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极善结盟，不论合纵还是连横，“一个好汉三个帮”，打群架应该说是古代中国最擅长的。但是进入近代后，中国长时期地被世界边缘化，处于孤立状态，中国不寻求结盟，找不到玩伴。但一旦找到了正确的朋友，中国地位就提升


　　老高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段话是谁说的？若问40岁以下的中国人，十有八九瞠目结舌，答不出来。
　　这段话是毛泽东说的，而且在毛泽东时代的“雄文四卷”（当时这么称誉《毛泽东选集》四卷）里，这是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话。
　　有人学“毛选”学得好，善于举一反三用来指导一切工作，说何止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要对这个“敌人”的概念不做狭义的理解，可以说，是干任何事情的首要问题。
　　但是“分清敌友”这件事，说起来再简单不过，做起来却复杂无比。难道比“分清敌友”更“首要”、更优先的，不应该是确定自己的坐标和目标吗？只有自己的坐标和目标确定了，随后才能确定谁是对手，谁是盟友啊；而对“目标”的设定，就不能仅是工具性的只讲利弊成败，而应该上升到价值层面，要从全局、从战略上推究一番对错优劣。
　　懂得“分清敌友”这个道理很容易，真正“分清敌友”是个“技术活”，困难无比！毛泽东说了上面这段话之后，接下来就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得振振有词，结果大错特错。中国20世纪出现那么大的灾难，走了那么大的弯路，如果追根寻源，不就是从一开始并没有正确设定自己的坐标和目标，进而真正认清敌人与朋友嘛。
　　我最近在读一些关于美国的历史书，一个深切的感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各种势力的博弈错综复杂，更可能处在类似“囚徒困境”那样的境况，无法得到正确决策所需要的真实可靠的信息，他们不同程度地只是在误打误撞，运气好一点的能歪打正着；而过了多少年之后的历史学家，面对着迷雾消散、尘埃落定、脉络分明的历史事件走向，又没有利益牵扯，自然可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当，而事前能讲出“隆中对”的诸葛亮，毕竟只有那一位。
　　我之所以发这一番感慨，原因之一是有感于我们不少人不能分清“当局者”与“旁观者”不同的难度。中外不少历史学家提醒说，评价历史人物，要以“同情的态度”来理解和剖析，这是很有道理的。过了数十年的事后回望，历史事件中的各方主角、配角互动过程与后果俱在，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泾渭分明，当事人所说的肺腑之言和虚饰之词，也都水落石出，相对来说，分析得失就有了充分的依据。站在今天的高度，对于前人的善恶和他们决策的正误，进行评价、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研究者也要深切体察那些前人所处的时空、环境和具体处境——包括没有见诸文字，无形无色、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是确实存在、也确实对他们形成制约的社会情绪场的气氛。
　　昨天有位署名为liucarl的读者在我所发的《白桦：苦恋三十年》一文后跟帖，说：“干坏事都怪体制，可真的是体制让你干坏事到那个程度吗？”他的质疑不能说错：任何人干了坏事，当然不能朝体制上一推了之，被别人点出来之后还心安理得。但我又觉得，这位网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体制确实不可能具体限定必须干什么坏事，个人意志在其间确实还是有取舍空间，如他所说“枪口可以抬高一寸”。但是那个体制，更可怕的是造成了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恐怖气氛，就像孔子和先秦儒家反对“铸刑鼎”明文公布法律条文一样，要的就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政治威慑效果！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多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事后我们可以说，哪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呀？真正顶一下、拖一下、搪塞一下，也就过了关；但在当时，谁能确切都把握、认清：如果不跟着、或者跟晚了最高领导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调子起舞，会有什么样的大祸临头？为安全自保起见（不仅自己个人，还要保家人子女，以及亲友同事……），想想他们会怎么做？
　　我这样说，绝不是为他们开脱和辩护，他们屈从最高权力者的旨意，争先恐后地对同行落井下石，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有任何光彩的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尴尬、矛盾，从而更加认清、更加痛恨那个诱导和催逼人性中的恶，摧残和泯灭人性中的善的体制，它，是罪魁祸首。
　　好，说回“分清敌友”这个话题。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的一篇文章。


