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幻滅後形成思想空缺，暫時由緬懷往日榮光來填補——川普呼籲採取孤立主義“讓美國再次偉大”；英國脫歐分子夢想讓英國成為獨立強權，彷佛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普京的願景是要復興沙皇帝國；而印度、波蘭、土耳其等等同樣也將民族主義與宗教傳統結合的懷舊夢想，形成政權的基礎。這些幻想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中東地區


　　老高按：有人對我總是寫很長的“老高按”不耐煩，批評說：讓人直接看你轉貼的文章就好，讀者可以自主判斷，免得被你的看法“先入為主”甚至帶到溝里去。
　　好，今天我就試一下，不多介紹背景，請各位先看下面這篇文章。
　　我相信這裡會有若干讀書人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和來歷。


　　理想的幻滅：從舊故事到新故事

　　人類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實、數據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簡單越好。每個人、每個團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話。但在20世紀，來自紐約、倫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講述了三大故事，號稱能夠解釋人類過去、預測全球未來。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義故事、共產主義故事，以及自由主義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法西斯主義故事，於是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為共產主義故事和自由主義故事的戰場。等到共產主義受挫，自由主義故事就成為人類了解過去的主要指南、未來無法取代的使用手冊——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裡是這樣。
　　在自由主義的故事裡，謳歌着自由的力量和價值，述說着人類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權之下，很少讓人享有政治權利、經濟機會或個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個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動。但是人們為自由而戰，一步一步讓自由站穩了腳跟，民主政權取代了殘酷的獨裁統治，自由企業克服了經濟上的限制，人們也學會了獨立思考、聽從自己的內心，而不是盲目服從偏執的祭司、僵化的傳統。寬闊的道路、堅固的橋梁、熙攘的機場，取代了城牆、護城河和帶刺的鐵絲網。
　　自由主義故事也承認，世界上並非事事完美，仍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掌權者殘暴無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國家，仍有許多公民忍受着壓迫、暴力和貧困。但至少我們已經知道應對這些問題的方法：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們必須保護人權，讓每個人都有投票權，建立自由市場，並儘可能讓個人、思想與商品在世界各地輕鬆流動。根據這服自由主義的靈丹妙藥（小布什和奧巴馬都接受了這服藥，只是各自稍有調整），只要繼續讓政治和經濟體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為所有人創造和平與繁榮。
　　國家只要加入這場勢不可當的進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與繁榮。至於想螳臂當車的國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們終於迷途知返，打開邊界，開放其社會、政治和市場。雖然這可能需要時間，但最後就算是朝鮮、伊拉克和薩爾瓦多，也能變得像丹麥或美國的艾奧瓦州一樣美好。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自由主義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聖歌，從巴西到印度，許多政府都採用了自由主義這一套，希望能加入歷史這波無法阻擋的進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當時看來就像是遠古時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信心滿滿地指責中國“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但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人民對自由主義這套故事越來越感到理想幻滅。壁壘與防火牆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貿易協議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來是民主體制的政府，卻在暗中破壞司法體系獨立、限制新聞自由，並把所有反對政府的舉措視為叛國。各國的強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羅斯）也嘗試着各種新的政治形態，從非自由的民主體制到徹底的獨裁政權，不一而足。今天，幾乎沒有人能夠再次信心滿滿地宣稱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2016年，國際社會發生的大事包括英國通過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着這波理想幻滅的浪潮已經到達西歐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義國家。僅僅幾年前，歐美還試圖解放戰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亞，但現在如果問美國肯塔基州和英國約克郡的人，很多人會認為這種自由主義理想並不受歡迎或根本無法實現。有些人發現自己其實喜歡過去那種階級制度的世界，就是不願放棄自己在種族、民族或性別上享有的特權。還有些人認為（無論是對是錯），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個巨大的騙局，是以犧牲民眾為代價讓一小群精英獲利。
