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的困境，是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公司”這一二律背反命題發展到極致的體現。它終究是一家中國公司，在“國進民退”“私企退場論”時代，承擔着中國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設”，而且和所有中國企業一樣頭頂上懸着達摩克里斯之劍


　　老高按：“華為可以在其生產的設備上安裝後門，以便中共獲取敏感信息，甚至能讓北京切斷另一個國家的通訊”……這類傳聞甚囂塵上，但迄今查無實據。華為包括創始人兼總裁任正非在內的高管，再三信誓旦旦，矢口否認：“中國政府永遠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華為也永遠不會聽從這樣的要求。”
　　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華為很委屈，為華為說話的人都很委屈。我認識華為的有一定級別的管理層人士，對美國和西方“無端猜疑”“扣屎盆子”相當憤慨。
　　我們可以信任華為任正非等人說的是真話嗎？
　　這句話換一個問法：2016年，美國聯邦調查局要蘋果公司協助破解繳獲的一個犯罪分子的iPhone手機的密碼程序，蘋果公司拒絕了。官司打到司法部、打到法院，蘋果也沒有讓步。當時除了比爾·蓋茨，大多數科技公司——甚至包括華為——都以各種方式支持蘋果的立場。這樣的事情，如果換成中國國安部與華為呢？國安部繳獲了一個犯罪分子的華為手機，要華為協助破解其密碼程序，你相信華為也會頂住壓力，拒不服從嗎？
　　任正非等人對自己企業的表白“華為也永遠不會聽從這樣的要求”，倒也罷了，或許他們說這些話的那個瞬間，真的是充滿真誠的激情；但他說的前一句話讓我大惑不解——“中國政府永遠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任正非是一個超大型民營企業的老總，並非政府高官，更不是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最高領導人，憑什麼保證“中國政府”會做什麼，“永遠不會”做什麼？中共最高領導人說話不算話還少嗎？從七十年前開始執政以來，幾乎對每一個社會階層、社會群體，都有多次食言的不良記錄，任正非就算本人真心相信中國政府“永遠不會”（我對此存疑），但是別說外國人了，中國人會相信這個政府真有這樣的credit嗎？
　　這就是關鍵：說到底，相信不相信華為並不重要，人們不相信的，是中共的體制：這個體制下政治權力與企業的關係，這個體制下黨與法的關係……無一能讓人放心。何況《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更明文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在這種情勢下，中共還盡幫倒忙：越是政府出面來為華為走向世界排憂解難、鋪路搭橋，越是讓人覺得政府與華為的關係說不清道不明，更升高各國的疑慮，覺得華為的後面大有名堂。就算過去華為沒有讓人們抓到順從中共意旨的負面記錄，在我看來，若政治權力與企業的關係、黨與法的關係若沒有根本改變，今後也必然會發生這樣的事，只是遲早而已。
　　對華為的指天發誓，不，對中共的指天發誓，借用前些年中國一位發言人的名言反其意而用之：“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讀到一個多月前《聯合早報》龔克的文章，推薦給大家分享。


