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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於朝鮮半島局勢惡化，美日韓緊密協商，步調和口徑一致，有人指出，這三國正在加緊形成遏制中國的“東亞三角”。這使我想起學者黃靖對我闡述的“構築亞太穩定大三角”的設想。雖然數年來美國、中國和日本國內，以及亞洲的情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聽聽這個構想，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黃靖／高伐林
學過幾何的人都知道三角形具有穩定性。時任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正在致力於研究亞太地區的一個三角形，這就是中國、美國、日本三個歷史恩怨十分複雜，現實利益也犬牙交錯的三個國家的關係。
黃靖是中日美三國“二軌”會談的發起人之一。這個“二軌”性質的論壇，去年（2005年）7月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今年（2006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二次，並計劃在今年年底在華府舉行第3次。三國許多重要學者和前高級官員參加，探討如何建立穩定三角戰略構架。在他啟程前往東京前夕，我對他進行專訪，聽他暢談了對中日美三方關係的深入剖析。這一篇與下一篇《美國為什麼希望中日關係穩定》，內容上是有聯繫的。
“二軌”性質的中日美三國論壇
高：你馬上要去東京開第二次中日美三國會談的會議，作為會談的發起人之一，請介紹一下這一方面的情況。
黃靖：本來我是作為學術性會議發起的，計劃書寫好後，正遇到去年（2005年）中國反日大遊行，布魯金斯學會的管理層覺得這個項目很重要——你知道，我們布魯金斯學會的前任總裁邁可·阿瑪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當過美國駐日本大使，對日本問題一直很重視，也是原來老布什政府的國務院第二號人物，現在是半退休狀態，在斯坦福大學作高級研究員。他建議將這個項目升級成為一個“二軌”性質和檔次的會談——所謂“二軌”性質，即政府支持的，參加人是民間學者和前政府高級官員。去年7月份在北京進行第一次研討，見到中國的一些中央領導人，今年5月在東京進行第二次會談。20日晚上，中、日、美外交官員，像中國駐日本大使王毅、美國駐日本大使Thomas Schieffer都要參加晚餐；還要會見到一些日本政府領導人。年底將在華盛頓進行第三次研討。
布魯金斯學會的前任總裁邁可·阿瑪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當過美國駐日本大使，對日本問題一直很重視。（資料圖片）
高：三方參加的有哪些人呢？
黃靖：中國和日本方面有哪些參加者，他們自己說比較好，我就不介紹了，只說說美國方面的參加者：一共八人，我們布魯金斯學會參加的有傑弗瑞·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和我三個人，還有剛剛來我們這兒主管外交政策的卡洛斯·帕斯夸（Carlos Pascual），還有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副總裁Kurt Campbell，剛離任不久的前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日本通麥克·格林（Michael Green），美國海軍學院的著名學者Jonathan Pollack，還有一個經濟學者Kevin Nealer。
 卜睿哲（Richard Bush），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資料圖片）
高：研討會的目的是什麼？
黃靖：簡而言之，主要是希望緩解彼此的緊張關係。長遠來看，是要促進三方建立一個亞太地區大三角的架構。具體怎麼實現，還要看會談的進展。現在看基本上是積極的。
高：去年在北京舉行第一次研討與今年在東京舉行第二次研討，議題上各有側重？
黃靖：大體上一樣，有三個大的原則：
——三邊關係要向前看；
——合作是雙贏，鬧下去是兩敗俱傷；
——中國與日本都要理解，美國絕對是希望中日關係好轉，不是選邊站。
主要是探討有沒有什麼基礎能進一步溝通，做出什麼努力還維持和推進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繁榮。
高：側重討論、關注哪些中日美三邊問題？
黃靖：中日之間關繫緊張，分析起來很多人多說是因為“歷史問題”，但我看，中日關繫緊張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快速崛起導致亞太地區戰略平衡被徹底打破，而中、日、美對戰略平衡被打破這一點都準備不足，三方又都處在一個快速轉變的過程當中，使得三方的政策都有失誤，才導致了中日關係的急劇惡化。
