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性格具有不同的側面，他也有超越不了的局限。但我相信，在這短短的幾小時當中，我見到的，是他最有光彩的側面：他的正義感，他的同情心，他的襟懷抱負，以及重重障礙也阻擋不了的他迫切推動中國變革、精神更新的決心


　　◆高伐林

　　今天是胡耀邦的忌辰。一轉眼，胡耀邦離開這個世界已經30年了。但他被逼辭職、突然發病、猝然辭世……在我心中引發的巨大震動，好像就發生在昨天。噩耗傳出的當夜，我沉浸在悲憤之中，匆匆寫下一篇短文，回憶胡耀邦的一件小事，沒過幾天就在《中國青年報》頭版刊出，在那種輿論環境下，當然無法暢所欲言。來到海外後做了點增補又發表過，也曾在我的博客上登出。又過了30年，這件小事，在我心中依然清晰。重發於此，與各位分享。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工作，見過幾次胡耀邦，印象最深的當屬1984年8月29日那一次。
　　這天上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約幾位當時比較有名的中青年作曲家施光南、王酩、谷健芬等人，到中南海“一起聊聊”即將開場的超大規模中日青年聯歡的主題曲和音樂創作問題──用後來的時髦說法，就是“對話”。他下令讓具體承辦這場聯歡的共青團中央出面，聯繫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文化部、中國音樂家協會等幾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
　　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這個時候已經被提拔兼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按照胡耀邦的指示，也請了王震，因為他是中日友協的名譽會長；還請了軍隊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將軍，因為他不僅寫過頗有影響的《長征組歌》，還專門應邀為這次活動寫了一首主題歌歌詞。團中央幾位主要負責人自然更要到場了，王兆國不用說，時任團中央常務書記胡錦濤和團中央三把手劉延東都參加了，我這個參與聯歡籌備的小辦事員也坐到了中南海勤政殿內的環形會議桌旁。

　　那次會議，是在比較棘手的情況下召開的。說起來，一次國際青年聯歡活動的主題曲，竟要驚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親自出面召集會議來過問，這在外人聽起來匪夷所思，實在太有“中國特色”了。中日青年聯歡即將開鑼，再有二十來天，日本的三千青年就將分成四路浩浩蕩蕩抵達，但是這次活動的主題歌遲遲定不下來！許多作家、音樂家奉命辛辛苦苦寫了大量主題歌參選，但是送到團中央審查，在領導那兒都打了回票。我印象最深的是歌詞作家曉光和相當受歡迎的作曲家施光南合作了一首歌，放給我們幾個辦事人員聽，都覺得不錯，歌詞生活化，旋律也優美活潑，但是團中央國際聯絡部長賈棣鍔卻堅持認為不妥：“‘都是黑頭髮，都是黑眼睛，你來我往門對門，我們是近鄰……’這怎麼行呢？這是以膚色劃分親疏嘛！”已故總理周恩來說過“外事無小事”，這句話被外事部門奉為金科玉律，在他們眼裡，一首歌絕不是一部藝術作品，而是一面政治旗幟，一點、半點岔子都不能出。
　　他們以“政治正確”的理由，要曉光和施光南修改，兩人憤憤不平，不肯動手，事情就僵在那兒了。但是，主題曲定不下來，後面的環節就一律停擺：歌唱家、樂團、錄音棚都待命等着錄音和製作，承擔數萬冊歌曲集出版發行任務的四川出版社、印刷廠也停機等候，急得跳腳，幾乎是每小時來一個長途電話催問。更別說還要對數萬、數十萬參予聯歡的中國青年教唱、排練，還要翻譯成日文，讓日本來華的少男少女也提前學會……我作為具體經辦人員，也心急如焚。團中央將難題匯報到胡耀邦那兒，他發下指示，找大家來談一談，也親耳聽一聽眼下初選出來的徵集歌曲。

　　矮個兒的胡耀邦步履匆匆地走進會議室，一邊議論剛剛視察黑龍江的沿途見聞，一邊問各人籍貫學歷，聽作曲家王酩說是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眼睛一亮：“你們的賀綠汀院長還好吧？那個人，有點個性啊！你代我向他問好！”
　　人到齊後，我打開帶來的錄音機，準備先播放團中央負責人親自圈定試錄的幾首歌曲，沒想到施光南來了個“突然襲擊”。施光南那首“以膚色定親疏”的歌並不在這幾首備選曲目之內，他卻從自己兜里掏出了這首歌的磁帶，遞到我手裡，要請胡耀邦先聽聽這一首。顯然，施光南豁出去不惜得罪團中央，要請胡耀邦來評理。我瞥見，團中央包括賈棣鍔在內的幾位負責人臉色頓時不太自然。
　　胡耀邦當然不知這些曲里拐彎，催促著放出來聽聽，又在他面前桌上的歌譜中翻找，問：“這首歌的歌單子（歌譜）怎麼不給我呀？”幸虧我帶了一份，馬上遞到他面前。他掃第一眼就大加讚賞：“這歌詞寫得好！”舉起那張紙對著王震、蕭華等人一句一句念了一遍，又連連說：“很生動，很形象，這個歌詞很好嘛！”聽完這首歌的錄音，他又稱讚說，“不錯不錯，好聽！”
　　──施光南出奇制勝！

