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数”把握政局，他们很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精英列为打击目标。当下美国是不是正陷入了这一危险？


　　老高按：湖北民间作家、网上活跃写手熊飞骏的两篇文章，最近在微信上猛传。一篇《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其实不是最近写的，看内容，是在2014年11月央视推出红色电视连续剧《铁血红安》之后不久写的，他这个红安人，很愤怒故乡父老对这部“正能量”电视剧“过节似地奔走相告”，他写道：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
　　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文章很长，在这里我只简单摘要介绍。熊飞骏举例说，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等都是自己人肃反杀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跟国民党交战战场上死难人数。……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作者家族中有许多长辈是红色前辈，他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是被国民政府捕获枪决；四曾祖父是红区决策层常委，遭遇肃反，被同志战友用红缨枪在水塘里活活扎死。他爷爷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个子太小背不动刀枪，被安排在部队当号兵。爷爷有次下山去为红军搞子弹，被国民政府抓住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监狱当了四年政治犯，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被释放。没想到因祸得福，躲过了张国焘血腥肃反，才“给我家留下了一线血脉”，“当时我家所在的红五区，53名红军军政干部全被肃反镇压，没一个活下来”。

　　以上信息，只是今天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绍两篇文章之前要交代的作者背景。言归正传：熊飞骏的另一篇文章《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民粹》，在我几个微信朋友圈，引起众多读者的两极强烈反应——“好得很！”“糟得很！”有位叫关敏的作者，立即写了篇《驳熊飞骏的“民粹”歪论》。
　　好，我这里就转载熊飞骏的和关敏的这两篇文章。看看咱们这里的博友读者们会怎么说？


　　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民粹

　　熊飞骏，微信

　　英国是人类世界法治政府的鼻祖。
　　民主政治的鼻祖则是美国和法国。
　　美国自从走上民主之路后，民主政治一直稳步前进，虽然出现过很多问题，但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动荡，更没出现民主的倒退，直到上升为这个星球的文明领袖。
　　法国民主则一波三折，从1789年民主大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民主政治一直没有真正起步，中途甚至发生过三次王政复辟。1794年的罗伯斯庇尔专政则比王权专制还要野蛮百倍；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毁灭了一切理性的东西。
　　法国直到今天，民主政治仍潜藏着相当大的风险。
　　1789年人类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法国发生了民主大革命；一是美国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法美两国走上民主之路的时间相近，为何美国民主稳步前进法国民主一波三折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
　　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
　　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
　　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数”把握政局。
　　“平庸的多数”很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精英列为打击目标。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死后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有效地防范了民粹的做大做强。
　　一是在条件不具备是没有贸然实行普选。早期选民有财产资格限制，黑人五分之三的代表权由白人行使，妇女直到1820年才获得选举权。
　　美国前期对选民作出“财产资格限制”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搞什么“富人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民主理念。
　　一个连基本生计都没有保障的人，很容易为了急功近利而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甚至于为了几美元小钱把选票卖给他人。
　　我国的村官选举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
　　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恒产者有恒心，更容易对政府的滥权尝试说不。
　　迟迟不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仅仅是歧视女性，而是民主的幼年时期最怕感情用事。妇女的感性成分又远远大于男性。
　　美国先贤的性别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1820年美国妇女赢得选举权后，居然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差劲的浪子总统哈定。
　　哈定风流潇洒见了女人嘴里能流出蜜来，很容易感动女人的芳心，绝大多数女性选民把选票投给了他。
　　女性选民占了选票的半数，男人就算知道哈定很混蛋也无力回天。
　　哈定上任后只对女人和胡闹感兴趣，治国安邦的正经事一样也搞不定，联邦政府在他治下成了一个笑料。
　　所幸美国的民主政治此时已走向成熟，能有效制约混蛋元首的负面行政，美国才没有被哈定总统祸害得伤筋动骨。
　　如果哈定式浪子在麦迪逊前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的民主政治极有可能被他玩进坟墓，美利坚合众国在他手里铁定解体。南北战争前浪子若当选，就算联邦不解体，也铁定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为了平衡“平庸多数”的选票优势，美国实行“两院制”。参议员资格比众议员高得多，参院拥有除财税外的最后立法权。
　　美国的选举制度很容易把各个领域的精英推上领导岗位。
　　为了防范“平庸的多数”影响政治精英的理性决策，美国议会允许普通公民旁听，但不允许非议员公民在议院演讲，有效地防范了高分贝的院外声音盖过理性议政的院内声音。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主席华盛顿制定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严格保密，防止外面“平庸的多数”干扰制宪代表的提案和讨论。如果没有这一条保密纪律，《美国宪法》也许完全是别一个模样，美利坚合众国也会难产。

