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者完全沒有意識到整個“社會主義改造”作為一項巨大社會工程的烏托邦性質；更沒有意識到，由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構成的特殊性，強力在藏區推行改造工程將引發可怕後果：以“階級解放”名義發動的“民主改革”具有雙重荒謬，勢必把“階級鬥爭”轉變為民族衝突


　　老高按：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者和對於當代藏人來講，3月10日，都是個非同小可的日子。1959年3月10日，在藏人的史頁上稱為“西藏起義”，在中國官方的史頁上，稱為“西藏叛亂”。這個日子，到昨天，已滿花甲。
　　我曾介紹過，從去年春天開始，流亡藏人方面啟動了為期一年、範圍遍及全球的宣傳活動，到今年3月將達到高潮。為讓人們了解有關歷史背景，我與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做了兩次視頻訪談節目：2018年4月7日的《歷史明鏡》第131期《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和4月16日的《歷史明鏡》第134期《藏人領袖要獨立的念頭是如何產生的？》
　　進入今年3月，歐洲、美國和台灣各地的流亡藏人與他們的各國支持者舉行了各種活動，中國以外的中外文媒體幾乎全都發表了報導，具有了相當的聲勢。其中有泛泛而談的應景應時報導，也有不少涉及歷史和社會根源、各有一定深度的評述。例如BBC《中國“平叛”和達賴喇嘛出走，其中的必然和偶然》，VOA《藏人口述1959》（一）（二）的系列訪談；RFA《西藏六十年 走不出去的對抗循環》……
　　對這個日子到來，中共方面自然不會缺席失聲，各官媒報導了北京“兩會”上西藏領導和委員、代表擁護北京政策、揭批達賴喇嘛的發言，例如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等人，斷然否認藏民仍熱愛達賴，他們的說法是，藏民感謝中共給西藏人民造福。《西藏日報》從3月8日開始，一連三天，在頭版發表系列重頭評論，給達賴喇嘛扣上三頂大帽子：“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國際反華勢力的工具”“西藏社會動亂的總根源”。
　　但總的看，官方喉舌雖然加大了火力，但還算不上大張旗鼓。我分析，一來不願此時搶戲沖淡“兩會”主題；二來3月10日這個日子充滿了所謂“負能量”，官方選定的充滿正能量的日子，是再過半個月的3月28日——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官方媒體將高調紀念“百萬農奴解放之日”。
　　西藏問題雖然由來已久，但遲遲沒有進入中國當代知識界的關注範圍，更沒有成為社會各界的話題。據我有限的閱讀經歷，王力雄於1998年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天葬：西藏的命運》，才首次有效地將西藏問題引入到中國知識界的視野。隨後他又出版了《與達賴喇嘛對話》；在那前後，徐明旭、茉莉、陳小雅、夏明……先後出書著文，從各種立場和角度談西藏。藏人和西方學者（如戈爾斯坦），用藏文、英文和中文寫出的著述更多，但除了極少數作者如唯色的文字，基本上都在中國大陸讀者的閱讀書目之外。最近十來年，女歷史學者、獨立作家李江琳先後出版了《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9，拉薩》和《藏區密行》等著作，成為人們在討論西藏問題時繞不過去的成果。
　　今天我想推薦張博樹《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一書中的第七章。去年我對張教授做訪談節目前，他將這本書電子版發給我做參考，我看到這本書中許多章節已經在網上刊載，此書由溯源書社於2014年出版，我想事過五年，出版機構和張教授應該不會認定我侵權。
　　原書中有些語句和段落是用粗體強調的，這裡無法完全複製。為閱讀方便起見，注釋就省略了，只保留文中的注釋號。若有需要，請購買原書。
　　這本書篇幅並不太大，大約只有十幾萬字。我將目錄全文刊載於下，供讀者了解張教授的思路。

　　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

　　張博樹，溯源書社 2014年

　　目錄

　　一、從中國轉型大格局看西藏
　　二、歷史上的西藏與中土政權之關係
　　三、什麼原因促使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走向“獨立”？
　　四、20世紀上半葉圍繞西藏“主權”的博弈
　　五、如何理解1950年解放軍進軍西藏的性質？
　　六、中共藏區“民主改革”的意識形態基礎
　　七、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
　　八、中共藏區治理60年的成敗反思
　　九、從爭取“獨立”到尋求“自治”：流亡藏人“中間道路”的確定
　　十、為什么九次對話無果而終？
　　十一、憲政民主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途徑
　　十二、關於民族自決權
　　十三、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十四、關於“大藏區”
　　十五、雙軌共和制框架內的民族地區治理
　　十六、當下的建議——兼論解決西藏問題對化解其他民族問題的意義
　　　附錄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附錄二：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
　　　附錄三：“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闡釋
　　參考文獻