　　寻找盟友——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

　　马勇，微信公众号：一枚石头

　　本文系马勇研究员在“战略圆桌”第三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


　　古代中国是一个极善于结盟的政治体，不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中国人总能很快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然，古代的中国人也相信没有永远的朋友。古代中国在征战史上极少混战，更不可能孤军奋战，“一个好汉三个帮”，打群架应该说是古代中国最擅长的。
　　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转型太过迟缓，在价值观、世界观上与世界主流国家总是差那么一段距离，因而世界主流国家无法带着中国玩，而中国也很自觉地自外于世界。很长时期，中国对世界事务毫无发言权，当然中国也并不想要发言权，因为中国人对那些非中国事务实在太隔膜，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更不要说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率有道伐无道。
　　就历史大势而言，18世纪的中国处在很鼎盛的状态，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对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化都没有很好的理解，更无法应对。因此中国在价值观上跟不上西方国家了，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近代中国的落后，就是这种价值观上的落后。进入19世纪后，中国开始长时期地被世界边缘化，处于孤立状态。在此期间，中国不再寻求结盟，也找不到玩伴。
　　甲午战争是对中国不结盟倾向的一个直接打击。当中国面对日本威胁而无法自救时，因为价值观和日本因素，列强没有一个愿意坚定地站在中国这一面，即便是答应帮助中国索回辽东半岛的德法俄三国，与中国也只是非常具体的利益关系，并不是盟友。1894年的时候，中国是想寻找盟友的，但明显感觉到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之前的30年间，中国和英国、法国、德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商业往来和外交往来，但当朝鲜危机发生、中日发生冲突时，这些国家都没有真正愿意帮助中国的。美国甚至更明确地表示不会帮助中国，不管怎么打仗，只要不影响其在东亚地区的商业利益即可。
　　甲午战争的教训让中国人有所醒悟，认识到之前跟各个国家的等距离友好是有问题的，等距离的友好使得在危机面前没有关系密切的国家出来代为主持公道。1896年的《中俄密约》让中国真正步入结盟的时代，但这与当时整个世界的主流价值是不一致的。在1896年前后以及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的价值观和世界主流国家是偏离的。根据《中俄密约》，俄国人承诺帮助中国在二十年内无大事，如果再有其他国家像日本那样侵犯中国，俄国就会出来帮助中国。但中国不太明白此时的世界趋势，中俄结盟其实是向更多的主流国家示威，中国的国家安全不是加强，而是更为危险。在此后的大国角逐中，比如1898年的政变，1900年的国变，俄国因素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负面，既不加分，也不更安全。中国选择与俄国亲近，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美国、法国的共和不必说了，即便是日英德法的君主立宪，也让满洲统治者心有不甘。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改变相当关键，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国家体制之间的战争。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撼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俄国的失败使得其政治架构出现体制性危机；另一方面，俄国自1900年进入中国东北后没有退出该区域，才最终导致中俄冲突，这本来就让清廷很没面子。那种情况下的清廷希望俄国获胜，因为这样的话中国的体制就可以继续稳定运行，但结果相反。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战争，竟然让清政府以局外身份中立，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朝野撕裂，清廷孤立，清廷如果失去最后一个盟友俄国，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结局一样不妙。价值观让清廷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外交界判断准确，认为应该帮助日本，但清政府选择了中立，这就为十年后的青岛问题埋下伏笔。而当外交处于困境的时候，国内的变革就有可能发生。