　　民主法国的制度设计，则为民粹政治大开方便之门，推动民粹力量做大做强。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的第一步就是制宪。
　　美国制宪会议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制定出了人类世界含金量最高的《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很长寿，直到领导仍是美国政治的灵魂。
　　法国制宪代表则争吵了两年多时间，才在1791年制订了第一部宪法。
　　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呢？
　　因为制宪代表的讨论经常被院外山呼海啸的民众干扰，无法安静下来理性并连续议政。多数代表的意愿都被院外“平庸的多数”裹胁。代表的第一本能就是讨好民众，依据“平庸多数”的好恶而不是千秋大计在议院发声，否则不但会失去代表身份，还会被平民革命的铁拳砸个里外不是人。
　　法国1791年宪法一开始就给予了全体法国公民普选权，所有生长在法国的“能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议会实行一院制。
　　条件不成熟时的“贸然普选权”和“一院制议会”为民粹政治提供了最肥沃土壤。
　　法国一院制议会很快演变成“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长寿的《美国宪法》相反，《法国宪法》很短命。1791年宪法只存活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被1793年宪法所取代。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法国就要重新制订一部新宪法，代表性的有1848年宪法和1958年宪法。
　　1848年宪法是在法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制定的一部民主宪法，可因“贸然普选权”造成民粹力量泛滥成灾，多数选民居然把有强烈王政复辟倾向的小拿破仑选为总统。
　　那时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法国农民可不懂什么民主自由，只知道怀念拿破仑时期的土地革命成果。因为对伟大领袖拿破仑的热爱，就把选票投给民主的克星小拿破仑。
　　拿破仑就任总统后，不到一年就玩大倒退，在法国复辟帝制。
　　玩帝制复辟法国居然波澜不惊，因为多数农民选民都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这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
　　民粹政治是强人政治的直通车。
　　罗伯斯庇尔、希特勒、查韦斯、普京等民主政体下选出的独裁狂人，都是民粹力量推上去的。
　　现代社会的独裁狂人都是善于操纵民意的权谋高手，玩起“人民”招牌出神入化，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平庸多数”奉为不劳而获的人民大救星。

　　二战后全球兴起了非殖民化运动，亚非拉殖民地纷纷赢得独立。
　　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初普遍采用了民主政体。
　　多数新独立国家采用的民主政体模式不是美国式，而是法国式：全民普选，一院制议会，为民粹政治大开方便之门。
　　结果亚非拉多数新独立国家走向了民粹政治，并进而倒退回强人独裁。
　　殖民地民主最成功的国家是印度，区区297万平方公里领土养活了12亿人口，居然没发生过大饥荒和军事政变。但民粹政治一样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厚重的阴影，严重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和进步。
　　南非在白人专政时期是非洲经济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自从实现全民普选黑人当家作主后，这个国家也深陷民粹政治陷阱，经济和文明水准连年大倒退，昔日的繁荣成为昨日黄花。
　　津巴布韦是民粹转向强人独裁的典范。这个非洲的面包篮，在英国殖民时期人民丰衣足食，今天则倒退为非洲最贫穷国家。货币通胀了上亿倍。国民穷得只剩下“钱”，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可多数妇女儿童高度营养不良。

