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李銳生前懼怕他的聲音,在他死後懼怕他的遺容。在躺在北京醫院病床上的最後日子裡,李銳依舊直言不諱,甚至令前來探視的中共高官落荒而逃。他雖然沒能最終徹底擺脫共產黨對他的鉗制,但是他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可以笑別人生
老高按:今天接續昨天,推薦李南央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的《李銳絕唱》的下篇。我們看到,李銳在一步步走近生命的終點時,也還有戲劇性的場面。 很巧,昨天李南央發出了《“李南央狀告海關案”跟進報道(五十六)——父親走了,我還活着……》,她的跟進報道,每一篇都有個“篇首語”,這一篇的“篇首語”用的是我的一段話: “跟進”絕非沒有成效,成效不在賈庭長是否答覆或者是否行動。“跟進”是測試中國法治真偽的石蕊試紙,每一次都在告知民眾測試的結果;“跟進”也是一道道金牌敕令,催促法界內外人士想一想如何“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真正把法律從紙面上落實到現實中;“跟進”還是給那些破壞法治、拒不遵從法治的人拉的警告賬單。 ——高伐林 我都記不太清楚了是一兩個月前什麼時候,對她堅持狀告北京海關沒收她的《李銳口述往事》一事,寫下發給她的一段感想。她的“跟進”每次都群發給許多人,有時會提出一些問題。我的這段話,想必是因為她轉述有人說:這麼告狀有什麼用?北京的法院就是一個字:拖!我有感而發,很高興得到了李南央的認同。 昨天我在按語中提到過對“李銳自己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說是局限”,“女兒李南央也在一些文章中明確地談到”。在這篇《“李南央狀告海關案”跟進報道(五十六)》中一開頭講述與父親的一段對話,就驗證了這一點: 一次回國,父親問我案子的進展,我告訴他:“沒進展。”父親便說:“你把案子的經過簡單地寫一下,我替你批轉給王岐山,把書要回來。”我大笑:“爸,你還是你的‘條子文化’。要書不是我的目的,我是為了走出‘依法治國’的道路。”老頭子也笑了:“好、好,你搞你的,我不管。”
李銳絕唱(下):怎麼辦啊?這個黨!
李南央,《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2月28日

2015年6月,李銳在為老朋友的書題寫書名。 Courtesy of Nanyang Li
(續昨)日前父親李銳“正部級待遇”的葬禮,沒有悼詞、沒有生平介紹、沒有輓聯、沒有哀樂……就連前來告別的人們手捧的鮮花都被攔在了大廳之外。人們憤怒地說,那是一個“無聲無字”的追悼會。 我是多麼地為父親驕傲。中共在李銳生前懼怕他的聲音,在他死後懼怕他的遺容。一個人能夠把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黨嚇到如此的地步,他在天有靈,一定會開懷大笑。 父親在他101歲生日的那天,在醫院的病床上發出了自己的“絕唱”。他雖然最終沒能徹底擺脫共產黨對他的鉗制,但是他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可以笑別人生。 以下是我守在父親病床邊寫下的日記。經過編輯、刪減。
2018年4月8日 下午一點到醫院。父親的精神不如昨日,似睡非睡。 我說:“我明天去紫陽家鞠躬,你有什麼話?我帶過去。” 父親立即說:“耀邦、紫陽救了這個黨,救了這個國家。紫陽在經濟上比耀邦強。” 我說:“紫陽和夫人的骨灰還放在家裡,安葬不了。” 父親說:“這是豈有此理的事情。”接着跟我談起他第一次是怎樣見到紫陽的老伴兒的,時空有些混亂;又提起閻淮的新書(《進出中組部: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還是有些前言不搭後語。 我問張阿姨:“(秘書)薛京還沒來?” 她說:“來,可能一會兒來。他每天都要向組織部匯報老頭兒的情況。” 這時父親在磨子潭(60、70年代兩次流放的地方,位於大別山)的患難朋友、畫家王申生到了北京站,他是特地從上海趕過來看老頭子的,手機短信問我如何進住院大樓。大約三點鐘,申生進到病房,老頭子一眼認出來,說:“王滬寧,我們是患難之交!” 我用寫字板寫上“王申生”遞到父親的眼前。他笑了:“申生、申生。王滬寧是那個傢伙。” “申生你多少年沒來了啊。”款款地回憶起自己在磨子潭流放地跟申生相識、相交的過程,清晰、準確。
