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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美日韩紧密协商，步调和口径一致，有人指出，这三国正在加紧形成遏制中国的“东亚三角”。这使我想起学者黄靖对我阐述的“构筑亚太稳定大三角”的设想。虽然数年来美国、中国和日本国内，以及亚洲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听听这个构想，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黄靖／高伐林
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时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正在致力于研究亚太地区的一个三角形，这就是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历史恩怨十分复杂，现实利益也犬牙交错的三个国家的关系。
黄靖是中日美三国“二轨”会谈的发起人之一。这个“二轨”性质的论坛，去年（2005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今年（2006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二次，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在华府举行第3次。三国许多重要学者和前高级官员参加，探讨如何建立稳定三角战略构架。在他启程前往东京前夕，我对他进行专访，听他畅谈了对中日美三方关系的深入剖析。这一篇与下一篇《美国为什么希望中日关系稳定》，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二轨”性质的中日美三国论坛
高：你马上要去东京开第二次中日美三国会谈的会议，作为会谈的发起人之一，请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情况。
黄靖：本来我是作为学术性会议发起的，计划书写好后，正遇到去年（2005年）中国反日大游行，布鲁金斯学会的管理层觉得这个项目很重要——你知道，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前任总裁迈可·阿玛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当过美国驻日本大使，对日本问题一直很重视，也是原来老布什政府的国务院第二号人物，现在是半退休状态，在斯坦福大学作高级研究员。他建议将这个项目升级成为一个“二轨”性质和档次的会谈——所谓“二轨”性质，即政府支持的，参加人是民间学者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去年7月份在北京进行第一次研讨，见到中国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今年5月在东京进行第二次会谈。20日晚上，中、日、美外交官员，像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美国驻日本大使Thomas Schieffer都要参加晚餐；还要会见到一些日本政府领导人。年底将在华盛顿进行第三次研讨。
布鲁金斯学会的前任总裁迈可·阿玛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当过美国驻日本大使，对日本问题一直很重视。（资料图片）
高：三方参加的有哪些人呢？
黄靖：中国和日本方面有哪些参加者，他们自己说比较好，我就不介绍了，只说说美国方面的参加者：一共八人，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的有杰弗瑞·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和我三个人，还有刚刚来我们这儿主管外交政策的卡洛斯·帕斯夸（Carlos Pascual），还有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Kurt Campbell，刚离任不久的前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日本通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美国海军学院的著名学者Jonathan Pollack，还有一个经济学者Kevin Nealer。
 卜睿哲（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资料图片）
高：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
黄靖：简而言之，主要是希望缓解彼此的紧张关系。长远来看，是要促进三方建立一个亚太地区大三角的架构。具体怎么实现，还要看会谈的进展。现在看基本上是积极的。
高：去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研讨与今年在东京举行第二次研讨，议题上各有侧重？
黄靖：大体上一样，有三个大的原则：
——三边关系要向前看；
——合作是双赢，闹下去是两败俱伤；
——中国与日本都要理解，美国绝对是希望中日关系好转，不是选边站。
主要是探讨有没有什么基础能进一步沟通，做出什么努力还维持和推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
高：侧重讨论、关注哪些中日美三边问题？
黄靖：中日之间关系紧张，分析起来很多人多说是因为“历史问题”，但我看，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快速崛起导致亚太地区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而中、日、美对战略平衡被打破这一点都准备不足，三方又都处在一个快速转变的过程当中，使得三方的政策都有失误，才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
日本的两大战略举措互相打架
高：很有意思。请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黄靖：先从日本讲起。
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2004年前后经济停滞，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怎么走出这个经济停滞期，对国际上大的变化没有关注和准备。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像撞机事件，“九一一”……日本才突然发现这个邻国今非昔比。这时小泉首相采取了两大战略举措，分开来讲都是有道理的，合在一起就自相矛盾。
