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介紹過美國沒有學生班幹部。沒想到，中國竟在班幹部制度基礎上變本加厲，大規模搞起“學生信息員”！實在是後果嚴重的坑害。對這些年輕幼稚的學生信息員，我們應告誡他們：從告密那一刻始，就會被牢牢地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老高按：一個多星期以來，“告密”這個詞在中文社群媒體上刷屏。四川唐雲教授被下課，引發了民眾對道德底線的大論辯，對告密陷害的大討伐，權力者一紙有權任性的處分令，成了開啟民智的導火索。
　　上一次“告密”這個詞被熱議，如果我沒有記錯，是近十年前章詒和揭露馮亦代、黃苗子奉命臥底打小報告等，引發網絡媒體陸續披露英若誠、錢偉長等人的告密行徑。那一次是“聽老人講那過去的事情”，主要是幾個老一代文化精英——在當時那種政治文化環境下，多少減輕了他們告密行為的惡劣程度；這次則是“現在進行時”，告密者是代表祖國未來的普通青年學子，而且執政者公開化、系統化、制度化地建立“信息員”（也就是告密工作者）隊伍，不能不引起民眾大規模的恐慌和憤怒。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趙士林教授在微信公眾號發文，一針見血地怒斥：
　　一個社會如果告密者泛濫，表明這個社會已經腐爛透頂。一個時代如果慫恿告密者，表明這個時代已經黑暗至極。一個民族如果以告密為榮，形成了告密制度，表明這個民族已經萬劫不復。

　　我還要加一句：一個政黨如果鼓勵告密行為，表明這個政黨已經墮落成了黑幫。

　　更多的網友旁徵博引，借古喻今，一個勁地猛介紹前蘇聯、前東德和納粹治下如何告密成風給民族給自己帶來的惡果，以及中國古代著名告密者的下場——雖然不便明說，只能是“對着和尚罵賊禿”，但這些他山之石，前車之鑑，有助於形成揚正氣、滅邪招的強大輿論場，對潛在的告密者，既是警醒：使其明辨善惡，不願告密；也是威懾：令其審時度勢，不敢告密。
　　有網友在網上轉發美國影片《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的8分鐘片段：艾爾·帕西諾飾演的殘疾退役中校弗蘭克·斯雷德，發表了極具感染力的辯護，來支持照顧他的年輕學子查理寧可捨棄前途也不告密出賣同學的行為。這部影片我早就看過，艾爾·帕西諾憑本片的表演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影片還贏得金球獎最佳電影、最佳劇本等），我原來看到這一段就非常激動，在中國群起討伐“告密”的聲浪中，再次看這一段斯雷德中校激情洋溢的雄辯，心情更是激動不能自已。這部影片，至少這一段視頻，實在應該讓中國廣大莘莘學子都看一看！
　　幾年前我介紹過，美國學校里沒有學生班幹部。沒想到，中國竟在過去班幹部制度基礎上變本加厲，大規模搞起了“信息員”！此舉對這些孩子，對這些孩子周圍的老師和同學，實在是後果極其嚴重的坑害和陷害。對這些年幼無知、年輕幼稚的學生信息員，我們應該抱着治病救人的態度，愛護他們，指點他們，讓這一思想牢牢地銘刻在他們心裡：從告密那一刻始，他就會被牢牢地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讀到今天FT中文網專欄作家徐海娜的文章《別讓教育成為桎梏：從高校里的“告密者”談起》，她從教育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分析了告密的思想誤區來源之一。其中提供的很多信息，值得我們深思並參考！


　　別讓教育成為桎梏：從高校里的“告密者”談起

　　徐海娜（FT中文網專欄作家），FT中文網2019年4月2日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新聞爆出幾件類似的事情，內容大致是某大學教授被學生舉報“講課不正確”，重者甚至“因言獲罪”離開講台。我想結合自己的經歷，從教育的角度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如果我們的基礎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到了高等教育階段仍然對何謂“正確”有着“非黑即白”的認識，那麼一定是教育的過程中出了什麼問題，教出這樣的學生也可謂是現代教育中的一種恥辱和失敗。

