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美競爭，實際是兩個大國各自重新整合內部的賽跑，誰能先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誰就能贏得中美關係主動權，進而在世界上發揮作用。美國用中國製造敵人解決美國問題，中國又何嘗不需要一個巨大的外部壓力來倒逼自己的改革呢？


　　老高按：川普上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引起各方人士高度重視，解讀蜂起，百家爭鳴。讀到黃靖博士在大國策智庫舉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美關係調整與評估”研討會上的發言文稿，推薦於此供討論。
　　對黃靖博士，我十幾年前就曾請教過他。有一次美國著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與何頻主持的多維集團，聯合舉行國際研討會，我第一次見到當時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黃靖，聆聽了他的發言，但沒有與他單獨交談。但過後不久，有位大學同窗介紹當時擔任多維集團總主筆的我去採訪他，於是在2006年5月上旬，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向他請教。所談話題極為廣泛，中美關係、中日關係、東亞地緣政治、中國宗教政策、美國智庫運作……後來整理出六七篇深度報道，不僅在多維旗下媒體全文刊登，而且在中國好幾個媒體被摘錄登載。
　　黃靖在哈佛拿到政治學博士，導師之一就是前不久去世的馬若德；在猶他州立大學任政治學教授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獲終身職；在斯坦福大學擔任了一年研究員之後，調到布魯金斯學會任資深研究員，他是這個智庫的第一位華裔高級研究員。
　　我採訪他兩年之後，他去了亞洲，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李氏基金會講座教授，及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等職務，發起主持中印二軌安全問題對話、中印媒體高層對話、中-日-美三方二軌對話、亞洲環境政策對話、中-印-日三國能源政策對話、亞洲-歐盟能源安全對話，還開發了西伯利亞/遠東中的多邊國際合作等項目……
　　事業看似順風順水，不料2017年8月發生巨大變故。具體內情我只是有所耳聞，但並不真正清楚：新加坡內政部、移民與關卡局取消了黃靖夫婦（兩人均為美國公民）的出入境證件，禁止黃靖入境新加坡。內政部還稱，黃靖同他國情報機構及情報人員接觸，影響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及新加坡本地輿論。而黃靖斷然否認所有指控。今天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他在變故之後，到北京任教和從事研究。
　　他這個講演是在“全球視野下的中美關係調整與評估”研討會上所作，但重點談美國，沒有怎麼談中國，對中國如何“需要美國這個巨大的外部壓力來倒逼自己的改革”，只是一筆帶過，未免讓我感到有所缺憾。不知是他有顧慮不便展開，還是整理者有顧慮做了取捨？談到“倒逼”，我想起社交媒體上有言：“川普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總倒逼師”，令人莞爾！


　　中美競爭的實質是兩個大國藉助“外敵”重新整合內部的賽跑

　　黃靖，大國策智庫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學術院長。本文根據作者在大國策智庫舉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美關係調整與評估”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原題《美國國內政治及對華戰略》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當前美國國內政治和對華戰略，那就是：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一個強大的敵人，而中國是其當之無愧的選擇。

　　美國的全球主義與霸權的式微

　　1991年發生了兩件對整個世界局勢影響重大的事件。其一是蘇聯解體，其二是海灣戰爭。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美軍在海灣戰爭中摧枯拉朽般的勝利展示了其獨霸世界的軍事實力。這兩件事情極大地助長了美國捨我其誰的主導世界的信心。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書的出版並在全球引發熱議，就是當時“美國信心”的具體體現。福山認為，美國的發展模式，即“華盛頓共識”——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以資本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多黨競爭維繫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選擇，歷史因此而終結。
　　1994年克林頓上台後，以詹姆士·斯坦伯格、戴維·萊克、約塞夫·耐和約翰·尹柯柏瑞等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學者提出了“全球主義(globalism)”的戰略。這一戰略的實質，就是要按照“華盛頓共識”塑造一個美國主導的“新世界秩序”：即美國價值理念(“普世價值”)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市場經濟全球化。克林頓時期開始全面實施全球主義戰略。此後，小布什、奧巴馬也都以不同的側重點繼續推行這一戰略。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價值引導、政治改造和經濟控制，全面按照美國模式改造世界。
　　從20多年以前提出“歷史的終結”到今天特朗普及建制派主流公開擯棄全球主義戰略，美國霸權的式微是客觀事實。其根源是其全球戰略的失敗。美國建制派和戰略界主流已經認識到並開始反省這一重大戰略失誤。
　　首先，美國全球主義在價值導向上具有天然的不足。1994年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文明衝突實質上是價值理念的衝突。所謂價值理念，其實是在一個特定文明發展的基礎上積澱產生的。美國強行在全球範圍內輸出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價值觀，必然遭到其他文明的抵抗。事實上，對美國“普世價值”全球化反應最激烈的首先是伊斯蘭世界，“9·11事件”實質上就是伊斯蘭世界反對美國價值全球化的一個縮影。
　　其次，美國的民主政治全球化很難在價值取向不同的國家獲得成功。從克林頓、小布什到奧巴馬時期，美國先後實行多輪民主政治全球化運動，但無論是顏色革命，抑或阿拉伯之春，除了與西方價值同源並被歐盟迅速接受的幾個東歐小國外，巴爾幹地區、羅馬尼亞、原南斯拉夫和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都導致了更糟糕的局面，成為歐洲的“累贅”；而“阿拉伯之春”以及西方主導的敘利亞“倒薩”運動，不僅使整個中東地區動亂不止，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而且由此造成的難民潮更是引發了歐洲以至整個西方的政治混亂。到特朗普上任時，儘管美國已經消耗了大量的戰略資源，非但“普世價值”和民主政治的全球化難以為繼，而且使美國背上了沉重的戰略包袱。
　　第三，以市場經濟、資本引導的市場經濟全球化取得了成功，但同時也造就了強大的對手——中國。推動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有兩個相向的力量。一個是資本的全球化，資本從經濟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另一個就是產品和服務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這兩個相對的流動目的都是資本的利潤最大化。當今美國朝野都認為，中國是這兩股流動力量——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既是最大的外資流向國，也發展成最大的製造國。美國在“普世價值”上沒能引導中國，在政治上也沒能改造中國，但中國卻通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美國看來，中國靠着美國發起並領導的經濟全球化迅速壯大，經濟上幾乎與美國比肩，但在價值觀和政治體制上卻拒絕向美國看齊，甚至發展並推動“北京模式”——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以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制度——來挑戰“華盛頓共識”。基於此，現在美國建制派對中國充滿沮喪與憤慨，具有強烈的情緒感。美國認為，中國這個敵人是自己培養起來的，中國的發展“背離”了美國的初衷。但事實上，在全球化當中真正獲利最大的是資本。整個華爾街資本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造成了美國想要和中國“脫鈎”的最大困難，因為資本獲利的吸血管早已憑藉經濟全球化深入到了全世界各個角落。正因如此，反對美中脫鈎，反對中美“貿易戰”最堅決的就是華爾街。

