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暴力土改，對地主大開殺戒的全部奧秘，是一箭三雕：一方面殺人立威，一方面讓農民雙手血淋淋地拿到土地，從而死心塌地“加幫入伙”，第三是把中國文化的承載者和傳遞者地主士紳從肉體上斬草除根，從而儘快讓外來馬列主義登堂入室


　　老高按：我曾說過，為什麼內心深處牽掛農村——我的祖父祖母那一輩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而我自己曾在文革中在農村插隊務農。談中國的“三農”問題，必然繞不開災難的源頭，那就是土改。
　　回顧起來，我對土改的關注，是十多年前被加拿大作者謝寶瑜的長篇小說《玫瑰壩》喚醒的。這位作者是執業會計師，業餘時間創作了這部長篇小說，卻不可能在國內出版。他索性自己成立了一個出版社，推出這本書；更借互聯網和自媒體的東風，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我多年前讀到這本書，很受震動，去年在《歷史明鏡》節目中對他做了視頻專訪。當時也正是我的低一屆的武漢大學中文系校友、著名作家方方，出版《軟埋》遭到抨擊和半封殺之際，而《軟埋》犯忌、惹得毛左們開批判會聲討，也正因為涉及對土改的質疑和反思。
　　最近十來年，對毛澤東及其執政集團造成災難的追問，不斷向前延伸，“土改”已經逐步成為一個熱點。海外有謝幼田寫出了《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明鏡出版社，2010年），國內有學者秦暉寫出多篇文章，例如《土改為什麼要搞得那麼血腥？》。
　　順便說一句，謝幼田這本書，我竟沒讀過，還是最近一位加州的朋友來電話問我，我才發現這本書不應錯過。謝幼田多年前寫過一本《中共壯大之謎》，受到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的普遍重視，大家對這個名字應該有印象。
　　我今天更想說的是，關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中國土改的人，都不應該忽略譚松這個名字。
　　譚松已經來到美國。他出國之前，我就注意到他關於土改的那些文字——讓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他觀點多麼激烈，而是他材料真是紮實；而近期，他以每天一篇的頻率，推出關於土改的採訪錄和文章，有血有肉、有理有據！
　　我的印象中，譚松是位不惑之年的學者，看其網上的照片，也相當年輕。但去年我與他通過一個電話，才知道，他早已年過花甲。
　　在維基百科等網上來源查到有關信息，綜合如下：
　　譚松（1955年－），男，重慶人，曾任《重慶與世界》雜誌執行主編，曾在重慶建築高等專科學校、西南大學育才學院、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任教，業餘時間研究歷史，著有《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血火與堡壘：重慶大轟炸採訪錄》等。因其對重慶長壽湖右派調查、重慶土改調查、劉文彩莊園收租院泥塑真相調查而知名。2002年7月2日，他被當局以“收集社會黑暗面”指控，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關押32天、取保候審一年。2017年7月初，譚松被校方解聘。
　　譚松出生時，父親譚顯殷是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1957年，譚顯殷前往北京參加中國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四川代表會上，他說：“這次會缺乏民主。”此後譚松的父親被打為右派，下放到重慶當時的勞改基地長壽縣長壽湖。
　　2003年，譚松開始對川東地區（今大重慶地區）的土改歷史展開了調查研究。耗費了14年，採訪了大量土改親歷者，最終寫下50餘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
　　2013年，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演講，對外公布了部分調查研究成果，引起了許多關注，受到校方約談。2017年6月21日，譚松發表文章為《軟埋》作者方方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基本符合歷史事實，他還講述了一個在土改中被“點天燈”的年輕姑娘的故事，以支持自己的論點。這引起了一些親共人士惱怒，“大學居然容忍這樣的教授存在”？！兩個星期後，譚松得知自己被學校解聘。
　　譚松最近發出一篇文章《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論述相當透闢到位。轉載於下，與大家分享。