2018年4月11日 父親一直昏睡,直到下午1點48分醒來,看見我在床邊,問:“你哪天回美國啊?” 我說:“20號。” 老頭子轉過頭看着滿起:“我明天下午出院。” 小余告訴我:“老頭子是有東西要給你。” 果然,父親說:“我要回家,我有東西,重要的東西要拿給你。” 我說:“你告訴滿起在哪兒,讓他取了交給我就成了。” 老頭子搖頭:“別人不知道,我自己拿給你。” (父親到底想給我什麼,已經無法知曉。但是他的絕大部分日記原件和其他的文字原件都已經在這些年裡陸陸續續地交給了我,由我按照他的意願捐獻給美國胡佛檔案館了。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情,得不到的就得不到了。也許哪一天會出現在北京潘家園的字攤上。) 一會兒進來一群醫生查房,老頭子高聲說:“我女兒從美國回來,給我訂好了三桌飯,我要出院!出去過生日!” 我確實是早就在國宏賓館預訂了三桌生日宴,準備在4月13日那天跟去年一樣,請他的尚健在的不多的幾位老哥們和夫人,以及幾位老秘書、組織部的老部下和從各地特意進京的晚輩們為他祝壽。父親看來是真盼着,要實實在在地過101歲的生日。 醫生們走了,父親跟我閒聊,說:“我這個人運氣很好,一個老伴照顧生活,一個女兒讓我歷史留名。”

2017年4月13日李銳百歲壽,左起何方夫人宋以敏、何方、杜導正、李銳、李銳夫人張玉珍。 Courtesy of Nanyang Li
2018年4月12日 早晨八點一刻去醫院。 九點半,秘書薛京和組織部老乾局的幾位幹部先到,將帶來的大花籃和禮品放在病房門口。留下一人守在那裡,其餘的人走了,我猜是去恭候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姜信治大駕。 終於,走廊那邊一群白衣、黑衣人簇擁着一位身材中等、略顯消瘦,也是身穿黑色夾克的人出現在病房入口處,我知道這就是現任組織部姜常務副部長了,本能地在心裡將他跟過去這一位置上的李銳作了比較,不免當了一次九斤老太。 兩三位白衣人和老乾局局長陪着姜副部長進到病房。薛京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姜副部長旁邊的是北京醫院院長。 閉目養神中的父親這時睜開了眼睛,目光掃過這一群人,透出我熟悉的、李銳特有的鷹一般的銳利。姜部長走過去跟老頭子握手,老頭子滿臉是笑,示意他坐下。老乾局長從我和薛京身邊走過,小聲叮囑:“不要照相,不要錄像!” 老頭子開口了:“謝謝你們來看我。我明天就102歲了。”隨即話鋒一轉,開始朗聲地“大放厥詞”。從曾國藩教兒談起,重複他對家中來客講過上百遍的故事:抗戰時一位美國飛行員的飛機被打下來,迫降在曾國藩家不遠處,曾家七個人在,個個都會講英語。我們搞了些什麼?一建國,就學蘇聯,取消英語。 我不意外——父親心裡明鏡似的啊,張玉珍不在,他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 姜部長的表情卻是意外的,他大概對李銳在這樣的場合、說這樣的話,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我真是佩服他的定力,能夠將開始的笑容一直凝固在臉上。 老乾局局長卻有些坐不住了,幾次打斷老頭子,試圖轉變話題:“姜部長來看您,是給您拜壽的。” 老頭子向他一擺手,那意思是:“你別插嘴!”依舊是滔滔不絕地自說自話:“現在那個人的像還掛在天安門上面,對習近平也搞個人崇拜,像什麼話!” 這話一出,我都替姜部長捏把汗了:再聽下去若有人匯報給習老大,可不大好解釋清楚了。 姜部長確實坐不住了,站起身,伸出手給老頭子:“您說了半天,累了。您休息、休息。我們告辭了。”老頭子就勢抓住他的手:“你別走,我還沒有說完。” 老乾局局長連忙上前解圍,用自己的手強換下姜部長的手握住老頭子:“部長忙,還有事,還有會。”然後鬆開,幾乎是逃一般,踩着姜部長的腳後跟離開病房。 父親從病床上抬起上身,衝着這些人的背影大聲嚷着:“你們不愛聽我也要說,你們把我看成壞人好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說……” 我是在場的唯一家屬,想着應該代表父親送送客,便也到了走廊,以為看到的會是一群離去的身影。沒想到院長和姜部長還有主持父親治療的幾位醫生站定在那裡,正在等我。不禁暗自稱奇。 見我出來,好像剛才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姜部長笑容滿面地對我說:“你看看,你們家屬有什麼要求,對醫院有什麼意見?” 我對張阿姨真是有些佩服了,還真有這麼個議程:部長當着院長的面問家屬有什麼要求。我想也沒想,脫口而出:“沒要求,什麼要求也沒有。”“醫生好、護士好,都好、非常好。沒有任何意見。跟老百姓的條件沒法比,我要是再提什麼要求就太不像話了!” 看來,姜部長對我的這個回答也是沒有準備,愣了一下,說:“噢,那好,那好。” 院長臉上帶着詫異,但是釋然地重複着:“沒要求,跟老百姓比……”
2018年4月13日(李銳101歲生日) 一早,滿起送我和悌忠去醫院。老頭子在看電視,非常精神。見我們進來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讓出院,你訂的飯怎麼辦啊?” 我說:“今天晚上我請大妹他們吃飯,然後請朋友們吃飯。你和你老哥們的那桌,給你留着,等你出院了再吃。” 父親高興了:“好!好!”