　　随着战争结束，随着俄国在战争中开始的变革，中国也只好步俄国后尘，揭开历史新篇章。1905年，特别是1906年之后的中国，所谓预备立宪其实就是向主流国家靠拢，融入主流社会。日俄战争后，中国加快了变革进程，其实也就是加快了价值观与世界主流国家的接近。因而，直至欧战爆发，尽管中国内部发生国体变更这样的大事件，但作为大国，中国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分量明显在加大。中国的变革影响了世界，而各国的态度、立场也深刻影响、制约和重塑了中国。
　　欧战爆发前，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大体和谐，距离相等，除了1908年想与美国、德国结盟而未果外，大体维持与各大国的等距离外交。这一方面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空间，但同时也为欧战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预留了难题。中国面对德国、日本的冲突时，不知所措。这就为后来埋下了祸根。等距离外交让中国在青岛问题上无所适从，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进而也使国内各政治派别在参战问题上出现极大分歧。
　　1917年初，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封锁政策”，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贸易自由原则。同时，德国试图建立德国、墨西哥、日本三国反美同盟，也激怒了美国。美国宣布对德断交，并劝告其他中立国与美一致。芮恩施与中方领袖黎元洪、段祺瑞等人关系良好，中国转身与美国一致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过去几年国内政治撕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是否参战，国内的政治家们没有勇气做出决断。段祺瑞的决断也不是从国际正义角度谈问题，而是巧妙利用了山东问题。段祺瑞强调，山东问题要想获得解决，必须利用国际大势，必须从游移中走出，必须参战，必须与美国站在一起。在段祺瑞等主张参战的人看来，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山东问题的症结与真解决，离开美国很难。中国单独对日交涉，并无胜算，而且还有很多弱项在日本手里。假如中国与美国结盟，美国就有责任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美国确实想帮助中国，但在巴黎和会并没有完全做到。然而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中国政治又开始了转向。与欧战情形很相似，国内政治、情绪深刻左右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因而单独的中日交手其实使中国再度陷入一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威权主义，甚至独裁、专制，是民国政治的巨大倒退。
　　九一八事变不只是中国的外交危机，民族危亡，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接替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保留了民国的旗帜，中华民国国号，但在那时对很多参与中华民国创建的老辈来说，民国已亡，章太炎等人开始以民国遗民自居，鲁迅、胡适等人也对国民党政权政治独裁极为不满，都是因为孙中山—蒋介石所释放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运动。实事求是地说，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国民外交，这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基本上摧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走上世界的努力，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与政治上的威权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实际上陷入内外交困的状态。
　　外交上的孤立主义结合内政上的权威主义，让中国陷入困境。回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不论在国联，还是在西方主流国家，中国的地位相较北洋时代都在大幅度下降，尽管此时的国民政府也拥有一大批极为优异的外交人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调整，但受中日关系的牵制，中国外交实际上还是找不到方向，中国大致上维持着与主要国家的关系，但依然不愿与其中任何一方建立起盟国关系，没有联合起来解决世界难题、中国困境的心理准备。因而我们看到七七事变尽管是改变东方格局的大事变，但这个事变并没有引起主流国家将注意力东移，更没有将中国拉入急剧变动中的世界体系，不论是后来国际格局中的哪一方，此时似乎都没有将中国的力量当作一回事。中国在艰难地坚持着，甚至在大多数国土沦陷之后，也没有一个大国出来为中国呼吁、鸣不平。中国在苦撑待变，假如没有国际格局的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冲突只是两国之间的问题，没有任何办法借助于国际正义力量，更不要说获得解决。
　　好在中国那时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在危机中仓皇失措，举手投降。中国的坚持终于等到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日本不知天高地厚袭击美国，终于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潜艇战一样将美国“拉下水”，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中国的方向感才出来，价值观才改变，因为从这时开始中国才开始构建中美同盟关系。
　　中美盟国体制的建构是二十世纪世界大事，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势的大势。短短几年时间，在美国强势文化影响下，美国的文明、力量、价值观，都获得了中国知识人，乃至国共两党政治家的普遍认同、追慕。本来，近代以来，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最信服最愿意模仿的政治架构、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美国式的，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差不多都可以看作中国人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因素，中国没有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中美两个大国重新走到一起，中国的政治面貌、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因为中美结盟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从乾隆时代的世界最富，仅仅一百年的光景，竟然沦为东亚病夫，任人欺凌。现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了，中国的对日作战不再是中日两国的单打独斗，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不再是边缘国家。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在美国等帮助下，迅速成为进到“世界四强”，进而从国际边缘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成为联合国创始发起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不仅一举扔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开始参与战后秩序的安排，开始将中国智慧贡献给二战后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性巨变，不是因为中国在战场上贡献多大，而是因为中国找到了值得找的盟友。
　　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常常强调其中的受压迫历史，但从大的方向上看，中国在近代史上也有上升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通过盟友改变了中国，也短暂改变了世界。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改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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