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困境，是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司”这一二律背反命题发展到极致的体现。它终究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国进民退”“私企退场论”时代，承担着中国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设”，而且和所有中国企业一样头顶上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


　　老高按：“华为可以在其生产的设备上安装后门，以便中共获取敏感信息，甚至能让北京切断另一个国家的通讯”……这类传闻甚嚣尘上，但迄今查无实据。华为包括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在内的高管，再三信誓旦旦，矢口否认：“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华为也永远不会听从这样的要求。”
　　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华为很委屈，为华为说话的人都很委屈。我认识华为的有一定级别的管理层人士，对美国和西方“无端猜疑”“扣屎盆子”相当愤慨。
　　我们可以信任华为任正非等人说的是真话吗？
　　这句话换一个问法：201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苹果公司协助破解缴获的一个犯罪分子的iPhone手机的密码程序，苹果公司拒绝了。官司打到司法部、打到法院，苹果也没有让步。当时除了比尔·盖茨，大多数科技公司——甚至包括华为——都以各种方式支持苹果的立场。这样的事情，如果换成中国国安部与华为呢？国安部缴获了一个犯罪分子的华为手机，要华为协助破解其密码程序，你相信华为也会顶住压力，拒不服从吗？
　　任正非等人对自己企业的表白“华为也永远不会听从这样的要求”，倒也罢了，或许他们说这些话的那个瞬间，真的是充满真诚的激情；但他说的前一句话让我大惑不解——“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任正非是一个超大型民营企业的老总，并非政府高官，更不是党政军大权一把抓的最高领导人，凭什么保证“中国政府”会做什么，“永远不会”做什么？中共最高领导人说话不算话还少吗？从七十年前开始执政以来，几乎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都有多次食言的不良记录，任正非就算本人真心相信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我对此存疑），但是别说外国人了，中国人会相信这个政府真有这样的credit吗？
　　这就是关键：说到底，相信不相信华为并不重要，人们不相信的，是中共的体制：这个体制下政治权力与企业的关系，这个体制下党与法的关系……无一能让人放心。何况《国家情报法》第七条更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在这种情势下，中共还尽帮倒忙：越是政府出面来为华为走向世界排忧解难、铺路搭桥，越是让人觉得政府与华为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更升高各国的疑虑，觉得华为的后面大有名堂。就算过去华为没有让人们抓到顺从中共意旨的负面记录，在我看来，若政治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若没有根本改变，今后也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只是迟早而已。
　　对华为的指天发誓，不，对中共的指天发誓，借用前些年中国一位发言人的名言反其意而用之：“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读到一个多月前《联合早报》龚克的文章，推荐给大家分享。


　　华为的窘境根源仍在中国内政

　　龚克，《联合早报》 2019年02月22日

　　去年12月1日孟晚舟刚刚被捕之后，一些媒体分析认为，这一事件有其自身的推进节奏，和中美贸易战并无必然关联，但即便如此，两个月发展下来，时至今日恐怕两者之间已经难逃彼此缠绕的命运。尤其是当特朗普表态可以介入孟案，并且明确将此事同贸易战联系起来之后，这种原本或许只是时间巧合的“故事线”交叉，被人为地捻合在一起，而华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逐鹿中的一枚棋子。
　　然而在欧洲，“故事线”却没有同样的重合度，中欧关系没有中美关系那样具有鲜明的大国逐鹿色彩，也没有暗藏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美国在台面下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但毕竟在台面之上，欧洲国家更多地是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试图在让自己安心、让盟友放心和不耽误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通信技术（尤其5G）本身而言，中美也呈现出“两强争霸”的格局，领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如果领军企业华为遭遇重挫，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思科等美国竞争对手，其次则是特朗普主导的中美贸易战进程，而欧洲处于最容易遭受“附带伤害”的位置。欧洲业内人士的评估称，如果欧洲放弃使用华为的5G设备，就有可能落后中国和美国一至两年时间。而一旦华为如美国所愿被排挤出局，欧洲要么可能面临美国供应商的强势要价，要么依赖爱立信、诺基亚等技术力量相对更加薄弱的公司，因此安全和成本同样难以掌控。
　　在种种考量因素当中，目前最让欧洲人介怀的，便是华为身上所体现出的企业与政府关系问题。这种考量可从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初访日时的表态看出：“我们需要和中国对话，来确保企业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把数据交给政府使用。”默克尔认为，在数据保护问题上需要某些“防护措施”。
　　同样在2月初，媒体公布了由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致英国下议院科技委员会的回函。信中再次为公司在英国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做出全面辩护。其中，外界最关注的是华为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即将在今后五年内斥资20亿美元来“显著改进”自身软件工程实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与此同时，华为也努力将身段放低，承认自家软件工程“仍有改善余地”。此举被外界广泛视为华为“花钱买放心”的示好举动。
　　然而，这份回函中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却是针对政府－企业关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部分，华为的含混与无奈暴露无遗。
　　此前引起外界广泛议论的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
　　这封信函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便是政企关系：“华为在何种程度上会使用位于英国的软硬件或在英国收集的信息，被迫协助中国国家情报工作？”
　　华为首先斩钉截铁地回应，公司“从未”也“永不”使用位于英国的软硬件或在英国及全球任何地方收集到的信息，来协助其他国家收集情报。其次，华为表示意识到外界针对《国家情报法》的关切，并在以下三点问题上澄清立场。