　　全球主義對美國內政的影響

　　從美國國內政治上來看，全球主義戰略已經造成兩個大的分裂，這也是美國未曾預料到的。
　　其一，資本和民主政治之間的分裂。以前福山認為市場經濟跟民主政治是 “理想婚姻”。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追逐的永遠是利潤。只要有利可圖，價值觀和政治體制並不重要。民主政治則必須高舉平等、自由、人權的旗幟(因為這是民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依據)。民主政治的運作，包括總統、議員、地方官員的選舉，司法、福利、傳媒等，都高度依賴資本。但是，資本已經高度全球化，政治卻總是本土的。畢竟選民永遠在美國，不能隨着資本全球逐利。這就造成了美國政治精英們既離不開高度全球化的資本，更離不開反對全球化的選民這樣一個結構性的困境，並且愈演愈烈。
　　其二，價值觀的分裂。因為美國想要推動價值全球化，就必然要宣揚以基督教為核心的價值。從小布什時期開始，基督教福音派選民在美國政治中突起，他們在宗教、種族、墮胎、性取向、社會福利、移民等關鍵議題上持右翼保守價值觀，成為一支左右美國政局和選情的重要力量。與之相抗衡的左派自由主義則強調種族平權、男女平等、宗教包容、個人自由等價值觀，形成所謂“政治正確”社會力量。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觀政治抗衡的結果，是使美國宗教文化的“大染缸”喪失了功效。此前，美國無論是地方選舉還是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政策取向是選民投票的依據。左派政策取向強調照顧弱勢群體、支持工會、加強福利、強化政府的管控等，自然能贏得中下層選民和知識分子的選票;右派的政策傾向於資本發展，提倡減稅，鼓勵投資，限制福利、依賴市場調節(而不是政府管控)等，因此受到資本家和保守選民的支持。但從小布什時期開始，選民的投票傾向發生明顯的變化。投票標準不再是競選者的政策取向，而是根據其價值觀念進行投票。也就是說，選民選擇的不再是利益，不是“我們要什麼”(what we want)，而是福山所說的政治認同，是“我們是誰”(who we are)。民主選舉不再是利益導向，而是價值觀導向。而價值觀上的矛盾是不能妥協的。其結果是難以彌和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政治上的兩極化。“特朗普現象”由此而生。
　　要克服由於重大戰略失誤造成的內外交困，美國不得不做出重大戰略改變，這必將導致戰略資源的重新分配和各利益集團之間平衡的重大調整。要完成這一重大的戰略改弦更張，美國需要一個“危及美國根本安全”的強敵。仔細研究美蘇冷戰史，不難看到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80年代初，美國都是通過以蘇聯為敵重新整合了美國的政治。50年代到60年代，從艾森豪威爾到肯尼迪，再到約翰遜，美國借力與蘇聯的對抗，完成了從右向左戰略大調整。在80年代初，美國因越南戰爭失敗、石油危機、經濟危機、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以及人權等問題而內外交困。里根上台後，馬上終止了對蘇緩和政策，高調宣布蘇聯為邪惡帝國，推動由左向右的戰略大轉變。而現在特朗普上台，美國建制派再次推動由左向右的戰略大調整，“強起來”的中國成為了必要的強敵。

　　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源

　　學者們在探討中美關係逆轉時，通常的觀點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所以將中國視為敵人。這只是事務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美國需要一個敵人來完成重大戰略調整，重新整合自己。中國是美國實現這一目標的不二選擇。具體而言，通過與華為敵，美國要達到三“重”目的。第一，重塑美國認同(Reinvent American Identity)。第二，重組對美國有利的世界經濟格局(Restructure World Economy in America’s Favor)，這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的關鍵所在。第三，重寫美國主導的遊戲規則(Rewrite the Rule of Game in America’s term)。這些目標，都需要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國。
　　美國需要一個強敵來重新打造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在所謂的中美競爭，實際是兩個大國重新整合內部的一個賽跑，誰能先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誰就能贏得中美關係中的主動權，進而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美國用中國製造敵人解決美國問題，中國又何嘗不需要一個巨大的外部壓力來倒逼自己的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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