　　美国的成功就是远离民粹。
　　美国自1920年后实行全民普选，但民民粹力量一直没有因为普选的来临做大做强。这要归功于美国的传媒制度。
　　美国传媒是全球自由度最高的媒体，也是独立性最强的媒体。
　　在民主政体国家，政府是民粹力量成长的最大推手。政府一旦与民粹结合就会转轨到强人政治。
　　美国制度规定：媒体只能私营，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执政党都不能办媒体，不能拥有哪怕一家报刊电台电视。
　　不仅政府执政党不能办媒体，从总统到州长等各级政务官还不能随便在私营媒体发声。
　　美国总统或州长竞选，如果某候选人花巨资买得某电视台发表竞选演说，该电视台必须同时免费邀请其他竞选对手同台演讲，否则就违反了公平法则，属违法行为。
　　私营媒体是冲着利润来的，在任政务官要在某媒体吸引人民眼球就必须掏钱，但政务官不得用公款为自己做宣传。
　　政务官干得好与不好是人民说了算，自己没有发言权。干得好是职位要求，干得不好就要被无情抨击。
　　政府政党没有自己的媒体，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在职政务官又不能随便在私营媒体发声，使美国传媒完全摆脱了权力的干扰，成为全球独立性最强的媒体。
　　独立和中立是美国媒体的生命，没有这两条根本玩不下去。
　　美国有影响的媒体基本都是批评政府的，歌功颂德为在职总统唱赞歌者一家也没有。
　　美国媒体只有坚持“负能量”不动摇才能赢得订户做大做强。
　　1920年后美国实行全民普选，优势选票掌握在“平庸多数”手里，为何选出的议员和政务官多是精英，一直没有掉进民粹陷坑呢？
　　这就是美国传媒的功劳。
　　像美国这等幅员辽阔的大国，多数候选人选民并不熟悉，他们长得啥样主要来自媒体宣传。
　　能上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发声的人，多是一些文化水准比较高的社会精英，阿Q的粗话是很难上报的。
　　文化精英看好的候选人也多是精英，而不是阿Q小D王胡。
　　阿Q虽然看好小D，但他的声音别人听不到。文化精英的声音则能广泛传播。
　　在一个基础教育全免费的大国，“平庸多数”缺少创作才能，但都有阅读能力，能方便接受媒体人打造的候选人形象。
　　结果“平庸多数”也多把选票投给了精英，而不是投给自己熟悉的阿Q小D王胡。
　　美国两百年一直是平民投票精英执政，民粹力量成长的土壤一直很贫瘠。

　　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普及，不但改变了官僚国家历史的进程，也一样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自媒体对官僚国家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和进步的；但对美国的影响却以负面为主。
　　这就和化肥一样，对低产原始农业地区是进步的，但对高产健康的生态农业地区却弊大于利。
　　为什么？
　　因为自媒体使美国民粹力量抬头，使民粹上升为未来美国的真正危险。
　　阿Q小D在报刊杂志发不了声，但在自媒体很容易发声，并且他们的声音也一样能广为传播，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比文化精英传播得更快更广。
　　“平庸多数”没耐性读完文化精英富有理性和远见的长文，但阿Q“接地气”的口号很容易打动他们。
　　所以阿Q看好的候选人小D也一样能为广大选民接受；王胡也一样能当选为政务官和议员。
　　于是美国政府的精英比例在直线下滑。
　　老川能够当选美国总统，主要就是“平庸多数”的推举。他的主流票仓是中下层选民，精英阶层极少把选票投给他。
　　所以老川特别仇恨美国媒体，一上任就和媒体人干上了。
　　老川的当选，是美国民粹力量的第一次胜利。
　　自媒体不仅使美国政府“去精英化”，还极大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基础。
　　美国的传媒很少歌颂在职总统的，可歌颂老川的自媒体却数以万计。
　　权力是一个容易宠坏的顽童，政务官在一片颂扬声中很少不变坏的。
　　结果美国政务官的滥权越权趋势在急剧上升。
　　先前美国政务官没有能随便发声的言论平台。自媒体普及后，总统可以在推特上随时随地向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发表元首训话。
　　平庸多数都有“追随权力”的倾向。元首只要有能随便发声的平台，收听率自然远远高于非官非富的独立媒体人。
　　于是老川把自己的推特办成了联邦人民广播电台。
　　据说老川的推特粉丝超过五千万。
　　五千万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参加投票的选民只有一亿多一点，如果五千万多是美国选民，老川的粉丝就占了美国选票的半数。
　　所以老川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很高。
　　有五千万粉丝这个庞大基数，老川就算干得再差劲，连任的概率也一样很大。
　　如果老川能顺利连任，美国民粹政治就开花结果了。
　　在“平庸多数”的喝彩声中，美国精英们陷入了巨大的忧虑。
　　美国一旦滑向民粹政治，要想回头就得伤筋动骨。

