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土改。但我们今天所思所想，今天绝大部分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追根溯源，正是从土改中发端。当时那些革命道理振振有词、振聋发聩，一度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思考和情感的底色


　　老高按：突然想起了一个名字：叶匡政。
　　这一段时间，因为参与编辑《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等事务，也因为学界在酝酿、筹备关于土改七十年的研讨、关于大饥荒六十年的反思等等活动，于是我更多地关注中国农民的大半个世纪的命运轨迹和生存状态，尤其是聚焦于农民在中共执政后苦难的发端时段——土改。前段时间我介绍过加拿大作家谢宝瑜、湖北作家方方关于土改的文学作品，以及已故学者高王凌、前重庆学者谭松与土改有关的调查和研究，等等。今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位作家、诗人、学者叶匡政，早就对土改研究投注过巨大的心力，怎么竟忽略了！
　　好几年没读到叶匡政的文字了，记得前十几年，正逢他的高产期，佳作联袂而出。当时《南方周末》也正是黄金时代，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包括叶匡政在内的尖锐触及时政和史页的文字，其中就有多篇是关于土改的。
　　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南方周末》回想整个胡温时期，别的不敢说（例如当年军方高层腐败等等），至少在精神文化方面，要比今天宽松得多！叶匡政那些文字要放在今天的微信朋友圈，肯定每篇都必遭逢“404”封杀。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普希金诗句），纵观整个中共执政七十年，无疑都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但是今天想起胡锦涛时期的相对宽松，然后想起江泽民时期的相对更宽松，然后再想起胡赵时期的相对更更宽松（朱厚泽管宣传提出“三宽”）……是不是一种奇特的反讽？尽管我们在当时都埋怨很不宽松！
　　这让我不祥地想起一个笑话——好像是王蒙所讲的？忘了：一个朋友不肯照相，说：“五十岁了，太老了，照出来难看！看看我四十岁时还显得那么年轻呢！”王蒙说：“照吧照吧，你到六十岁时再看这张照片，你会说：看我五十岁时还显得那么年轻！”
　　扯远了，再说回叶匡政。上网一查，原来今年正是“天命之年”的他，现为香港《凤凰周刊》主笔。叶匡政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出过诗集也编过诗选，获过台湾首届双子星国际新诗奖，入选博客中国评选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后来转入文化和时政批评，为《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新京报》等报刊写专栏，在商务印书馆、中信出版社出版过多种文集，还主编有“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等多种丛书……
　　其中就有《土改学》。上网检索，查不到《土改学》出版的信息，多说是叶匡政的“一系列文章”。各个网络媒体上保存的体例不一，有的是长文，所谈较为系统，有的则拆零，各自安上标题，好在不管怎样，文字内容肯定还是他的。我从两个来源找来下面两篇，第一篇《土改中是怎样拉动阶级仇恨的？》中包含两节：“算剥削账”和“挖浮财”，另有一篇较短的《土改学：诉苦》，我看也能归到“土改中是怎样拉动阶级仇恨”这个总题目下，形成三部曲。一并放在这里。
　　土改，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土改中是怎样拉动阶级仇恨的？

　　叶匡政，网易

　　一、算剥削账

　　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门学问，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叫土改学。
　　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里是一个发端。现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但那时还是发生了。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先引一段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
　　“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
　　“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你为什么要剥削人？”
　　“大家还不都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要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
　　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然而，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最多埋怨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他是作为反面教材的：
　　“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
　　‘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
　　‘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
　　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
　　他的日记中，还有农民诉苦道：“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做到了。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他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
　　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他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而只增加地主的仇恨。”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也确实获得了它想达到的效果。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这个词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也犯得心安理得了。无论是当年的农民，还是地主，没有人能对剥削说出个所以然来，然而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
　　“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
　　“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
　　“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
　　“你是怎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
　　“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继续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