　　“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方式和不恰當的管理，害了學生，害了教育

　　毫不諱言，我曾經也做過一次“告密者”，那是在我的第一個初中一年級（我讀過兩次初一），當時我是一名學生幹部，有一天被教導主任叫到了辦公室，給了我一張表，要求我誠實記錄每個老師上下課的時間等情況，一周交一次。當時，我們的英語老師有一次上課大遲到，大概遲到了20多分鐘，我就如實記錄上交了。後來英語老師找到我說，她辛辛苦苦去幫我們拿英語磁帶，我卻報告她遲到令她傷心難過。當時的我因為事先對老師遲到原因並不知情而內心委屈，而且左右為難，這位英語老師是我特別喜歡的老師，我也不想看着她難過，可是我也不敢違抗教導主任的命令。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後來這件事大概是這樣結束的，英語老師和我一起去找了教導主任一次，說明了情況。
　　之後的我，內心一直很不是滋味，記錄表再也沒有填過任何老師遲到早退的情況，直到有一天教導主任收回了他的命令。老師只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卻沒有告訴我們在這兩者之間還有非常多種可能。就像是遲到是錯的，卻不知道什麼樣的遲到是應該被原諒的。而學生只會機械地服從老師的命令，而不會自己思考和進一步發問。
　　在我整個中小學的學習過程中，我大概只做了一件事，就考上了大學，那就是學會寫出“正確答案”。直到上了大學，才知道，自己多看專業書，而不只是教科書，也是可以通過考試的；用自己的觀點寫論文，也是可以畢業的。但當時大學老師的授課方式仍是“填鴨式”為主，我們仍然按照老師的基本教導去判斷正誤。可想而知，畢業之後的我對生活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我曾經對社會上的各種醜惡現象義憤填膺，好像渾身充滿了“正義感”，而不能像教科書一樣“正確”和“簡單”的社會令我頭暈目眩。因此，作為曾經的電視新聞記者，我的一身熱血，很快便被現實打敗。後來我決定將自己“清零”，重新接受教育。
　　那時候我到了香港，很多場合不改記者本性，到處跟人攀談，還喜歡發表意見。在香港認識的新朋友曾經說我的觀點犀利，“非黑即白”，當時的我不明所以，還以為是一種讚譽，後來才知道，當時的我距離真正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有多遠。
　　只有“正確”和“不正確”的這種二元思維方式，直到我在香港開始研讀碩士課程才真正得到打破。當時的老師一節課三個小時，逼着學生要動腦筋，學生再也不能享受“填鴨式”的“快感”了（事實上“填鴨式”於師生而言都是一種懶惰的學習方式）。課堂上講到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有古往今來諸多學者提供了無盡的思路和學說，我們要學習的不是哪個“正確”和哪個“不正確”，而是需要了解每一個人提出的每一種學說背後的原因和道理，學會從不同的視角去理解同一個問題。老師每講一段，就會停下來，徵求學生們的看法，這時也算是個小型辯論的時間，可以聽到各種觀念的碰撞。更有意思的是每個科目的主課上完之後，還有很多堂“導修課”，這些課上學生要分組合作，對主課衍生的一些小課題做研究匯報，由另一組同學來辯駁，或者接受其他全體同學的辯駁和質疑。我再也不能通過寫出“正確答案”來拿高分了，因為我們每門課的成績都是由大課的表現和考試、導修課的表現和獨立的論文三大部分來組成的，每個人必須看完老師推薦的海量閱讀材料，歷經通宵看書澄清疑惑的辛苦，提出自己的問題和心得，全面理解所學習的主題，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績。
　　碩士畢業之後，我又攻讀了一個特殊教育文憑，這份文憑課程講理論的同時，十分注重實踐。拿其中一門長達56個課時的“讀寫障礙”那門課來說，學校除了請不同高校研究此議題的老師都來講了幾節課之外，還請了此領域中的腦科學家、醫生、醫藥學領域等專業人士來講課，還穿插不同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以及不同專長的治療師也來講課，談現實中幫助讀寫障礙學生的經驗，也請了家長和學生來談感受。我們這些學生也要自己做選題研究和報告，以及實習，接受質疑和檢驗。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觀點，完全矛盾的也有，都能促成我們的思考。這些課程儘可能全面地為我們這些學習者構建了對讀寫障礙者的基本認識。56個課時雖然夠長，卻令學習完的人意猶未盡，感到自己的無知像是深淵一樣巨大。讀完這些課程，我對自閉症、資優兒童、過動或注意力不足、聽障等等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有了初步的認識，最大的收穫其實就是打破了自己原有知識構築的堡壘，意識到自己巨大的不足，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紛紜複雜，我們不得不懷着一顆謙卑和敬畏的心，去學習我們不曾了解的事物和觀念，去學會用開放的心看待人類文明的多樣性。
　　我這麼詳細地講述我的求學過程，也是為了說明一個人的成見是怎樣一步步地被打破和怎樣重構知識體系。現在內地的很多高校也已經改革了他們的教學方式，也開始注重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可惜的是，仍有很多學生固定的思維模式很難打破，這不得不說也是教育的一種悲哀。先哲孟德斯鳩曾針對早期的東方專制社會這樣說過，“任何專制國家的教育的目的都是在極力地降低國民的心智。” 我們的國家早就已經脫離了封建專制社會的階段，那麼教育就應該朝着打破思想藩籬，打破人生桎梏的方向前進。如果我們所受的教育成為我們的一種桎梏，那麼這種教育就是落後的和失敗的。