　　七、1959年藏人“叛亂”的真實原因

　　一個彌天大謊

　　在中共官方的歷史敘述中，1959年3月拉薩發生的事件被定義為“叛亂”。中國政府2009年3月2日發表的白皮書《西藏民主改革50年》在陳述這一事件的經過時稱：本來達賴喇嘛主動要求3月10日去西藏軍區禮堂觀看文藝演出，但在頭一天晚上“拉薩墨本（市長）卻煽動市民說：達賴喇嘛明天要去軍區赴宴、看戲，漢人準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次日晨“叛亂分子脅迫2000多人去羅布林卡，散布‘軍區要毒死達賴喇嘛’謠言，呼喊‘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的口號”，還打死、打傷藏族愛國進步人士。達賴喇嘛本人於一周后的3月17日帶部分隨從逃離拉薩，出走印度，隨後“叛亂分子調集約7000人，於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薩的黨政軍機關發動全面進攻”。（注1）
　　那麼，何以會發生這樣的“叛亂”？《白皮書》是這樣解釋的：雖然中央政府一再宣稱不急於改革，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可謂仁至義盡——
　　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為維護農奴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特權，根本反對改革，企圖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他們蓄意違背和破壞《十七條協議》，變本加厲地策劃了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活動，直至發動武裝叛亂。1952年三四月間，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魯康娃和羅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騷亂鬧事，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要求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1955年5月，十四世達賴喇嘛由內地返藏途徑四川省，隨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達賴副經師赤江藉口佛事活動，分別走北路經甘孜、德格，走南路經鄉城、理塘，沿途會見當地土司和寺院住持，策動武力對抗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會議”領導人阿樂群則一行五人以迎接達賴喇嘛回藏為名，專程赴西康省雅安、康定等地，協同赤江，與理塘寺住持、反動頭人及長期潛伏在理塘寺的國民黨特務歃血盟誓，組織策劃武裝叛亂。1957年，洛桑三旦（達賴的三哥）授意昌都江達宗頭人奇美貢布按“達賴的指令”，糾合叛亂武裝發動局部叛亂。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崗”叛亂組織，稍後又成立號稱“衛教軍”的叛亂武裝，公開打出“西藏獨立”和反對改革的口號，叛亂活動越演越烈。武裝叛亂分子竄擾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區，破壞交通，襲擊中央派駐當地的機關、部隊，到處搶掠財物，殺戮幹部，殘害人民，姦淫婦女。
　　對此，中央人民政府一再嚴正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辦叛亂分子，維護社會治安。但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錯誤判斷形勢，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忍讓看作是軟弱可欺。他們宣稱：“九年來，漢人動也不敢動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一大批武裝到拉薩，一打漢人准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達賴佛爺逼往山南，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拉薩經過精心策劃，挑起了全面武裝叛亂。（注2）

　　本書之所以把《白皮書》對1959年西藏“叛亂”原因的解釋和“策劃叛亂”的過程全文引證，是為了立此存照，便於讀者和本節下面所述史實一一比較。我以為，西藏上層內部在如何理解、處理與北京的關係問題上有分歧不假；考慮到就在此前不久，處於“事實獨立”狀態的西藏還在爭取國際承認其“主權”，一部分噶廈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堅持傳統立場和西藏“國家”認同，而沒能迅速“轉彎子”承認現實，這並不奇怪。魯康娃等人大略屬於此類。至於說“農奴主階級”不願失去特權，也可以構成部分理由，因為他們肯定想盡力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未必完全相信共產黨的諾言。但這些真的構成“叛亂”發生的主要原因麼？《白皮書》把1952年、特別是1955年後西藏一些上層人士的“叛亂”策動活動羅列下來，似乎是一幫西藏上層反動分子蓄謀已久，他們步步緊逼，唯恐天下不亂，而中央政府的“耐心”和“忍讓”竟被視為“軟弱可欺”；相應地，似乎北京方面一直在“耐心等待”藏人的自我糾錯，而對發生這樣的“叛亂”全無責任。事情真的是這樣麼？
　　我不得不說：這是典型的謊言，一個彌天大謊！
　　且不說1955年春達賴喇嘛剛剛度過在北京的“蜜月”返藏，他的隨從官員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跑到各地去“策動武力對抗民主改革”。《白皮書》所列舉的鄉城、理塘等地，的確是1950年代中後期藏區“叛亂”的“重災區”，但這些地區發生“叛亂”卻另有原因。事實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59年拉薩發生的事情是前此若干年各地藏區一系列衝突、演變的總結果。而在這些衝突中，矛盾的製造方並非“叛亂分子”，而是推動“民主改革”的一方。這個並不複雜的互動過程和因果關係，在中共官方歷史敘述中被徹底歪曲了，真相被完全掩蓋了！當然，真相被掩蓋，在中共建政後60多年的歷史上，並非僅僅這一次，也並非僅僅針對西藏問題。大凡有損黨國顏面者，均在被封殺、掩蓋、雪埋之列。反右派如此，大飢荒如此，文革如此，六四如此，藏區“叛亂”亦如此。
　　我們應該還原這一段歷史的真相。這裡，我要感謝旅美學者李江琳女士的工作。在最近出版的《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中，李江琳憑藉大量第一手資料，還原了上個世紀50年代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本節所述史實，大多引自這本書。