　　中共土改的殺人目的和土改的惡果

　　譚松，民主中國

　　一，土改為什麼非要殺人？
 
　　“土改殺人，沒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鎮壓、再殺人。不！不僅把土地、財產全部收繳，還要殺人！不僅殺地主，還要整他們的子孫後代，一整幾十年。世上沒得這個道理。”——這是一個被整了幾十年的地主後代的“困惑”。
　　這也曾經是我的“困惑”。
　　和平手段本可以達到分田地、均貧富的目的（如台灣土改），但中共棄而不用，非要殺人，為什麼呢？
　　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6年9月）中說：“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
　　從劉的政治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共非要搞血腥土改是有其“錦囊妙計”或者說“偉大韜略”的。這個“偉大韜略”就是，中共希望藉助土改達到其秘而不宣的目的。
　　是什麼目的呢?
　　有人說，唐吉科德臆想了一個風車敵人與之作戰，共產黨也臆想了一個地富敵人與之作戰。這話不準確。地富究竟是不是兇惡魔鬼和仇敵，中共高層心裡有數。以毛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有不少自身就出身於地富家庭。中國社科院楊奎松說：“地主都像我們書裡寫的那麼壞嗎？為什麼我婆婆一點也不壞呢？……後來再看毛澤東、劉少奇，包括後來鄧小平女兒等等談自己地主富農家庭的回憶，發現他們多半也都對自己的父輩或祖輩沒有惡感，而且都直言不諱地認為他們都是勤勞致富的。”（大學論壇第53期：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因此，中共非要把地富樹為惡魔和仇敵打殺是另有原因。
　　在中共奪權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錢糧，農民的生命，作為拼殺的力量，打天下的資源。在三年內戰時期更是如此，劉少奇在1947年的全國土地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劉少奇年譜》第84頁）所以，共產黨要搞暴力土改，殺地主，分田地，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
　　1949年，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經是自己的了，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場更大範圍更多殘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開始了！
 
　　中共在奪權後，讓前國統區人民對新政權儘快臣服和畏懼的“高招”是什麼呢？
　　是殺人！
　　他們啟動了當年打天下的法寶——暴力土改。
　　土改運動是與鎮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殺人也是同時進行。毛澤東嫌殺人太少，1950年10月，他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再督促各地要“大殺幾批”。在毛澤東的強力推動下，殺人的槍聲響徹了神州大地的城鎮和山鄉。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殺人立威。
　　陳沅森在《談談“土改”“殺地主”》一文中寫道：“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着後腦勺，從背後斜着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大參考》2005.03.17）
　　我在採訪中，不少人講到了為了展示紅色恐怖而殺人。比如，一位當年的目擊者說：“槍斃李鎮宇前有600多人聯名來保他，說他不該殺。區土改工作團說，解放後他還有這麼大的勢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勢力呀，殺！”
　　中共一來，把多年來在鄉村中的頭面和受尊重的人物一番鬥打之後再一槍打死，這樣便在很短的時間裡，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係，讓人害怕，從而樹立起新政權的威風。
　　中共發動土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發動群眾”、灌輸“剝削壓迫”理論，挑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然後才鬥打和殺害地主。但是，也有一登場就大開殺戒的，如一位雲南的土改工作隊領導幹部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們那兒普遍使用了一種叫作“先轟開、後深入”工作方式。所謂“先轟開”，就是一入村就把當地的地主和鄉紳們抓來亂槍打死，製造恐懼、殺人立威之後，再來“後深入”——發動群眾搞土改。
 