日本的兩大戰略舉措互相打架
高：很有意思。請詳細介紹一下好嗎？
黃靖：先從日本講起。
日本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2004年前後經濟停滯，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怎麼走出這個經濟停滯期，對國際上大的變化沒有關注和準備。中國快速崛起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生一系列事件，像撞機事件，“九一一”……日本才突然發現這個鄰國今非昔比。這時小泉首相採取了兩大戰略舉措，分開來講都是有道理的，合在一起就自相矛盾。
第一個，是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從1997年開始，到2005年達到頂峰。他的根本意圖，是要抵消中國勢力的增長——“反平衡”。採取這一戰略，代價就是進一步增強對美國的依賴性：九十年代後期日美安保條約升級，自衛隊戰力大幅度提升。但同時美國亞太快速反應部隊的司令部，美國第一航空支隊的司令部等，都移到日本去了。這就導致了這麼一個局面：表面上日本“四肢”更發達了，但是“腦袋”上的“緊箍咒”卻更厲害了。有得必有失嘛，對中國的態勢因為得到美國的強力支持，似乎占據了一定優勢，但是依賴性大大加強，這不符合日本長遠利益。
另一個，致力於“國家正常化”。由於中國崛起帶動區域主義的形成，整個亞洲板塊不僅經濟上，而且安全上也趨同化，中國提出“共同發展，安全合作”的概念，使亞洲色彩越來越突出。日本本來是亞洲國家，為了不被這種趨勢拋到外面，就也採取“國家正常化”措施——其根本意圖，是想讓日本從一個亞洲國家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從美國在亞洲的一個盟國的地位出發，在亞洲起到一定作用，與亞洲鄰國搞好關係，保持日本在亞洲的重要地位。要成為“正常國家”，需要三個獨立：國際事務中的獨立作用，獨立的外交，獨立的安全國防。但是這恰恰與日本第一個戰略即加強與美國的同盟是矛盾的。日本在努力爭取“入常”，後來突然發現最反對他“入常”的，還並不是中國、韓國，而是美國；在謀求“國家正常化”過程中最不給他活動餘地的，也是美國。
日本這兩個戰略分開來看，都有合理性，但合在一起就撞車了：聯合美國對抗中國，出讓了更多的獨立性；謀求“國家正常化”，又使他與美國的矛盾加劇。
中國的策略錯誤在於兩個“掛鈎”
高：那麼，中國呢？
黃靖：中國在制訂自己的和平發展戰略時，沒有充分意識到、考慮到日本這個亞洲最大的強國，在前領導人江澤民手上也犯了兩個策略錯誤。
第一個，是把處理日本問題與中美關係掛起鈎來。從1998年江澤民訪日可以看出，他認為只要中國跟美國搞好關係，中美關係穩定了，中日關係就問題不大——他是將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來看的。這與毛澤東、周恩來將日本作為一個單獨國家來對待很不一樣。現在看來是不對的，日本儘管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但畢竟有自己的利益。現在胡錦濤正在修正這個錯誤。
另一個錯誤，是將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與中日高層對話掛鈎，只要你小泉去參拜，高層就不跟你對話。韓國就不是這樣處理：儘管強烈批評小泉參拜——強烈程度超過中國——但從來沒有中斷與日本的高層交流。許多問題雖然鬧得很厲害，但最後還是能通過妥協的方式解決。而中國2001年以來，與日本在高層幾乎沒有交流，後果非常嚴重，有些本來很小的問題也成了大問題。中美關係也可以做個反證：彼此也是很不信任，但是自從撞機事件後，中美之間建立了一套交流機制，像戴秉國和佐立克的高層對話，就不是“因人而異”了，而是定期交流的制度化管道，但中日之間就幾乎沒有這種制度化的方式。
此外，中日之間的關係從田中角榮訪華開始，很大程度上是靠個人之間的關係來維護的，周恩來、張香山、郭沫若……都有很多日本老朋友。這比較符合東方的傳統：通過人際交往來推進國家關係。到了九十年代末，由於自然規律和中、日的政治社會變化，老朋友都退出舞台了，一旦兩國交惡，高層又不交流，兩國之間就沒有合適的渠道了。
中日領導人都被自己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
