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當中國開眼看世界時，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亂：達到人類文明高峰的歐洲淪為廢墟，四年戰爭造成三千多萬死傷，經濟全面衰落，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蔓延，中國人接觸的，幾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機的兩樣東西：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


　　老高按：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炮聲停息。但是要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元月開始，5月，勝方協約國取得基本共識，6月28日和敗方同盟國在巴黎凡爾賽宮簽署條約，史稱“凡爾賽條約”），才算正式畫下句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日，正是中國現代史開篇之時：五四運動爆發了。不知道現在中國中小學歷史課本是怎麼寫的？我當年在課堂上就是這麼被灌輸的：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現代史，以五四運動為起點；中國當代史，以中共建政為起點。
　　今天是四月四日，再過整整一個月，就是偉大的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我們是該慶幸：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中國志士仁人矢志促成老大帝國涅槃重生的衝動？還是該嘆惋：中國在錯誤的時機眺望西方，看到的、學得的、拿來的，幾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機的兩樣東西：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導致整個20世紀的中國政治，都受這二者支配？
　　百年抗爭，百年巨變，百年輪迴，百年憂思。
　　讀到署名為“瀝泉”的一篇文章，標題就是“百年憂思”。介紹中國現代史的開篇下筆時，世界局勢和思潮是怎樣的底色。


　　百年憂思：文明的隕落與戰爭的餘燼

　　瀝泉，先知書店

　　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匈帝國的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先生，正在太平洋島嶼的熱帶雨林中考察。他向當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歐洲正在發生戰爭，每天有幾萬人喪生。”
　　食人族土著驚奇地問道：“你們怎麼吃得下這麼多人肉？”
　　當他解釋歐洲人不吃人肉時，食人族驚呆了：“不吃的話殺來幹什麼？你們那裡也太野蠻了！”
　　——文明社會的價值觀，遭遇了辛辣的諷刺。
　　同樣遭受嘲諷的，還有人類的樂觀情緒和理性能力。

　　1918年11月11日，面對盟國倒戈、軍隊譁變、國王流亡的窘境，內外交困的德國宣布投降。1/10的世界人口捲入戰爭，1500萬人喪生——對於“從未見識過大規模坑殺”的歐洲人而言，這的確是“萬萬不可想象的慘烈場面”。
　　事實上，此前的人們根本不相信，（歐洲）會發生什麼大戰。
　　克里斯托弗·科克爾在《大國衝突的邏輯：中美之間如何避免戰爭》中曾寫道：從1900年代開始，就連那些最博學的學者都認為，人類已經不可能再發生規模化的戰爭，因為“全球化使各國的經濟聯繫空前緊密；軍事平衡使任何國家都不敢保證獲勝；對各方而言，戰爭都是得不償失的非理性行為；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摒棄暴力的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整整一百年了。然而，與這場戰爭對人類歷史、對中國的影響相比，我們的反思還遠遠不夠。在世界格局出現新的變數的今天，反思或許才剛剛開始。

　　20世紀的修昔底德陷阱：
　　崛起的德國，挑戰英國秩序

　　2014年，《經濟學人》發布專欄文章：當前這個時代，和“一戰”前驚人地相似。
　　一戰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國，它以《大憲章》、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塑造了一套現代政治秩序，是海洋商業文明的象徵。
　　在英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下，世界進入了較為和平的幾十年，經濟蓬勃發展，電話，蒸汽船，火車等新技術應運而生。
　　然而在當時的世界，所有後發國家想要學習的，幾乎都是“德國道路”：
　　△德國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普法戰爭中打敗了歐洲超級大國法國，成為落後民族崛起的榜樣。
　　△德國以普魯士式的集體主義為基礎，以民族復興為使命，是歐洲大陸文明的象徵。
　　△獨立之後的德國，想盡一切辦法吸收全世界的先進技術，但卻壓制啟蒙思想，試圖用權力之手控制自由市場。
　　“德國道路”對弱國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遠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清朝，均以德國為師，伊藤博文和李鴻章，都曾被認為是本國的俾斯麥。
　　在歐洲，德國的迅速崛起，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英國秩序挑戰者”的角色。
　　文明邊緣地區的德國，向文明中心的英國發起挑戰——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一再發生，在國際關係中，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從雅典和斯巴達的歷史中發現了一個秘密——當一個崛起的大國挑戰既有的霸主時，最終幾乎都會走向戰爭。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人、19世紀末的德國人，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
　　是韜光養晦、和平發展，還是挑戰英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態度大相徑庭。
　　“鐵血首相”俾斯麥認為，德國不應挑戰當前秩序，應該在國際體系下發展。在他執政的三十年間，大力引進英美技術，發展工業，秘密推行產業政策，“德國製造”殺進各國市場，德國GDP超越了英國。
　　然而當年輕氣盛的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後，迷信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實力，並以強硬的國家形象示人，四處出擊挑釁。德國的強勢崛起引起了歐洲的警覺，一張針對德國的包圍網形成了，最終使德國陷入孤立，並一步步走向戰爭。
　　歷史學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爾·杜蘭特說：“在有史記載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沒有發生戰爭。”他認為：人類文明的進退，在於兩種傳統的拉鋸戰，一種是以雅典為代表的商業個人主義傳統，一種是以斯巴達為代表的農業集體主義傳統。因此，一戰不僅是國家間的對抗，也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傳統之間的對抗。