　　華為的窘境根源仍在中國內政

　　龔克，《聯合早報》 2019年02月22日

　　去年12月1日孟晚舟剛剛被捕之後，一些媒體分析認為，這一事件有其自身的推進節奏，和中美貿易戰並無必然關聯，但即便如此，兩個月發展下來，時至今日恐怕兩者之間已經難逃彼此纏繞的命運。尤其是當特朗普表態可以介入孟案，並且明確將此事同貿易戰聯繫起來之後，這種原本或許只是時間巧合的“故事線”交叉，被人為地捻合在一起，而華為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大國逐鹿中的一枚棋子。
　　然而在歐洲，“故事線”卻沒有同樣的重合度，中歐關係沒有中美關係那樣具有鮮明的大國逐鹿色彩，也沒有暗藏的“修昔底德陷阱”，雖然美國在台面下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但畢竟在台面之上，歐洲國家更多地是從自身安全角度出發，試圖在讓自己安心、讓盟友放心和不耽誤技術進步等多重因素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通信技術（尤其5G）本身而言，中美也呈現出“兩強爭霸”的格局，領跑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如果領軍企業華為遭遇重挫，最大受益者無疑是思科等美國競爭對手，其次則是特朗普主導的中美貿易戰進程，而歐洲處於最容易遭受“附帶傷害”的位置。歐洲業內人士的評估稱，如果歐洲放棄使用華為的5G設備，就有可能落後中國和美國一至兩年時間。而一旦華為如美國所願被排擠出局，歐洲要麼可能面臨美國供應商的強勢要價，要麼依賴愛立信、諾基亞等技術力量相對更加薄弱的公司，因此安全和成本同樣難以掌控。
　　在種種考量因素當中，目前最讓歐洲人介懷的，便是華為身上所體現出的企業與政府關係問題。這種考量可從德國總理默克爾2月初訪日時的表態看出：“我們需要和中國對話，來確保企業不會就這麼簡單地把數據交給政府使用。”默克爾認為，在數據保護問題上需要某些“防護措施”。
　　同樣在2月初，媒體公布了由華為常務董事、運營商BG總裁丁耘致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的回函。信中再次為公司在英國的發展現狀和前景做出全面辯護。其中，外界最關注的是華為一擲千金的大手筆，即將在今後五年內斥資20億美元來“顯著改進”自身軟件工程實力，以便更好地應對更加複雜的安全環境。與此同時，華為也努力將身段放低，承認自家軟件工程“仍有改善餘地”。此舉被外界廣泛視為華為“花錢買放心”的示好舉動。
　　然而，這份回函中真正耐人尋味的地方，卻是針對政府－企業關係的部分。也正是在這部分，華為的含混與無奈暴露無遺。
　　此前引起外界廣泛議論的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國家對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個人和組織給予保護。”
　　這封信函要回答的第四個問題，便是政企關係：“華為在何種程度上會使用位於英國的軟硬件或在英國收集的信息，被迫協助中國國家情報工作？”
　　華為首先斬釘截鐵地回應，公司“從未”也“永不”使用位於英國的軟硬件或在英國及全球任何地方收集到的信息，來協助其他國家收集情報。其次，華為表示意識到外界針對《國家情報法》的關切，並在以下三點問題上澄清立場。

　　其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此前（2018年12月10日）曾表態稱，中國法律法規沒有授權任何機構可以強迫企業安裝“後門”，中國的《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國家情報法》《國家安全法》的相關條款，並沒有授權中國政府機關在電信設施中安插後門、竊聽設備或者間諜軟件；
　　二、華為重申，公司從未收到過此類（安插後門）要求，即便收到此類要求，公司也會“堅決拒絕”與之配合，信函中更聲稱：“華為是一家獨立的公司”，永遠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組織或個人，尤其是事關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方面。
　　三、華為聲稱，中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中國法律沒有規定一家公司應當為不配合上述要求而承擔刑事責任，中國司法實踐中也沒有類似先例，因此，如果華為收到此類要求並拒絕行動，公司不會承受刑罰。
　　華為在信函中表示，針對相關法律問題的答覆，曾向中國的中倫律師事務所和英國的高偉紳律師事務所（Clifford Chance LLP）確認法律意見，但仔細研讀華為援引的措辭，仍然可以發現有趣的微妙之處。
　　首先，信函中援引的法律意見為，上述各部法律的相關條文“do not appear to empower PRC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這同時涉及兩個問題，一是appear的意思含混不清，當然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律師在法律問題上的嚴謹，另一方面，細品之下甚至不乏諷刺意味；二是法律人秉持着經典的法治思維，認為在行政法領域中應適用“法無明文規定，即不可為”的原則，但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行政部門尤其涉及安全、情報工作，往往僭越權限，“法無明文規定，即不禁止”，因此單純說法律並未授權行事，絕不會構成對公權的阻力——只要回想銅鑼灣書店案，這層邏輯便不難理解。
　　其次，華為援引的法律意見中稱，《國家情報法》的相關條款對中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及其雇員並沒有域外效力，試圖以此打消英國當局的疑慮。
　　雖然從屬地原則上來說，這一表態並沒有錯，但這一法律意見沒有說清的是，在屬人原則下，相關法律條款仍然約束在海外工作的中國籍華為員工，他們依然有義務“支持、協助和配合”中國當局的情報工作。同樣以銅鑼灣書店案為例，在23條並未立法、2015年《國家安全法》實施範圍也並未延伸至香港（遑論外國）的情況下，當事人仍然在香港甚至泰國遭遇強力。

