩？還是死了，孩子死還不如我死了哩！人家勸我，你可不能這樣想，你死了，這些孩子連你的傻堯兒可咋弄？……我不這樣想，也沒法啊！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些孩子可咋辦哩，我的傻堯兒可咋辦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爺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一攤子這些孩子誰管哩？啥門兒哩……

　　第十家：誰把房子給蓋好

　　第十家，李洪臣家。發病的妻子閻秀榮躺在村頭那間屋山牆壁上寫着“互相關愛”的破舊的小土屋裡。屋裡光線很暗，好一會才看清偎在床頭牆角的閻秀榮。丈夫李洪臣抱着7個月的孫女，領我進屋後又出去了：“孩子不願在屋裡，光哭。”
　　閻秀榮開始訴說：在莊上男孩兒尋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難成媒。這孫女是老二兒跟前的，他在鄭州飯店打工，自談一個，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騙過來哩！”說這句話時聲氣格外重，直言不諱。婚前先懷孕，媳婦生了孩子就走了。說“蓋房就留在這兒，不蓋房不留在這兒”，哭着走哩，說“就是要飯回來也得有個屋呀”！
　　“你是政府，”閻秀榮用手指着我：你說，這媳婦走了，房也沒有，他（指她兒子）不學壞，不偷人家？丟人呀，丟中國哩人！你政府不怕丟人？我上北京幾趟了，跪幾十跪了，跪過政府領導，跪過地鐵站、地下道……反正說不清是哪，跪下。頭一回去20人，二一回7個……回來後死了幾個了。“誰叫（把）房子給我蓋好，殺了我也願意！”閻秀榮這句話幾乎是喊出來的。
　　很久之後，在我一次次整理自己的田野手記時，我才聽懂了閻秀榮這句話中關於“房子”、關於“兒子媳婦”的含義，傳宗接代延續血脈，那幾乎是中原農民生命意義的全部，也才體察到她彼時絕望的心境。理解默契需要生命的經驗。
　　2006年10月15日，閻秀榮去世。埋葬了閻秀榮的墳墓，不是在老墳地，而是在自家的責任田裡，這是他們家埋在責任田裡的第一座墳墓，按照當地風俗周邊插着一圈白旗，叫做“占老營”。

　　第十一家：全村最老的人

　　第十一家。
　　李郭氏是全村最年長的人，現在躺在床上已在彌留之際。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名字，戶口登記“李郭氏”。有人說她98歲，有人說她100歲、106歲。李郭氏有2個兒子，因為窮，只給大兒子娶了媳婦，小兒子沒尋上媳婦打了一輩子光棍，2004年50歲，艾滋病死了。大兒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李郭氏的四個孫子女，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當年李郭氏做主，用孫女給大孫子“換親”娶了孫媳婦，她的小孫子也像她的小兒子一樣娶不起媳婦，一輩子“光漢條”，賣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孫子跟前一兒一女，李郭氏已是四世同堂。
　　站在病榻邊上的李郭氏的兒媳一開口就說：你看難不難，這一圈子！
　　——你說說，怎麼難？
　　我是她媳婦，70多了。現在俺一家就四口：俺老兩口、俺娘、俺這個沒尋上媳婦的老二兒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呀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歲了。俺這個孩子，也就是她孫子，娶不上媳婦跟着俺過，還有病毒。你看難不難！
　　她的“沒尋上”的兒子、李郭氏的孫子就站在一旁。我問他，今年多大歲數了？
　　答：45歲。
　　咋染上艾滋病毒呀？
　　獻血。1995年，1994年，就那兩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着旁邊一座破屋說，那是俺叔的屋，俺叔死三年了，他也是沒尋上媳婦打一輩子光棍，家裡沒人了。去年在那屋餵四隻羊——別人看俺家困難，送的，拴屋子裡，沒有院子，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楊樓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塊，賊叫門別開，牛偷跑，人打壞！
　　他的母親、李郭氏的兒媳又說：你看難不難，你看看這一攤子，看看這房子破屋漏頂！難得很吶！
　　這一天李郭氏被“換親”出去的孫女回來看望病重的奶奶。這時她說：俺哥沒尋上媳婦，俺叔叔也沒尋上媳婦。就是沒尋上，才想這個辦法。
　　——想啥辦法？
　　賣血麼！家裡老人還得管她吃吧？家裡老的老小的小。俺叔俺哥都沒有尋上，不就是因為窮麼！
　　——你今年多大了？我問她。
　　41歲。
　　——你當時賣血了沒有？我問話時已經不像初來那麼忌口了，直截了當。
　　賣了。那時候都賣。回答也直截了當。
　　——說你是換親……？
　　不是換親，是轉親，幾家子轉的。我出嫁到土樓，有四五里地。
　　——你當時怎麼想的？
　　那能怎麼想？俺哥不是尋不上麼，倆哥都尋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作難麼，可憐俺娘，可憐俺爸，給俺哥換回個嫂子，讓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齊了麼！
　　——你現在在那過得好嗎？
　　我過得也不好，命運賴。
　　——咋回事？
　　兩個丫頭沒有兒子！
　　換回來的孫媳婦王秀平，這時坐在院子裡插炮捻。她說——
　　一想着閨女出去打工，心裡就不是味兒。家裡窮，上學先顧男孩。閨女為上學哭幾回，10歲才上學，上到初一，學習成績好，沒錢沒法上下去，退學到廣州打工去了。當年為計劃生育罰款去賣血，現在為孩子上學安炮捻。就這，俺閨女還是沒有上成學！他爹有病不管幹，大我十幾歲哩，他是拿妹妹給我哥換親娶的我。兄弟到現在也沒尋上，愁人。
　　——你呢？身體還好吧？
　　我也賣血，也有病毒。