　　周邊藏區率先實行“改革”

　　這裡的“周邊藏區”指如今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四川、雲南、青海、甘肅各地的藏民聚居區。雖同為藏區，但這些地區並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這意味着，這些地區可以推行與內地其他地區同樣的政策。這是理解悲劇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
　　中國內地於1950年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目標在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是個帶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改革舉措，因為它建立的是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小農私有制，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整個中國內地，始於1953年，當時的提法叫“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即“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注3）“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方式是搞合作化，就是把土改時已經分給農民的土地以集體化的名義再收回來，變個體所有制為集體所有制。在內地，這個過程經歷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幾個不同階段。在黨的意識形態語言中，這是中國5億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必由之路。
　　在少數民族地區，主要由傳統東藏地區（康區）組成的西康省省委於1955年春向中共中央呈報《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農業區準備實行民主改革的初步計劃》，根據這個計劃，西康將率先在農業區開始土改，同時“通過開展互助合作運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注4）是年夏，西康省被撤銷建制，其大部分地區併入四川省。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毛劈頭就講：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注5）
　　這個著名的不要當“小腳女人”的比喻，成為加速推進農業合作化、也即加速推進中國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一個動員令。參加這個會的有各非漢族地區的黨委一把手，他們自然知道在這個“動員令”面前，自己應該做什麼。
　　195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1955年冬至1956年春在甘孜、阿壩、涼山地區開始“社會改造”。在這之前一個月，中共雲南省委召開地、縣、區委三級幹部會議，決定1957年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完成土改，並試辦合作社。青海也開始在牧區宣傳合作化，並着手在黃南州和海南州進行牧業合作化試點。甘肅省甘南州則決定在全州直接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注6）
　　請注意上述信息告訴我們的一個要點：由於少數民族地區並未像內地其他地區一樣在1950年代初、甚至1940年代末就開始土改，1955年底開始的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帶有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性質，即，既要結束“封建剝削”，進行土地改革，又要不失時機地推進合作化。

　　“康巴武裝叛亂第一槍”