2018年4月13日,閻淮、胡德華夫婦、陸德、黃肖路、李爾柔、牟廣豐等及記者為李銳慶生會合影。 Courtesy of Nanyang Li
十一點多,原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老秘書和現任秘書來了,送來胡啟立在大紅紙上親筆寫的生日賀詞。老頭子非常高興,讓我把賀詞放在陽台玻璃隔屏下的台子上他可以看到的位置。 四點左右,李慎之的女兒爾柔、黃萬里的女兒肖路和美國之音記者葉兵及一位青年攝影師帶着花籃和一幅鑲在長鏡框裡的詩走進病房。我不認識葉兵,但是因為看節目,對他的臉是熟悉的。肖路大約一個小時前跟我聯絡過,說是他們的慶生會剛剛散了,帶着花籃正在來醫院給老頭子拜壽的路上。我說:老頭子沒吃上壽宴有點失落,見到你們會高興的,來吧。可是參加他們聚會的美國之音記者也跟着一起來了卻是我沒有想到的,而且還進來,真不知如何辦的探視手續。 我讓肖路和爾柔把花籃放在病房門口,詩的鏡框靠在對着老頭子床的位置上,讓他能看見。 看着這些不認識或者一時認不出的來人,老頭子的表情像是在問:“你們都是誰啊?” 我向他解釋:“胡德華、陸德、閻淮、牟廣豐、爾柔和肖路一些人剛給你過完慶生會,現在帶着花兒來看你了。” 父親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雙手作揖:“謝謝!謝謝!” 葉兵走到床邊自我介紹:“我是美國之音的記者。” 我觀察着老頭子的表情,如果他不高興,我就客氣地請葉兵離開。 老頭子的眼睛一下亮了:“噢,美國記者!”我知道父親進入了跟昨天上午相同的境況,清醒而亢奮——張玉珍政委不在,要“放肆”一搏了。 我在心裡大呼:“蒼天有眼啊!給了李銳絕唱的機會!!” 父親開口了:“我已經進102歲了。101歲滿了嘛,吃102歲的飯了。”頭緒清晰。 葉兵說:“您對美國之音提一個希望吧。” 老頭子想了一下,臉上露出頑皮的笑意:“美國之音播過我一些隨便講的厲害文字(話),有一次是習(近平)上台不久,我與一個老朋友的女兒一起閒聊,她就講了一句什麼話呢?她說現在網上有這樣的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聽說傳到美國去了,美國把它公開了。”(笑) “你知道吧?我有一本書,叫做《李銳口述往事》,最後一章就是寫我接觸過的高層人物。從毛澤東開始,最後一直到習近平……我那個時候也不曉得他的文化程度那麼低。你們知道吧,他小學程度……當然那個時候我也沒有什麼看不起他,因為他是仲勛的兒子。仲勛你們知道咯,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勛又是好朋友……現在(搖頭),他很難講,現在到底會怎麼樣。”

2018年4月13日,李銳在醫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Ai Lun/VOA