　　1938年，人類有三種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選擇；1968年只剩下兩個；1998年，似乎只有一個故事勝出；2018年，這個數字降到了0。這也就難怪那些在近幾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義精英現在陷入了震驚和迷惘。只有一個故事的時候，一切毫無疑義，可以說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連一個故事都沒有了，就讓人驚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沒有了意義。現在的自由主義者所面臨的局面，有些類似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精英分子：既不知道歷史為什麼沒走上他們認為註定的道路，手中也沒有其他觀點能夠用來詮釋現實。迷失方向，讓他們覺得似乎末日將至，認為既然歷史沒有走上自己預想的美滿結局，顯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腦在無法查核現狀的情況下，就會預想最糟糕的情形。這就像有人一頭痛就覺得可能是腦瘤晚期一樣，許多自由主義者擔心，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類文明即將終結。

　　從殺死蚊子到殺死思想

　　隨着破壞性創新造成的科技顛覆步調加速，這種迷失方向、末日將至的感覺還會加劇。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建立於工業時代，管理着由蒸汽機、煉油廠和電視機所構成的世界。但面對現在的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革命，自由主義政治體系就顯得無力招架。
　　不論是政治人物還是選民，光是要了解新技術就已經很勉強，更別談要規範新技術的爆炸性潛力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可能是改變世界最大的一個因素，但領導互聯網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師，而不是什麼政黨。你也沒投過什麼關於互聯網的票吧？民主體繫到現在連敵人是誰都還摸不清楚，也很難說真有什麼方法應對人工智能興起或區塊鏈革命之類的衝擊。
　　今天，計算機運算已經讓金融體系變得極為複雜，以至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理解。而隨着人工智能不斷改進，金融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沒有任何人類能夠理解的領域。這對政治運作會有怎樣的影響？會不會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個算法的決定，看看預算是否得到批准，稅制改革又能否通過？與此同時，點對點的區塊鏈網絡和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可能會讓貨幣體系徹底改變，激進的稅制改革也就難以避免。舉例來說，未來的交易可能多半無須再使用本國貨幣甚至任何貨幣，國家將不可能再針對貨幣所得來收稅。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稅方式，例如可能針對信息來收稅（在未來，信息會成為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資產，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東西）。在政治體系再也無錢可用之前，它來得及應對這個危機嗎？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雙重革命不僅可能改變經濟和社會，更可能改變人類的身體和思想。人類在過去已經學會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對我們自己的內在世界多半無力掌控。我們知道怎樣攔河築壩，卻不知道怎樣阻止身體衰老；我們知道怎麼設計灌溉系統，卻不知道怎麼設計大腦系統。如果有隻蚊子在耳邊嗡嗡擾人清夢，我們有辦法殺死它；但如果有個想法迴蕩腦海令人難以成眠，我們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怎樣才能“殺掉”這個想法。
　　通過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革命，我們將會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內在世界，也能設計和製造生命。我們將能學會如何設計大腦、延長生命，也能選擇消滅哪些想法，但沒有人知道後果會如何。人類發明工具的時候很聰明，但使用工具的時候就沒那麼聰明了。單純興建大壩攔截河流並不難，但是要預測這對整個生態系統的影響實在不容易。同樣，只是改變我們意念流動的方向，比預測這對個人心理或社會系統有何影響輕鬆得多。
　　在過去，人類得到了操控周圍世界、重塑整個地球的力量，但由於人類並不了解全球生態的複雜性，過去做的種種改變已經在無意中干擾了整個生態系統，讓現在的我們面臨生態崩潰。在21世紀，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會讓我們有能力操控人體內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為我們並不了解自己心智的複雜性，所做的改變也就可能大大擾亂心智系統，甚至造成崩潰。
　　目前領導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是工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但這些人很少體會到他們的各種決定會造成怎樣的政治影響，也顯然並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國會和政黨接手嗎？目前看來並沒有這個跡象。破壞性創新造成的科技顛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與科技顛覆相關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電子郵件醜聞；而且雖然各方大談失業問題，卻沒有候選人討論自動化可能造成的影響。特朗普警告美國選民，墨西哥人和中國人會搶走他們的工作，應該在墨西哥邊境築起一道牆。但他從來沒有警告過選民，算法會搶走他們的工作，應該在硅谷所在的加州邊界築起防火牆。
