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宮戲的流行中，大家驚訝於乾隆是華盛頓的同時代人，對於太平天國其實和美國南北戰爭幾乎同時，也感到陌生。太平天國是一場叛亂還是革命？外國勢力的角色作用如何？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如何跳出以中原為核心的正統敘事呢？


　　老高按：外國學者所寫的關於中國歷史的專著，不論我們中國人讀起來感到有多少生硬牽強、隔靴搔癢之處甚至無法自圓其說的破綻，其最大的亮點，也是我們有必要閱讀它們的最大理由，就是這一類成果，能讓中國人產生“陌生感”——按照他們的文史背景和理論思路，把我們自以為耳熟能詳的事件和人物，從中國人不太想得到的角度和層面加以觀照，既梳理這些事件和人物的內在脈絡肌理，又在廣闊時空中搜尋外部聯繫和對比，建立起與中國學者套路迥然不同的的敘述框架，於是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展現出了新意，讓我們疑惑：這說的是我們過去常說的那件事、那個人嗎？
　　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的弟子、美國歷史學家裴士鋒博士（Stephen R. Platt）關於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的研究專著《天國之秋》中文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實已經有四年多了，但我剛剛從《金融時報》中文網新發表的書訊得知。將關於此書的評介轉載於下，與各位分享。
　　讀《金融時報》中文網上徐瑾的文章時，我發現文中的“洪仁（王干）”均寫成“洪仁軒”，很奇怪，按說這個字不應該錯呀。於是我順手都改了過來。但是一發到博客里，自（王干）以下該段變成亂碼！我恍然大悟為何徐瑾為何有意寫成別字了。於是我重新“改對為錯”，寫成“洪仁軒”，這就萬事太平了。特向讀者說明。