　　二、挖浮财

　　土改时，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就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这说明王老九是个喜欢想问题的人，诗人梁小斌有一篇随笔，曾把这个细节写得独具意味。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财宝”，也有叫“砍大树、挖财宝”、“起浮财、挖坏根”，都是一个意思。由于土地的产权在那段时间模糊不清，即使分到土地也要耕种后才有收获，很多贫雇农对土地的热情倒有些淡漠，反而对分了能即吃即用的浮财兴趣更大一些。
　　土改领导者非常清楚，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要“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把别人的财物拿回家，在大多数老实本份的农民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当时东北松江省委的张秀山指导土改时就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哀求与叫骂，是封建地主阶级向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整个斗争是尖锐激烈的，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斗争是最人道的。要像园丁培育花苗一样，善于引导和培养群众情绪走向斗争。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拘束。有人担心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张秀山回答道：不会的，放手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
　　山东莒南县委还规定出具体办法：“开始采取暴动形式：逮捕、监禁、戒严、扫地出门；抓住全区性或数村的封建恶霸展开斗争，清算、追究、挖掘出所有财产；打死或枪毙主要封建地主。然后逐渐走向专政状态；疏散、管制、苦役等。”
　　既然有了政策，各地农民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东北安东县还提出“每人起码穿上一条棉裤棉袄”的口号，让妇女儿童们也卷入到斗争中。《东北日报》曾报道过当时的盛况：“这样排山倒海的斗争风暴持续了八九天，绝大多数的队伍日夜不停地扫，很多人七八天没有好好睡觉。经过了‘大风刮小刀刻’，反复扫荡，最少的屯子也有四次之多。封建势力，一般的说是挖的斗的都差不多了。”
　　山东大店的一份工作总结描述得很细：“第一天搞三户，对地下浮财挖得不彻底，组织的力量与分工没有展开。群众热情很高，一点不成器的东西都收拾着。第二天就以每村大动员，全部参加，每村负责搞两户……翻箱倒柜，挖墙掘土。群众自己说：‘船破三千钉，这个八千还多，血他娘挖干的！’‘这回翻身可彻底啦！’”
　　这种从天而降的财富，这种在特殊时期的豁免权，很容易被农民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继承下来，使他们一旦陷入贫穷，就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把目光转移到新的富裕农民身上。这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彻底摧垮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心理基础。要在这种观念上，重新培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财富观与价值观，倡导农民劳动致富、精耕细作，应该说是有极大难度的。
　　地主、富农、中农们，如何对待挖浮财呢？果然有地主说：“过去都是暗土匪，现在都是明的。”在当时原始的生产状况下，除了少数恶霸地主，可以说大多数地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财富，他们往往把财产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他们能如何保护将被剥夺的财产呢？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藏起来，二是尽可能地吃光用光。
　　《东北日报》总结过东北的地主隐藏财宝的方法，有18种之多，比如：“地主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埋起来，或放在亲戚、小户、佃户及狗腿子家里。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坑洞里、烟筒、锅台、鸡窝、茅厕、猪圈、祖宗的棺材、花池、菜池、大树、小庙、围墙、墙壁、炮台内，甚至在女人的裤子里藏首饰。”比如“家人分散逃跑，减少目标”，比如“装穷装饿装老实”或“化整为零，彻底分家”等等。
　　许多中农“懊悔当年太会过”，说“老鼠不吃，给猫攒的”。山东莒南县一个中农听说要挨斗，“把一窝小猪、果子饼都卖了，果子种藏起来，把卖的钱给一家大小买了布做了衣服”，说：“八路军斗争，总不能扒衣服吧！”各地还出现了宰杀耕牛、大吃大喝的现象。山东莒南县邢家水磨子村抗战时有80头牛，1948年春有12头牛，1949年1月只有6头牛了。莒南县小坊前村的一个农民卖地4亩，地也不锄了，连“驮架子”也卖了，到处宣扬：“我卖光了去要饭，看谁还说我是富农。”
　　浮财挖来了，分配也是有戏剧性的。比如东北的游民比关内多得多，这些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是真正的赤贫阶层。但他们的游荡经历，使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善于应付逢迎、见风使舵。土改工作队刚下乡时，往往挑选了这样的人做骨干，甚至成了乡、村干部。这些人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在分浮财上自然也是贪污多占，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新贵。
　　莒南县分浮财还记录了这样的原则：“积极的多分，落后的不分，谁靠前分得多，谁不靠前分得少。”村干部们往往是“和谁近即分给谁”，甚至认为“人都是俺给得罪了，应当多分点”，自己分得的浮财比别人会多出一大截。苏南高淳的汪家村分农具和家具时，被群众一抢而光，力气大的多得，力气小的少得，如中农汪继谟抢到17件，中农汪继慈抢到10件。至于各地在分浮财中，出现的贪污、偷盗、挪用、浪费情况更是不计其数。
　　至于那些老实巴交的贫、雇农，对这突然到来的好事倒真有些手足无措。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中就记下了这样的事：“有些贫苦的家民，却偏偏选择不好，譬如韦光英，大家帮他选了不少衣服，他却仍然不知选什么东西的好。一个奶姥上场去选衣服的时候，她看到满眼花花绿绿的东西，不知该拿什么才好；她站了好久好久，嘴唇抖着，总不敢走进场子里去；最后还是人家给她选了一件，才笑着走了。”
　　农民诗人王老九看到农会会员抬来的樟木箱，也是想了好久想不通，他后来蹦出的诗句，也不能说他就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想想这道理，全凭毛主席。”