　　那麼，中共是如何在藏區推進土改的？根據李江琳書提供的大量資料，基本是內地實行土改的老辦法，即定出身，劃成分，動員群眾，“算細賬、挖窮根、吐苦水”，激發“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仇恨。這樣，原來的上層分子、高僧喇嘛、各地頭人，一夜間從統戰對象變成了鬥爭對象。問題是“正如內地農村農民與鄉紳的關係一樣，藏區民眾與頭人的關係遠非宣傳中所說的那樣緊張，公開詆毀宗教、批鬥羞辱喇嘛更是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由於土改工作隊大多是漢人，民眾認為‘改革就是漢人改藏人’，立刻對土改工作隊產生了敵意”。土改還伴隨着鎮反。根據四川九龍縣土改工作計劃，要“結合民主改革工作，摸清暗藏反革命的底子後，經過報批手續，把該捕的捕起來”。這一系列行動必然造成社會動盪。（注7）
　　1956年2月15日，在四川甘孜北部的色達草原，發生藏人與漢人工作隊之間的武裝衝突，被認為打響了“康巴武裝叛亂第一槍”。在此之前的1955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色達縣剛剛建制。這個縣級機構設立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宣傳“黨的政策”，大力推進“改革”。但色達縣宣傳的“改革”，不僅是要沒收富人的牲畜，還要收繳藏人的武器，實現草場國有。在當政者看來，這是給色達藏區牧民描繪的一幅色彩斑斕的“社會主義”合作化藍圖，但在當地藏民看來，一批漢人跑來宣布要收走他們的牲畜，收走他們的武器，草場也不再允許自由放牧，等於是剝奪了他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一切。於是，一個叫仁真頓珠的原部落頭人（色達建制後已經被“培養”擔任縣長）帶頭搞起了“叛亂”：30餘騎牧民包圍了哨卡，要求工作團退出色達。雙方衝突，直至動武，並導致藏民一死一傷。
　　接着，甘孜、阿壩等地連續發生藏民暴動：2月25日，白玉暴動；2月28日，理塘暴動；2月29日，新龍暴動；3月2日，德格暴動；3月5日，甘孜縣暴動；3月7日，色達4個部落800多人包圍縣城，雙方交火3天；3月13日，阿壩綽斯甲縣土改工作隊遭遇伏擊，30名隊員被殺；3月17日，阿壩馬爾康暴動……。截止1956年3月底，僅甘孜州，20個縣就有18個發生暴動，參與者達16000人，10餘個土改工作隊遭到攻擊。（注8）
　　現在要問的是：
　　這些暴動是串通好的、有計劃的集體行動嗎？暴動的參加者是誰？哪些因素促成了藏民的暴動？
　　首先，暴動並非全是藏區各地事先串聯、預謀的結果。“更接近真實的可能是，這些暴動是各地區藏人對突如其來的土改運動，以及土改工作隊暴力行為的直接反應。由於各地土改是在同一時間段內發生，藏人的對應自然也在同一時間段內爆發。地區之間難免相互影響，一個部落發生暴動，對附近的其他部落有可能產生影響，使得武裝抗爭成為那些部落的選項之一。”（注9）
　　其次，暴動的組織者大多為當地頭人或有影響的人士不假（因為他們更具號召力），但參加者卻多為中下階層的普通百姓，包括農牧民、僧侶、商販等等。他們並非被“脅迫”而參加“叛亂”，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得已選擇了暴動。不妨也做一點“階級分析”：李江琳的書指出，“自清末‘改土歸流’後，康區各地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將之籠統地歸為‘農奴制’並不準確。根據1954年6月的社會調查，康北大部、康東、康南小部分地區，擁有份地並自行耕種的差民，即‘差巴’佔60％；擁有少量份地，以服勞役為主的‘科巴’約佔40％。在康南大部，康北、康東小部分地區，差巴佔90％以上，科巴不到10％。康東大部分地區大部分土地和牧場已經不歸土司、頭人、寺院所有，民眾也不再為土司頭人支差，科巴不到該地區農民總數的2％到3％。也就是說，這些地區絕大多數農民是自耕農。”（注10）無論是土改劃成分（他們中的一部分按比例也將被劃成“地主”或“富農”），還是合作化的財產歸公（這一條所有人都逃不掉），這些人都會產生被剝奪感。抵制“改革”會成為他們自然而然的共同選擇。
　　最後，除上述分析所指外，還有哪些因素直接導致了藏人的不滿和反叛？中共自己的一個內部報告顯示，他們也意識到，拉薩方面普遍認為“叛亂是由於鬥爭上層、收槍、收稅和破壞宗教等4條原因引起的”。（注11）藏人流亡學者達瓦才仁的研究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達瓦才仁在海外流亡藏人中訪問當年經歷過“民主改革”的倖存者，“幾乎所有接受採訪者對民主改革的印象或解釋就是：寺院要剷除，財產要充公。他們大多使用當時的宣傳語言說，‘民主改革就是要革命，就是寺院和僧人不能當寄生蟲，不管貧富，財產要充公’。”（注12）
　　這裡還需要就“抗稅”問題再引一些材料。據李江琳研究：
　　有關50年代藏區稅收的資料十分有限，但從零星資料中可見，中共進入藏區後，逐年大幅提高糧食徵收量。康定縣1939年糧食徵收量為43.082斤，1950年應徵額為364.548斤，實征額為379.366斤，是1939年的8.8倍；1955年應徵額為545.395斤，實征額為463.437斤，比1950年又增加了22.2％。丹巴縣1952年糧食徵購量為3.7萬斤，1954年徵購統購總數為70萬斤，兩年間增加了18倍；1955年為159.2萬斤，年增加率高達127％。
　　如此大幅提高糧食徵收，在一些地區已經造成糧食緊張……。暴動期間多次發生藏人搶糧事件，與此不無關係。土改期間，工作組不僅大量沒收糧食，還以“獻糧”為名強迫生活狀況較好的家庭交出“多餘糧食”……。1956年3月，爐霍縣壽靈寺的抗爭被鎮壓，“殲敵700餘人”後，“壽靈寺80人會議派代表向縣工委遞交不再抗稅的書面保證”，恰恰說明“抗稅”是壽靈寺僧侶抗爭的直接緣由。（注13）
　　然而，這些問題並未引起推動“改革”的中共各級黨委、政府的警醒。面對突如其來的藏人暴亂，當政者的第一反應是調動軍隊，用強力震懾阻止抗議的蔓延。

　　“鐵鳥在天空飛翔”

