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說：布魯金斯學會與美國政策制訂的方方面面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猶如美國的一個“影子政府”。布魯金斯學會不像有的智庫，接受政府的合同，它不拿政府的錢，也不接受任何政治組織的錢——有很多大的企業、公司和個人捐錢，但對於具體項目的運作絕對不能干預
◆黃靖／高伐林
“克林頓在白宮，我們布魯金斯學會的管理層就是以前老布什總統的人馬；小布什上台了，我們的管理層就換上了克林頓政府下來的官員。如果下一屆又換上了民主黨人當總統，我們這裡很多人又要走了，管理層就又會換成從布什政府下來的共和黨人了！”美國著名智庫之一——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2006年5月在接受筆者採訪時，介紹了他們智庫如何在人事上與權力部門雖有千絲萬縷聯繫，在運作上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從中共黨史到中國戰略研究
高：我看過你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的簡介，你主要是研究中國和亞太地區。
黃靖：我研究的重點有三個：一個是中國領導層的決策體制和過程，一個是中國的安全政策，一個是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和安全政策。現在還做一些關於中國發展戰略的研究。
高：具體地說，現在研究哪些課題呢？
黃靖：具體地說，我負責和參與的研究項目有這麼一些：
我與卡內基的Michael Swaine（史文）和哈佛的Iain Johnston，我們三人主持一項關於中美危機管理的研究項目，與兩國的安全政策密切相關。這個項目從2001年就開始着手，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了。在布魯金斯學會，我們發起並主持了一個“二軌”的中美日三方的對話，去年7月在北京開了第一次研討會，今年（2006年）在日本開第二次研討會——原定是4月份開，但是因為胡錦濤4月訪美，推遲到5月；還有一個關於中國能源戰略的研究項目；還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搞一個關於中國醫療改革的研究項目。
從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開始，我們還有兩個大的研究項目要上馬，一個是與中國合作的“亞洲區域主義和美國的影響”；另一個，是與印度合作的有關中印美三方戰略利益和能源安全的合作項目。
高：這些項目涉及的面相當廣泛啊！你的教育背景和研究背景是怎樣的呢？
黃靖：我原籍是山東掖縣（現在叫萊州），但我本人出生在吉林，從小跟着父母在南方長大。由於父母親都在部隊工作，到處調動，我也就差不多每年換一個地方，從小到大，轉了十二個學校——主要是在雲貴川一帶。後來下鄉時，也是在雲南，呆了兩年。在中國住得最長的地方，一個是成都，在四川大學讀了外文專業；一個是上海，在復旦大學讀了三年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生——側重漢唐，實際上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我到了美國，最怕別人問我你是從中國哪裡來的？很難三言兩語回答清楚（笑）。
在美國也搬了很多地方，我在猶他州和波士頓住得最久，都各住了將近九年，不知道我在華盛頓是否能超過九年的紀錄？
高：在美國念書讀的什麼專業呢？
黃靖：我對中共黨史一直很感興趣。到哈佛後，開始也是讀歷史，先拿到一個碩士。後來從黨史入手轉到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在哈佛讀政治學博士都有一個主科，一個副科，我的主科是比較政治，副科是國際關係（側重中國），主要導師是Roderick MacFarquhar，其他教授有亨廷頓，Jean Oi, 還有搞蘇聯研究的Timothy Colton……，教政治理論的Kenneth Shapsle等。
1994年我出來教書，教了11年，主要在猶他大學，中間出去了將近兩年：回哈佛做了一年訪問教授，到南韓做了一年訪問教授， 2002年去了斯坦佛大學。我是2004年7月來到布魯金斯的。
美國智庫大力加強對中國的研究
高：記得2003年秋天在華盛頓開會見到你，就聽說你要調到布魯金斯學會來。
黃靖：我為什麼拖着遲遲不來？主要是有顧慮：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頂尖智庫，我來自中國，從事安全問題的研究，是不是太敏感了？所以有點猶豫。但他們很認真地要我來，2004年我還是來了。
2002年，布魯金斯學會為因應中國的崛起，經華盛頓一些機構協調之後，決定在學會的外交政策研究部門下面，成立一個單獨的比較大的中國研究項目。從2003年開始籌劃，剛開始由我們學會的主席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個人捐了五百萬美元作為啟動基金，當然也有其他企業和個人的捐獻。
我是這個項目聘僱的第一個高級研究員（senior fellow，又譯作“資深研究員”）。我來了之後，學會又聘僱了傑弗瑞·貝德（Jeffrey Bader）來當主任——他對華盛頓政治圈很熟，在各種政府部門幹了幾乎30年，幾乎所有的機構他都呆過：國務院，國安會，國防部，中央情報局……一直是在處理中國事務。
2004年我剛來的那一年，預算是70萬美元，今年已經升到130萬美元。我們最近剛剛招聘了胡永泰教授任中國經濟高級研究員；我們還招聘了Erica Downs任能源研究員，她原來在CIA作政策分析工作；現在還在物色一位專攻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員，今年先請李成（美國漢密爾頓學院教授）做一年的訪問高級研究員。到2007年（可能2008年）將完成全部建制，到那時預算會達到200萬到220萬美元。