　　可能正因為如此（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連身處西方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選民，也對自由主義的這套故事和民主進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麼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卻隱隱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未來拋棄。1938年，雖然蘇聯、德國或美國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艱苦，但不斷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在（當然，前提是他們是“普通人”，而不是猶太人或非裔美國人）。宣傳海報上經常把煤礦工人、鋼鐵工人和家庭主婦描繪成一副英雄形象，讓人感覺“海報上畫的是我！我是未來的英雄！”
　　到了2018年，一般人會覺得自己越來越無足輕重，如同草芥。TED[1]演講、政府智庫或高科技研討會上，總有許多神秘的詞語被不斷提及：全球化、區塊鏈、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機器學習。但對一般人來說，這些好像和自己都沒什麼關係。自由主義的故事，是一套關於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來成了生化人、網絡算法的世界，自由主義的故事要怎樣才能繼續有意義地講下去？
　　在20世紀，群眾反抗剝削，把自己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轉化成在政治上的權力。而如今，群眾擔心自己以後會變得無足輕重，於是急着發揮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為時太晚。因此，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現出與傳統社會主義革命相反的軌跡。過去推動俄國、中國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對經濟至關重要但缺乏政治權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卻是一群雖然還享有政治權力卻擔心失去經濟價值的人。也許在21世紀，平民主義者（populist，或“民粹主義者”）反抗的對象，將不再是經濟精英剝削人民，而是經濟精英不再需要人民。而且平民主義者很可能會敗下陣來，因為反抗“無足輕重”比反抗“剝削”困難許多。

　　不斷浴火重生的自由主義

　　這不是自由主義故事第一次面臨信心危機。自從這套故事在19世紀下半葉席捲全球之後，時不時就會碰上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血流成河，也終結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個時代，帝國主義強權政治阻擋了全球進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於薩拉熱窩遇刺後，各個強權對帝國主義的信心遠超自由主義，它們不再想用自由與和平的商業活動統一世界，而是要靠蠻力在世界搶下更大的地盤。然而，自由主義在斐迪南時期之後倖存下來，不僅浴火重生，而且變得更加強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據稱，經歷過前所未有的屠殺之後，人類見識到了帝國主義的可怕代價，終於準備好在自由與和平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來是希特勒時期。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義的力量一度銳不可當。自由主義雖然勝出，但馬上又面臨下一個挑戰。那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時期，看起來自由主義僅一息尚存，未來將是共產主義的時代。然而，最後共產主義受挫，證明超市的力量遠大於斯大林時期的古拉格勞改營。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這套故事證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對手都更加柔韌、更加靈活。自由主義分別學習了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某些最優秀的概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義學習了共產主義，於是擴大了同理的範圍，開始在重視自由之外也同時重視平等。
　　一開始，自由主義這套故事主要只關注歐洲中產階級男性的自由和特權，而對工人階級、女性、少數民族和非西方人所面臨的困境似乎視而不見。1918年，獲勝的英法兩國興奮地高談自由主義，但並未把英法帝國在全球各地的屬民納入考慮範圍。舉例來說，印度要求民族自決，換來的是英軍在1919年的阿姆利則大屠殺，數百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當場喪命。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自由主義者還是很少將他們所謂的共通價值應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蘭人在自己的國土被納粹殘酷占領5年，於1945年重新站起來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軍隊橫跨半個地球，希望重新占領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儘管在1940年，荷蘭人只戰鬥了4天就舉手投降放棄獨立地位，但為了壓制印度尼西亞的獨立，他們卻鏖戰了4年之久。這也就難怪全球許多民族解放運動所寄望的都是蘇聯和中國，而不是自詡為自由主義領導者的西方國家。
　　但漸漸地，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向外擴張，至少開始在理論上將所有人的自由和權利一視同仁。而隨着自由主義輻射範圍的擴大，自由主義也開始認識到共產主義式福利計劃的重要性。自由主義同樣需要有類似這樣的社會安全網，否則必將難以為繼。於是出現了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既有民主和人權，又結合了由國家出資的教育和醫療保健制度。而且就算是極端資本主義的美國，也意識到如果想保護自由，至少需要提供部分政府福利服務。如果孩子還餓着肚子，還奢談什麼自由？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高談“歷史的終結”，信心滿滿地斷言過去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都已獲得解決，並認為自由主義經過翻新，成為包含民主、人權、自由市場和政府福利服務的組合，仍然是人民的唯一選擇。看起來，這個組合似乎必將傳遍全世界，克服一切障礙，打破一切國界，讓人類變為單一、自由的全球社群。
