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当中国开眼看世界时，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乱：达到人类文明高峰的欧洲沦为废墟，四年战争造成三千多万死伤，经济全面衰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蔓延，中国人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老高按：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炮声停息。但是要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元月开始，5月，胜方协约国取得基本共识，6月28日和败方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条约，史称“凡尔赛条约”），才算正式画下句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正是中国现代史开篇之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不知道现在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本是怎么写的？我当年在课堂上就是这么被灌输的：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现代史，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当代史，以中共建政为起点。
　　今天是四月四日，再过整整一个月，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我们是该庆幸：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中国志士仁人矢志促成老大帝国涅槃重生的冲动？还是该叹惋：中国在错误的时机眺望西方，看到的、学得的、拿来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导致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都受这二者支配？
　　百年抗争，百年巨变，百年轮回，百年忧思。
　　读到署名为“沥泉”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百年忧思”。介绍中国现代史的开篇下笔时，世界局势和思潮是怎样的底色。


　　百年忧思：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

　　沥泉，先知书店

　　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先生，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欧洲正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几万人丧生。”
　　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
　　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食人族惊呆了：“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
　　——文明社会的价值观，遭遇了辛辣的讽刺。
　　同样遭受嘲讽的，还有人类的乐观情绪和理性能力。

　　1918年11月11日，面对盟国倒戈、军队哗变、国王流亡的窘境，内外交困的德国宣布投降。1/10的世界人口卷入战争，1500万人丧生——对于“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坑杀”的欧洲人而言，这的确是“万万不可想象的惨烈场面”。
　　事实上，此前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欧洲）会发生什么大战。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在《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中曾写道：从1900年代开始，就连那些最博学的学者都认为，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发生规模化的战争，因为“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军事平衡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获胜；对各方而言，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摒弃暴力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然而，与这场战争对人类历史、对中国的影响相比，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在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数的今天，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

　　20世纪的修昔底德陷阱：
　　崛起的德国，挑战英国秩序

　　2014年，《经济学人》发布专栏文章：当前这个时代，和“一战”前惊人地相似。
　　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它以《大宪章》、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
　　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经济蓬勃发展，电话，蒸汽船，火车等新技术应运而生。
　　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所有后发国家想要学习的，几乎都是“德国道路”：
　　△德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欧洲超级大国法国，成为落后民族崛起的榜样。
　　△德国以普鲁士式的集体主义为基础，以民族复兴为使命，是欧洲大陆文明的象征。
　　△独立之后的德国，想尽一切办法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技术，但却压制启蒙思想，试图用权力之手控制自由市场。
　　“德国道路”对弱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清朝，均以德国为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曾被认为是本国的俾斯麦。
　　在欧洲，德国的迅速崛起，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英国秩序挑战者”的角色。
　　文明边缘地区的德国，向文明中心的英国发起挑战——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在国际关系中，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从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时，最终几乎都会走向战争。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19世纪末的德国人，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
　　是韬光养晦、和平发展，还是挑战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
　　“铁血首相”俾斯麦认为，德国不应挑战当前秩序，应该在国际体系下发展。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间，大力引进英美技术，发展工业，秘密推行产业政策，“德国制造”杀进各国市场，德国GDP超越了英国。
　　然而当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迷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实力，并以强硬的国家形象示人，四处出击挑衅。德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欧洲的警觉，一张针对德国的包围网形成了，最终使德国陷入孤立，并一步步走向战争。
　　历史学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说：“在有史记载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退，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因此，一战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传统之间的对抗。

　　国家，成了一台战争机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的产物。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它的起因往往是创伤感、集体的耻辱感。德国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这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
　　德国人提供了最佳的例证：民族主义就像“压弯的树枝”，自尊心越受挫，报复性的反弹也就越强烈。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们迫切希望为国出征，甚至为开战而举杯欢庆。当德国投入战争时，群众聚集在街头，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征兵处排起了长队，在狂欢中走向战场。
　　英国学者霍华德也这样评价当时的思潮：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而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宗教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宣传。在公立学校里，孩子们被灌输对“敌人”的仇恨，以及不惜一切打赢战争的渴望。为战争服役成为了公民的绝对义务，逃避兵役将受到万人唾骂，并送上法庭。
　　民族主义，是暴力的思想；战争，是暴力的工具。当两种暴力结合时，一个怪胎诞生了，这就是军国主义：国家的使命就是打赢战争，全社会都要为战争不惜一切的牺牲，男人都要上战场，妇女和孩子要去参加劳动，私人财产可以随时被征用，企业要去生产武器。
　　法国将军福煦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是疯狂的，因为它注定会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耗尽……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

　　“重回野蛮时代”