　　其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2018年12月10日）曾表态称，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可以强迫企业安装“后门”，中国的《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条款，并没有授权中国政府机关在电信设施中安插后门、窃听设备或者间谍软件；
　　二、华为重申，公司从未收到过此类（安插后门）要求，即便收到此类要求，公司也会“坚决拒绝”与之配合，信函中更声称：“华为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永远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尤其是事关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
　　三、华为声称，中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应当为不配合上述要求而承担刑事责任，中国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类似先例，因此，如果华为收到此类要求并拒绝行动，公司不会承受刑罚。
　　华为在信函中表示，针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答复，曾向中国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和英国的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 LLP）确认法律意见，但仔细研读华为援引的措辞，仍然可以发现有趣的微妙之处。
　　首先，信函中援引的法律意见为，上述各部法律的相关条文“do not appear to empower PRC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这同时涉及两个问题，一是appear的意思含混不清，当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律师在法律问题上的严谨，另一方面，细品之下甚至不乏讽刺意味；二是法律人秉持着经典的法治思维，认为在行政法领域中应适用“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的原则，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行政部门尤其涉及安全、情报工作，往往僭越权限，“法无明文规定，即不禁止”，因此单纯说法律并未授权行事，绝不会构成对公权的阻力——只要回想铜锣湾书店案，这层逻辑便不难理解。
　　其次，华为援引的法律意见中称，《国家情报法》的相关条款对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及其雇员并没有域外效力，试图以此打消英国当局的疑虑。
　　虽然从属地原则上来说，这一表态并没有错，但这一法律意见没有说清的是，在属人原则下，相关法律条款仍然约束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籍华为员工，他们依然有义务“支持、协助和配合”中国当局的情报工作。同样以铜锣湾书店案为例，在23条并未立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实施范围也并未延伸至香港（遑论外国）的情况下，当事人仍然在香港甚至泰国遭遇强力。

　　华为是一家独立公司？

　　无论是在华为回复英国下议院科技委员会的信函，还是此前12月15日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华为都声称自己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有趣的是，在两天之后的中国媒体采访中，任正非并未提及这一点）。然而对1949年后历史和时局略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国大陆做一家“独立公司”，谈何容易？
　　外界对华为的质疑，往往援引任正非早年的创业经历，例如他曾经是解放军铁道兵的工程师，而华为早年间的一份重要合同，也来自于为解放军建设通信系统。但这种历史渊源，很难用来证明今天的联系（如果的确存在的话），因此更有意义的质疑，毋宁针对当下与未来。而在这个维度上，华为也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1月15日的外媒访谈中，面对美联社记者的提问“如果说中国的国安部找到华为一定要求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华为能做什么？华为将做什么？”任正非给出一种近乎戏谑的回应，规避了实质问题“我把公司卖给你（指国安部），如果你买不起的话，我就把公司关掉”，并声称，苹果是华为的榜样，而且宁可关闭公司，也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之所以说是戏谑，是因为在中国，大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想主义经营思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强调“狼性”的华为，或许最该清楚，这世上有冷酷无情的狼、有趋利避害的狼，有狡诈多智的狼，但从没有高擎理想主义大旗、要率领整个狼群同归于尽的狼。
　　在同一逻辑下，CNBC的记者曾追问，以苹果为榜样，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如果要求从华为的网络中抽取数据，华为也会提起上诉？而任正非这次则完全回避了问题，再次泛泛声称“我们绝不会做侵害客户利益的事情”。
　　事实上，不仅欧美怀疑，甚至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会怀疑，在耳闻目睹一系列高校学生翻墙上网被约谈、网民翻墙发推被拘留、VPN运营商被捕等事件之后，中国互联网当然不是“法外之地”。
　　此外，网络设备本身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但这一行业从来没有道德免疫与自净功能。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陆屡见不鲜的华为步步紧逼、思科节节败退景象，背后正是辅之以同样逻辑，正如官媒义正词严的标题“美国思科路由器预置‘后门’意欲何为”。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产厂商力量尚且薄弱之际，思科也曾经扮演了截取数据交给中国官方的不光彩角色。只不过，如今当战场从中国转移到国际之时，这种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发生了对调。
　　归根到底，华为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它自身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司”这一二律背反命题发展到极致的体现。一方面，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壮大，华为无疑是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参与者、5G时代的领军者，但同时，它终究是一家中国公司，不仅在“国进民退”“私企退场论”的时代，华为承担着中国“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设”，而且和所有中国企业一样，都不得不面临着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政府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模式，予取予求，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皆不例外。这种发自内心的合法性焦虑、事关政权安全的危机感（《国家情报法》第七条便是例证），或许才是华为真正走向国际的最大敌人。
　　作者是旅法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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