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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陷入人身奴役的? 2019-03-04 10:44:14

  中共执政后30多年的农村政策,就是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这个判断建立在每段往事的细节上


  老高按: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冥诞和今年2月25日,我两次介绍了与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七卷)有关的信息。第一次,我节选了少量农民的口述;第二次,我转载了这套书的采访记录者周浙平为此书所写的代序。两次都有不少网友博友跟帖,达上百个,很有意思。
  有一位“花蜜蜂”一口咬定:“控诉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这样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成为采用极端对比手法‘忆苦思甜’,教育中国下三代小年轻们”。
  “控诉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这种说法太过荒诞,不说也罢。实际上,书中老农有些人还口口声声颂扬毛主席,或者控诉日本鬼子和国军呢。
  “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忆苦思甜’”,倒是说得不错。农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就是讲改革之前的遭遇,也很自然会和改革之后加以对比。哪个苦,哪个甜,还用说吗?——当然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也有苦,甚至有些人还很苦,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们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农奴状态,他们乐意吗?
  另一位“新天狱博”,针对我转述的周浙平的体会“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这段话,要我(以及周浙平)证明:“在此之前(也就是土改之前——老高注)这些农民的生活优于毛时代”。“新天狱博”自己都没有想一想,这个要求是否合乎逻辑。退一步说,就算农民的在此之前的生活没有优于毛泽东时代,难道就能依此否定、推翻周浙平的上述判断吗?
  好在,“新天狱博”这个问题也还是有其意义。这套书的大部分口述者多少也谈到了毛时代之前的生活,建议“新天狱博”买一套书(电子书书价不贵),比较一下前毛时代、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农民的生活。
  “新天狱博”上次还针对这些老农民的回忆,断言口述史的真实性很可疑。在对口述史表示不屑时,引用过一段话:“口述历史正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
  我已经指出过,这段话出自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一文,而杨祥银就是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集刊《口述史研究》主编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杨的文章恰恰总体是肯定口述史的功效的,但他指出要注意防止口述史研究中的某些偏差。这个来自年轻一代学者(杨出生于1979年)的提醒很重要,我们确实应该全面、谨慎地看待口述者和口述史料。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口述史料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官方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一切档案史料、垄断了一切媒体和出版机构、学府和研究单位,甚至据我们所知,销毁了不少档案史料(在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督促和安排下,销毁关于周的史料,只是透露到外界的九牛一毛);而在近几十年中,当局只是极其有限地、勉强地开放他们认为对他们冲击不大的若干史料,将过去对意识形态的刚性直接的控制,换汤不换药地改为稍许柔性的、部分间接的控制——而这些极其有限的、勉强的所谓改进,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更是大步倒退,用一系列莫须有的帽子如“历史虚无主义”之类,重新紧紧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
  昨天我读到中国女学者李银河的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就点穿了官方垄断历史解释权的要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该题材的言论、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就具有了突破官方垄断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将一言堂,变为众言堂,大家都来讲述自己知道的那一点史实,才能尽量拼出拼图的全貌,逼近历史的真相。
  我最近与《酸刺林》的访问记录者周浙平先生做了详细访谈,可以编成至少三期视频节目,正在排队等候播出。我也将这个问题提给了他: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局限性与可能出现的偏差。周浙平的回答很长,但其中有一段话,我不妨提前节录在这里:
  关于准确性是对口述史争论最多的地方,实际还是各类历史叙述都存在的一个老问题:真、假问题。与书写文本不同,口述史是通过回忆记录完成的历史叙述。反对者认为书写文本的过程可以引用档案,可以引用考证结论等等作业。但你仍不能保证档案记录就是真相,考证结论就是准确的;还有不能排除的史学家的主观性。……
  口述史的准确性,或者说回忆者回忆的事实是不是历史真相,最根本的评判,是要口述史读者的认同。
  昨天(3月3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对我进行采访,谈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这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下面的是这次袖珍节目(只有几分钟)的文稿,供大家参考。


  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索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

  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伐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https://i.imgur.com/vkksreJ.jpg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国史出版社)第二卷封面。


  法广:《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伐林:《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考察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了四百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法广:周浙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前后在这个地区呆了十年。他曾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讲的、报上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其中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才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浙平的话说:“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2009年他开始对农民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法广: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后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他们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听说的就不必多谈了。周浙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法广: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浙平先生怎么看?
  高伐林:周浙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就可能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史书光是记录精英事迹这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转正”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他家窑洞的炕上进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番经历,其他人更是惊讶,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法广: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高伐林:还是用周浙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七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鸣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年年刨,枝上长满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干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忍,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续,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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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1741) (15) 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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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西边的雨 留言时间:2019-03-05 07:27:59

中国农村的穷苦,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中国农民的二等国民的地位,则是部分来源于所谓农村户口,直到目前为止,农村户口在医疗,教育,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方方面面,与城镇居民的待遇相比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当然城镇居民的待遇和特权阶层的待遇又有着天地之别,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治理体系进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要严重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部分是源自于中共的制度安排,应该不是无的放矢。真心想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却搞了个农村户口制度,这纯粹是于公平公正的背道而驰。也是中国农民无权抗争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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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or99 留言时间:2019-03-04 16:22:50

书的开头,写老根据地,对种大烟抓的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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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ucarl 留言时间:2019-03-04 12:04:09

产粮食的人吃不饱,这只有在天朝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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