還有一個民族情緒升溫的問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根源，一個是根源於負面經歷，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從大家共同遭受苦難來認識的，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導致了五四運動，導致了中共的誕生、打朝鮮戰爭、試驗原子彈……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到1949年達到最高峰。近年又有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另一個根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發展，年輕人當中興起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西方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這種民族主義的增長點，是擁有了巨大成就的信心。
民族主義情緒正常的發展途徑，應該是通過對民族的成就樹立信心，逐漸克服那些負面經歷產生的情緒，越來越寬容、越開放。但是在中國事情不是這樣的。“文革”之後，中共的合法性越來越弱，為挽救精神危機，他們就不斷用“愛國主義”教育青年和人民，使負面的民族主義與正面的民族主義互相強化，無意中催生了一種民族復仇情緒，一旦碰到某種國際爭端，尤其是與日本的矛盾，就會強烈地爆發。這種情緒是“雙刃劍”，可以成為鼓勵自強的動力，也可能成為國內安定團結的破壞性因素。胡溫看到了這一點，想儘快地平定下去，但是其後果已經造成了：民間這樣一種對日情緒，成為中國領導人從江到胡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牽制他們不能理性地做出正確決定。
日本恰恰也有類似的民族情緒，也上升得很厲害。根源當然跟中國是不一樣的，是一種悲觀情緒：日本十幾年經濟停滯，他們認為日本好時光、高峰期已經過去，已經燈干油盡；他們也知道日本對中國是負有罪責的，因為中國崛起而增長一種恐懼感。對過去懷念，對現在灰心，對未來憂慮——日本人表現出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又被小泉加以利用、放大，到現在也成了一個制約日本當權者決策的負面因素。日本進行民調：小泉應不應該去參拜靖國神社？68％以上的人都說“不應該”；但是如果你問：小泉應不應該對中、美、韓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壓力低頭？60％多的民眾卻說：不應該，要堅持下去。這就使參拜等問題，成了中日兩國民眾民族情緒和意志的一種較量。兩國領導人都被自己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了，不能作出理智的判斷和決定。
我參加了一些中日美國三國政府的政策諮詢，我認為中國是想積極改善與日本的關係的，但是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卡在那裡，雙方都不願首先讓步，這實際上是雙方的國內政治制約了國際政治。我跟福田康夫（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後來一度擔任首相）、跟安倍晉三（自民黨代理幹事長、新任內閣官房長官，後來也一度擔任首相）談過，跟麻生外相、跟中國的崔天凱這些參與制定政策的官員都談過，總的感覺，中日雙方都想解決，這麼對罵僵持對雙方都是不利的。但是怎麼走出來？任何政治問題都是這樣的，日本有強硬派，中國也有強硬派，結果卻是，雙方的強硬派實際上成為對方在國內政治中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我認為，人畢竟是理性的，強硬是為緩和做的鋪墊，理性地示強是為了最後能夠握手，只是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契機。
正因為兩國走入死胡同，所以不約而同地找到美國要求幫忙解套，無形之中將美國拉了進來。
美國作為日本的盟友，本來應該站在日本一邊，布什政府剛上台時，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現在當世界銀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都認為“聯合日本，抗衡中國”是比較可行的政策。但是隨著遏制中國的政策被揚棄，他們發現，日本與中國交惡，是損害美國根本利益的。
胡錦濤已經著手調整對日政策
高：日本小泉這一屆班子下台在即，美國布什政府還有兩年，倒是中國的胡溫看來要執政相當長時間，能推行比較穩定的對日政策。他們是否會改變江澤民時代的做法？
黃靖：已經改了。胡錦濤四月訪美，美國本來是準備了跟他談談中日關係的，但胡錦濤沒有提出來。從種種跡象來看，胡錦濤將日本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來對待，這與江澤民相比是一個大改變。他已經做了江澤民沒做的幾件事：見了小泉，提出了五點建議（當然最後是小泉自己將它搞壞了）；派了戴秉國去與日方進行戰略會談，要建立一些制度性方式；吳儀最近也去了日本；胡錦濤將外交部主管政策制訂的副部長王毅派到日本當大使……可見是要一步一步做下去的。馬立誠等提出“對日新思維”也是這個時候，新思維的要點就是不要“以牙還牙”，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超越歷史，面對將來。