高：這個研究中國的項目，與中國也有合作吧？
黃靖：對，我們正籌備在北京設置一個中心，設在清華大學，計劃在十月份正式成立，現在我們正在物色這個中心的主任。
布魯金斯學會就像個“影子政府”
高：你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兩年多，請談談你對這個研究機構的看法。
黃靖：布魯金斯學會與美國政策制訂的方方面面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給人的感覺猶如美國的一個“影子政府”。這個學會在世界各地有300多全職雇員，每年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的訪問學者。基本上所有的研究員（fellow）都有博士學位——美國是“專家治國”麼，這些人既能做官，也能研究學問。其中高級研究員和客座高級研究員（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各45人。高級研究員主管各種各樣的研究項目。
高級研究員有兩類，一類是像我這樣大學教授出身的，占三分之一；還有一類是前政府官員，占三分之二。就拿我們外交政策研究部門來說，這是布魯金斯學會最大的一個項目，有18個高級研究員，其中6個是教授學者出身，其餘多數高級研究員，是美國前駐外大使、國務院的前助理國務卿、國防部的前部長助理，等等。
說起布魯金斯學會的管理層很有意思——我所說的“管理層”，就是各個大項目的主任（director）、副總裁、總裁這些人：當克林頓在白宮的時候，管理層就是以前老布什總統的人馬，那時的總裁是邁可·阿瑪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他當過美國國務院二把手；後來小布什上台了，我們的管理層就換上了克林頓政府下來的官員。如果下一屆又換上了民主黨人當總統，我們這裡很多人又要走了，管理層就又會換成從布什政府下來的共和黨人了！像我們外交政策研究部門，我來的時候，主管外交政策的主任叫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他是克林頓的國安會二把手；現在他走了，接替的現任主任是卡洛斯·帕斯夸（Carlos Pascual），他曾經是布什政府的副國務卿，專門管國家重建，以前還當過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布什政府已經到了尾聲了，我估計許多官員會進我們這裡的管理層。布魯金斯學會的人事與政府部門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美國政策制訂的五個層次
高：像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智庫，在美國政策制訂過程中主要占據什麼地位呢？
黃靖：美國的政策制訂過程，在我看來，有很嚴格的層次和環節。
最高一層，當然，就是“政策制訂”（policy making）；
政策制訂者需要有人向他們提供各種方案，出現一種情況，他們要做ＡＢＣ等多種選擇——這就像中國人說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有什麼利弊，中策有什麼利弊……需要有人來提出這些方案，叫作“政策建議”（policy recommendation），
再下一層，第三層，叫“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以前我在大學當教授，就做過各種政策分析研究；
再下來，第四層，就是“情報分析”（information/intelligence analysis）；
最底層的，是“情報搜集”。
從下往上數，就是情報搜集－情報分析－政策分析－政策建議－政策制訂。布魯金斯學會所做的工作，大體上是處在第二和第三層，即政策建議和政策分析，後者是是輔助性的。
當然也做一些學術研究，我們所出的著作，既可以歸於“政策分析”，也可以歸於“政策建議”，它們的讀者對象就是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他們從讀這些書中得到一些啟發、借鑑。
高：你們的研究項目、課題，是接受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委託嗎？
黃靖：總的來說，布魯金斯學會是傾向於獨立研究——這是中國與美國在做政策建議時的最大的區別。布魯金斯學會不像有的智庫，接受政府的合同，我們不拿政府的錢，也不接受任何政治組織的錢——有很多大的企業、公司和個人給我們捐錢，這就使我們有了政治上的獨立性：我們出的成果，政府願意採納就採納。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獨立性，因此我們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就有很高的客觀性，因而對稱此制定的影響和作用更大一些。
高：連具體項目，也不接受政府訂單？
黃靖：不接受政府資助。比如說像關於中國能源的研究項目，我們所有的經費來源都是來自大的基金會和大的能源集團，但是決不拿政府的錢來做項目。因為一拿就可能有政治傾向了，會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中立性。
捐款者無權干預我們的研究項目
高：不拿政府的錢來做項目，我理解，因為一拿就可能受政府牽制，“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麼。但我還要追問一下：你說你們的經費來源是來自基金會和能源集團，那麼是否有的基金會可能就與政府有密切關係呢？這樣，也就意味着你們的研究項目，與政府會有間接的關係；關於這些大的能源集團，我還有第二個問題：顧及捐款人的利益，會不會使你們的研究項目受到牽制？