　　主題歌的徵集評選已經把團中央折騰得焦頭爛額，請胡耀邦聽歌審歌，人們確有請最高決策者拍板的意圖。他大概看透了大家“別有用心”，雖然聽完這幾首歌后他有褒有貶，話頭一轉卻說：“一首歌成不成功，怎麼檢驗？不是一個人幾個人關起門來圈定，拿出去嘛，看它在群眾中流傳得是不是廣泛，是不是久遠──注意：一個廣泛，一個久遠！”這話一下打開了“主題曲僵局”。但是，若不是最高決策者發話，誰又敢這麼拍板呢！
　　作曲家們的話匣子由此打開，談起了音樂界的風風雨雨，與其說把胡耀邦當成“知音”，不如說把他看成“青天”，可算有個機會來倒一倒滿腔苦水了。女作曲家谷健芬說，有人貶斥她專寫“流行歌曲”，胡耀邦一下挺起了身：“歌曲就是要流行嘛！怎麼，還有人專門去寫‘不流行歌曲’？不流行的歌曲還有什麼生命力？！”聽說《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支歌也被文藝界保守勢力視為“有問題”，他更有氣了：“這首歌又明朗，又優美，明明是好歌嘛！生活‘充滿陽光’還不好？──唉，到底是封建的東西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我們的事業危害更大喲？”
　　此前我們聽說王震是黨內保守派大將，此後還聽說他與胡耀邦關係牴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觀印象卻相反，王震居然表現得開通風趣，與胡耀邦一唱一和，聽到這兒他插言說：“生活不僅要‘充滿陽光’，還要‘充滿星光’──年輕人要談戀愛嘛！”後來他居然又大談起“凱恩斯理論”，談起“文化界是第三產業”，觀點且不論，他能吐出這些相當理論化的詞兒已經讓我納罕不已。

　　藝術家容易興奮，大著嗓門連說帶比劃；胡耀邦是性情中人，比藝術家還容易興奮，講到激動處，索性站起來推開椅子急急轉幾個圈。收入不公是個熱門話題，胡耀邦聽大家說一首好歌能讓歌星和發行商發大財，作曲家卻只能拿幾十元甚至幾元的零頭，又皺眉又搖頭，熱心地出點子說：“增加工資、提高稿酬，這都應該，但不能救急──你們想，工資改革牽涉到文化部、財政部、勞動人事部……稿費標準呢，也涉及出版、新聞等好多部門。我看，最應急可行的是獎勵，對好作品，重獎！”他轉頭，對這次會議的前一天才從雲南趕回來的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說：“你們文化部和音協研究個辦法，評上一等獎的，給作曲家一千元行不行？這不算多嘛。這次奧運會（當時正是洛杉磯奧運會結束沒多久，中國隊奪得16面金牌），我們政治局開會研究了，對奪得金牌的運動員每人重獎一萬元！一個人一生能參加幾次奧運會嘛！青年需要好歌，一首好歌給人民群眾無可估量的精神動力，是無價之寶呀！”他那口帶點辣味的湖南腔，流露出在中共高級官員身上很少看到的赤子之心和青春熱情。

　　看來，胡耀邦之所以願意過問中日青年聯歡主題曲，他着眼的也並不是一首歌的取捨，而是想“小題大作”，藉這個機會攪動攪動被黨內保守勢力把持得很緊的文藝界，推動體制改革，推動社會精神生活的開放。有一個細節不可不提。胡耀邦講到創作要繁榮，體制不改革不行，列舉了不少可以採取的舉措之後，不滿地說：“這些我去年就說過很多次，不聽嘛，要去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嘛！”聽到這兒，我簡直吃了一驚：怎麼，胡耀邦對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公然表現牴觸？！而胡耀邦大概也覺察到當著這二十多位同僚、下級和藝術家，這麼說未免失言，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見他刷地一掉頭，對周巍峙一指：“怪你自己！”
　　事後我想：他還真有點急智呢，這麼一聲“怪你自己”，就將批評的矛頭縮小到周巍峙一個人身上，避免了觸犯一大批氣焰正熾的黨內保守派。

　　無疑，胡耀邦的性格具有不同的側面，他也有他超越不了的局限性。但我相信，在這短短的幾小時當中，我見到的是他最有光彩的側面：他的正義感，他的同情心，他的襟懷抱負，以及重重障礙也阻擋不了的他迫切推動中國變革、精神更新的決心。

　　1984年9月30日，北京舉行大會歡迎3000名日本青年代表訪華，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向18,000名與會者揮手致意。（《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賀延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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