　　然而，歷史並未終結，而且經過斐迪南時期、希特勒時期和切·格瓦拉時期之後，我們發現自己來到了特朗普時期。但這一次，自由主義的對手並不像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一樣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特朗普時期所散發的是濃濃的虛無主義。
　　20世紀的各項主要運動都對全人類有着願景，可能是統一世界、發動革命或者民族解放。但特朗普並未提供這樣的願景，恰恰相反的是，他告訴大家：美國並不負責制定和推動任何全球願景。同樣，英國倡導脫歐的人士對於這個不再聯合的王國可以說根本沒什麼計劃，歐洲和世界的未來遠遠不在他們的設想範圍之內。大多數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國脫歐的人，並不是完全反對整個自由主義組合，而只是對全球化失去了信心。他們仍然相信民主、自由市場、人權，以及社會責任，但認為這些好點子只要在國內流通就行了。事實上，他們相信為了維護約克郡或肯塔基州的自由和繁榮，最好在邊界築起一道牆，並對外國人採取非自由主義的政策。
　　至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則呈現出幾乎完全相反的景象，一方面保持國內的政治穩定，一方面對世界其他地區更為開放。事實上，如果要說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看上去中國更像是全球化的積極倡導者。
　　講到對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復興的俄羅斯認為自己遠遠更為夠格。然而，雖然俄羅斯軍事已經恢復實力，但意識形態卻已然不夠完整。普京無疑在俄羅斯與全球各個右翼運動中都是熱門人物，但對於失業的西班牙人、不滿的巴西人，或者滿懷理想的劍橋大學生來說，他並沒有什麼能夠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觀。
　　俄羅斯確實提供了自由民主體制以外的另一種模式，但這種模式並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操作手法。民主的根基之一，在於亞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則：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你無法在所有時候欺騙所有人。如果政府腐敗，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終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公民看清真相。然而，政府控制媒體之後，阻礙了公民看清真相，也就打破了林肯的邏輯。執政的寡頭特權階級一旦壟斷媒體，便能不斷將自身的失敗歸咎於他人，並將公民的注意力引導到外部的威脅——無論是真有其事或僅僅是空穴來風。
　　生活在這種寡頭體制下，總會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機，讓人覺得醫療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無聊的小事。國家都面臨外來入侵或惡意顛覆了，誰還有時間擔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製造出永無止境的危機，腐敗的寡頭政治就能享受永無止境的統治。
　　然而，雖然這種寡頭模式在真實世界歷久不衰，卻完全無法打動人心。其他的意識形態都能高談闊論自身願景，但寡頭政治雖然手握權力，卻無法真正以己為榮，而是多半會用其他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包裝。雖然法國和英國的右翼極端主義分子很可能有賴俄羅斯的協助，也對普京表示敬佩，但就算是右翼極端分子的選民，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國家仿效俄羅斯模式。根據調查，俄羅斯87％的財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就算是法國極右派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又會有多少工人階級的支持者會想在法國複製這種財富分配模式？
　　人民會用腳投票以增加政治自由。我在走訪世界各地的途中，遇到過許多希望移民到美國、德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的人，也遇到過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國或日本的人，但從來沒遇到過想移民到俄羅斯的人。
　　至於“全球伊斯蘭教”（global Islam），主要也只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有吸引力。雖然它也會吸引某些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甚至還有某些在德國和英國信仰伊斯蘭教的青年，但很難看到希臘或南非（加拿大或韓國就更別提了）認為加入伊斯蘭世界會有助於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在這種時候，人民也會用腳投票。每有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青年從德國前往中東，接受伊斯蘭教神權政治的生活，就可能有100個中東青年希望能走出中東，在自由主義的德國開始新生活。
　　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心危機並不及以往嚴重。自由主義者如果因為過去這幾年的情勢就感到絕望，那麼可以回想一下1918年、1938年或1968年，當時的局勢可比今日更為嚴峻。說到底，人類還是不願輕易放棄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因為人類目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人類可能想好好敲打自由主義一番，但最後還是接納自由主義。
