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参加文革有两个突出的原因：一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二是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两个原因看似不同，实质上都与自身有关：红五类及其子弟要保住已有地位、争取更大优势，非红五类及其子弟要争取打“翻身仗”得到社会认可


　　老高按：2016年在加州举行的文革50年国际研讨会上，认识了美国社会学博士、得克萨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乔晞华，并研读了他的专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后来我当《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时，请他当嘉宾接受访谈，从南京市中学红卫兵打死一位年轻工人的具体个案入手（打人凶手都是他中学的同学），论及何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无人追究，而南京这桩血案的参与者竟酿成社会风潮，凶手被追究和惩治（虽然处理很轻）；更请他畅谈以社会运动学理论分析文革实践，如何看待文革实质等等大话题。做了三期节目，每期一小时，对我很有启发。
　　昨夜收到他发来的一篇文章，介绍他与他的导师、美国社会学家James Wright合著的一本书的中文版。转载如下，供更多关心文革和社会运动的读者参考。
　　过去谈文革，比较多地聚焦于毛泽东的意图、中共权力层不同派别的权力和路线之争；对于从群众运动的层面反思和研究文革，虽然民间有了很多回忆录和研究成果，但学界精英重视不够。这本书或许能够多少弥补这一相对薄弱的领域。我没有读过此书（作者给我发来，但还没有来得及拜读），只从这篇介绍文字看，其中有些观点，我觉得值得商榷，读者诸君或许见仁见智。若有读者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此书的信息包括订购信息，可在谷歌等搜索引擎上键入“世界华语出版社”即可检索到。


　介绍《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
　　
　　由美国知名社会学家James Wright和华人学者乔晞华博士合著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中文版，简称《运动》）近日由美国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运动》一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这是继两人合作的“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译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又一力作。

　　《运动》的第一部分简述了具有代表性的12个省及军队的文革群众运动。第二部分讨论了群众运动的动员（Mobilization）问题（即民众为什么参与文革运动？他们又是如何动员起来的？）最后讨论了群众运动为什么会分裂，又是如何走上自毁道路的。
　　中国大陆当时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为什么《运动》只分析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情况？这就涉及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代表性问题。如果试图对全国的文革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应包括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否则就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对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全面论述，会有难以深入的问题。在研究中很难做到既涵盖全国各地的详细情况，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一对矛盾，很难同时兼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抽样。该书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解决可靠性和样本大小之间的矛盾。
　　《运动》对省、市、自治区的分类，采用三个方面的客观指标共计10个变量：（1）经济、人口、政治、地理方面；（2）局势稳定性方面；（3）群众运动发展方面。由此得到了七个类别（以下为行文简便期间，将省级行政区划，统称为省）：
　　北京和上海属第一类，即中央直控类；
　　第二类是群众运动发展较成熟的省，共有14个省，如湖南、湖北和江苏；
　　第三类是早期造反类，有6个省，如黑龙江和内蒙。虽然这些省的革委会成立得较早，但是它们并不安定，反复较大；
　　第四类是边远地区类，共有4个省，如云南和西藏。此类省区从文革而言，在全国的地位并不太重要；
　　第五类到第七类都是特殊类。第五类，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其他省不尽相同。虽然中央文革对天津的控制不如对北京和上海那么直接，但是陈伯达和江青等人能够直接干预。这些情况使得天津既有别于其他省，又有别于北京和上海；
　　第六类，特殊类：青海省，是由该省的特殊性造成的。青海省以其“二.二三事件”闻名全国。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依靠军区内多数军人的支持，通过非正常途径整倒并扣押省军区司令，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
　　第七类也是特殊类，只有新疆。新疆的文革以首府乌鲁木齐和建设兵团为两个中心，这在全国罕见。
　　《运动》一书从以上七类省份中挑选12个省进行了分析。虽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省，但可以较全面地代表全国的文革情况。

