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高科技是瓦解了还是加强了专制独裁体制？每隔几代人，诸神都会给予我们一套新的设备，仿佛只是为了图个乐子，造成游戏规则的剧烈变动。我们本以为这些新工具会让权力民主化，结果它们似乎反而是将其集权化了。独裁者的春天来了


　　老高按：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高科技，是瓦解了专制独裁体制，还是加强了专制独裁体制？
　　20年前，10年前，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前者！西方社会的高科技发展水平高于中国，西方民众包括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都更早地运用这些高科技工具。别的且不说，仅在信息传播领域上，许多挑战专制体制的人，谁不是信心满满、高度乐观，相信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有了移动工具上的社交媒体，突破专制统治者的信息封锁，从一角撕开突破口，专制者想封也封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信息自由流通指日可待，老百姓越来越知晓真相，于是如何如何……
　　今天，我们还能够这么乐观吗？我们的回答，还能那么毫不犹豫地、充分自信地说：对！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高科技，一定会瓦解专制独裁体制！
　　至少在七八年前，我就表示怀疑了。
　　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这么断言了。最乐观的可能会这么说：从长远看，现代化高科技传播手段会最终战胜专制信息封锁，不过，眼前嘛……
　　我怀疑，即便专制统治最终垮台——当然会垮台，毫无疑问！——现代化高科技尤其是传播手段在其中是否能起很大作用，就很难说。
　　中南海的执政者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何处，不惜重金来研究、开发维护权力、巩固统治的高科技应用手段。于是现在就形成了瓦解专制的高科技应用手段与巩固专制的高科技应用手段这二者的竞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让我想起历史上两次著名的竞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德国法西斯为主的轴心国与美国谁先研制出原子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率先把人送上太空，在西方引发轩然大波，美国急起直追，后来居上。
　　这两次竞赛，可以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竞赛，幸亏因为民主国家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危机感驱动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而目前这一次竞赛呢？第一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第二被许多人视作中国国内事务，与己无关，直到最近5G热点问题爆发之前，至少在我看来，专制体系在国内应用高科技维护统治方面是占了上风；美国说服动员世界力量围堵中国华为，口干舌燥，收效甚微。何频在2016年到美国国会作证时说，我不是来请求你们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的，我是来警告你们赶快警醒自救的——“中国病毒”正在向你们渗透扩张（大意，非原话）。现在，美国主流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软实力渗透的严重性了——我不认为是何频的警告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作用，而是中国的操作人员动用了被西方称作“锐实力”的手段，引起了西方主流社会一些人的不快和警觉，于是有所行动，让中国的渗透势头受到若干挫败。但是，这个警告被美国朝野普遍认同吗？被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认同吗？西方民主力量是否认识到这第三场竞赛的重要性？尤其是，如果东方的专制者更聪明，不去触动西方国家的奶酪，只是在国内加强统治，西方会干预吗？会帮助中国的挑战力量发展自己突破专制统治的高科技应用手段吗？回答大概都是：No。
　　这个话题，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认识、在探讨。但是为什么许多反感和讨厌专制的人士，还只是一个劲地宣泄对专制的怒火，而不静下心来探索在这样的竞赛中如何致胜？当然，不是没有人在思考这些难题——我介绍过中国作家王力雄几年前出版的预言小说《大典》，他提出了并探讨了，这个从过去“统治者少数人难以统治多数人”，到如今“多数人难以挑战垄断高科技的少数人”的时代转变后的新难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发表了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的文章《假如斯大林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谈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他说的是六七十年前的斯大林，其实指的就是今天，指的是中共领导人，文中不是说么，这“基本上也就是中国所正在发生的”。
　　对这个问题，谁能端出锦囊妙计？


　　假如斯大林拥有一部智能手机

　　戴维·布鲁克斯，《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年3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

