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極善結盟，不論合縱還是連橫，“一個好漢三個幫”，打群架應該說是古代中國最擅長的。但是進入近代後，中國長時期地被世界邊緣化，處於孤立狀態，中國不尋求結盟，找不到玩伴。但一旦找到了正確的朋友，中國地位就提升


　　老高按：“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這段話是誰說的？若問40歲以下的中國人，十有八九瞠目結舌，答不出來。
　　這段話是毛澤東說的，而且在毛澤東時代的“雄文四卷”（當時這麼稱譽《毛澤東選集》四卷）里，這是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話。
　　有人學“毛選”學得好，善於舉一反三用來指導一切工作，說何止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要對這個“敵人”的概念不做狹義的理解，可以說，是干任何事情的首要問題。
　　但是“分清敵友”這件事，說起來再簡單不過，做起來卻複雜無比。難道比“分清敵友”更“首要”、更優先的，不應該是確定自己的坐標和目標嗎？只有自己的坐標和目標確定了，隨後才能確定誰是對手，誰是盟友啊；而對“目標”的設定，就不能僅是工具性的只講利弊成敗，而應該上升到價值層面，要從全局、從戰略上推究一番對錯優劣。
　　懂得“分清敵友”這個道理很容易，真正“分清敵友”是個“技術活”，困難無比！毛澤東說了上面這段話之後，接下來就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說得振振有詞，結果大錯特錯。中國20世紀出現那麼大的災難，走了那麼大的彎路，如果追根尋源，不就是從一開始並沒有正確設定自己的坐標和目標，進而真正認清敵人與朋友嘛。
　　我最近在讀一些關於美國的歷史書，一個深切的感悟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當局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僅各種勢力的博弈錯綜複雜，更可能處在類似“囚徒困境”那樣的境況，無法得到正確決策所需要的真實可靠的信息，他們不同程度地只是在誤打誤撞，運氣好一點的能歪打正着；而過了多少年之後的歷史學家，面對着迷霧消散、塵埃落定、脈絡分明的歷史事件走向，又沒有利益牽扯，自然可以條分縷析，頭頭是道。——“事後諸葛亮”人人可當，而事前能講出“隆中對”的諸葛亮，畢竟只有那一位。
　　我之所以發這一番感慨，原因之一是有感於我們不少人不能分清“當局者”與“旁觀者”不同的難度。中外不少歷史學家提醒說，評價歷史人物，要以“同情的態度”來理解和剖析，這是很有道理的。過了數十年的事後回望，歷史事件中的各方主角、配角互動過程與後果俱在，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涇渭分明，當事人所說的肺腑之言和虛飾之詞，也都水落石出，相對來說，分析得失就有了充分的依據。站在今天的高度，對於前人的善惡和他們決策的正誤，進行評價、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研究者也要深切體察那些前人所處的時空、環境和具體處境——包括沒有見諸文字，無形無色、看不見摸不着、但又是確實存在、也確實對他們形成制約的社會情緒場的氣氛。
　　昨天有位署名為liucarl的讀者在我所發的《白樺：苦戀三十年》一文後跟帖，說：“幹壞事都怪體制，可真的是體制讓你幹壞事到那個程度嗎？”他的質疑不能說錯：任何人幹了壞事，當然不能朝體制上一推了之，被別人點出來之後還心安理得。但我又覺得，這位網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體制確實不可能具體限定必須幹什麼壞事，個人意志在其間確實還是有取捨空間，如他所說“槍口可以抬高一寸”。但是那個體制，更可怕的是造成了一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恐怖氣氛，就像孔子和先秦儒家反對“鑄刑鼎”明文公布法律條文一樣，要的就是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政治威懾效果！文革剛剛結束、知識分子多還記憶猶新、心有餘悸，事後我們可以說，哪有那麼嚴重的後果呀？真正頂一下、拖一下、搪塞一下，也就過了關；但在當時，誰能確切都把握、認清：如果不跟着、或者跟晚了最高領導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調子起舞，會有什麼樣的大禍臨頭？為安全自保起見（不僅自己個人，還要保家人子女，以及親友同事……），想想他們會怎麼做？
　　我這樣說，絕不是為他們開脫和辯護，他們屈從最高權力者的旨意，爭先恐後地對同行落井下石，絕不是什麼值得誇耀、有任何光彩的事。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們的尷尬、矛盾，從而更加認清、更加痛恨那個誘導和催逼人性中的惡，摧殘和泯滅人性中的善的體制，它，是罪魁禍首。
　　好，說回“分清敵友”這個話題。推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馬勇研究員的一篇文章。