黃靖：很好的問題。我們與政府機構，實際上當然是存在關係的。首先是布魯金斯經過長期的運作，已經和政府各部門之間形成了一套制度化了的聯絡和溝通機制，這是我們保持強大的政策影響力的重要保證。另外，我們一些高級研究員和一些部門、一些項目的主任，本身就是從國務院、國安會，國防部……等政府部門過來的，與政府部門有很密切的人脈聯繫，對於政策研究和制訂就擁有獨到的敏銳感和信息來源，這是其他學者很難具備的。我們知道什麼是政府關心的問題，在選項、立項時，就有很大的優勢。比如我們現在知道國安會最關心的是伊朗問題，或者是國際用兵的合法性問題，我們就馬上立這麼一個研究項目，就有這種默契，是其它許多智庫所不具備的。正因為我們所立的項目，是與國家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所以在獲得大公司的贊助上就具有優勢。
但是我們接受的，一種是“一般捐贈”（ General Donation），不能附加條件，如果有政治條件，我們就不接受。像Exxon-Mobil公司每年給學會“一般捐贈”12萬美元，就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大公司利益所在，對什麼感興趣，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一種捐款是明確表示捐給某個研究範圍的，比如外交政策研究、中國研究等，也是不能有附加條件的。他們願意給我們這樣的獨立研究機構捐款，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是表示他參與了，“我捐款了，這件事我有份”，這就是個政治意味很濃的動作；第二，是他作為捐款者可以獲得除了政策建議、報告等機密文件以外的研究成果報告。這是一種比較良好的互動關係。
高：他們即使捐款，對於某個項目的運作也是不能干預的，對吧？
黃靖：絕對不能干預——不，不僅如此，他們甚至不能給某個具體項目捐錢。比如我們的能源研究項目，經費是來自福特基金會等等機構。而像大企業的捐款，只能每年捐到我們“一般基金”（General Funding）里，至於這個錢被分配投入到哪一個研究項目，他們無權過問；更不用說他們絕不能捲入到哪個項目當中了。
美國思想庫的這種運作方式，我認為發展得很成熟。企業捐款支持思想庫會得到回報，所以他們樂於支持。例如你做森林開採，你並不知道我們布魯金斯學會有沒有、要不要作森林開採的研究項目，但是你大致了解我們有許多項目，像環境研究課題，與這一領域有關，那麼你每年給我們捐十萬美元，如果我們確實有關於森林開採的項目，你就會得到相當大的收穫。你實際上等於用捐款買到了這一研究領域的“進門權”：你捐了錢，我們在舉行研討會、圓桌會議的時候，可以邀請你來參加，你可以得到很多第一手準確信息，在此基礎上對政策趨勢做出判斷和評估。（2006年）
美國最著名智庫之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伐林攝）
附：美國重要智庫里的“中國通”
所謂“智庫”，是對政治、商業或軍事等政策進行調查、分析及研究的機構，通常獨立於政府或政黨，不少與軍事、實驗室、商業機構或大學等有聯繫。美國有很多“智庫”，例如在對華問題上，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外交關係委員會、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都非常著名，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和政策產生很大影響。這些智庫中都集中了一批“中國通”。
作為最老牌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很早就有中國研究，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何漢理曾是布魯金斯學會對華政策研究的王牌。卜睿哲、布瑞拉德、斯坦伯格、和歐漢龍等都是學界大腕“中國通”。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3年前設立獨立的中國研究項目，陣容很強，由基金會總裁馬秀絲女士親自擔綱，華人學者裴敏欣擔任中國項目主任，成員還有史文、蓋德堡和熊美英等。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由季北慈擔任中國問題研究項目主任，成員有江文漢、凱利和葛來儀等。
企業研究所設置亞洲和環太平洋研究項目，對華研究是其中重點。巴菲爾德、卜大年、艾伯斯塔德、李潔明等都是該研究所研究中國的“招牌”。
傳統基金會下設亞洲研究中心，沃爾澤、布魯克斯和譚慎格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領軍人物。
這些“中國通”大都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很多曾任職於與中國有關的政府部門，與中國長期打交道，都頻繁往來於中美之間，對中國國情都相當了解。“智庫”頻頻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展開學術交流，了解搜集兩岸學界觀點，為政府對華決策提供參考。像卡內基基金會與中國中央黨校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建立了長期的學術交流合作計劃。
（以上都是2006年的老黃曆，僅供參考。數年來人員有異動——高伐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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