　　“鐵鳥”指人民解放軍空軍戰機。在藏區“平叛”中，居然使用了空軍作戰力量，這大概是人們難以想像的。但事實的確如此。
　　首次動用空軍力量是轟炸理塘寺。1956年1月，中共理塘縣工委開始部署土改，宣布為了實現“和平改革”，要求藏人上繳武器。當地土司、理塘寺副堪布等商討後，決定反抗。2月，理塘各部落召集人馬3000餘人，把駐在理塘縣城的數百名解放軍包圍，雙方激戰數日。後兩個團的解放軍援軍趕到，把“叛軍”包圍在理塘寺內。理塘寺乃康南名寺，數百幢房屋依山而建，外有圍牆，十分堅固，易守難攻。解放軍數攻不克，損失慘重。派藏人幹部進寺做工作“政治爭取”，也收效甚微。而理塘寺內糧食充足，“叛軍”仍可長期負隅頑抗。解放軍方面卻需要速戰速決，以理塘戰績震懾其他地區的反叛。在這個背景下，四川軍區急電中央軍委，要求派空軍配合作戰。
　　當時中國空軍唯一的遠程重型轟炸機部隊是空軍獨立四團，歸中央軍委直接領導。
　　3月29日上午，兩架圖—4轟炸機從陝西武功機場隆隆起飛，向南穿過秦嶺，飛過漢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經康定，越過貢嘎山口，飛向理塘。機上攜帶12枚一型子母彈，亦稱250公斤級一型集束炸彈。日到中天，高原明麗的藍天下，長青春科爾寺大經堂的金頂閃閃發光。兩架轟炸機飛到寺院上空。寺院裡的僧俗聽到空中傳來奇怪的聲音，他們抬起頭，看到從未見過的駭人景象：“天上飛來我們從來沒見過的東西，會飛的機器，像鳥一樣長着翅膀，猛地衝下來。”彈如雨下，爆炸聲震耳欲聾，整個山頭煙塵滾滾……（注14）
　　把圖-4轟炸機用於“平叛”的另一個場所，是鄉城桑披寺，另一座康南名寺。據藏人回憶，土改工作團在鄉城提出7項要求：喇嘛和僧人還俗；寺院財產歸公；禁止從事宗教活動；消滅有錢人；所有土地收歸國有；所有財產收歸國有；全體人民服從並支持軍隊。（注15）藏人拒絕這些要求，並聚眾2000多人包圍了縣政府，切斷水源，試圖逼迫政府人員撤出鄉城。雙方對峙10餘天，縣政府向康定地委求援，而地委的回答是“由於發生叛亂的地方太多，兵力已經派盡”，無奈之下，鄉城縣委通過四川省委直接向北京求救，四川省委的說明是“鄉城百餘同志被圍半月有餘，現在缺彈藥、缺水、缺糧，還在堅持，省委無部隊可派調，請中央立即想法救援鄉城幹部”。周恩來當即批示：“派降落傘兵部隊解救鄉城幹部”。鄉城工委見到省委轉發的批示後立刻電告中央：鄉城地形複雜，不適於派傘兵，建議速從雲南派地面部隊馳援，同時派飛機轟炸“叛軍指揮部”，即桑披寺。
　　不過，這次飛機並沒有上來就扔炸彈，而是先撒傳單，上面用漢藏兩種文字寫着：“我們知道你們當中大多數都是受了欺騙的好人，所以我們不忍將炸彈扔在你們的頭上。如果你們繼續聽信壞人的話，和政府作對，炸彈馬上就會落在你們頭上，那時，後悔就遲了！”扔撒傳單和在遠處山頭拋擲炸彈以示震懾均無效果後，圖-4轟炸機再次呼嘯而來，“數十枚炸彈落進寺院，桑披寺受到毀滅性打擊：3座佛殿、約40座僧舍被炸毀，兩百多名僧俗死亡。轟炸停止後，倖存的藏人衝出寺院，部分人投降，大部分人逃進山里。”（注16）
　　李江琳的書這樣總結：
　　1956年3月至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遠程重型轟炸機獨立四團完成了組建以來的第一次實戰，轟炸目標為理塘長青春科爾寺、鄉城桑披寺和巴塘康寧寺。近一個月的作戰期間，獨四團完成了29架次物資空投，並在3天內進行了21架次轟炸，共投下約300枚集束炸彈。獨四團的康南轟炸為日後的高原作戰取得了豐富經驗，算得上解放軍空軍的一次成功實彈練兵。
　　這一波鎮壓中藏人死傷總人數，迄今仍未公布。（注17）

