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這本寓言小說真正的歷史意義，並不是預言多麼一針見血。讀書人止庵告誡說：有個東西，當時大家虛幻地認為它是人類可能應走的一條路，奧威爾卻告訴大家，這是一條危險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老高按：日前偶然看了一段朋友在微信群發來的上海復旦某研究院的四位男女學者討論的視頻，討論題目是“中國繼解決挨打問題和挨餓問題後，現在要解決挨罵問題”（大意。抱歉：看到的視頻只是片段，無頭無尾，不知是什麼機構，也不知學者的姓名身份……等等）。“挨罵問題”怎麼解決呢？他們獻計獻策：對民主、法制、人權這些概念的解釋權，不能被西方國家壟斷，不能總是老外扣我們“不民主”的帽子，我們就把“不民主”的帽子戴在頭上。中國必須探究和擴展民主的內涵，擁有中國的話語權——要理直氣壯地宣稱：我們中國現在走的，就是一條民主道路！
　　幾位學者其實說的並不是什麼新鮮貨色。近一個世紀以來蘇俄中共就反覆論證：資產階級民主是假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民主；西方的自由是假自由，中國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從毛澤東論證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新民主主義”，到八十年代不得不將人權這個概念解禁了，又要反覆論證“西方的人權”多麼虛偽，片面，我們“中國的人權”何等徹底、全面……這幾位復旦學者，不就是延續這個路子而來嘛，只不過更拙劣而已。他們的前輩都失敗了，他們如果沒有權力的強力支撐，在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中，一定會被駁得體無完膚。
　　我看到就在節選視頻的下面，就有觀眾調侃：“太監要擁有性生活的解釋權。”
　　我在我的推特（＠GaoFalin）上介紹了復旦學者的上述看法和觀眾那句調侃，推友馬上跟帖，有一位笑曰：“中共的學者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幽默感的學者”！另一位則鋒利冷峻地說：“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離1984越遠，離《1984》越近。”
　　這後一位的前三句話，正是英國作家奧威爾在其政治寓言小說《1984》中所說的名言。而“離1984越遠，離《1984》越近”，一句話勝過萬語千言，真叫一針見血、振聾發聵！
　　我曾經在老高的博客上回憶過，認識奧威爾，是讀了他的《動物莊園》，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很有幸地得到一本《動物莊園》中文版，是某位中譯者送給她的。讀後如醍醐灌頂！那之前，我對奧威爾一無所知。而後來足足過了十年，經過多次尋覓，才在美國讀到《一九八四》，再次感到震撼。而後，在林達《西班牙旅行筆記》中與奧威爾邂逅；而新澤西才女作家五月，在東南亞孤身一人漫遊，特地去緬甸尋訪奧威爾遺蹟，寫了文章，拍了照片，讓我更深地了解了這位奇人……
　　很巧，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民間歷史》網站上，讀到徐慶全、康慨的文章《奧威爾的中國漫記》，介紹了中國人認識奧威爾的歷程，轉載於下。此文是2013年所寫，時過六年，2019年的我們，可喜的是離奧威爾更近了，可悲的是離他的寓言也更近了。
　　這篇文章最後寫了止庵（他是中國當代水平最高的讀書人之一）的看法：他認為，這本書真正的歷史意義並不是預言的多麼一針見血，而是在於：有個東西，當時大家虛幻地認為它是人類可能應該走的一條路，奧威爾告訴大家，這是一條危險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止庵所說“不走這條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大家明白了”。迄今為止，美國也好，中國也好，大家明白了嗎？


　　奧威爾的中國漫記

　　徐慶全、康慨，《民間歷史》網站，轉自《老衲讀史2》


　　每一次紀念他的誕辰，每一次榮耀他的忌日，我們都會發現，喬治·奧威爾的預言歷久彌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聲，從遙遠的地平線滾滾而來，在我們的窗外轟鳴：“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報局的前外包員工29歲的愛德華·斯諾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國政府大規模監視公民通信的稜鏡計劃，之後他高度戲劇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無盡爭論，《一九八四》再一次喚起了老讀者與新青年的共鳴。
　　奧威爾的大名遂在媒體評論中（尤其美國媒體）不斷出現，催生了美國讀者對《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該書在亞馬遜網上書店的銷量因此暴漲百分之七千，成為第二暢銷的經典小說，僅次於有當紅同名電影支撐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而中國知識分子與奧威爾結識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在中國傳播近30年，不論現代或者當代隨時代更替經歷了不同的理解階段。