　　2，讓農民雙手沾血，從而緊跟黨走。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大讚暴力流血的群眾運動。中共通過這種發動群眾用暴力搶奪土地的辦法，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雙手沾血的農民就只能跟着共產黨走。毛澤東明確講，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毛澤東曾親自指示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
　　製造恐怖，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黨的基層政權，讓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參與“恐怖活動”，使他們不得不同共產黨站在一起。否則，他們也可能會成為被鎮壓和被專政的對象。所以，土改不僅讓分得了土地的農民感恩，而且也害怕。
　　由此可見，這個“偉大韜略”其實很簡單，就像黑社會為了脅迫人入伙，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讓他去殺人。身負人命，雙手沾血之後，“入伙人”沒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正如學者秦暉在《土改為什麼要搞得那麼血腥？》一文中所說：“要讓大家拋頭顱灑熱血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讓你沒有退路。”“如果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劉少奇曾多次談到為什麼要搞血腥土改，如1947年4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要以複查（土地）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秦暉說，這種再三複查的意義並不在於再找一點土地，而是再流點血，要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氛圍，只有這樣，高強度的動員擴兵才可以實現。
　　3，地主鄉紳們大多是中國農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說：“他們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他們主導了中國社會以和諧、平衡、統一為基本特點的文化價值系統……他們根據儒家的文化精神遏制對財富的貪婪欲求，改進土地制度，使得中國社會能夠基本保持穩定，使得鄉村社會成為密不可分的整體……”（書第228頁）中共要在中國廣大農村一下子徹底剷除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道德觀、是非觀和價值觀，遠非易事。面對這個“難以解開的節”，中共採取“快刀斬亂麻”——殺人！直接從肉體上消滅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和傳承者——地主鄉紳，從而讓那外來的“階級鬥爭、暴力專政、消滅私有制”的“馬列文化”占領中國的農村大地。
　　一方面殺人立威，一方面讓你雙手血淋淋地拿到土地，從而死心塌地“加幫入伙”，同時，把代表中國精英文化的地主士紳從肉體上斬草除根（城市裡則是強迫“思想改造”），從而儘快讓外來的馬列主義登堂入室，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殺人土改”）的全部奧秘。
　　共產黨成功了，在僅僅兩年的時間裡（有的地方還沒有兩年），不僅一舉廢除了中國兩千年的土地制度、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顛覆和改造了農村中傳統的人際關係和價值觀、是非觀和道德觀，而且迅速在廣大的農村土地上建立起了他的基層政權。
 
　　二，中共的土地改革惡果
 
　　不過，中共這種為控制和坐穩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雖一時得逞，但卻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中列舉了十大惡果：

　　1，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
　　土改在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是有經營頭腦，勤勞能幹而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鄉紳。
　　第一，地主大多都是文化的傳承者，他們就是當時鄉村的文化精英。
　　第二，地主大多具有較好的道德素養，他們一直受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
　　第三，地主大多是農村中最有經濟頭腦而且善於經營的人。
　　第四，地主大多都是省吃儉用不事奢華的人。

　　2，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家暴力，在廣大農村煽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殺。中共為了自己打下天下坐天下的真實目的，以消滅剝削制度，解救勞苦大眾為幌子，人為地製造仇恨，把人性中的惡瘋狂地激發出來，中國鄉村的和諧被破壞，維繫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被徹底顛覆。恐怖開始像瘟疫一樣四處泛濫，中國農村從此失去了田園牧歌式的寧靜。土改所使用的那些暴力手段在隨後的反“瞞產”、“四清”、“文革”等運動中反覆出現。文革中湖南道縣殺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補課”。土改之後的殺人風和種種殘暴血腥，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繼續和重演。（包括後來殘酷虐待法輪功學員的那些下流手段。）

　　3，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
　　土改前，農民以富為榮。土改後，富就是壞，是不仁。窮則成了一種資本（出身好）。這種價值觀念的改變，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發展，人們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發家致富。

　　4，培養灌輸了恩人和救星意識。
　　土改使貧苦農民不僅分得了土地和別人的財物（“勝利果實”），還被新政權當作依靠對象，因而使農民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他們對新政權、對黨和領袖充滿感激。這就為樹立起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在農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權威，為中共和毛澤東後來隨意整治農民、折騰農村奠定了基礎。（一個強大到可以隨意給你一切的政權，也可以強大到隨意奪走你的一切。所以後來合作社、人民公社，農民們不僅乖乖地把土地交出來，連私人的物品和自由耕種的權利也交了出來。因此可以說，土改形成了新的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中共通過土改，強化了對農民的控制力。）