　　從“思辨教育”和培育“成長性思維”中尋找出路

　　我以為只有大學階段的教育才是這樣開放性地鼓勵不同思想的碰撞。後來親眼目睹了香港部分國際學校的教學，並作為志願者老師參與其中，讓我知道了孩子們的思辨教育是應該從小就開始的。隨便舉幾個例子吧，有一次和孩子們共讀童書，那本書講的是恐龍的生活，到結尾部分，講到了恐龍的滅絕，列舉了三種恐龍滅絕原因的假說，不僅如此，每種假說都簡單給出了道理和論據，而不是給出一個“正確答案”，這讓小朋友學會用科學家的思維方法去思考問題。關於歷史的很多圖書也是這樣，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會告訴小朋友，歷史學家是通過什麼方式做出判斷的，而不是簡單給出一個“正確答案”。我還記得，四年級的小朋友上課，學習閱讀報紙上的新聞，老師給出的指引，首先是要小學生們判斷一篇新聞報道中，哪些話是在純粹描述事實，哪些話夾雜着觀點，哪些話是在純粹表達觀點。歷史課的時候，給一篇閱讀材料，小學高年級學生要分析其中那些史實，巴比倫的早期民主，什麼人有什麼樣的權利，女人的地位，和現代民主有什麼不同等等，可以各抒己見。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什麼都說不出來，那代表着你沒有思考也沒有學習。在這些國際學校里，從小學生開始，背誦“正確答案”已經不可能取得好成績了。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的是“成長性思維”的教育，這是打破思想桎梏的絕好思路。基於斯坦福大學學者Carol Dweck的研究和推動，成長性思維即Growth Mindset在當今世界的教育學界倍受重視。2000年，Dweck發表論文指出，人們如何看待智力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固定性（Fixed mindset or entity theory），一種是成長性（Growth mindset or incremental theory）。這一理論的起源要追溯到Dweck和另一位學者Diener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學生如何面對失敗的多項研究。那個時候，他們就發現，學生對於失敗的反應，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個類型是“無助”（helpless），另一個類型是“征服導向”（mastery-oriented）。後來Dweck又和學者Leggett一起研究發現，這兩種類型的學生追逐的目標也不同，“無助”型的學生追求表現性的目標，看重外在的評價，關於智力持有固定性和實存理論；而“征服導向”的學生追求的是學習性的目標，以增加自身競爭力為目的，關於智力持成長性和增長理論。Dweck以及後續很多學者的繼續研究發現，擁有成長性思維的人總體上的學業表現要優於固定性思維的人。漸漸地，成長性思維的培育也開始在教學的實踐中受到重視。除了Dweck寫的《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這本書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寫了關於Growth Mindset的許多書，都值得一讀。
　　總的來說，兩種思維方式的人在面對挑戰、障礙和批評上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固定性思維的人，傾向於迴避挑戰，遇到困難容易放棄，傾向忽略那些實質上有用的負面反饋，覺得越努力好像越糟糕，別人的成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壓力，視其他人的成功為一種威脅。我相信高校里的“告密者”也是固定性思維方式的受害者，是“非黑即白”思維方式的受害者，是不能容忍沒有一個“正確答案”，或者說不能容忍“不正確答案”的人。他們不能容忍老師挑戰自己的固有認知，認為自己過去習得的才是正確的。我不想揣測，在教育的過程中，是否有人為孩子們灌輸了——只有某一種思想才是正確的——這種可怕認知。僅僅從教育的角度來講，教育應該是努力培養一個頭腦開放的人，一個能夠面對未來社會挑戰，能夠承擔起人類的明天的人，而不是培養一個在求知的道路上固步自封的人。

　　高校的管理也許該去官僚化，儘可能扁平化管理

　　最後，高校出現“告密者”也和管理上的官僚化有關。假如高校管理者注重的是自己的學術聲譽，就應該看重大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如何保住位置以及如何步步高升，“告密者”也就沒有發生的土壤。
　　有一年我在東京旅行，拜訪了過去我在香港的一位老師林教授，當時他已轉到了東京大學任教。在談到東京大學為什麼出了那麼多諾貝爾獎得主的時候，他說的很多東西令我印象深刻。在高校的管理上，他說到了東京大學的兩個優點：一個是高度的教授治校，東京大學單純的行政人員非常少。校長是由有永久教職的人按照東京大學章程，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任期五年。另一個是，在大學層面，幾乎抹掉了所有等級，創造了十分有利於學術研究發展的文化。例如，日本文部省的研究撥款是按照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等名銜而不同的，但是東京大學每個系都將所有研究經費平均，而且通常是教授們主動提出將自己的額度平均分給同事。在大學裡“當官”更多情況下是一種個人犧牲，是在為整個學術機構貢獻自己的服務。這些經驗也許是值得借鑑的。
　　此外，告密和“依法舉報”也是有所不同的，假如老師有違法行為、收受賄賂、性騷擾等行為的確應該舉報，但是因為主觀上認為老師“講課不正確”，或者“言論不當”，“有辱國家聲譽”而舉報就屬於典型的告密行為，因為他們依據的不是法律。《人民日報》也曾經在2015年1月22日針對一家學校鼓勵學生間相互揭發事件而發表過評論文章“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再說，課堂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可以開放討論的地方，教育是為了讓人更開放，而不是束縛人。身在其中的教育界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使得我們的教育至少不成為一種精神的桎梏，才能迎接未來文明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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