　　尋找盟友——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

　　馬勇，微信公眾號：一枚石頭

　　本文系馬勇研究員在“戰略圓桌”第三期活動上的發言。原文有刪減，經作者審閱刊發。


　　古代中國是一個極善於結盟的政治體，不論是合縱還是連橫，中國人總能很快確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當然，古代的中國人也相信沒有永遠的朋友。古代中國在征戰史上極少混戰，更不可能孤軍奮戰，“一個好漢三個幫”，打群架應該說是古代中國最擅長的。
　　但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轉型太過遲緩，在價值觀、世界觀上與世界主流國家總是差那麼一段距離，因而世界主流國家無法帶着中國玩，而中國也很自覺地自外於世界。很長時期，中國對世界事務毫無發言權，當然中國也並不想要發言權，因為中國人對那些非中國事務實在太隔膜，根本說不出什麼道理，更不要說主持正義，主持公道，率有道伐無道。
　　就歷史大勢而言，18世紀的中國處在很鼎盛的狀態，但直到這個時候，中國對西方的工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變化都沒有很好的理解，更無法應對。因此中國在價值觀上跟不上西方國家了，而我們現在討論的近代中國的落後，就是這種價值觀上的落後。進入19世紀後，中國開始長時期地被世界邊緣化，處於孤立狀態。在此期間，中國不再尋求結盟，也找不到玩伴。
　　甲午戰爭是對中國不結盟傾向的一個直接打擊。當中國面對日本威脅而無法自救時，因為價值觀和日本因素，列強沒有一個願意堅定地站在中國這一面，即便是答應幫助中國索回遼東半島的德法俄三國，與中國也只是非常具體的利益關係，並不是盟友。1894年的時候，中國是想尋找盟友的，但明顯感覺到已經來不及了。在這之前的30年間，中國和英國、法國、德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商業往來和外交往來，但當朝鮮危機發生、中日發生衝突時，這些國家都沒有真正願意幫助中國的。美國甚至更明確地表示不會幫助中國，不管怎麼打仗，只要不影響其在東亞地區的商業利益即可。
　　甲午戰爭的教訓讓中國人有所醒悟，認識到之前跟各個國家的等距離友好是有問題的，等距離的友好使得在危機面前沒有關係密切的國家出來代為主持公道。1896年的《中俄密約》讓中國真正步入結盟的時代，但這與當時整個世界的主流價值是不一致的。在1896年前後以及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俄國的價值觀和世界主流國家是偏離的。根據《中俄密約》，俄國人承諾幫助中國在二十年內無大事，如果再有其他國家像日本那樣侵犯中國，俄國就會出來幫助中國。但中國不太明白此時的世界趨勢，中俄結盟其實是向更多的主流國家示威，中國的國家安全不是加強，而是更為危險。在此後的大國角逐中，比如1898年的政變，1900年的國變，俄國因素基本上都是中國的負面，既不加分，也不更安全。中國選擇與俄國親近，主要的還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美國、法國的共和不必說了，即便是日英德法的君主立憲，也讓滿洲統治者心有不甘。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這對近代中國的歷史改變相當關鍵，因為這是兩個不同國家體制之間的戰爭。日俄戰爭給中國帶來的震撼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俄國的失敗使得其政治架構出現體制性危機；另一方面，俄國自1900年進入中國東北後沒有退出該區域，才最終導致中俄衝突，這本來就讓清廷很沒面子。那種情況下的清廷希望俄國獲勝，因為這樣的話中國的體制就可以繼續穩定運行，但結果相反。這場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戰爭，竟然讓清政府以局外身份中立，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朝野撕裂，清廷孤立，清廷如果失去最後一個盟友俄國，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結局一樣不妙。價值觀讓清廷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外交界判斷準確，認為應該幫助日本，但清政府選擇了中立，這就為十年後的青島問題埋下伏筆。而當外交處於困境的時候，國內的變革就有可能發生。