小泉去年10月17日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兩個副部長正巧在中國，15日與戴秉國、崔天凱開始戰略對話，他們非常尷尬。崔天凱說：這怎麼談？沒法談，你們回去吧。那次就沒談，今年接著談，談兩個很重大的問題：東海問題上雙方應該克制，不要鬧成一個政治問題；雙方應該進行軍事上的交流，建立安全上的互信機制。這些事的意義都很重大，說明中日雙方開始為後小泉時期做準備了。
小泉去拜靖國神社那一天，我剛巧與阿米塔吉（美國前副國務卿）、黑格（美國前國務卿）同一架飛機抵達日本。我感覺到儘管兩人都屬共和黨，聽到這個消息，阿米塔吉的態度與黑格大不一樣，覺得沒什麼了不起，黑格就氣憤得不得了——因為黑格經過二戰。在美國國會裡也是這樣，經歷過二戰的與沒經歷過的很不一樣，經歷過二戰的，再反華的議員，對小泉拜靖國神社都氣憤得不得了。這是題外話了。
領導的交替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很大的。一般的規律是，領導在國內的地位越虛弱，外交上反而越強硬——他選擇的餘地越小麼。像毛澤東今天說“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明天就跟基辛格握手，他的“資本”雄厚呀，想怎麼變就怎麼變，誰也反不了他。鄧小平也可以這麼做，但江澤民、胡錦濤就不行。江對美國非常軟，對日本就很硬——為了跟美國搞好關係，他在對日問題上不得不強硬，才能從某種意義上修補對美的軟弱。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很怪：你不能對所有人軟，要是對美國軟、對日本硬，大家就比較覺得可以理解和接受。像胡錦濤剛接班時對日本的政策也不能做太大改變，只能延續江；但當胡錦濤接過江的軍委主席職位後，對日的政策就開始調整了。
美國也要換屆了，但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大國，外交大政方針定下來後，不太受換屆的影響。我到華盛頓來了幾年，感覺在內政方面政治意味很強，在外交政策剛制定時，也有兩黨分野，但一旦形成了就比較穩定。美國對中國、對日本的政策，是兩黨的共識，這次我們去日本開會的人，不但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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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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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城根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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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12-11 22:4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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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有意思。
Jeffrey Bader，當年應當是黃的小老闆或大老闆，現在是奧總的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黃能進入美方的8人使團，可見黃當時是J的得力助手。如果黃2006年不離開布魯金斯，他繼任J的桑頓中心主任不是沒有可能。現在的中心主任就是一個華裔。而且也是大陸的。
比較得意，發現黃介紹的中日美關係和讀者自己分析得差不多。看來讀者應當考慮改行，也到布魯金斯混個獅長驢長地乾乾，嘿嘿～。
總覺得中日都有搞大東亞共榮圈的意思。至少從中國的角度上看，若能和日本化敵為友，加上台灣，香港和南韓，這個共榮圈就可以在世界上與歐盟，美國成三足鼎立之勢。可惜，此次的釣魚島事件和北韓的炮擊，基本上讓這個共榮圈的美夢變成噩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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