　　短暫的安撫

　　其實，在中共藏區社會改造的總計劃中，率先在周邊藏區推行土改和“民主改革”，本來是為了給未來的西藏改造提供“樣板”。有李維漢的講話為證。這位老資格的中共革命家在1956年2月28日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我們設想，在青海、甘肅，在四川，做出一個和平改造的榜樣，讓西藏地區的群眾、西藏地區的上層人物去看一看這個榜樣。如果他們覺得很好，回去也願意改革，這樣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注18）統戰部也確實正在落實毛澤東關於“搞一個等量的辦法”以實現“和平贖買”的要求，並為此發出文件。但已經晚了。繼1956年3～4月在四川甘孜、阿壩發生暴亂後（與此同時還有涼山彝族地區的暴亂），6月初，青海、甘肅藏區又接連“出事”。可以說，四省周邊藏區發生的暴亂，完全超乎中共決策者的預料。
　　按照中共政治鬥爭邏輯，藏人的一系列武裝抗議行動自然屬於“反革命叛亂”。1956年4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一份關於“叛亂”的“情況通報”就是用的這個定性。（注19）同年7月22日毛澤東在北京聽取有關情況匯報時，也強調在甘孜發生的衝突，其“戰爭的性質基本上是階級鬥爭，而不是民族鬥爭”，儘管他承認“這個戰爭帶有群眾性”。（注20）這當然是個重要的定性。毛的列寧主義立場在此顯而易見。但毛也指示統戰部和四川省委要做一些讓步，以減少對拉薩方面的影響。
　　為此，周恩來特別召集在北京的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開會傳達中央精神。周一方面堅持說，“黨中央認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改革是必要的，我國各民族都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少數民族地區都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制度”，同時講“我們也要估計到，我們的工作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但是發生叛亂的主要原因還是有些人掌握武器，想和政府較量較量”。關於“讓步”，周恩來談了這樣一些意見：力爭和平改革，要根據群眾意願，取得上層人士同意後再進行；對於地主的多餘牲畜、多餘農具、多餘糧食、多餘房屋這四項浮財不動；對藏區寺廟採取更謹慎的態度，寺院的耕地財產暫不動；對現在還在山上的叛亂武裝停戰和談。（注21）周恩來的這些意見史稱“中央七月指示”，被廣泛傳達。中央還派出慰問團走訪藏區，發放慰問品，進行文藝演出，放映電影，派出醫療隊為民眾免費治病，以圖挽回影響。
　　然而，好景不長。
　　1957年3月5日和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連續主持兩次西藏工作會議。前一次會議上，仍決定西藏“暫不改革”，不但“6年不改”，甚至要考慮“11年不改”，“目前西藏工作以大下馬為緊急任務，下馬越快越好，人員內撤越快越好”。（注22）而後一次會議則做出“江東（金沙江以東地區）堅決改”的決定。為什麼要“堅決改”？用四川省、地、縣官員的話說：仗打了，人殺了，寺院炸了，就此停下來就等於承認1956年的土改錯了，所以不能“半途而廢”。這個意見顯然得到中共決策層的認可。鄧小平在主持第二次會議強調“江東必須改”時就講，為了推進民主改革，要準備不惜打大仗：“不要猶豫，越猶豫越壞，要會打，要打得狠，準備大打”；“這是戰爭狀態，不能說昨天他們未打，我們今天就不能打，應集中力量一塊一塊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始終不要放鬆政治爭取和軍事打擊，打一些好仗，才能爭取”。（注23）這就是當時中共高層領導人思考、判斷問題的邏輯！
　　為了執行這個新的“中央三月指示”，人民解放軍康定軍分區於3月22日組建康北、康南兩個“平叛指揮部”。3月底，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親赴成都，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部署“在軍事上保障金沙江以東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問題”。5月2日至6日，川、滇、青、甘四省軍分區負責人及昌都工委書記舉行軍事聯席會議，粟裕轉達中央意圖：“軍事上我們仗越打得好，消滅敵人越多，越能促成談判，越容易把群眾發動起來”。（注24）
　　“越容易把群眾發動起來”——似乎“打”乃至“大打”是為了“發動群眾”、“解放群眾”！雖然這話從粟裕這樣的軍人口中說出，並非煽情，而是對敵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中共各級領導人的慣性思維；然而，這當中隱含的歷史悖謬，卻至今令人感嘆不已！

　　“大躍進”與藏區“平叛”