　　他鄉遭遇奧威爾

　　作為左翼知識分子，喬治·奧威爾沒有到過中國也不曾去過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裡映射的蘇聯（現已是前蘇聯），他到過離中國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緬甸，但不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對他的認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同英美蘇等國組成同盟國，作家蕭乾以《大公報》海外版的特派記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國倫敦，當時的喬治·奧威爾恰巧也在英國，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遠東部長，負責印度等東亞國家的廣播任務。英國的出版社邀請蕭乾寫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蝕刻》。
　　蕭乾在後來回憶中說：“《蝕刻》的出版，為我帶來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別應提一下的是《畜牧場》（即《動物莊園》）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喬治·奧維爾。他讀後給我寫了一封十分熱情的信。當時他正負責對印度廣播，並在組織一批關於英國及蘇聯文學的廣播。那是1941年納粹開始侵蘇，英國由反蘇突然轉為一片蘇聯熱時。他約我也做了有關中國文學近況的廣播。他在信中說：“我要使他們知道現代中國文學是多麼生氣勃勃。”
　　這之後，可考的在報紙上第一個公開介紹奧威爾的中國知識分子，應是錢鍾書。他發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報》上的一篇書評，評價的就是奧威爾一本名為《英國人民》的書。在二戰期間，錢鍾書曾攜妻子楊絳留學英國，而且40年代的中國，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傳於市，而奧威爾的英文書，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並不難買到。
　　在這篇書評中，錢鍾書寫道：“作者渥惠爾（即奧威爾）的政論、文評和諷刺小說久負當代盛名。至於其文筆，有光芒，又有鋒芒，舉得例子都極巧妙，令人讀之唯恐易盡。”
　　那個時候，那本讓他之後成為不朽、出版於1949年的《一九八四》還沒有寫出來。而蕭乾和錢鍾書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說《畜牧場》（即《動物莊園》）——他的另一部反極權主義的小說，小說通過豬的起義與革命，以及後來在豬領導下各種動物的命運，昭示了革命在其實現之後的變異過程，革命並不能一勞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問題恰恰在於革命本身。錢鍾書也曾說過一句異曲同工的話：“革命在實踐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論上的失敗。”

　　在中國初識《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國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廣泛的讚譽與反響。這一年，新中國成立。曾在英美留學的知識分子，隨着新中國的建立，開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國。
　　1950年，奧威爾告別人世，《一九八四》卻在這個世界上慢慢地傳播，留學生巫寧坤正在籌劃回到已經建立新政權的中國，他也是奧威爾作品的讀者。


　　左圖/由奧威爾的小說改編的電影《1984》劇照。右圖/7月4日，美國波特蘭市，反對者舉着“老大哥已經知道得夠多了”的標語抗議政府的監控計劃。美國“復興第四修正案”團體選擇在獨立日這天發起全美示威活動，抗議國安局（NSA）藐視憲法搜集情資。美國法律第四修正案規定，民眾及其財產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權利”

　　多年以後，巫寧坤在回憶錄《一滴淚》中談到了當年這本書對他們的影響。巫寧坤寫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而彼時，巫寧坤不僅讀過《一九八四》，而且隨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為科學家的李政道想的顯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後，奧威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曾經提到過他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巫寧坤的感受，讓這句話感覺不到矯情。
　　那時候，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奧威爾，少數知道的知識分子也不能讀奧威爾。巫寧坤在課堂上讓學生了解奧威爾，討論《一九八四》。
　　在回憶錄中，巫寧坤曾這樣回憶學生們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唇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進步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帶回來的美國小說。”
　　學者劉紹銘在《生命·愛情·自由——重證《1984》的價值》一文中說：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時候（1958年底）。那個時候掌握的英文單詞有限，悟力不高，看過了也就看過了，沒有什麼特別感想。後來在美國教書，有一門涉及“預言、諷刺、政治小說”，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兩遍。