　　不过悲剧是暂时的！
　　因为美国政体设计的高度理性，美国只会在短期内倒退，但不会长期大倒退。
　　美国政体就是一部不断纠错的机制。
　　1787年《美国宪法》并没给总统设置任期，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率先垂范至多连任两届。
　　在华盛顿道德力量感召下，此后一个半世纪美国总统都没突破两任两届的光荣先例。
　　但道德感召力量是有限的，只对道德感很强的人有效。
　　罗斯福总统骨子深层有专制倾向，就轻易突破了道德界限，一连四次当选总统，在总统位上一直干到死才罢手。
　　天老爷保佑罗斯福总统早早死掉，否则美国就不是美国了。
　　政治只能信制度不能信道德，随后美国即时修宪，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
　　尼克松是另一位有专制爱好的总统。水门事件取证完毕后，联邦最高法院向总统发出传票，被尼克松粗暴拒绝。
　　最高法院决定派法警去白宫强制执行。
　　尼克松的反应居然是听信一个狗头军师的提议，准备调谴空降兵保卫白宫，对抗法警的拘传。
　　区区几个法警肯定干不过空降兵。
　　如果这次调兵成功，美国极有可能滑向军事独裁。
　　天老爷再次保佑尼克松在关键时刻良心发现，没有下达那个危险的调兵令。
　　尼克松辞职后，议会及时修宪，限制了总统在国内调兵的权力。
　　美国以后应该会再次修宪，规定政务官不得拥有自媒体，就如政务官不能办报刊杂志电台电视一样。
　　美国政务官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仆人没有完全公民权，不能在主人家口若悬河对抗或诱惑主人。
　　政务官要想和人民平起平座，只有辞职不干一条路。
　　所以不用替美国担忧，你最应该担忧的是自己的事！


　　驳熊飞骏的“民粹”歪论

　　关敏，微信

　　熊飞骏在《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民粹》中说：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数”把握政局。“平庸的多数”很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精英列为打击目标。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苏格拉底死后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关敏驳斥：“古希腊民主很短命”不成立。早在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人民大会制度即民主制度。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侮慢本国的神被处死。公元前338年，全希腊臣服于马其顿。公元前322年起，雅典建立了寡头政治。公元前311年，马其顿统治者安提哥斯与希腊人达成契约，记录在大理石柱上：“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所有希腊人当借誓约联合以互相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自治。”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被并入罗马版图，但依然保留各个城市的共和制度。
　　熊飞骏反民粹的精英治国论的思想发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主张：执政者既不靠世袭和选举，也不靠暴力和欺骗，而是靠知识即“哲人统治”；他因反对全民民主被判了死刑。他的弟子柏拉图坚持认为：真理在哲学家手里，所以，国家应由哲学王统治；哲学家专政比民主更好。他说：一个人生病了，会去看医生而不是江湖郎中，因为医生是专家。同理，城邦国的管理应托付给哲学王。后人发挥说：“病人就得遵从医生的教导，医生是为你好；公民就得服从（哲学）王的统治，因为他们是善体。”柏拉图的第一个错误在于鼓吹人性善。因为：社会中还有许多恶人和犯罪分子，医生中也有败类，国王也有私利，并非善体，其第二个错误是忽视了人的自主权。病人可以选择医院和医生，但人民只能接受哲学王的统治。如果公民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哲学王的统治必然是暴政。正如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僭主政体必然都是暴政。
　　狼总是要吃羊的，羊群岂能信任狼？人类绝对不能让“圣人”来统治，不论他多么仁爱。因为一个圣人的统治就是毒菜啊，几只猎狗的竞争才能形成民主！希腊人宁愿自治，也不愿当羊群。古希腊罗马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专制君主是一个祸害；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已成了古希腊罗马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只可惜，希腊人的民主理念无历史条件完全实践。

　　熊飞骏说：黑人五分之三的代表权由白人行使，妇女直到1820年才获得选举权。
　　关敏驳斥：美国是1920年8月26日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一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是斯堪地纳维亚国家：1906年芬兰妇女争得投票权。1913年挪威妇女取得选举权。