　　國家，成了一台戰爭機器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主義的產物。
　　以賽亞·伯林說，民族主義是民族意識的一種“發炎紅腫”的狀態，它的起因往往是創傷感、集體的恥辱感。德國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一直處在西歐偉大復興的邊緣，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而言，這都是一種最具傷害性的體驗。
　　德國人提供了最佳的例證：民族主義就像“壓彎的樹枝”，自尊心越受挫，報復性的反彈也就越強烈。充滿幻想的熱血青年們迫切希望為國出征，甚至為開戰而舉杯歡慶。當德國投入戰爭時，群眾聚集在街頭，表現出如痴如狂的熱情，向出征的軍隊投擲鮮花。徵兵處排起了長隊，在狂歡中走向戰場。
　　英國學者霍華德也這樣評價當時的思潮：國家不再被認為是王室的“財產”，而成為那些獻身於“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數民眾把國家看作是某種絕對“好”的化身，為了把國家爭取到手，任何代價也不為高，任何犧牲也不為大。
　　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宗教已經讓位於愛國主義宣傳。在公立學校里，孩子們被灌輸對“敵人”的仇恨，以及不惜一切打贏戰爭的渴望。為戰爭服役成為了公民的絕對義務，逃避兵役將受到萬人唾罵，並送上法庭。
　　民族主義，是暴力的思想；戰爭，是暴力的工具。當兩種暴力結合時，一個怪胎誕生了，這就是軍國主義：國家的使命就是打贏戰爭，全社會都要為戰爭不惜一切的犧牲，男人都要上戰場，婦女和孩子要去參加勞動，私人財產可以隨時被徵用，企業要去生產武器。
　　法國將軍福煦說：“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這是一個民族主義戰爭的時代。這種戰爭是瘋狂的，因為它註定會把國家的一切資源都耗盡……也就把每一個人的私人利益與財產都當成了賭注。”

　　“重回野蠻時代”

　　當熱血青年們懷着英雄幻夢，走上憧憬中的戰場上時，他們被驚呆了。
　　在戰爭的第一次衝鋒中，就有6萬英國人在機槍掃射中倒下。消息傳回英國，一所貴族女校的老師告訴學生們:“你們未來的丈夫都漚在弗萊芒的爛泥里了。”
　　一線作戰的官兵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戰場，索姆河會戰的5個月中，130萬人喪生。凡爾登戰役被稱為“絞肉機”，100多萬條生命被絞殺。
　　更可怕的是，年輕人不僅要去死，還死得毫無意義。
　　“一戰”絕非什麼建功立業的英雄時代，士兵不過是炮灰和草芥。幾十萬人的戰死，甚至都不會讓戰線向前推進一公里，而各國戰爭統帥的下一個反應則是發電報給國內，再徵用幾十萬年輕人上來。
　　熱血沒有任何價值，激昂的愛國熱情到了後期只剩下恐懼和麻木。英國學者富勒這樣描述戰場，“生命都被當成廉價之物……世界回到了部落時代的野蠻主義境地。”
　　民族主義的狂熱幻夢，在走上戰場的那一刻就崩潰了。
　　這場席捲人類的巨大浩劫，在戰場上並沒有決出勝負，卻在觀念的崩潰中結束。
　　對無數底層士兵來說，勝敗的感受並不是那麼深，因為“狗娘養的戰爭”終於結束了。但是對於狂熱的愛國者來說，戰敗的恥辱都是賣國賊造成的。
　　沙皇俄國沒挨到戰爭結束就亡國了。後方的軍隊拒絕上戰場，隨後發生了兵變，沙皇被廢黜，布爾什維克不承認選舉失敗，演變成烏托邦暴力革命——蘇維埃在一戰的夾縫中誕生了。
　　接下來，奧匈、奧斯曼帝國都垮台了。德國扛到了最後，基爾港的水兵起義演變全國的大動亂，威廉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德意志帝國變成了共和國，一個名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下士痛哭流涕。

　　一戰為世界帶來了什麼？

　　▍文明的大毀滅
　　一戰之前的150多年，歐洲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中，在哲學、科學、經濟、藝術等領域，都達到了人類文明的高峰。
　　而當戰爭結束時，這個當時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淪為一片廢墟，四年戰爭造成三千多萬人的死傷，毀滅了四個古老王朝。歐洲經濟全面衰落，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蔓延，一百多年來歐洲全面支配全世界的時代結束了。
　　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慘痛教訓，歐洲要為它的愚蠢和殘暴付出代價。