　　作者对民众在文革中为什么参加群众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收集到了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按当时的行政划分）的1670名有效的受访者回答。问卷调查共有10个问题：（1）文革开始时所在地（省、市）；（2）出生年份；（3）性别；（4）家庭出身；（5）政治面貌；（6）职业；（7）参加群众组织情况（多选）；（8）群众组织属于社会哪一大派；（9）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10）是否因参加群众组织受到审查和迫害。
　　研究发现，关于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有两个突出的原因：一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二是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自身的处境。
　　在响应毛的号召方面，革干革军子弟尤其多。工农子弟、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依次递减。在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方面，是按相反方向依次递增。这两个原因看似不同，实质上却是一回事，即都与自身的处境有关。作为红五类子弟，他们只要听从党和毛的号召，前途是有保障的。响应毛的号召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与红五类子弟的前途密切相关。而争取改变处境对于非红五类子弟来说，是非常实际的目标。文革前的17年里，中共执行的阶级路线，把灰五类和黑五类划为二等、三等公民甚至等外。他们在升学、就业、提干、事业发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尽歧视。文革的发动，使他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他们带着这一目的积极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个“翻身仗”。
　　响应毛的号召是红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防守性的动因，目标是保住他们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则是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进攻型的动因，旨在争取夺得自己以前所没有的权力和利益。两个动因事实上是殊途同归。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无形中分裂成为两大阵营：红色阵营和非红色阵营。无论民众参加的是哪个派别，他们都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而战，或者为了保持自身的处境而争。文革事实上是一场博弈，是以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与挑战现状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为主、以同为造反派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冲突为辅的博弈。
　　根据推算，文革中大城市里的民众参加群众组织的比例在53％～67％之间。在非省会地区，民众的积极略低一些，在43％～57％之间。农民参加群众组织的积极性最低，约占28％。
　　当人们谈论文革的群众组织或派别时，常会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词，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最常见的两个类别。尽管以前对群众组织的派别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全国各省级群众组织进行系统的分类。《运动》一书对全国77个省级的大派群众组织进行了定量分类分析。省级大派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同属于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而已。
　　根据对各省大派组织的分类，该书对各省的文革也进行了分类。有的省份主要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即“阶级性派别”的冲突。有的省份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即“派性派别”之争。也有少数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势基本上由一个造反派别控制。各省的文革进展情况，有许多不同。我们在分析民众参加不同派别的动机时，应该注意上述两类派别斗争的区别。
　　这样的分类有助于理解西方学者两个学派的争论。西方有学者认为，群众组织的分派与家庭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冲突派”。但是也有西方学者发现派别与家庭出身无关，而是与斗争过程有关。这派学者被称为“政治过程派”。文革中两派观点分歧的根源在哪里？与家庭出身无关的派别之争，通常是同一造反阵营里的不同派别之争，即 “派性派别”；与家庭出身有关的派别之斗，则是不同阶级阵营的对峙和冲突，即“阶级性派别”。忽略派别斗争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类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是造成西方两派学者不同观点的原因之一。
　　“社会冲突派”没有充分注意到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内斗，因此没有意识到文革中的派别斗争不仅有既得利益者与挑战者间的斗争，也存在挑战者之间的内部冲突。“政治过程派”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片面强调运动的多变过程。真实的情况是，文革是一场博弈，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与作为挑战者的激进派的斗争为主，挑战者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冲突为辅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博弈。因此，《运动》用“两类派别斗争”（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来解释说明文革中的派别斗争。这一观点可以称为“两类派斗说”。

　　文革对民众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根据推算，民众因参加群众组织受整的面非常广。中学生和知青的受整率为11％～12％，其他民众的受整率达到23％～27％。换言之，文革后，约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或多或少地受到整肃。参加造反派的民众更是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出身好的、政治面貌属于红类的、曾为干部和科员的民众，受整率高于普通民众。
　　《运动》一书还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分裂和分裂的形式以及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既反对当局对造反群众的恶意妖化，也反对西方左派的过分美化，坚持对群众组织及其领袖给予客观的评价，为今后的民主运动提供借鉴。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当造反派获得一个大的胜利，他们立即分裂，陷入内战，造反派的能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但是造反群众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派从“清队运动”开始逐步丧失权势，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造反派们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造反派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成了挨整对象。在后来的运动中，造反派们尽弃前嫌，共同对敌，做最后的拼搏。这是为什么呢？造反派没有能够联合有多种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形势的误判。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了敌人，试图独霸天下。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败后能够迅速地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动》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出展望。文革结束后，中国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自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然，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推动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借鉴国外（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成功经验，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不无益处。“阿拉伯之春”因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而著称，并有以下3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无线”（Wireless）、“无领导者”（Leaderless）和“无阶级”（Classless）。“无线”是指“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的爆发，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体技术（英特网、脸书和推特等）催化并构框的。按照以往的经验，社会运动离不开有效能和有号召力的领导人。“阿拉伯之春”的实践却表明，运动的发动和发展离开领导者也能进行。“无领导者”对运动发展的好处是，能保护运动的精英和骨干。在专制国家里，传统的社会运动常因为运动组织的主要领袖遭到暗杀或监禁陷于群龙无首的困境。电子网络的出现，为社会运动的领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无阶级”指的是，参加“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抛开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为改变政权万众一心。未来中国的社会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先辈们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在《运动》一书中，作者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对文革中民众参加群众组织的程度、原因和目的，文革后民众受审查和整肃的程度和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采用数值分类法对各省的文革发展进行了定量分类。统计分析包括常见的卡方检验，费雪尔检验，对数回归模型，聚类分析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这在文革研究中尚属首创。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作者运用社会运动学中最新的理论论述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本书不仅理论性强，而且言之有据以实证数据为基础。作者力图为文革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做出贡献。

　　作者介绍

　　James Wright，美国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该校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美国著名学刊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主编长达36年，著有30本论著，300多篇学术论文，是贫穷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婚姻问题、控枪问题专家。他还是全美Horowitz基金会的公共政策董事会董事，并担任过国际著名的Scopus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社会和行为科学专题主席。他的学术代表作包括：
　　《国际百科全书社会和行为科学类》第1-26卷第2版主编。《枪口之下：枪械、犯罪和暴力》《社会问题：毒品》《带枪且危险的》《恶中之恶：城市贫穷》《无址游民》《契约婚姻》《环境的受害者》《在火线上：都市的少年、枪械和暴力》《失落的灵魂：现代美国社会的礼貌和道德》等。
　　乔晞华，美国Tulane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社会运动学、犯罪学、研究方法论、统计学。文革研究论著和论文：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博弈说：再探文革定义”《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究讨会专辑》，“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红祸》，“轰动南京的一桩红卫兵打死人案”《红墙》等。
　　其他著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傲慢与偏差：66个有趣的社会问题》《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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