　　5，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
　　農民們對本鄉本土的地主是怎麼發家的，他們是怎麼掙得那些財產的，心裡十分清楚。平白無故地去搶奪別人的財產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卻用謊言、暴力和利益引誘，發動農民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土匪行經。中共的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亂象埋下了隱患。

　　6，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
　　中共通過土改，摧毀了幾千年來的傳統社會基礎，建立起一個由他嚴密控制的社會。土改利用一些“積極分子”——流氓無產者（大多是地痞、流氓、惡棍、懶漢等）——作為“革命的依靠對象”衝殺在前。土改要造成一種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對立，但中國農村原本沒有這種對立，大家鄉里鄉親，不少地主與農民還沾親帶故，或者同宗同姓，要斗殺地主，農民們“革命積極性”不高，什麼辦？毛澤東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就發現並大加讚揚了一種“革命先鋒”，這就是：地痞流氓。這種流氓無產者都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他們衝殺在前，敢斗敢打敢殺，成為“革命的依靠對象”。在土改結束後，這批“積極分子”紛紛入黨做官進入政權，成為了中共農村的基層幹部。以前中國廣大鄉村沒有黨團組織和龐大的行政機構，中共借土改建立和建全了農村的黨政組織，培養了一大批集權統治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從而把黨的神經伸到了每一個偏僻山鄉。而這個組織系統中的成員很多就是土改中湧現的這種“積極分子”。中國的鄉村政權便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品質低劣的人手裡。

　　7，摧毀了鄉村的文化藝術。
　　一是燒書。
　　中國長期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知識精英大多出自鄉村（而且還往往“告老還鄉”回歸鄉里），因此，中國鄉村也是文化藝術的聚集之地。當年，不少地主家裡都有多少不等的藏書和字畫，土改時，這些書畫也被抄繳。但是，農民協會和分“勝利果實”的“翻身農民”們，一心想要的是金銀財寶，他們對詩書字畫不感興趣。另外，中共當局教育農民，地主之所以壞，就是因為讀了這些封建毒物。因此，在殺掉地主鄉紳的同時，大量民間藏書也被焚毀。比如川東忠縣花橋鄉土改農民將書畫當柴燒，整整兩月，將舉人沈氏世代藏書燒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學士李孟洋的書畫（包括不少珍本）被10個人專門焚燒，燒了半年才燒完。焚燒後的書灰被作為肥田的上等肥料。
　　二是毀物。
　　1949年之前，在中國鄉村，有不少規模龐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莊園。這些莊園往往集建築藝術、手工雕刻、傳統民俗、儒家文化於一身。1949年土改之後，這些莊園不是灰飛煙滅就是被五馬分屍。（我在土改採訪錄《血紅的土地》的第五章中對此作了專門的記載。）

　　8，人為製造等級，造成不公與欺壓。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小土地出租、貧農、僱農等不同的等級。不同等級的人享受不同的政治、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等待遇。這種劃分不僅缺乏合理性，而且隨意性極大。第二是欺壓：被劃為貧、僱農的等級，被作為革命的依靠對象，不僅有優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業的權利，更有欺壓（甚至虐殺——如文革時期）地富等級的特權。

　　9，造成了一個龐大的不幸群體。
　　土改劃分了階級成分，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和他們的子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肉體上遭受了長達幾十年的歧視和迫害。階級成分論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血紅的土地》一書對此有詳盡的記述）

　　10，對“殺人越貨”賦予一種“崇高的革命性”。
　　如：a，土改廢除了反動的中國封建土地制；消滅了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b，土改消除了貧富不均，讓貧苦農民翻身作了主人。c,消除了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解放了生產力。d,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摧毀了美蔣反動集團的社會基礎……
　　殺人越貨如果已經不是一種犯罪而是一種由國家和政黨推動的崇高的革命行動，那麼，它一旦轟轟烈烈展開，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破壞之烈，遠在一般的犯罪之上。實施者毫無心理障礙，受害者無法鳴冤叫屈。文革中紅衛兵滿懷激情地打砸搶抄（家），湖南道縣貧下中農義憤填膺地屠殺地富反壞，都是這種把殺人越貨當作崇高革命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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