　　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反思這一段歷史悲劇時，會發現藏區局面的惡化，總是和中國內地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不斷升級有關。1955年夏秋突然升溫的內地合作化運動催生了四省藏區“二合一”式的“民主改革”，這是災難的起始點；而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再次對藏區局勢產生惡性催發作用，使本來已經很糟糕的形勢加速向災難深處發展。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這篇社論反映了毛澤東力圖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急切心情。毛本人在1957年底到1958年3月召開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多次講話，批評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主張，提出要“破暮氣，講朝氣”，要提倡“革命派的好大喜功”。（注25）“大躍進”已經呼之欲出。
　　遠在拉薩的西藏工委在“大躍進”精神感召下也“革命情緒高漲，幹勁倍增”，“認為西藏高原可以，也應該放‘衛星’”。（注26）但有《十七條協議》約束，他們暫時還不能放手大干。青海省委就不同了。在四川藏區發生“叛亂”後，青海省委本來已經決定放慢牧區合作化進度；但“大躍進”促使青海迅速回到烏托邦工程的快速軌道上來。1958年3月11日，《青海日報》大幅報導了青海省委第五屆全體（擴大）會議精神，包括要“苦戰5年改變青海落後面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實現全面大躍進”。在這之前，青海省委剛剛“清算”了“右派分子”、前青海省省長孫作賓的“反黨罪行”，這個“罪行”之一就是這位省長曾向青海上層人士許諾暫不進行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注27）
　　正是在“大躍進”急急風一樣登場的背景下，發生了著名的青海“循化事件”。
　　循化是十世班禪喇嘛的家鄉。這位“紅色班禪”一直積極配合中共推進藏區改革的行動，多次主張把扎什倫布寺所在的日喀則地區作為改革試點。他可能想不到，恰恰是在他的故鄉，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慘劇。
　　4月上旬，循化縣政府在全縣唯一的藏族牧業鄉剛察鄉強行推行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預防叛亂，還把曾做過班禪老師的溫都寺活佛、副縣長加乃化等上層人士集中到縣城“學習”。但“改造”還是遭到剛察鄉藏人的抗拒。4月18日，藏人以營救加乃化活佛為號召，聚眾200餘人，“包圍工作組駐地，槍殺工作組組長，將鄉政府和供銷社搶劫一空”，又於4月24日聚眾數千人攻打循化縣城。軍方聞訊，迅速趕來“平叛”——
　　25日拂曉，解放軍兩個團，渡過黃河，包圍了叛亂分子。其實，24日下午，（藏人首領）韓乙奴和奴日洪布見攻城不能得手，又發現解放軍在黃河北岸集結，便率領武裝叛亂分子，趁溷亂之機，悄悄逃跑了，剩下的，全是不明真相，手無寸鐵，一心只想救出活佛的僧俗群眾。在包抄時，不明情況的解放軍擊斃500餘人，後因發現叛亂分子毫無還擊能力，多數人手中連根棍棒都沒有，戰士便自動停止射擊。但是，接着又進行了搜捕，將所有青壯年男子，甚至一些婦女和老人，統統當成俘虜，抓了起來。一個下午就抓了2500餘人，而當時全縣藏族總人口不過11000餘人。
　　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得知消息後，在“學習班”自殺。（注28）
　　事情發生後，青海省委將“循化叛亂事件”的經過報告中共中央，並總結了4條“教訓”，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階級矛盾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全黨必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斷地克服右傾麻痹思想，與一切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而中共中央竟然“肯定了青海省委的報告，並批轉全國”。（注29）
　　事實上，毛澤東本人就曾在另一份青海省委關於“叛亂”的報告中做出批示：
　　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時機就到了。青海省委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西藏應準備對付那裡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裡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注30）
　　！！！
　　既然如此，“平叛”還有什麼可手軟的呢？
　　至1958年夏秋，“青海全省藏人的反抗已經波及5個自治州、24個縣、240個部落、307座寺院，公開反抗者達10萬多人。中共投入5個師和30個包括各兵種的團隊的兵力，加上15個民兵騎兵連和8個民兵步兵連，動用空軍、炮兵、步兵、騎兵、裝甲兵等軍種，在青海展開大規模軍事鎮壓。”（注31）在四川，解放軍也至少動用了10個團的兵力，在甘孜地區展開第二波“平叛”。整個1958年是“西南西北秘密戰爭的高峰”，（注32）蘭州、成都、昆明三大軍區的數萬精銳部隊在各地藏區作戰，圍剿“叛亂分子”。
　　在這個背景下，大批藏民為逃避“改革”或躲避戰亂，不得已逃離家園。對他們來說，拉薩這個藏人朝聖之地成為他們最後的選擇。成群結隊的藏人試圖西涉金沙江，前往拉薩和衛藏地區避難，而“解放軍在康南部署7個團，康北部署3個團，並嚴密封鎖金沙江，迫使大量逃離家園的農民、牧民和僧侶逃向北方牧區。茫茫草原上，四散着一群群難民，有的是幾個家庭同行，有的是整個部落出奔。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叛匪’，成為解放軍的‘殲滅’目標。逃難者一路被騎兵追殺、步兵圍剿、空軍轟炸。濫殺成為常態。沒有人為‘誤傷’或者‘誤炸’承擔責任，不管打死的是什麼人，只要給他們貼上‘叛匪’標籤，所有的殺戮都被視為理所當然。逃亡之路也是生死之路，一旦被打死，他們就是‘叛匪’；如果被捕獲，他們就是‘被解救的群眾’，成批塞進卡車，押解遣返家鄉；他們中的成年男子被逐一挑出，或關進監獄，或送去集訓，大多數男子從此下落不明。……”（注33）
　　就這樣，仍然有數萬藏人歷盡艱辛，最終進入西藏。（注34）
　　他們才是1959年3月拉薩“叛亂”的種子。他們的苦難經歷是“3.10”事件何以會發生、甚至何以必然發生的最根本、也最合乎情理的解釋。（注35）