　　又或者，人類也可能徹底放棄追求全球性的故事，轉而向地方性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故事尋求庇護。在20世紀，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這些運動除了能將全球劃分為許多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之外，並沒有對世界未來的一致願景。因此，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反抗荷蘭統治，越南民族主義者追求自由越南，但不論在印度尼西亞還是在越南，都沒有關於全人類的故事和願景。所以只要一討論到印度尼西亞、越南和所有其他自由國家彼此有何關聯，或者人類該怎樣應對核戰爭威脅等全球性問題，民族主義者總是又訴諸自由主義或其他什麼主義。
　　然而，如果各種主義已不足信，人類是否應該放棄追求共同的全球性故事？畢竟，所有的全球性故事（甚至包括共產主義），不都是來自西方？馬克思的故鄉在德國特里爾（Trier），推動自由貿易的則是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實業家；如果你是個在越南的農村村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人說的故事？或許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古老傳統，走出一條不同的獨特道路？抑或西方人也該休息一下，別再想着要主宰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自由主義幻滅後形成思想空缺，暫時由地方的懷舊幻想來填補，緬懷着往日的榮光——這可以說是正在全球發生的事。特朗普呼籲美國應該採取孤立主義，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這聽起來好像在說，20世紀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美國社會真是完美，美國應該在21世紀重現這種社會。至於英國脫歐分子，則是夢想讓英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強權，他們仿佛還活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也仿佛以為就算到了這個互聯網和全球變暖的時代，“光榮孤立政策”還能繼續實行。至於俄羅斯，普京的官方願景可不是要建立腐敗的寡頭政治，而是要復興沙皇時代的帝國。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一個世紀後，普京率領着俄羅斯民族和東正教信仰推動的政府，承諾要重返古代沙皇的榮耀，影響力從波羅的海一路延伸到高加索地區。
　　至於印度、波蘭、土耳其和其他許多國家，同樣也是靠着將民族主義與宗教傳統結合起來的類似懷舊夢想，形成政權的基礎。這些幻想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中東地區，伊斯蘭主義者希望重現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麥地那的情景，而以色列的猶太教基本教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希望回溯到2500年前的《聖經》時代。以色列目前執政的聯合政府成員，也公開表示希望讓現代以色列的國土更為擴張，好更接近《聖經》中的以色列幅員，另外也希望恢復《聖經》中的法律，甚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古老的耶和華殿，取代阿克薩清真寺。
　　自由主義精英對這些發展十分驚恐，希望人類能及時回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以免災難降臨。2016年9月，奧巴馬在其最後一次聯合國演說中提醒聽眾，別讓世界再次“依循着古老的民族、部落、種族和宗教界線，嚴重分裂，最終導致衝突”。他還認為，“開放市場、問責治理、民主、人權、國際法等原則仍然是這個世紀人類進步最堅實的基礎”。奧巴馬指出一個事實：雖然自由主義那一套存在諸多缺陷，但在歷史上的表現還是遠優於其他方案。在21世紀初自由主義秩序的庇護之下，多數人類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及繁榮。歷史上第一次，多數人是無疾而終而非因病死亡，是肥胖致死而非饑荒致死，是意外身故而非暴力身亡。
　　然而，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生態崩潰和科技顛覆，而自由主義對此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傳統上，自由主義需要搭配經濟增長，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會和政治衝突。自由主義能夠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信徒與無神論者、原住民與移民、歐洲人與亞洲人之間都和睦相處，靠的就是保證每個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塊餅。只不過前提是餅必須不斷變大。然而經濟增長非但無法拯救全球生態系統，反而恰恰是生態危機的成因。經濟增長也無法解決科技顛覆的問題，因為增長正是以越來越多的破壞性創新為基礎的。
　　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都鼓勵人民有高遠的期許。20世紀後半葉，無論在休斯敦、上海、伊斯坦布爾還是聖保羅，每一代人都享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優良的醫療保健、更高的收入。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由於科技顛覆，再加上生態崩潰，年青一代就算只是維持現狀，都已經算是幸運。
　　因此，我們總是需要為世界創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業革命的動盪激發出20世紀的創新思想，接下來的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可能需要新的願景。接下來幾十年的特徵可能就在於強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會和政治模式。自由主義能不能再次像20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機之後那樣重塑自己，變得比以往更加璀璨？傳統的宗教和民族主義，又能否提供自由主義無法給出的答案，並且運用古老的智慧來塑造最新的世界觀？或者到了我們和過去徹底分手、打造一套全新故事的時候，非但不再只談舊神祇和舊民族，甚至還要超越平等和自由這類現代核心價值觀？
