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已成經濟強國,但舊有的北京-莫斯科-華盛頓三角關係仍存在。中國和俄羅斯關係中存在着揮之不去的不信任感,不過雙方都吸取了1969年的教訓。問題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忘記三角外交遊戲怎麼玩了
老高按:每次翻開史書、回憶錄,最牽動我的思緒的就是那些歷史風雲中的犧牲品——尤其是被崇高名義的號令所動員赴死的那些人。 如果是為人類的恆久普世價值、為人類的進步事業而獻身,那還好,堪稱死得“重於泰山”,人們會長久地緬懷他們,崇敬他們,即便為一時的逆流所掩埋或封殺,逆流過去,他們的名字會重新熠熠閃亮;退一步說,就算不再被銘刻在後人的腦海,他們也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死而無憾。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社交媒體上傳播着許多傑出女性的事跡,有篇文章列舉了來華十大女宣教士對中國的貢獻,許多人我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只知道其中第十名: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她在南京大屠殺時保護了上萬中國婦女兒童。細讀所有這些女性的事跡,我深深感動:她們都實現了人生的價值。 我最感痛心的,是那些被當時響亮的名義所蠱惑、所誘騙去衝鋒,導致生命被無謂拋擲的人——在特定關頭、特定政治需要之下,他們的犧牲或許被抬到天上,飾以各種光環,但時過境遷,就不再被時人與後人提起,甚至也不被史書記載——只有其家人親屬還記得他,而一代一代過去,後輩對他的感受也日益淡然。這樣的情況,在政治浪濤兇險莫測的中國,尤其常見。重慶殘破的紅衛兵陵園,南疆大片對越作戰陣亡者冷清的墓地,乃至1989年的那些慘死的“共和國衛士”……誰還記得、誰還提起、誰還珍惜、誰還肯定他們的敢於戰鬥、敢於犧牲? 眼前就有一例。整整半個世紀之前的3月,中國的北疆,爆發了一場與昔日“老大哥”蘇聯的激烈戰鬥——珍寶島之戰。但今天的人們,不論是過來人還是後來人,幾乎都對這場牽動全球戰略格局的交火置諸腦後。反倒是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改變歷史的珍寶島事件》。這裡我轉貼此文,喚起我的同齡人的記憶。 說起珍寶島之戰,不能不提“孫玉國”這個名字。他是珍寶島之戰的英雄。記得那是我作為一名知識青年下鄉插隊最初歲月,我們村家家戶戶都有廣播喇叭,在報導中國英勇抗擊“社會帝國主義”北極熊時,幾乎天天提起這位指揮員。過了不到一個月,他竟從前線塹壕,被選為中共九大代表(九大於1969年4月1日開幕),又進入了黨代會主席台,並作為工農兵中“兵”的代表,在大會發言!這種一步登天,在文革高潮那種“盛大的節日”(列寧有言:革命是盛大的節日)中,倒沒有讓我覺得罕見,而是覺得理所當然。 孫玉國後來的人生遭際我就不甚瞭然了。這次看了《紐約時報》的文章(文中並沒有提他),我想起他,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在九大上與毛澤東握了手之後,孫玉國的軍銜從正連職三級跳:馬上越級提拔當了團長,隨即升為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沒多久,又擢升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時年33歲。又沒多久,英雄讚歌都隨着烏蘇里江上空的硝煙飄走了。他無聲無息被審查,無聲無息轉業…… 比起在珍寶島之戰中陣亡的戰友,孫玉國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隨着中國與俄羅斯在與美國抗衡大背景下越走越近,珍寶島之戰不會被人提起,珍寶島之戰陣亡者更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人們常常重提那句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名言:“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普通人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政治家們“永恆的利益”的博弈中,保全自己的利益?
