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後30多年的農村政策,就是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這個判斷建立在每段往事的細節上
老高按: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冥誕和今年2月25日,我兩次介紹了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七卷)有關的信息。第一次,我節選了少量農民的口述;第二次,我轉載了這套書的採訪記錄者周浙平為此書所寫的代序。兩次都有不少網友博友跟帖,達上百個,很有意思。 有一位“花蜜蜂”一口咬定:“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樣反覆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成為採用極端對比手法‘憶苦思甜’,教育中國下三代小年輕們”。 “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種說法太過荒誕,不說也罷。實際上,書中老農有些人還口口聲聲頌揚毛主席,或者控訴日本鬼子和國軍呢。 “反覆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憶苦思甜’”,倒是說得不錯。農民們不懂什麼大道理,他們就是講改革之前的遭遇,也很自然會和改革之後加以對比。哪個苦,哪個甜,還用說嗎?——當然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民也有苦,甚至有些人還很苦,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們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農奴狀態,他們樂意嗎? 另一位“新天獄博”,針對我轉述的周浙平的體會“中國農民在近40年中的苦難,說到底,就是被剝奪了自由;而改革開放,就是將自由(當然只是部分自由)還給了農民”這段話,要我(以及周浙平)證明:“在此之前(也就是土改之前——老高注)這些農民的生活優於毛時代”。“新天獄博”自己都沒有想一想,這個要求是否合乎邏輯。退一步說,就算農民的在此之前的生活沒有優於毛澤東時代,難道就能依此否定、推翻周浙平的上述判斷嗎? 好在,“新天獄博”這個問題也還是有其意義。這套書的大部分口述者多少也談到了毛時代之前的生活,建議“新天獄博”買一套書(電子書書價不貴),比較一下前毛時代、毛時代和後毛時代農民的生活。 “新天獄博”上次還針對這些老農民的回憶,斷言口述史的真實性很可疑。在對口述史表示不屑時,引用過一段話:“口述歷史正進入想象、選擇性記憶、事後虛飾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歷史,而是神話。” 我已經指出過,這段話出自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2期)一文,而楊祥銀就是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學術集刊《口述史研究》主編和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的文章恰恰總體是肯定口述史的功效的,但他指出要注意防止口述史研究中的某些偏差。這個來自年輕一代學者(楊出生於1979年)的提醒很重要,我們確實應該全面、謹慎地看待口述者和口述史料。 但是我們更要看到:口述史料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官方在很長時間裡,壟斷了一切檔案史料、壟斷了一切媒體和出版機構、學府和研究單位,甚至據我們所知,銷毀了不少檔案史料(在周恩來去世之後,鄧穎超督促和安排下,銷毀關於周的史料,只是透露到外界的九牛一毛);而在近幾十年中,當局只是極其有限地、勉強地開放他們認為對他們衝擊不大的若干史料,將過去對意識形態的剛性直接的控制,換湯不換藥地改為稍許柔性的、部分間接的控制——而這些極其有限的、勉強的所謂改進,在習近平上任之後,更是大步倒退,用一系列莫須有的帽子如“歷史虛無主義”之類,重新緊緊壟斷對歷史的解釋權。 昨天我讀到中國女學者李銀河的一篇文章《中國為什麼應當徹底取消言論審查制度?》,就點穿了官方壟斷歷史解釋權的要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說的事實真相。只要某段歷史中尚有事實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該題材的言論、研究、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就變成了敏感話題。”“為什麼有些事情不可言說呢?仔細觀察,其中必定有做錯的事情不肯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就具有了突破官方壟斷的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將一言堂,變為眾言堂,大家都來講述自己知道的那一點史實,才能儘量拼出拼圖的全貌,逼近歷史的真相。 我最近與《酸刺林》的訪問記錄者周浙平先生做了詳細訪談,可以編成至少三期視頻節目,正在排隊等候播出。我也將這個問題提給了他: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局限性與可能出現的偏差。周浙平的回答很長,但其中有一段話,我不妨提前節錄在這裡: 關於準確性是對口述史爭論最多的地方,實際還是各類歷史敘述都存在的一個老問題:真、假問題。與書寫文本不同,口述史是通過回憶記錄完成的歷史敘述。反對者認為書寫文本的過程可以引用檔案,可以引用考證結論等等作業。但你仍不能保證檔案記錄就是真相,考證結論就是準確的;還有不能排除的史學家的主觀性。…… 口述史的準確性,或者說回憶者回憶的事實是不是歷史真相,最根本的評判,是要口述史讀者的認同。 昨天(3月3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對我進行採訪,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這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下面的是這次袖珍節目(只有幾分鐘)的文稿,供大家參考。
中國農民是怎樣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索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
明鏡集團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北方黃土高原農民的訪談。在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的日子,這套書的出版,為人們真切地了解那個年代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們請參與這套書編輯全過程的高伐林先生,來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國史出版社)第二卷封面。