　　隨着戰爭結束，隨着俄國在戰爭中開始的變革，中國也只好步俄國後塵，揭開歷史新篇章。1905年，特別是1906年之後的中國，所謂預備立憲其實就是向主流國家靠攏，融入主流社會。日俄戰爭後，中國加快了變革進程，其實也就是加快了價值觀與世界主流國家的接近。因而，直至歐戰爆發，儘管中國內部發生國體變更這樣的大事件，但作為大國，中國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分量明顯在加大。中國的變革影響了世界，而各國的態度、立場也深刻影響、制約和重塑了中國。
　　歐戰爆發前，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大體和諧，距離相等，除了1908年想與美國、德國結盟而未果外，大體維持與各大國的等距離外交。這一方面為中國贏得了國際空間，但同時也為歐戰這樣突發的重大事件預留了難題。中國面對德國、日本的衝突時，不知所措。這就為後來埋下了禍根。等距離外交讓中國在青島問題上無所適從，錯過了最佳處置時機，進而也使國內各政治派別在參戰問題上出現極大分歧。
　　1917年初，德國宣布實行“無限制的潛艇封鎖政策”，嚴重影響了美國的貿易自由原則。同時，德國試圖建立德國、墨西哥、日本三國反美同盟，也激怒了美國。美國宣布對德斷交，並勸告其他中立國與美一致。芮恩施與中方領袖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關係良好，中國轉身與美國一致並不是問題。問題是過去幾年國內政治撕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話題就是是否參戰，國內的政治家們沒有勇氣做出決斷。段祺瑞的決斷也不是從國際正義角度談問題，而是巧妙利用了山東問題。段祺瑞強調，山東問題要想獲得解決，必須利用國際大勢，必須從游移中走出，必須參戰，必須與美國站在一起。在段祺瑞等主張參戰的人看來，儘管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山東問題的癥結與真解決，離開美國很難。中國單獨對日交涉，並無勝算，而且還有很多弱項在日本手裡。假如中國與美國結盟，美國就有責任幫助中國解決這些問題。事實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
　　美國確實想幫助中國，但在巴黎和會並沒有完全做到。然而就在這個微妙的時刻，中國政治又開始了轉向。與歐戰情形很相似，國內政治、情緒深刻左右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需要，因而單獨的中日交手其實使中國再度陷入一種政治上的孤立主義、威權主義，甚至獨裁、專制，是民國政治的巨大倒退。
　　九一八事變不只是中國的外交危機，民族危亡，而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方向出了問題。接替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南京國民政府，雖然保留了民國的旗幟，中華民國國號，但在那時對很多參與中華民國創建的老輩來說，民國已亡，章太炎等人開始以民國遺民自居，魯迅、胡適等人也對國民黨政權政治獨裁極為不滿，都是因為孫中山—蔣介石所釋放的民族主義情緒與運動。實事求是地說，國民革命、北伐戰爭、國民外交，這一系列的政治變動基本上摧毀了近代以來中國人走上世界的努力，外交上的孤立主義與政治上的威權近乎完美地結合起來，中國實際上陷入內外交困的狀態。
　　外交上的孤立主義結合內政上的權威主義，讓中國陷入困境。回望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不論在國聯，還是在西方主流國家，中國的地位相較北洋時代都在大幅度下降，儘管此時的國民政府也擁有一大批極為優異的外交人才。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中國的對外關係開始調整，但受中日關係的牽制，中國外交實際上還是找不到方向，中國大致上維持着與主要國家的關係，但依然不願與其中任何一方建立起盟國關係，沒有聯合起來解決世界難題、中國困境的心理準備。因而我們看到七七事變儘管是改變東方格局的大事變，但這個事變並沒有引起主流國家將注意力東移，更沒有將中國拉入急劇變動中的世界體系，不論是後來國際格局中的哪一方，此時似乎都沒有將中國的力量當作一回事。中國在艱難地堅持着，甚至在大多數國土淪陷之後，也沒有一個大國出來為中國呼籲、鳴不平。中國在苦撐待變，假如沒有國際格局的根本變化，中日之間的衝突只是兩國之間的問題，沒有任何辦法藉助於國際正義力量，更不要說獲得解決。
　　好在中國那時的主要領導人，並沒有在危機中倉皇失措，舉手投降。中國的堅持終於等到了國際格局的變化，日本不知天高地厚襲擊美國，終於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潛艇戰一樣將美國“拉下水”，太平洋戰爭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中國的方向感才出來，價值觀才改變，因為從這時開始中國才開始構建中美同盟關係。
　　中美盟國體制的建構是二十世紀世界大事，更是改變中國歷史走勢的大勢。短短幾年時間，在美國強勢文化影響下，美國的文明、力量、價值觀，都獲得了中國知識人，乃至國共兩黨政治家的普遍認同、追慕。本來，近代以來，大約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人最信服最願意模仿的政治架構、社會組織方式，都是美國式的，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他們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差不多都可以看作中國人對美國的價值認同。只是後來因為各種因素，中國沒有走上美國式的發展道路。
　　太平洋戰爭爆發，讓中美兩個大國重新走到一起，中國的政治面貌、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中國人的價值觀都因為中美結盟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從近代以來積貧積弱，從乾隆時代的世界最富，僅僅一百年的光景，竟然淪為東亞病夫，任人欺凌。現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了，中國的對日作戰不再是中日兩國的單打獨鬥，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不再是邊緣國家。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在美國等幫助下，迅速成為進到“世界四強”，進而從國際邊緣走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成為聯合國創始發起國，成為聯合國“五常”。不僅一舉扔掉了積貧積弱的帽子，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且開始參與戰後秩序的安排，開始將中國智慧貢獻給二戰後的國際體系。這一歷史性巨變，不是因為中國在戰場上貢獻多大，而是因為中國找到了值得找的盟友。
　　過去的近代史研究常常強調其中的受壓迫歷史，但從大的方向上看，中國在近代史上也有上升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通過盟友改變了中國，也短暫改變了世界。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改變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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