葉兵問:“您對他有沒有什麼忠告?” 父親搖搖頭,又搖搖頭:“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這個人現在他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 “中國這個國家啊,沒有辦法。它是一個什麼文化傳統呢……中國這個國家本來五四已經解決了缺乏什麼,就是人權同科學。五四運動已經解決了,結果又來了一個馬克思,馬克思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所以到中國來就很容易被接受。” “毛澤東這個人討厭知識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我看過,他怎麼講呢?……第一留學生,第二大學教授,第三大官,統統是反革命;第二,中學教員、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學教員……” 不知什麼時候進來的醫生走到床邊,俯下身:“李老,咱們不說了,休息了。” 父親還想繼續:“胡適之是第一反革命,那個時候……” 醫生的態度變得十分堅決:“咱們休息、休息吧。該吃飯了(鼻飼)了。” 父親無可奈何地停住了。向眾人抱歉地擺擺手,告別。
2018年4月14日 下午一點一刻老頭兒醒來,將我喚到身邊,說:“你把你這次回來每天來的人,來的人都說了些什麼記下來。還有你在外邊跟人開會(老頭子把聚會說成了開會),大家說的話都記下來。” 我說:“嗯,明白你的意思,我會的。” 父親又說:“沒想到胡啟立也對我這樣關心。我這個人還是喜歡被人吹捧的。”隨即閉上眼睡過去了。
2018年4月19日 早八點四十去醫院。滿起在車裡遞給我兩夾子資料,說是老頭子要他複印給我的。我打開看了,是一些網上批評習近平的文章,收下了。我知道是他的那些能夠翻牆的朋友從網上給他弄到的,但是他不至於以為我在美國看不到吧。 進病房,父親在睡覺。大約中午十分完全清醒了,問我:“滿起拿資料給你了嗎?” 我說:“滿起複印了,給我了,你放心。” 父親說:“我要回家,我還有好多資料給你。” 我還是不知道父親到底還想給我些什麼,但我怕他着急、傷心,就安慰他說:“沒關係,我還會回來的,下次我回來,你出院了,再給我。” 老頭子問:“你什麼時候還回來啊?” 我說:“就回來,就回來。” 快五點時,離開病房,站在病房門口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父親:爸爸,請原諒我不能守在您的床邊。我自己去年七月查出患有血癌,每月需驗血調整化療藥物計量。我會挺住,把您的歷史資料整理、注釋完,您也要挺住,我們下次再見。
2018年5月-10月 5月21日我群發出“約字”短函,6月10日截稿,共收到101人,12.5萬字的“送字”。6月11日製版,12日成書《敬寄李銳》。6月14日帶入大陸的第一本卻沒有送到李銳手裡,但7月21日,一位來美旅遊回國的朋友成功地將第二本自印《敬寄李銳》親自送到他手中。小余告訴我,老頭子拿着書說:“了不起!真厲害!”

2018年7月20日,自印本《敬寄李銳》送到李銳手中。 Courtesy of Nanyang Li
9月24日中秋節,朋友的兩個妹妹帶着8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銳》樣書到醫院探望父親,小妹妹隨後發來電郵:“老頭子看起來身體狀況還不錯,每天上呼吸機也就最多兩次,早和晚,平時就是鼻子吸氧,只是腦子反應有點慢,可能跟聽力相關。書拿到後不撒手,一頁頁地翻看。”而她的姐姐在電話里告訴我的卻是:“老頭子已經很糊塗了,聽不明白我們說的是什麼。就是反覆地說:‘怎麼辦啊?這個黨!’”