　　歷史的重演

　　20世紀歷史上，達賴喇嘛曾三次被迫出走。前兩次是發生於20世紀初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第三次則是1959年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這是可悲的歷史重演，儘管背景已經完全不同。
　　1904年那次出逃暫可不論，畢竟那是英人入侵所致。1910年和1959年的兩次出逃卻都和北京中央政權的行為有關。可以說，是中央政權及其地方執行者的愚蠢、過火乃至某種意義上的罪惡逼走了藏人領袖。
　　關於晚清，本書第三節已經進行過較充分的討論。那是一個“框架轉換”的當口，面對國家衰敗的趨勢，晚清那些最有作為的官員做出過一系列努力，試圖在主權框架內重新釐定北京與西藏的關係，並通過“藏務改革”穩定這種關係。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最終選擇了出走和“獨立”，既和清廷西藏“新政”的某些過激政策及具體執行官員的愚蠢、暴虐有關，也和清廷自身衰敗的大趨勢有關，畢竟這個老大帝國由於自身的虛弱已經無法阻擋原來的臣屬者走向分離。
　　但1959年卻截然不同。“新中國”的執政者中國共產黨作為民族國家行動者，其1950年對西藏的進軍，在宣示、行使主權意義上本來是成功的；1951年的“十七條協議”亦提供了一個相對溫和的框架，並由此建立起與藏人的較為信任的關係。1950年代的中國也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任人欺負的對象；雖然還不富裕，但卻是一個上升中的、富有朝氣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本不應再次被迫出走。
　　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問題出在中共作為藏區改造者的角色定義和實際行動上，這個“改造者”的概念是和中共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詮釋，以及中共對自身“使命”的自我期許緊密相連的。中國共產黨相信在全國（包括西藏）消滅“剝削”、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責任。這恰恰是悲劇發生的認知根源。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完全沒有意識到整個“社會主義改造”作為一項巨大社會工程的烏托邦性質；他們更沒有意識到，由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構成的特殊性，強力推行這個工程將引發的可怕後果，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重複了晚清那些西藏新政推行者犯過的錯誤。（注36）中共的改革是建立在列寧主義民族政策基礎上的。而這個強調“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甚至對“大漢族主義”有明確自省的中國共產黨執政集團，其所推行的“民主改革”卻最終給藏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大概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不但如此。“民主改革”的悲劇不但和烏托邦社會工程的理念、認知有關，而且和訴諸“階級鬥爭”的具體手段有關。事實上，以“階級解放”名義發動的“民主改革”具有雙重荒謬的性質：首先，“階級鬥爭”勢必導致階級偶像化和階級妖魔化，階級偶像化塑造“無產階級”的神話，階級妖魔化則塑造“階級敵人”的神話。這在全國都一樣，不僅西藏或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這個神話同樣俘虜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者。（注37）
　　其次，在少數民族地區，“階級妖魔化”的結果勢必把“階級鬥爭”轉變為民族衝突，因為被打擊的對象均是少數民族的精英和上層，甚至殃及普通民眾（當他們被視為“叛匪”時）；更荒謬而又更深刻的是，這一點恰恰不能被信奉“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之類教條的當政者所認識、所承認，而仍然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上思考和處理問題，這就使悲劇的發生更加無法避免。面對血腥“平叛”，完全可以理解藏人為什麼要拼死成立“四水六崗護衛軍”之類的“叛亂組織”，這是一個弱小民族面對強權壓迫做出的本能反應。而這樣的悲劇本來是不應該發生的！
　　1950年代發生的“叛亂”和“平叛”，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形塑了中共對藏區的認知及其治藏方略。


　　近期圖文：

　　誰還記得半個世紀前的珍寶島事件？　　
　　中美合作雙方得利，中美對抗雙方更得利？　　
　　對比孟晚舟與康明凱讓誰更難堪　　
　　中國農民是怎樣一步步陷入人身奴役的？　　
　　李南央在父親最後病床邊寫下的日記　　
　　“毛病不改，積惡成習”此話從何而來　　
　　中共建國後的第一件大事　　
　　不論自由主義死沒死，必須正視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