　　熊飞骏说：美国前期对选民作出“财产资格限制”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搞什么“富人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民主理念。
　　关敏说：人类经历两种类型的民主制。古代民主的实质是战士共和国，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强大，公民作为战士必须为国家出力，因此需要参政，公民参政就是古代的民主，其目的是把保卫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从而出现了杀苏格拉底的事件，因为苏格拉底破坏了雅典民族的多神信仰！
　　熊飞骏们不明白英美民主的实质。近代的欧洲民主的实质是纳税人民主，不是为了国家强大，而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保护个人财产不被随意剥夺，所以，国家收税必须同老百姓的代表商量以保证这些税款用之于民！所以，即使你烧毁了美国的象征物星条旗，也无罪！虽然近代民主借鉴古代民主的许多形式和内容，其本质上却是纳税人的民主，与精英就没有多大关系！以前把纳税人理解为直接纳税人，直接纳税人的民主就是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当代把纳税人理解为间接纳税人即所有的消费者都间接为国家纳税了，所以，现代民主就是全民民主！精英民主论暴露了中国人盼望大救星的软弱无能的祈求意识！

　　熊飞骏说：殖民地民主最成功的国家是印度，区区297万平方公里领土养活了12亿人口，居然没发生过大饥荒和军事政变。但民粹政治一样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厚重的阴影，严重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和进步。
　　关敏驳斥说：印度被公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诺贝尔奖得主Amartya Sen说，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矛盾。这与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个奇迹。这充分表现了民主对社会的和谐功能。印度没发生苏联似的大饥荒，充分说明了民主保障人权的功能。
　　所谓的民粹“严重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夸大其词！印度面积只有中国的1/3，人口却和中国相当，又处在热带，却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而且在制药和计算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印度政府要认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被熊飞骏视为民粹拖后腿，请听龙应台说话：“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很费时间。可是，你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国家的重大事务必须由全民公决，而不应被少数人或集团所左右。任何人或集团都不能以权势或暴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有保障全民公投，才能看到民主多元的真意。全民公决实施频率的高低标志着民主度的高低。从1848年开始，瑞士已经进行过570多次全民公投，这个数字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据利普哈特1984年的统计，从1945年到1980年间，在21个西方国家中，总计举行过244次公民投票，其中有169次发生在瑞士，瑞士赢得“全民票决之母国”的盛名。据统计，1900～1950年间，联邦级公民投票大约100案，平均每年两案；但1950～1985年的35年间共190案，平均每年5.43案。再加上各州要表决的议案，每个公民每年大约要对20多个问题进行投票。瑞士惯例，联邦公民投票1年举行4次，春夏秋冬各占1个星期日。瑞士这样一个全民民主国家也有近千年民主史。
　　熊飞骏的反民粹论与袁腾飞的“上等人民主论”和西方的“专家治国”思想很类似，会导致科学家民主论（哲学王统治）或机器人统治！机器人不会贪污腐败，拥有科学家的头脑，决策正确效率高，多好！儒家粉丝的精英民主论本质是“劳心者治人”的变种，就是劳心者（专家）篡夺了人民主权成了社会的主人，而广大人民成了专家的奴仆，这显然是反民主的。
　　其实，全民民主与专家治理并不矛盾。譬如说：你建私人的房子，你会选择质好价廉的建筑商来承建。在这个过程中，造价选择，对房子图纸的敲定，都是你的主权，建筑专家不过是依照合同实施而已。同样，全村选举出村长和村委会，由他们来当家做主，但他们不是专家；村里建设和村民看病肯定得请专家！村长和村委会只是敲定建设规模或者控制报销比例。当全村变为全国后，其民主制的价值观也是一样的。在这样民主体系里，全民民主和专家治理不矛盾。当代美国民主被理解为公民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给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总经理”，由他和他所领导的“经理班子”制定公共政策，实施公共管理。可见：现代西方民主已把公民民主与专家治国的理想实现了。军队、警察、文官、教育的专业化中立化就是专家治国，同时政府官员经过竞选上台就是全民民主的体现，民选政治与专家治国互补，带动社会文明在正义大道上不断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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