　　華為是一家獨立公司？

　　無論是在華為回復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的信函，還是此前12月15日任正非接受外媒採訪，華為都聲稱自己是“一家獨立的公司”（有趣的是，在兩天之後的中國媒體採訪中，任正非並未提及這一點）。然而對1949年後歷史和時局略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國大陸做一家“獨立公司”，談何容易？
　　外界對華為的質疑，往往援引任正非早年的創業經歷，例如他曾經是解放軍鐵道兵的工程師，而華為早年間的一份重要合同，也來自於為解放軍建設通信系統。但這種歷史淵源，很難用來證明今天的聯繫（如果的確存在的話），因此更有意義的質疑，毋寧針對當下與未來。而在這個維度上，華為也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在1月15日的外媒訪談中，面對美聯社記者的提問“如果說中國的國安部找到華為一定要求為他們做一些事情，華為能做什麼？華為將做什麼？”任正非給出一種近乎戲謔的回應，規避了實質問題“我把公司賣給你（指國安部），如果你買不起的話，我就把公司關掉”，並聲稱，蘋果是華為的榜樣，而且寧可關閉公司，也不會被利益所驅使，而去做不應該做的事。
　　之所以說是戲謔，是因為在中國，大凡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理想主義經營思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強調“狼性”的華為，或許最該清楚，這世上有冷酷無情的狼、有趨利避害的狼，有狡詐多智的狼，但從沒有高擎理想主義大旗、要率領整個狼群同歸於盡的狼。
　　在同一邏輯下，CNBC的記者曾追問，以蘋果為榜樣，是否意味着中國政府如果要求從華為的網絡中抽取數據，華為也會提起上訴？而任正非這次則完全迴避了問題，再次泛泛聲稱“我們絕不會做侵害客戶利益的事情”。
　　事實上，不僅歐美懷疑，甚至恐怕連中國人自己也會懷疑，在耳聞目睹一系列高校學生翻牆上網被約談、網民翻牆發推被拘留、VPN運營商被捕等事件之後，中國互聯網當然不是“法外之地”。
　　此外，網絡設備本身具有極高的技術門檻，但這一行業從來沒有道德免疫與自淨功能。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大陸屢見不鮮的華為步步緊逼、思科節節敗退景象，背後正是輔之以同樣邏輯，正如官媒義正詞嚴的標題“美國思科路由器預置‘後門’意欲何為”。更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國產廠商力量尚且薄弱之際，思科也曾經扮演了截取數據交給中國官方的不光彩角色。只不過，如今當戰場從中國轉移到國際之時，這種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角色發生了對調。
　　歸根到底，華為目前面臨的困境，是它自身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公司”這一二律背反命題發展到極致的體現。一方面，經歷了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壯大，華為無疑是全球電信基礎設施建設的深度參與者、5G時代的領軍者，但同時，它終究是一家中國公司，不僅在“國進民退”“私企退場論”的時代，華為承擔着中國“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設”，而且和所有中國企業一樣，都不得不面臨着頭頂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政府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思維模式，予取予求，無論自然人還是法人皆不例外。這種發自內心的合法性焦慮、事關政權安全的危機感（《國家情報法》第七條便是例證），或許才是華為真正走向國際的最大敵人。
　　作者是旅法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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