改變歷史的珍寶島事件
Sergey Radchenko,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3月4日,翻譯:晉其角、杜然
Sergey Radchenko是卡迪夫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1972年,毛澤東(左)與尼克松總統在中國會面。 Associated Press
俄羅斯和中國在遠東的界河烏蘇里江靠近中國一側,曾經有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島。之所以說“曾經”,是因為它後來開始和中國這一側連接起來,結果就成了一次有地理諷刺意味的挑釁。但在1969年那個動盪的春天,這個在俄羅斯叫達曼斯基島(Damansky)、在中國叫珍寶島的小島成為了一個舞台,上演了一場改變遊戲規則的衝突。 正是在這個小島上,那一年的3月2日,中國人通過伏擊殺死了31名蘇聯邊防軍。這個大膽的挑釁之舉,是為了阻止蘇聯入侵中國,在它於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這似乎太有可能發生了。 兩周后,烽火再起。蘇聯部署坦克,並用BM-21火箭轟炸中方陣地,(據他們估計)擊斃多達1000名中國士兵。經過幾個月令人不安的平靜之後,8月13日又爆發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這次是在中蘇邊境的西段,也就是現在的新疆境內。21名中國人和2名蘇聯人在衝突中喪生。 雙方出現軍事衝突並不完全令人意外。在此前的10年時間裡,這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張,雙方都指責對方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分歧:毛澤東不願在共產主義世界嚴格的等級制度中屈從於蘇聯。蘇聯領導人指責毛是“大國沙文主義”,而沒有意識到這個標籤同樣也很適合他們自己。 至少在1969年之前,蘇聯和中國一直對動武採取克制的態度。這時,莫斯科開始考慮採取更嚴厲的報復措施,甚至考慮對這個前盟友發動先制核打擊——並通過駐華盛頓的蘇聯外交官試探美國對這個想法的反應。 隨着緊張局勢的失控,毛澤東召集一群高級將領研究中國該如何應對這場危機。這個群體的領導者陳毅元帥得出了一個非正統的結論:面對北方這個死敵,在經過20年的互不承認和深深的敵意後,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考慮與美國修好。 經過兩年的秘密接觸,中國實現了這個目標——這是相當快的,畢竟毛要做的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接受備受撻伐的帝國主義世界領導人。1970年12月,毛要求他的傳記作者、有左翼傾向的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向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轉達訪問北京的邀請。對尼克松絕無好感的斯諾大吃一驚。“好!尼克松好!”毛澤東反覆地說。“世界第一個好人!” 這位中國領導人隨後將他與斯諾的談話記錄發給下級黨組織討論和辯論。討論的記錄顯示,即便是最聽黨的話的人,也對主席的立場感到目瞪口呆,許多人都想知道,為什麼毛澤東會把“反動的”尼克松稱為“世界第一個好人”,以及中國為什麼對美國這麼忍讓,卻不能跟蘇聯搞好關係。 普通黨員不理解主席的全球戰略,也不理解他對蘇聯長期以來的恐懼。他多次將蘇聯比作納粹德國,認為美國人和西歐人在莫斯科的擴張主義面前都很軟弱。 毛澤東現在提議建立一條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他稱之為一條橫線。這條線讓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歐結成准聯盟,旨在挫敗莫斯科的全球野心。尼克松1972年2月對北京的歷史性訪問符合這一設想。 中國的一些盟友(儘管不是全部)讚賞毛澤東的戰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認為尼克松訪問北京是明智之舉。“中國不是去找他們,”他對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共同的勝利,應該慶祝嘛。” 對毛澤東來說,重要的是尼克松認識到中國在對抗蘇聯的冷戰中是不可或缺的。他認為,比起中國需要美國,美國更需要中國。或者,正如1975年中國高級領導人耿飈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所說,“美帝也利用我們和蘇修的矛盾,對付蘇修,他們想利用我們利用不上。我們可以利用他。” 蘇聯領導人聽說尼克松訪問北京的消息後大為震驚。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懷疑中國人在兩面討好,但他們沒想到毛澤東會耍這樣的花招。作為回應,蘇聯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試圖解凍因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而陷入緊張的蘇美關係。他在1972年5月邀請尼克松訪問莫斯科,然後在1973年6月訪問美國,在兩個冷戰對手之間培育一種和解的氣氛。 勃列日涅夫竭盡全力勸說尼克松相信,中國人不是什麼好夥伴。他在加州的聖克萊門特對尼克松說,中國人的特點是“野蠻、不忠誠、虛偽”。他們“背信棄義、心懷叵測”,“不誠實”,“特別狡猾、兩面三刀”。美國人需要與蘇聯人合作,而不是討好中國人。“我想和你私下談談——沒有其他人,沒有筆記。”1973年5月,他對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說。“你看,你們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你們和我們共同管理世界。” 尼克松和基辛格並不買賬。他們現在可以在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挑撥離間。那個時候,美蘇關係和美中關係都比蘇中關係好得多。兩國都向美國求助,這給了尼克松相當大的優勢。 1972年春天,這種優勢顯現出來,尼克松短暫地升級了越南戰爭,河內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只做出了無力的回應。美國處於有利的位置,特別是在1969年的邊境戰爭之後,那場戰爭表明北京和莫斯科是多麼害怕對方。 然而,這個遊戲只在恐懼存在的情況下才有效。經過十年的緊張關係,中國和蘇聯開始重新考慮兩國關係。隨着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訪問北京,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近年來,在習近平和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下,中俄關係變得密切了得多。遺留的邊境問題在2004年得到解決。在珍寶島/達曼斯基衝突50周年之際,這場將中俄推向核戰爭邊緣的對峙只剩下模糊的記憶。 俄羅斯可能不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冷戰可能已經結束,中國現在可能是一個經濟強國,但是舊有的北京-莫斯科-華盛頓三角關係仍然存在。中國和俄羅斯目前還沒有成為盟友,兩國關係中存在着揮之不去的不信任感,莫斯科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的擔憂,更是加劇了這種不信任。但普京和習近平認識到,糟糕的中俄關係只會讓美國受益,他們正在努力避免讓自己處於戰略劣勢。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方都吸取了1969年的教訓。 但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又學到了什麼?1969年,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行為符合一句中國老話:“坐山觀虎鬥。” 50年後,美國的戰略家們紛紛下山,跑到每隻老虎的地盤上親自和它們搏鬥。中國沒有用來描述這種行為的諺語,也許是因為這不是什麼切實可行的戰略。 如果說三角外交是一種遊戲,那麼美國已經忘記怎麼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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