　　土改学：诉苦

　　叶匡政，博客

　　1950年代前后，与“苦”字相关的政治语汇曾大行其道，像“诉苦”、“忆苦思甜”等都被赋于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当这些词汇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开始远离它原先指称的那种个体行为，而演变为一种由无数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行为，一场集体性的政治仪式。“诉苦”便是土改运动中一个核心的政治行动，它让千百万贫苦的农民参与其中。个人的苦难诉说在这个集体仪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难不只属于个人，它还升华为一个阶级的历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的官方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
　　可以说，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帐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由于当时的农民有较强的命运、家族及乡情观念，对什么是苦、苦从何来也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释。山东莒南大店的土改总结，记录了当时一位60岁老佃户的回答。这个佃户叫王成，家里6辈子干佃户，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大佃户农忙时要雇短工）又问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再追问，他叹口气说：“咱命苦啊，那有什么办法。”换个角度问他：“为什么地主整年整辈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家当大官，当初大店十二顶轿出来进去，还没钱吗？”第二个说法是：“人家开大买卖还没钱吗？”最后又归结为：“人家命好呀！祖宗……”当问到“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当土匪！可是我又不会。”工作队最后只好总结道：“大店群众久在地主欺骗之下，阶级觉悟不是普遍的。”而山东滨海地委的土改总结中则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农民们往往把自己的“穷根”归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
　　可以看到，农民即使在诉苦的过程中，与领导者试图灌输的阶级观和斗争观的政治目标也相距甚远，农民个体之间的想法也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土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达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压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逻辑。只有当这个逻辑主宰了个人的思维与表达时，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方式才能发生改变，使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党和国家设定的意识形态中去。
　　我们从诉苦时的一些口号，就能感知到当年领导者的良苦用心：“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有苦就是理，穷人是大爷”“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父苦不诉不算孝子”等等。在这些口号中，宣扬的是一种以苦为荣、以穷为善的价值观，而诉苦与否则成为判断穷富和善恶的标准。在这一价值观的引导下，诉苦才能被真正发动起来：只有诉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只有诉苦才能在分配时获得更多的好处，只有诉苦才能被工作队提拔为乡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诉苦本身也许并不能体现权力，但诉苦这一集体政治仪式无疑成为阶级权力系统构建的有力支点。
　　为了使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各地领导者也总结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用来推广。比如在选择“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认为：“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渤海区党委的经验是：“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河北某地工作队的办法是：“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在场地选择上，工作队往往也煞费苦心。冀南三地委总结认为：“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而另一份文件则对场地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住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令人）感动了。”在一些工作报告中，甚至规定了要训练诉苦者的“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在领导者这番精心的策划下，无怪乎每一个诉苦会都开得群情激愤，如一位农民所说的：“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
　　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农民自然会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心理转化。面对面的斗争是让农民感到陌生与恐惧的，如何将这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发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进而实现对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构，这是诉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土改领导者对这一目的的认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东临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确要求：“由诉苦到控诉地主的苦，将农民低级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少数人的苦成为广大群众的苦，群众才能发动，成为团结内部向封建阶级斗争的过程，是阶级教育的过程，其觉悟则提高，诉苦就成为运动，由低到高的发展，成为自觉的诉苦，地主的罪恶得到揭发，群众就起来了。”湖南醴陵县委则把诉苦分为访苦、问苦、引苦、诉苦、论苦等几个阶段，这个过程的演进，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当年诉苦的真实原由、操作手段及想达成的目标。而冀中区委的结论是：“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县的总结则更直接“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
　　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完成任务。河北渤海区委在介绍乐陵县诉苦运动时，就写道：“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冀南三地委在总结蒹庄的工作中写道：“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
　　河北渤海区介绍黄骅县诉苦情形时，还有具体的统计数字：“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到会人数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诉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种类，为饿死哭的397人，卖儿女哭的157人，给土匪打死打伤而哭的153人，全家书（输）讼而哭的55人，为要饭哭的75人。”针对诉苦中的“哭”，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
　　经过这场政治仪式的洗礼，农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被集体驯化了，他们认识到，个人只有通过阶级才能发出声音。农民，这个通常“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终于因为“诉苦”这一“政治技术”所提炼的苦难，而被联系起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物，与更为宏大的国家政治话语发生了关系。诉苦不仅使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这虽然是以打乱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为代价的，但突显了一个全新的、正面的国家形象，在这个革命的逻辑中，国家成为农民感恩的对象。同时，通过打击传统社会中的乡村精英与权威——地主，诉苦也成功地在农民心中摧毁了那个旧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感恩型国家观念的塑造，与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形成的国家观念是全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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