法廣:《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是誰寫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高伐林:《酸刺林》這套書,是中國大陸的獨立社會考察工作者周浙平訪問記錄的。書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魯縣和朔縣一帶。這兩個縣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屬於中共控制的晉綏根據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縣級政權,日本投降後,這兩個縣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就是由晉綏地區開始。周浙平先生在這一帶跋涉奔波,訪問了四百多位農民和基層幹部,篩選寫到書裡的是363位。這套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由這些農民講述1945年到1984年,他們自己和家庭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經歷,展示農民在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遭遇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法廣:周浙平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現在剛過古稀之年。他母親也是平魯人,16歲參加了抗日婦女救國會。周浙平出生在朔縣,後來隨父母去了北京,進了北京農業技術學校。沒讀多久就開始了文革。知識青年都要上山下鄉,他辦理投親靠友來到朔縣,和村里人一起干農活,還參加過修公路,前後在這個地區呆了十年。他曾在縣、市、中央各級報社工作,中間還幹了幾年廣播新聞。1988年他就辭去了公職,成了一個民間社會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廣:他為什麼要推出這樣一套農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隊時親眼看到了農村,和學校老師講的、報上寫的完全是兩回事,就萌生了念頭,想把村里人的真實境況寫出來。後來他去過十幾個省的農村,其中有所謂“先進”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貧困地區、邊疆地帶。看得越多,反映農民真實命運的念頭越強烈,只是苦於沒有機會和找到合適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隊的村里拍照片,嘗試用人類學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記錄下來;他訪問那些老人,請他們回憶當時的情景,才發現這是個好辦法,用周浙平的話說:“我等了40年,機會終於出現了。” 2009年他開始對農民訪談,到2017年結束,加上整理錄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時光。每年背上錄音機、電腦、照相機,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農村》,《無花果》、《難民紙》、《周浙平文獻攝影集》。
法廣:周浙平是怎樣進行調查採訪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訴我們: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區之後,第二步就是在歷史事件發生地,尋找與歷史事件發生時間吻合的人。他開始訪問時,離開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後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訪問對象至少是70歲以上。他對受訪者有個要求,請他們談自己和家庭的經歷,聽說的就不必多談了。周浙平認為口述史的意義之一,就是搶救口述人的記憶。本書的受訪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幾十位離世了,但他們的回憶留下了。
法廣:他們的回憶留下了,重要意義在哪兒呢,周浙平先生怎麼看? 高伐林:周浙平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口述史的敘述者、讓千千萬萬普通人入史,成為歷史的主角,這樣的歷史敘述就可能避開那些政府編的教科書、史書光是記錄精英事跡這等等局限。他舉了一個例子:訪問一位老人,是當年關押地主站崗的民兵,民兵要“轉正”歸到正規部隊時他跑了。訪問是在他家窯洞的炕上進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熱鬧。老漢說出他的經歷後,第一個感到意外的是他兒子,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和他生活幾十年的老爸還有那麼一番經歷,其他人更是驚訝,紛紛插嘴,說這老漢還當過八路呢,要是不跑,現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們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經歷留下來、傳下去,還會輕易接受教科書的編造和說教嗎?
法廣:你們認為,從書中這些農民的經歷說明什麼問題呢? 高伐林:還是用周浙平的話來說吧,這些農民的經歷告訴我們一個可悲的事實:中共執政七十年,改革開放以後姑且不談,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幾十年農村政策,一句話,就是一層進一層、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從本書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統購統銷、合作化、大鳴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躍進、四清、文革、學大寨……一系列歷史事件,剝奪了農民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剝奪了他們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甚至剝奪了他們出門討飯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他強調,我的判斷就建立在每個故事的細節上,讀者可以從本書記錄的故事中得到驗證:這套書,就是一部現代農民苦難史。
法廣:最後一個問題:“酸刺林”這個書名,作者有什麼深意嗎?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處都長的一種灌木,果實很小,最大也超不過豌豆,吃起來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長,過去農民年年刨,枝上長滿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曬幹了生火。作者感到,黃土高原上的農民就像這酸刺:雖然很卑微,但是很堅忍,環境再惡劣也頑強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續,也給人們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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