　　▍樂觀主義的黃金時代宣告結束
　　整個十九世紀，西方人活在對理性主義的樂觀想象中，深信人性是善良的，認為科學、技術和工業會引領人類的前進，讓人類走出貧窮和愚昧。
　　然而，這種幻覺伴隨着一戰被打碎了。一戰證明：人性中的惡無窮無盡，當正確的觀念無法普及時，科學和工業會成為殺人的工具，先進的生產力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惡。


　　“技術帶來文明”的悖論：毒氣和機槍大幅提高了殺傷效率

　　▍貴族階層的消亡
　　在歐洲，貴族有在戰場上帶頭衝鋒的傳統。然而，一戰中，貴族大規模死在戰場上。伊頓公學的校園內，至今留有一塊一戰紀念碑，5650人參軍服役，2624人傷亡。
　　一個充滿文化教養和社會擔當的階層瓦解了，世界回到了大眾的時代，民粹的時代。民粹的崛起，為更大的世界災難埋下隱患。

　　▍烏托邦思潮的興起
　　一戰帶來的貧困和動亂，導致了大量民眾和知識分子接受左翼思想。烏托邦主義迅速興起，並最終從歐洲蔓延到遠東。

　　▍塑造了二十世紀的格局
　　在歐洲的衰落中，世界重新分為三大陣營。
　　第一陣營是自由主義的美國、英國。未受戰火蹂躪的美國，迅速崛起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第二陣營是民族主義的德國，他們在二十多年後再次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敗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才宣告了民族主義在西方的徹底瓦解。
　　第三陣營是代表烏托邦主義的蘇聯。一戰之後，蘇聯開始崛起，二戰之後，成為和美國爭霸的超級大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蘇聯解體，烏托邦主義遭受挫折，卻至今並未終結。


　　20世紀的先知——哈耶克和米塞斯，都參與了一戰。

　　中國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一個驚人的巧合：
　　大戰爆發一年後的1915年，陳獨秀《青年雜誌》創刊，高舉“民主與科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
　　大戰結束一年後的1919年，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北洋政府在凡爾賽所受的屈辱，引爆了國內的“五四運動”，從此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墮入了暴力革命的深淵。
　　對此，著名學者馮克利先生認為：1911年清王朝覆滅，中國第一次徹底打開國門，而此時的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亂：民族主義猖獗，烏托邦主義盛行，就連藝術審美都非常劣質。因此，我們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
　　也就是說，中國真正“開眼看世界”時，能接觸的，幾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機的兩樣東西：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這兩種觀念的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可以說，整個20世紀的中國政治，都受這兩種觀念支配。
　　一直推崇歐美的梁啓超，寫下了《歐遊心影錄》。他的觀點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左轉：一戰標誌着歐洲自由主義的死亡，從此整個世界就要走上烏托邦主義之路。
　　楊奎松在《革命》系列中寫到：正是在1920年代初，陳獨秀等啟蒙人士從原來的溫和立場轉向了激進的暴力革命；而聞一多、梁實秋等留學生代表，在海外飽受種族主義歧視，也因此仇恨西方、爆發愛國情緒。
　　“五四”的爆發，讓“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變成了“愛國與進步”。秦暉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那個時代中國“救亡”與對外學習、自我改造（所謂“啟蒙”）事實上一直是並行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如前所述，其實指的是啟蒙的學習對象由學歐美變成了學蘇俄……“救亡壓倒啟蒙”實際上指的是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並幫助了烏托邦暴力革命的崛起。

　　放寬歷史的視野，才能突破認知的盲區；理清歷史的脈絡，有助看清未來的走向。
　　“一戰”結束已經一百年了，一戰的三大產物——自由主義的美國、烏托邦主義的蘇聯、民族主義的納粹德國，奠定了20世紀的歷史基調，並影響至今。
　　一百年過去了，歷史見證了納粹的覆滅，見證了蘇東的巨變。作為戰爭的餘燼，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陸續灰飛煙滅。世界秩序似乎形成了一個以英美為中心，向外圍輻射的大趨勢。一百年後的今天，遭遇新的挑戰的世界秩序，又將何去何從？
　　一百年前，中國人覺醒圖變，開始學習西方的思想與文明。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沒有擁抱到文明之花，卻撿獲了西方文明廢墟上的殘磚斷瓦，並長期陷入激進主義的泥潭。
　　從晚清大變局到現代中國，中國遭遇了諸多不幸。歷史學家袁偉時先生曾追問：“大災難為何沒有帶來大覺醒？文明為何總是遲到？”這一追問，應成為我們百年憂思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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