　　当热血青年们怀着英雄幻梦，走上憧憬中的战场上时，他们被惊呆了。
　　在战争的第一次冲锋中，就有6万英国人在机枪扫射中倒下。消息传回英国，一所贵族女校的老师告诉学生们:“你们未来的丈夫都沤在弗莱芒的烂泥里了。”
　　一线作战的官兵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战场，索姆河会战的5个月中，130万人丧生。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100多万条生命被绞杀。
　　更可怕的是，年轻人不仅要去死，还死得毫无意义。
　　“一战”绝非什么建功立业的英雄时代，士兵不过是炮灰和草芥。几十万人的战死，甚至都不会让战线向前推进一公里，而各国战争统帅的下一个反应则是发电报给国内，再征用几十万年轻人上来。
　　热血没有任何价值，激昂的爱国热情到了后期只剩下恐惧和麻木。英国学者富勒这样描述战场，“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世界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
　　民族主义的狂热幻梦，在走上战场的那一刻就崩溃了。
　　这场席卷人类的巨大浩劫，在战场上并没有决出胜负，却在观念的崩溃中结束。
　　对无数底层士兵来说，胜败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因为“狗娘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狂热的爱国者来说，战败的耻辱都是卖国贼造成的。
　　沙皇俄国没挨到战争结束就亡国了。后方的军队拒绝上战场，随后发生了兵变，沙皇被废黜，布尔什维克不承认选举失败，演变成乌托邦暴力革命——苏维埃在一战的夹缝中诞生了。
　　接下来，奥匈、奥斯曼帝国都垮台了。德国扛到了最后，基尔港的水兵起义演变全国的大动乱，威廉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德意志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一个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下士痛哭流涕。

　　一战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文明的大毁灭
　　一战之前的150多年，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在哲学、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都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峰。
　　而当战争结束时，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四年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毁灭了四个古老王朝。欧洲经济全面衰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蔓延，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惨痛教训，欧洲要为它的愚蠢和残暴付出代价。

　　▍乐观主义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整个十九世纪，西方人活在对理性主义的乐观想象中，深信人性是善良的，认为科学、技术和工业会引领人类的前进，让人类走出贫穷和愚昧。
　　然而，这种幻觉伴随着一战被打碎了。一战证明：人性中的恶无穷无尽，当正确的观念无法普及时，科学和工业会成为杀人的工具，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恶。


　　“技术带来文明”的悖论：毒气和机枪大幅提高了杀伤效率

　　▍贵族阶层的消亡
　　在欧洲，贵族有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传统。然而，一战中，贵族大规模死在战场上。伊顿公学的校园内，至今留有一块一战纪念碑，5650人参军服役，2624人伤亡。
　　一个充满文化教养和社会担当的阶层瓦解了，世界回到了大众的时代，民粹的时代。民粹的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灾难埋下隐患。

　　▍乌托邦思潮的兴起
　　一战带来的贫困和动乱，导致了大量民众和知识分子接受左翼思想。乌托邦主义迅速兴起，并最终从欧洲蔓延到远东。

　　▍塑造了二十世纪的格局
　　在欧洲的衰落中，世界重新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阵营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英国。未受战火蹂躏的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第二阵营是民族主义的德国，他们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败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宣告了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彻底瓦解。
　　第三阵营是代表乌托邦主义的苏联。一战之后，苏联开始崛起，二战之后，成为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乌托邦主义遭受挫折，却至今并未终结。


　　20世纪的先知——哈耶克和米塞斯，都参与了一战。

　　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巧合：
　　大战爆发一年后的1915年，陈独秀《青年杂志》创刊，高举“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
　　大战结束一年后的1919年，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在凡尔赛所受的屈辱，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从此救亡压倒启蒙，中国堕入了暴力革命的深渊。
　　对此，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认为：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而此时的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乱：民族主义猖獗，乌托邦主义盛行，就连艺术审美都非常劣质。因此，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
　　也就是说，中国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都受这两种观念支配。
　　一直推崇欧美的梁启超，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他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左转：一战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的死亡，从此整个世界就要走上乌托邦主义之路。
　　杨奎松在《革命》系列中写到：正是在1920年代初，陈独秀等启蒙人士从原来的温和立场转向了激进的暴力革命；而闻一多、梁实秋等留学生代表，在海外饱受种族主义歧视，也因此仇恨西方、爆发爱国情绪。
　　“五四”的爆发，让“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变成了“爱国与进步”。秦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乌托邦暴力革命的崛起。

　　放宽历史的视野，才能突破认知的盲区；理清历史的脉络，有助看清未来的走向。
　　“一战”结束已经一百年了，一战的三大产物——自由主义的美国、乌托邦主义的苏联、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奠定了20世纪的历史基调，并影响至今。
　　一百年过去了，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见证了苏东的巨变。作为战争的余烬，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陆续灰飞烟灭。世界秩序似乎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一百年后的今天，遭遇新的挑战的世界秩序，又将何去何从？
　　一百年前，中国人觉醒图变，开始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明。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没有拥抱到文明之花，却捡获了西方文明废墟上的残砖断瓦，并长期陷入激进主义的泥潭。
　　从晚清大变局到现代中国，中国遭遇了诸多不幸。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曾追问：“大灾难为何没有带来大觉醒？文明为何总是迟到？”这一追问，应成为我们百年忧思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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