第一个，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达到顶峰。他的根本意图，是要抵消中国势力的增长——“反平衡”。采取这一战略，代价就是进一步增强对美国的依赖性：九十年代后期日美安保条约升级，自卫队战力大幅度提升。但同时美国亚太快速反应部队的司令部，美国第一航空支队的司令部等，都移到日本去了。这就导致了这么一个局面：表面上日本“四肢”更发达了，但是“脑袋”上的“紧箍咒”却更厉害了。有得必有失嘛，对中国的态势因为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似乎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依赖性大大加强，这不符合日本长远利益。
另一个，致力于“国家正常化”。由于中国崛起带动区域主义的形成，整个亚洲板块不仅经济上，而且安全上也趋同化，中国提出“共同发展，安全合作”的概念，使亚洲色彩越来越突出。日本本来是亚洲国家，为了不被这种趋势抛到外面，就也采取“国家正常化”措施——其根本意图，是想让日本从一个亚洲国家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美国在亚洲的一个盟国的地位出发，在亚洲起到一定作用，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保持日本在亚洲的重要地位。要成为“正常国家”，需要三个独立：国际事务中的独立作用，独立的外交，独立的安全国防。但是这恰恰与日本第一个战略即加强与美国的同盟是矛盾的。日本在努力争取“入常”，后来突然发现最反对他“入常”的，还并不是中国、韩国，而是美国；在谋求“国家正常化”过程中最不给他活动余地的，也是美国。
日本这两个战略分开来看，都有合理性，但合在一起就撞车了：联合美国对抗中国，出让了更多的独立性；谋求“国家正常化”，又使他与美国的矛盾加剧。
中国的策略错误在于两个“挂钩”
高：那么，中国呢？
黄靖：中国在制订自己的和平发展战略时，没有充分意识到、考虑到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强国，在前领导人江泽民手上也犯了两个策略错误。
第一个，是把处理日本问题与中美关系挂起钩来。从1998年江泽民访日可以看出，他认为只要中国跟美国搞好关系，中美关系稳定了，中日关系就问题不大——他是将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来看的。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将日本作为一个单独国家来对待很不一样。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日本尽管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但毕竟有自己的利益。现在胡锦涛正在修正这个错误。
另一个错误，是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高层对话挂钩，只要你小泉去参拜，高层就不跟你对话。韩国就不是这样处理：尽管强烈批评小泉参拜——强烈程度超过中国——但从来没有中断与日本的高层交流。许多问题虽然闹得很厉害，但最后还是能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而中国2001年以来，与日本在高层几乎没有交流，后果非常严重，有些本来很小的问题也成了大问题。中美关系也可以做个反证：彼此也是很不信任，但是自从撞机事件后，中美之间建立了一套交流机制，像戴秉国和佐立克的高层对话，就不是“因人而异”了，而是定期交流的制度化管道，但中日之间就几乎没有这种制度化的方式。
此外，中日之间的关系从田中角荣访华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张香山、郭沫若……都有很多日本老朋友。这比较符合东方的传统：通过人际交往来推进国家关系。到了九十年代末，由于自然规律和中、日的政治社会变化，老朋友都退出舞台了，一旦两国交恶，高层又不交流，两国之间就没有合适的渠道了。
中日领导人都被自己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
还有一个民族情绪升温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根源于负面经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从大家共同遭受苦难来认识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了五四运动，导致了中共的诞生、打朝鲜战争、试验原子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到1949年达到最高峰。近年又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另一个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年轻人当中兴起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西方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增长点，是拥有了巨大成就的信心。
民族主义情绪正常的发展途径，应该是通过对民族的成就树立信心，逐渐克服那些负面经历产生的情绪，越来越宽容、越开放。但是在中国事情不是这样的。“文革”之后，中共的合法性越来越弱，为挽救精神危机，他们就不断用“爱国主义”教育青年和人民，使负面的民族主义与正面的民族主义互相强化，无意中催生了一种民族复仇情绪，一旦碰到某种国际争端，尤其是与日本的矛盾，就会强烈地爆发。这种情绪是“双刃剑”，可以成为鼓励自强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国内安定团结的破坏性因素。胡温看到了这一点，想尽快地平定下去，但是其后果已经造成了：民间这样一种对日情绪，成为中国领导人从江到胡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牵制他们不能理性地做出正确决定。
日本恰恰也有类似的民族情绪，也上升得很厉害。根源当然跟中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悲观情绪：日本十几年经济停滞，他们认为日本好时光、高峰期已经过去，已经灯干油尽；他们也知道日本对中国是负有罪责的，因为中国崛起而增长一种恐惧感。对过去怀念，对现在灰心，对未来忧虑——日本人表现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被小泉加以利用、放大，到现在也成了一个制约日本当权者决策的负面因素。日本进行民调：小泉应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68％以上的人都说“不应该”；但是如果你问：小泉应不应该对中、美、韩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压力低头？60％多的民众却说：不应该，要坚持下去。这就使参拜等问题，成了中日两国民众民族情绪和意志的一种较量。两国领导人都被自己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了，不能作出理智的判断和决定。