2018年10月26日 10月24日我們離開舊金山,25日到京。10月26日一早去醫院,被攔在西門,不讓探視。小餘下來接我們也無濟於事。從探視室內間出來一人,對外間拒絕給我們辦探視手續的女士說:“沒來得及告訴你,保衛處楊偉(音)有交代,有個從美國回來的女兒可以允許探視。”但是外間的女士堅持:“讓進也得下午三點後探視時間進,815A家屬有囑咐。”我說:“我也是家屬,不是外人。你將心比心,你若從國外回來探視父親,怎麼能夠只允許你探視時間看望,而不能像護工一樣全天呆在病房照顧?”悌忠上前幫着問:“哪位家屬?有什麼交代,怎麼說的?”那位女士有些惱怒了:“我不說了,我已經說多了。” 無可奈何,悌忠只好離去。我自己繞到醫院的門診區,曲里拐彎,設法進了高幹住院樓。我在外間換衣服,聽到小余在裡間病房對老頭子說:“你看看,誰來了?” 進到病房,看到父親睜着眼睛躺在床上,沖我艱難地笑了笑:“你什麼時候回來的?”順暢而清晰。 我說:“昨天下午……”他的眼睛已經合上了。 小余說,老頭情況與她9月底回老家前已經大不相同了,下了一個大坎兒。護工說一直發燒,不能下床活動。
2018年10月29日 早九點,坐滿起車到醫院。小余說老頭兒昨晚發燒到39°C。但人很安靜,沒有煩躁的表現。我走到床邊輕輕呼喚:“爸爸。”喚了幾次,有了反應,輕輕地哭泣,但是沒有睜眼。 董醫生來,解釋十月份以後為什麼不再給我電郵告知病情,說是高幹樓進行了保密教育,首長的病情屬於機密信息,昨天剛剛考完兩張保密試卷。我問:“那以後如果父親病危,醫院也不通知我嗎?”董醫生說:“不通知您。阿姨(小余)跟您有聯繫,她會告訴您的。” 我無語……
2018年10月31日 10點30分,醫院召集家屬和單位開會,通報李銳病情。院方有於主任,董、李兩位醫生,組織部來了四人。李醫生主講,說李老目前出現了DIC(瀰漫性血管內凝血),判斷是靜脈埋管感染造成,情況兇險。醫院當會盡力,但是如此高齡,沒有把握。
2018年11月1日 晚上在國宏賓館正跟幾位朋友一起吃飯,突接小余電話:“小妹姐,老頭子不好,你快點來!”我和悌忠急忙打的趕到醫院,一路小跑成功地從門診部繞進高幹住院樓,值班的恰恰是呼吸科主治醫生,告知我們病情:突然缺氧,已經上了無創呼吸機。再次向我們確認不進行創傷性搶救。一個小時後,滿起開車帶老太太和勝利到了,張阿姨留在病房過夜。
2018年11月4日 進入病房如昨。吸霧、吸痰後,老頭子清醒了,竟然含混地說出了一句我能聽懂的話:“你在哪裡吃飯?”小余開頑笑說:“女兒來了,你就不理我了。”老頭子向她撇撇眼,甩了一下手,很有力氣的樣子。我們都高興:老頭子還不糊塗,還有勁兒!
2018年11月10日 父親今天情況不好。醫生值班查房,說汪東興(文革時期重要政治人物)最後都是一天到晚講階級鬥爭,那可能是他一輩子印象最深的事兒。用下巴點了點老頭子:“這個老頭子不錯,說的是普通人的話。”又嘆息說:“腦子可千萬別壞了,那就太可惜了。” 父親只醒過來一次,認出我,像小孩兒一樣笑了。
2018年11月14日 一早,滿起來國宏接我和悌忠,張阿姨已經坐在車裡。我們一起到了醫院。老頭子一直在睡。張阿姨將她買好的壽衣、鞋襪、帽子一一拿給我看。我應着,說:“老頭子平時最喜歡的衣服就好。” 李醫生來查房,知道我要走了,說:“老頭子這次從兇險的邊緣拉回來了,但是上下波動很不穩定,隨時都會有變化,是否能熬過這個冬天,我們真是說不好。” 十一點多,老頭子醒了,認出悌忠,拼盡全力、清清楚楚地說出:“我要講話……”然後拼命地張嘴、使勁地張,合上再張,但是除了喘氣,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了。我俯下身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額頭:“不說了、不說了。我們都知道……”父親疲倦地閉上了眼睛。 我們在隔門處向老頭兒擺手告別,老頭子伸出雙手抖着,小余說:“他讓老太太跟你們握手。” 我們趕緊走回去,張阿姨跟我們握手,老頭子看着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李銳中學畢業照。 Courtesy of Nanyang Li
結束語 回到美國後,國內的一位朋友在電子郵件中向我發問:“你知道李老這樣維持一天的費用嗎?” 我回復她:“我不覺得我爸每天花多少錢是個問題,問題在於這種花費是建立在級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個人意願之上的。” 父親當年加入共產黨,是以為這個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躺在病床上已經什麼也做不了的他,只能哀嘆:“怎麼辦啊?這個黨!” 但是去年在醫院與父親相處的最後那些日子裡,他帶給我最多的是他的笑——變得猶如孩童般快樂和純真的笑。 父親在回憶三峽論證過程的文章中說:“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都已經反覆說過,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蒼天有眼,在李銳101歲的那天,給了他最後一搏的機會——美國之音的記者走進了他的病房,讓他留下了絕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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