　　第十二家、第十三家……

　　第十二家，朱老五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正在給丈夫輸液。幾天后丈夫去世。朱老五死時36歲，身後留下2個未成年的子女和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就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聽到中原鄉間那個令人心酸心碎的詞語：“偎頭”——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單使他自己的一雙兒女沒有了父親，還使他原先收養的已經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幾個孩子，也沒了“偎頭”。

　　朱老五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給丈夫輸液。這張照片拍攝幾天后丈夫去世。

　　第十三家，李廣平夫婦均因賣血死亡。
　　他們兩個兒子外出打工，32歲的女兒李愛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李愛玲說：當時俺家五口人，倆弟弟還小，爹，娘，我，俺仨都賣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媽死哩早，死在賣血床上了，不是單采，是全采，她賣血早，分罷地（實行承包責任田）就開始賣了，槐店醫生說是“進空氣了”，賠安葬費千把塊錢。
　　李愛玲的媽可能是尹莊最早因賣血而死亡的人。於是我問她：你媽叫啥？女兒竟然忘記了媽媽的名字：叫……想不起來媽叫啥，叫個……王啥英？沒聽人喊過她名字。
　　她接着說：
　　我十六七歲開始賣血。先是在山東打工，俺媽死罷以後，也去賣血。2000年在馬延東家院子裡查出艾滋病。檢測後不敢去看單子，過了年“本子”（艾滋病醫療卡）下來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歲結婚，那時候已不賣血了，婆家是西張莊，離娘家3里。第一胎生個女兒，一直發燒，低燒拉肚子，6歲死了。我自己私下懷疑是艾滋病（母嬰傳播），不敢說，至今不敢說。婆家不要我了，只好回小李莊娘家，兩個弟弟外出打工，家裡也沒有外旁人。現在這個小女兒張明潔，4歲了，檢測過了沒有艾滋病毒，沒敢吃過我的奶。丈夫還行，有時來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棄。
　　村人說，她的丈夫已經被感染艾滋病。

　　第十四家：重組家庭

　　第十四家，是一戶“重組家庭”。
　　馬延東，妻子艾滋病去世，他的弟弟艾滋病去世，現他與弟媳許蘭重組家庭。“村裡有幾家這樣的情況，都是艾滋病人，一家男的沒了，一家女的沒了，合攏一起過，相互有個照應，誰也不嫌棄誰。”村主任李衛華說。
　　他們正在建房。馬延東說，現在正蓋的房子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兄弟13歲的兒子。“給孩子蓋房子是早晚的事，沒病早一天晚一天沒事，得了這種病，得抓緊！”現在親戚都不走動了，蓋房沒一人來，一般情況該來幫助一下。
　　馬延東講述當時的情況：
　　我原來是反對賣血的，開始是她（妻）賣血，婦女見錢親。俺家賣血是因為母親老了（去世）欠了二三百塊錢賬。
　　送她上血站，開始也是試試，賣了六七次，我也跟着賣了。我計劃生育好，倆孩子就絕育手術了。老二（弟弟）賣血是為計生罰款，他家玉強小，罰800多元，他家是為交計劃生育罰款賣血。到1995年下半年國家砍血站，1995年、1996年私人血站開始多了，感染人也多了。1999年老二發病，2000年死了。為治病現在還欠着賬，借親戚的、鄰居的。小孩媽2001年發病，當時治療條件不好，發燒控制不住，當年就死了。我老婆死後，她（當時的弟媳現在的妻子）那邊有想法，想讓我管她的閒事，就是幫她幹活，操她的心，共同生活，現在蓋房就是幫她。我說你該走就走（嫁人），那怕幫你幾千塊錢哩！後來爺兒們家也都勸我，撮合，就一起過了，組合家庭，也叫重組家庭。從2001年起，在一起三四年了，她不用操外面的心了，種子、化肥，都是我管，我不操家務的心了，不用作飯，她管。她也有艾滋病，互不嫌棄。我們都發過病，症狀就是乾咳、肺部感染、皮疹、抓爛流膿……村里還有組合家庭，馬恆和金貴，也都有艾滋病。
　　馬延東說他多次向上反映當地艾滋病疫情，早期上訪，“7.15事件”都涉身其中。“縣裡楊局長來，說我是初中畢業，高中水平。”他找出家中上訪的文字材料，竟是厚厚一疊。“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事很嚴重，往上反映，開始群眾還不理解，還砸我的門哩，不願叫人知道有病，嫌丟人。”
　　最早一次來檢測就在我家院裡，2000年參加檢測200人，查出80多人。開始保密，不給群眾化驗結果，後來幾次到防疫站討要化驗單，也都是單獨去，各取各的，保密，說是“隱私權”。還有的當時不敢叫本人知道，怕承受不了。有人一知道得了艾滋病，嚇得哭，也有人知道後幾天就死了，嚇死了。楊玉仙縣長，衛生局鄭局長、市政府秘書長都來過，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6月拘留我時，還說我反正沒少給政府找麻煩。“7.15”為萬家樂的事，抓了我八天，不是病嚴重回不來。在拘留所我拒絕治療，白集鎮醫院去帶着氧氣，李院長打電話要我配合治療。現在我這是批捕，保外就醫。“反正我房子已經蓋起了，沈丘縣就像在火山口上，做炮都會配炸藥，惹急了我50塊錢就平了它……不花一個也能平了它！”