我参加了一些中日美国三国政府的政策咨询，我认为中国是想积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的，但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卡在那里，双方都不愿首先让步，这实际上是双方的国内政治制约了国际政治。我跟福田康夫（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来一度担任首相）、跟安倍晋三（自民党代理干事长、新任内阁官房长官，后来也一度担任首相）谈过，跟麻生外相、跟中国的崔天凯这些参与制定政策的官员都谈过，总的感觉，中日双方都想解决，这么对骂僵持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但是怎么走出来？任何政治问题都是这样的，日本有强硬派，中国也有强硬派，结果却是，双方的强硬派实际上成为对方在国内政治中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我认为，人毕竟是理性的，强硬是为缓和做的铺垫，理性地示强是为了最后能够握手，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正因为两国走入死胡同，所以不约而同地找到美国要求帮忙解套，无形之中将美国拉了进来。
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友，本来应该站在日本一边，布什政府刚上台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现在当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都认为“联合日本，抗衡中国”是比较可行的政策。但是随著遏制中国的政策被扬弃，他们发现，日本与中国交恶，是损害美国根本利益的。
胡锦涛已经著手调整对日政策
高：日本小泉这一届班子下台在即，美国布什政府还有两年，倒是中国的胡温看来要执政相当长时间，能推行比较稳定的对日政策。他们是否会改变江泽民时代的做法？
黄靖：已经改了。胡锦涛四月访美，美国本来是准备了跟他谈谈中日关系的，但胡锦涛没有提出来。从种种迹象来看，胡锦涛将日本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对待，这与江泽民相比是一个大改变。他已经做了江泽民没做的几件事：见了小泉，提出了五点建议（当然最后是小泉自己将它搞坏了）；派了戴秉国去与日方进行战略会谈，要建立一些制度性方式；吴仪最近也去了日本；胡锦涛将外交部主管政策制订的副部长王毅派到日本当大使……可见是要一步一步做下去的。马立诚等提出“对日新思维”也是这个时候，新思维的要点就是不要“以牙还牙”，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超越历史，面对将来。
小泉去年10月17日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两个副部长正巧在中国，15日与戴秉国、崔天凯开始战略对话，他们非常尴尬。崔天凯说：这怎么谈？没法谈，你们回去吧。那次就没谈，今年接著谈，谈两个很重大的问题：东海问题上双方应该克制，不要闹成一个政治问题；双方应该进行军事上的交流，建立安全上的互信机制。这些事的意义都很重大，说明中日双方开始为后小泉时期做准备了。
小泉去拜靖国神社那一天，我刚巧与阿米塔吉（美国前副国务卿）、黑格（美国前国务卿）同一架飞机抵达日本。我感觉到尽管两人都属共和党，听到这个消息，阿米塔吉的态度与黑格大不一样，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黑格就气愤得不得了——因为黑格经过二战。在美国国会里也是这样，经历过二战的与没经历过的很不一样，经历过二战的，再反华的议员，对小泉拜靖国神社都气愤得不得了。这是题外话了。
领导的交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一般的规律是，领导在国内的地位越虚弱，外交上反而越强硬——他选择的余地越小么。像毛泽东今天说“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明天就跟基辛格握手，他的“资本”雄厚呀，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谁也反不了他。邓小平也可以这么做，但江泽民、胡锦涛就不行。江对美国非常软，对日本就很硬——为了跟美国搞好关系，他在对日问题上不得不强硬，才能从某种意义上修补对美的软弱。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怪：你不能对所有人软，要是对美国软、对日本硬，大家就比较觉得可以理解和接受。像胡锦涛刚接班时对日本的政策也不能做太大改变，只能延续江；但当胡锦涛接过江的军委主席职位后，对日的政策就开始调整了。
美国也要换届了，但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大国，外交大政方针定下来后，不太受换届的影响。我到华盛顿来了几年，感觉在内政方面政治意味很强，在外交政策刚制定时，也有两党分野，但一旦形成了就比较稳定。美国对中国、对日本的政策，是两党的共识，这次我们去日本开会的人，不但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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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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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城根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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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12-11 22:4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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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有意思。
Jeffrey Bader，当年应当是黄的小老板或大老板，现在是奥总的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黄能进入美方的8人使团，可见黄当时是J的得力助手。如果黄2006年不离开布鲁金斯，他继任J的桑顿中心主任不是没有可能。现在的中心主任就是一个华裔。而且也是大陆的。
比较得意，发现黄介绍的中日美关系和读者自己分析得差不多。看来读者应当考虑改行，也到布鲁金斯混个狮长驴长地干干，嘿嘿～。
总觉得中日都有搞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思。至少从中国的角度上看，若能和日本化敌为友，加上台湾，香港和南韩，这个共荣圈就可以在世界上与欧盟，美国成三足鼎立之势。可惜，此次的钓鱼岛事件和北韩的炮击，基本上让这个共荣圈的美梦变成噩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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