　　目前，人類還遠未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我們現在還處於一種幻滅和憤怒的虛無主義時期。人們已經對舊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還沒能接受什麼新的故事。所以，接下來該做些什麼？第一步是緩和對末日預言的反應，從恐慌轉為困惑。恐慌其實是一種傲慢，是自以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毀滅；困惑則是比較謙遜的態度，也就能看得比較清楚。如果你現在覺得想跑到大街上大喊“世界末日來了！”那麼你要告訴自己：“不，不是這樣。我其實只是不知道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已。”
　　以下各章會試着澄清某些令人困惑的新的可能性，然後談談該怎麼往下走。然而，在探索人類困境有無解決方案之前，需要先了解科技帶來了什麼挑戰。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革命剛剛起步，它們究竟對目前的自由主義危機該負多少責任還有待商榷。對於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它對生活可能造成的影響，伯明翰、伊斯坦布爾、聖彼得堡和孟買的大多數民眾都只是隱隱有個感覺。但毫無疑問，科技革命的力度在未來幾十年會持續增強，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艱難考驗。任何故事如果想要得到人類的青睞，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在於能否應對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這樣的雙重革命。如果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伊斯蘭教或者什麼新的信仰希望自己能夠塑造2050年的世界，除了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和生物工程，還得把這一切融入一套全新而合理的敘事之中。
　　想了解科技挑戰的本質，或許就業市場是個最好的起點。自2015年以來，我造訪了世界很多地方，和政府官員、商人、社會活動家和學生談到了人類的困境。每當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和生物工程這些話題讓他們感到厭倦或不耐煩時，通常只要用一個神奇的詞語就能讓他們精神抖擻起來：工作。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會讓數十億人失業，並創造出一個人數眾多的新無用階級，帶來現有意識形態無法應對的社會和政治動盪。討論科技和意識形態，可能聽起來十分抽象，與我們距離遙遠，但說到大規模失業這種再真實不過的前景，人人都無法再冷漠下去。

　　[1] TED是科技（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和設計（design）的英文縮寫，是美國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該機構以它組織的TED大會著稱。——編者注


　　關於本文的說明：

　　謝謝您有足夠的耐心和興趣，讀完上述文字——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今日簡史》的第一章。他這本書，有21章，您讀完了21分之一。
　　五年前（2014），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橫空出世，全球暢銷；2016年，他的《未來簡史》衝擊刷新了我們對未來的想象，掀起了全球關於人工智能討論的新思潮。2018年，“簡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今日簡史》推出，將目光聚焦到當下，直面今天關乎我們每個人命運的問題和挑戰。而中文版也幾乎同步在中國推出（中信出版集團，林俊宏譯）
　　《今日簡史》並非赫拉利此書的原題，原題是《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在《紐約時報》等排行榜上都停留了很久。21個議題，確實也是與今日的核心話題有關，而且與前兩本“簡史”所述內容也確有聯繫，中文版將書名譯成《今日簡史》，也還不太算離譜。
　　尤瓦爾·赫拉利認為，智人之所以能夠崛起成為地球的主宰者，主要原因在於其具備了虛構故事的能力。然而，在當前這樣一個分化的世界，舊故事的說服力越來越弱，更沒有誰能提出讓人們達成共識的新故事。
　　《今日簡史》中提出，“國家”這一身份認同已不足以應對今天的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解決全球性問題。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正在從兩方面顛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分配方式，數據成為最重要的資源。
　　我們已經看到當今世界出現了很多在十多年前想都想不到的新問題，有的涉及根本，有的事關緊迫。有哲人說過，在“緊迫”和“根本”這兩大類問題中，緊迫的問題因其緊迫，逼得我們得優先處理，但緊迫的問題接二連三，讓我們無暇考慮根本的問題，往往被我們延宕。到頭來，根本的問題就拖得解決不了了！
　　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中沒有對這麼多涉及根本的問題簡單給出答案——他也給不了，但他提出這些議題，希望所有的人來進一步思考。
　　尤瓦爾·赫拉利的三部“簡史”的中文版，都可以在網上找到，在線免費閱讀。這第三部《今日簡史》我還沒讀完；他的前兩部，《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給我啟發良多。三本書使赫拉利在中文世界贏得不少粉絲，但也有人批評，甚至認為根本不應該讀，讀了有害。是耶非耶，見仁見智。就說上面這第一章談自由主義這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命運和目前受到的嚴重挑戰，可能就讓很多人心存牴觸吧。
　　我敢斷言：今天最嚮往自由主義、民主的，是目前正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民眾；恰恰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民眾，最對自由主義感到迷茫。這是不是又是一個錢鍾書“圍城”式的悖論：有人渴望實現“自由夢”，而在這個夢中的人，有人又渴望走出“自由夢”。這也像西方很多人一談起社會主義滿眼放光，但經歷過社會主義——不論毛式還是蘇式、卡斯特羅式、金家三代式、波爾布特式、齊奧塞斯庫式社會主義的人，都絕不願意再回去，哪怕毛左和蘇聯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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