　　在莫斯科，一名女性在斯大林逝世周年纪念日与他的照片自拍。Mladen Antonov/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替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感到难过。他曾梦想建立一个极权社会，其中每个个体的行为都能被加以预测和控制。可惜他早生了一个世纪。他生活在今天的技术之前，这原本能让当独裁者容易得多！
　　首先，他将拥有好得多的监控设备。如今大多数互动都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所以发生的事情总有电子记录。
　　物联网意味着我们的冰箱、手表、眼镜、电话和保安摄像头很快将能记录我们的一举一动。2017年，利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制作了一件互动牛仔夹克，内设传感器，可以侦测和传输细微到举起一根手指这样的每个动作。用不了多久，检察官将能传唤我们的无人驾驶车，从中找到乘车所到之处的完整记录。
　　况且这还不算中国正用于追踪其公民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北京，人脸识别被安装在公寓楼里，以防止租客分租房间。
　　名为“易途”的中国公司安装了一个系统，能追踪记录员工走去休息室或卫生间的动作。系统会在监视器上用蓝色虚线把动作记录下来。这对你们完全现代的独裁者可真有用。
　　其次，多亏人工智能，“乔叔叔”(Uncle Joe)将拥有好得多的工具来预测他的子民们将怎样行事。（看到“Uncle Joe”的说法，忍俊不禁。Joe是斯大林的名字Joseph的昵称，这么亲切地把斯大林叫作“乔叔叔”，想起中国前些年某些不知来历的人将习近平叫作“习大大”，异曲同工。——老高注）如肖沙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她的著作《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所写的，当你在用谷歌的时候，你并不是谷歌的客户。你是谷歌的原材料。谷歌记录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开发出能预测你行为的模型，然后把这些模型出售给广告商，他们才是它的客户。
　　多亏这个商业模式，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已花费数百亿美元改进预测个人消费行为的工具。同样地，任何今日的斯大林都已发现这一技术很好用。
　　第三，多亏大数据，今日的斯大林将能建起庞大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对公民进行计分和排次，就像中国正在使用的系统。政府、银行、在线约会网站会采集，嗯，每个人的数据。你还不还债？你花多少小时打电子游戏？你乱穿马路吗？
　　如果你的得分太低，你会上黑名单。你可能没法参观博物馆。可能没法乘飞机、入住酒店、去商场购物，甚至没法从高中毕业。你女儿会被她最想去的大学拒收。
　　回到斯大林时代，社会纪律太极端了。你得举行作秀审判（太费钱！），把某某流放古拉格或组织一次清洗。如今你的暴政可以动静小些、不易察觉且无处不在。就像专制政治的破窗理论一样。通过惩处小偏差，就能防止大问题的发生。
　　第四，你不必去经历策动一场革命的种种麻烦，只需诱使人们从事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可。主动让他们把注意力分散到一天八小时的动物视频或人们喜闻乐见的米姆（见文后小资料——老高注）上，他们就会把隐私交给你，让你获得他们大脑的访问权限。
　　随着网络生活的扩展，邻里生活和社会信任感逐渐降低。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衰退，社会隔离不断上升，网络恶意行为和诈骗与日俱增，你告诉人们国家必须介入以重建互信。通过一系列小的微调措施，你就已经获准完全监管他们的网络生活了。
　　而这基本上也就是中国所正在发生的。
　　按照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理解，若想成为一个好的独裁主义者，仅仅控制行为是不够的。要拥有完整的权力，必须能控制人们的意识。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国家便能塑造信息的池塘，让我们在里面游泳。
　　我不想假装对21世纪的斯大林而言，一切都会很容易。现代科技使得控制人们变得更容易，但也形成了一种人们对于被控制变得更愤怒的思维模式。
　　当人们手中持有智能手机，他们感到他们应该发声，他们应该将其广播出去，他们应该有行动权利和尊严。当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正在不动声色地主宰他们的信息网络，他们会反抗。当他们意识到那个虚假的信息网络无法真正营造他们所渴望的亲切友好的社会关系，他们会反抗。
　　愤怒的运动和暴民会自发产生。你所得到的将是一个精英统治的系统被民粹主义暴乱所干扰。
　　人类历史是一连串权力之争。每隔几代人，诸神都会给予我们一套新的设备，仿佛只是为了图个乐子，造成游戏规则的剧烈变动。我们本以为这些新工具会让权力民主化，结果它们似乎反而是将其集权化了。独裁者的春天来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9年3月11日。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自200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他是《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一书的作者，即将推出新书《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

　　小资料：米姆

　　“米姆”（meme）这个概念，已经诞生40多年，出自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义是“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文化的基因。道金斯认为，“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过《自私的基因》中文版，因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都不够，似懂非懂，但这个概念给我深刻的印象。就像基因能在生物中自我复制、传递并变异一样，米姆作为文化的基本单位，也能在文化领域自我复制、传递并变异。
　　为了读上去与gene一词相似，道金斯去掉希腊字根mimeme（原意是模仿的意思）的词头mi，把它变为meme，这样的改变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跟英文的‘记忆’（memory）一词，或联想到法文的‘同样’或‘自己’（meme）一词。”
　　道金斯提出meme概念之后不久，许多文化学者、哲学家、心理学家积极撰文阐明meme的含义和规律，并尝试建立文化进化的meme理论。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也很赞同meme的观点，在《意识的阐释》、《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中应用meme理论阐释心灵进化的机制。
　　现今meme一词已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eme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提到“米姆”。
　　在全球互联网市场，米姆已经演变成了商业的强大驱动力——以猫和各种动物的可爱造型为主题的网站，通过衍生产品和广告获得丰厚利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新闻和传播系的副教授利莫·士弗曼（Limor Shifman）的《米姆》（Memes）2014年一上市就热销，中文版2016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够快的！此书讨论了一系列著名的网络米姆，包括“别烦小甜甜布兰妮”、网络神曲“江南Style”、喷胡椒喷雾的警察、大笑猫、卑鄙的史蒂夫以及占领华尔街的“我们是那99％”。他为米姆下了一个新奇的定义：由寻常字符组成的数码内容单元与个人思想相结合，并通过互联网在广大用户之间传播、模仿、变异的活动即为米姆。《纽约时报》上面这篇文章，作者大概就是从这个含义上来用“米姆”这个词儿的。（高伐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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