　　唯一一部“極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譯成中文的是翻譯家董樂山。
　　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開始陸續出版了許多灰皮書等內部讀物，在這些書中，並沒有奧威爾的作品。隨着政治空氣逐漸寬鬆，開始有人接觸到奧威爾，這其中，就有董樂山。
　　董樂山1924年出生在一個開始沒落的寧波中產商人家庭，排行老三，從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說《家》中叛逆的覺慧，讀中學時就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1950年考上新華社外交部。在翻譯國際新聞電訊稿時，他就接觸到了奧威爾這個名字，但無法讀到他的作品，“不過從上下文來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極權主義的”。
　　直到70年代後期。一個偶然機會，董樂山讀到那本傳世名著《一九八四》，他這樣回憶當時的感覺：“我這一生讀到的書可謂不少，但是感到極度震撼的，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譯出來，供國人共賞。”1978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適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國外作品選譯》，專門刊登“某些有參考價值而篇幅過長或性質不合的材料，供領導及其他同志參考”，陳適向董樂山約稿，他選擇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國外作品選譯》分三期刊登，這是《一九八四》與中國讀者的第一次見面。印數5000份，內部發行。董樂山得到的稿費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時，董樂山特意在《關於本書及其作者》的說明中解釋：《一九八四》同札米亞金的《我們》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稱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這是與資本主義萌芽期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安德里亞的《基督大都會》的“烏托邦三部曲”相對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連載時，《關於本書及其作者》改成了“編者按”。此“按”比董樂山的說明簡短得多，內容與說明大抵一樣，不同之處是加了一句：奧威爾“是一個從‘左翼’轉到極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後一句話強調：“為了知己知彼，本刊從上期起全文刊載”。

　　在中國的第一個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商品學專業的學生從《國外作品選譯》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後他回憶說，“我在大學裡讀到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不管怎麼說，烏托邦和歷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歷。前者和實際相比只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
　　這個學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樂山約稿，他再次推薦此書。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內部發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開發行版。
　　奧威爾在中國的傳播迎來一個高潮。奧威爾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過不錯的總結：“是因為有些人以為生活就該是無智無性無趣。他們推己及人，覺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該把理想付諸實現，構造一個更加徹底的無趣世界。”王小波反對這樣無趣的世界，因此以奧威爾為師，進行小說創作，進行散文寫作，他的作品從寫作手法還是從細節描述上，都“很奧威爾”，甚至《動物莊園》中那隻叫作“拿破崙”的豬，也會超越時空，成為《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黑鐵時代》裡，所描寫的“黑鐵公寓”也類似於《一九八四》裡監獄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出生於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歲時第一次閱讀到了《一九八四》。何懷宏、劉蘇里等人也是在這個時期讀到這本書的。止庵記得，他讀《動物莊園》更晚一點兒，他回憶說，“讀《動物莊園》時，每每聯想到早年讀過的《聯共（布）黨史》。當下很感懊喪：假若起先到手的是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許能明白得早一點兒吧”。
　　之後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就向友人推薦這本書。有人問起對其影響最大的書，止庵想了半天還是舉出這本《一九八四》。
　　新華社記者唐師曾比止庵小兩歲，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於1988年首次在國內公開發行的《一九八四》。因為向朋友“顯擺”，還弄丟了。直到6年後，他才從一個書商朋友手中弄到兩本新的，還給當初借他書的朋友。
　　止庵仍記得，在最初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書的內容帶給他的極大震撼。“尤其是那個開頭。寫打算去掉一個人，不能只從現實中去掉他，因為他在歷史中存在，還要在歷史上去掉這個人。溫斯頓（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幹這事。誰不行了，就奉命從過去的報紙、雜誌、書籍，各種影像中刪除這個人。我自己對歷史一向很感興趣，後來我發現，我們的歷史竟然就是被溫斯頓刪改過的，真是一塌糊塗。舉個例子，蘇聯文學我原來看了不少，但是讀了一部《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之後，看到這書上寫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這本書上大多一筆帶過，甚至連提都不提。這給我很大打擊，我發現，我原來的整個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實際上這個背景後面藏着一個真的東西，而我以假的為背景了……
　　自1988年後至今，《一九八四》在廣州、上海、遼寧等地經不同出版社不同譯者，已出了近10個中文版本。
　　止庵認為，這本書真正的歷史意義並不是預言的多麼一針見血，而是在於：有個東西，當時大家虛幻地認為它是人類可能應該走的一條路，奧威爾告訴大家，這是一條危險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這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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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1984越遠，離《1984》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