　　家家戶戶血盡淚不干

　　第十五家，“這就是全村年齡最小的獻血員的家。”村主任李衛華告訴我說。
　　最小的獻血員李學民早已死去，死時才十六七歲，當年賣血時才十來歲。這時他的哥哥李學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經發病多次。他們的父親也已經因為艾滋病死去。他們的媽媽王秀英，一塊舊布包着頭，腳上兩隻布鞋一樣一隻，都破舊了，扎着褲腿，坐在機器後邊辮鞭炮。衛華對她說，跟劉老師說說罷。她就開始說，不時抹去眼淚：

　　李學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他弟弟是全村年齡最小的獻血員，已經死去。

　　那時候全家人都賣血，我賣哩還多哩，結婚三十年，賣血二十多年，不說幾十缸，也有十幾缸，拔了針就像“過陰了一樣”，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過來。我沒去檢測，不敢測。也不是不敢，是……不去不疑慮，不了咋着哩？孩他爸殤了；小兒殤了；大兒這樣，床上躺着；閨女婆家是楊莊哩，也不敢去化驗。我不去化驗，家裡看病花那麼多（錢）了，還有幾個小孩那麼小，我再有病，還指靠誰哩？這心裡頭呀，沒乾淨過一會兒。坐都坐不穩當，這心裡不是味兒，十冬臘月里，照護兒子呀，我這一輩子操的啥心！我看見這……我心裡……吃都吃不下去。
　　俺大兒子躺了一年，小兒子也沒照護過來，那時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病。學民開始沒有賣血，是鄰居李懷交來喊他。李懷交光棍一條，全靠賣血生活，賣血太多了，到後來化驗成陽性了，驗不上了（檢驗不合格，賣血不被允許）。血站說：“找一個新人可以帶（捎帶、允許）一個老人採血”，李懷交就帶着學民去賣血，他成天來喊俺學民……
　　學民賣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李懷交2001年臘月發病受不了罪喝藥自殺了；學民2000年在馬延東家第一批就化驗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村里人都替他可惜：“還沒有成媒哩……”。借錢瞧病現在賬沒還了。
　　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驗，聽說化驗出來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裡，集中炮崩了！都不敢去，俺小李莊就去了9個，都化驗出來艾滋病。叫百順娘去，急哩她直擺手。第二批化驗哩多了，全尹莊一次查出300多！學功媳婦來時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誑（哄騙）來了。”媳婦好，對學功侍候哩好，學功吃不下飯，媳婦勸他，背地裡淚不干——有仨孩子哩。大兒子怕是過不來了，CD4細胞剩60了（CD4細胞，是艾滋病檢測中一項重要指標，正常值為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輸點水，唉，有啥藥哩？管乎（管用）的藥這兒村衛生室沒有，白集鎮衛生院也沒有。急了（病情危急了）就賣點糧食買點高價藥。要是兒子死了，媳婦再走了，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驗，外甥也都不敢來……
　　王秀英一邊啪嗒啪嗒踩着機器“辮炮”，一邊訴說，平靜，悲苦，無奈。

　　就這樣一戶一戶走下去。
　　——這一處空房院是李鋼定、李鋼金弟兄倆的，這邊屋是哥的，那邊是弟的，他弟兄倆和他們的父母都賣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還沒有結婚，哥哥的媳婦走了，這一家沒人了，絕戶了。
　　——這一家，李合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蓋新房，房起來了，門樓還未及作頂，合成發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個老娘，八月間也走了。
　　——又一處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剛將房蓋好，就畢（死）了。”門楣：鴻程萬里，喜祿壽福；對聯：霞光映照幸福家，彩虹降臨新宅院。
　　……
　　村里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誰家最困難。那麼多家人去屋空，已經絕戶。
　　（照片均爲作者劉倩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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