　　太平天國失敗的隱秘線索

　　徐瑾（FT中文網專欄作家），FT中文網 2019年3月20日


　　唯有在對比之中，歷史才充滿了探索的可能性。
　　在清宮戲的流行中，大家驚訝於乾隆是華盛頓的同時代人，對於太平天國其實和美國南北戰爭幾乎同時，也感到陌生。的確，這場爆發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運動，距離現在不過150年時間。
　　百年之後回首，伴隨着眾多新材料被挖掘，對太平天國的很多慣常想法也不斷遭遇挑戰。
　　首先，在歷史學範圍內定義，太平天國是一場叛亂（rebellion）還是革命（revolution）？西方歷史學的慣常認知中，二者有所重疊，不過多多少少也以東方式“成王敗寇”邏輯判斷英雄：如果成功就是革命，如果失敗就是叛亂。這種認知自然不無局限之處，在美國歷史學家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眼中，太平天國是一場內戰，在他的著作《天國之秋》中，更是處處將太平天國與美國南北戰爭對比。
　　裴士鋒執教於美國阿姆赫斯特馬薩諸塞大學，他是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是歷史大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學生，他大學時候曾經在湖南呆過兩年，還寫過一本《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很自然地，裴士鋒的研究帶有史景遷注重個案與細節的特點，《天國之秋》更多以洪仁軒的角度寫太平天國的變遷，同時加上二次鴉片戰爭作為副線——換而言之，這是全球史下的太平天國故事。對了，我讀這本書，來自經濟人讀書會的胡偉俊博士推薦。
　　這樣的寫作格局，自然有其新意。洪仁軒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但是和發明拜上帝教的洪秀全不同，他不僅曾在香港居住，而且身邊都是正統傳教士，也被當作傳教士接班人培養。他英文流利，視野開拓，1859年到天京之後，一度獲得總理朝政的任職，其所寫《資政新篇》主張效法西方文明，比起晚清洋務派還早，即使曾國藩幕僚也感到佩服。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曾經見過洪仁軒，提出建設國家銀行的提議。無疑，洪仁軒見識高於洪秀全等諸人，也理解歐洲各大強國富強原因所在。
　　洪仁軒的《資政新篇》沒有機會實現，但是他對於天平天國的意義，其實在於可以藉助他的西方背景打通與上海等地西人通道，爭取獲得其承認與支持。這種背景並非一廂情願，英國剛剛與大清結束了鴉片戰爭，這場戰爭與其說為了鴉片，不如說為了貿易與白銀。此刻，太平軍長期占據的蘇州等江南富庶之地，本來也是進行絲茶貿易的上海外商所需通道。
　　更不用說，太平天國的宗教背景，也使得不少傳教士為之搖旗吶喊，在英文世界支持太平天國。對不少西方人而言，遙遠的東方發生的太平天國戰爭，更像是一場反對滿蒙的種族戰爭，與當時美國南北戰爭接近。即使馬克思和恩克斯，最早知道太平天國時，其態度也更多是肯定，“當洪秀全等人揭竿而起，大鬍子老爹以為他期盼已久的革命力量，能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力量出現了。”
　　這個時候，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官方態度是什麼？英國處境尤有尷尬之處，面對太平軍幾次的橄欖枝，他們一直希望在天平天國和大清之間保持中立，畢竟理論上大清上始終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但是大清對洋人態度並不如太平軍那樣友好，催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此刻《南京條約》屆滿十二年，這個時候英國正忙着與清朝進行《南京條約》修訂，希望加大通商與派駐公使等條件。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著名的額爾金勳爵帶着英法聯合艦隊從南方去北方換約，這個時候洪仁軒還在伺機從香港回到包圍中的天京，在歷史的隘口與現實的碼頭中，兩人算是插肩而過。
　　隨後額爾金的故事眾所周知，大沽炮台短暫的交火導致了《天津條約》的誕生，增開天津等11個城市為通商口岸，清政府賠償英、法軍費各800萬兩白銀。不過《天津條約》卻沒有帶來和平，卻引發後續更大麻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公使駐京這條。大清可以接受開放通商口岸，甚至賠款也不過當作安撫化外之民告御狀之類，對於大使進駐北京卻無法接受，跪拜的禮節始終是幾次談判中的最大問題。
　　咸豐為首等人將條約往往視為權宜之計，他對于洋人的呼籲更多是置之不理，在1861年談判中，更是一邊談判一邊密令僧格林沁扣押甚至折磨英法談判使團，這直接引發了後面的圓明園之禍——清廷的行為是當時國際社會無法接受的，裴士鋒更是強調，無論雨果對於毀滅圓明園的譴責，還是額爾金將其行為辯護，是為了避免英國本土更大的報復，二者的惋惜其實更多針對圓明園作為藝術本身，而不是對於大清，更不是對於皇帝本人。
　　英法聯軍進入京城之後，咸豐將一切留給弟弟恭親王奕訢，自己去了熱河不願回北京面對洋人，甚至死在那裡，與英法談判倒是成全了奕訢此前未能施展的政治抱負。英法不是金人，這是第二次靖康之難沒有發生的根本原因。
　　今天看來，這一事件衝突其實是認知圖景的衝突。後人不能簡單怪罪咸豐皇帝個人的頑固，禮儀並非僅是禮儀，恰恰是大清最後的屏障。大清是多部落聯合的天下秩序，如果皇帝接受不跪拜的英國大使，其實對內昭示着大清華夷秩序的失敗。其中諸多扭曲，其實是朝貢秩序遭遇國際秩序的衝突。

　　在額爾金北上對清廷發難之際，他的弟弟卜魯斯成為英國駐華大使，在上海與當地道台與洋商一起，面對太平軍隨時可能的進攻。卜魯斯雖然承認洪仁軒對基督教態度看起來比較開明，但並不喜歡太平軍，李秀成給他的書信他也置之不理，他尤其嚴令手下領事與英人不得加入太平軍。在太平軍進犯上海的威逼下，他組織自衛，導致了與太平軍的幾次交火，但是也保護了上海，使得上海租界成為戰爭洪水肆虐南方中一葉方舟，人口劇烈增加。
　　這就是英國弔詭的情況，雖然希望中立觀望，卻做到了兩邊都得罪的情形。一邊在北方與清廷大戰，一邊卻在南方與太平軍交火，在歷史的結論上更是兩邊都不討好。對比之下，在美國南北戰爭之中，英國很快就支持了美國南方。
　　在這樣的拖延中，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條約的確立以及南方戰爭進展，局勢使得英國不得不做出選擇。一方面英國利益與大清通過通商貿易綁定，使得太平天國占據的富庶南方地區成為大清履行條約和英國貿易的阻礙，另一方面，美國南北戰爭的戰局變化，使得英國急於維持東方的絲茶貿易。
　　對於英國而言，美國和遠東是不可同時失去的兩大市場，美國的內亂，導致英國急於在東方市場尋求秩序的穩定。就這樣，在半推半就之中，英國站在了大清的一邊，這使得戰局的天平導向了朝廷，促成了天國的毀滅。
　　在過去以太平天國和大清為主的敘述中，曾國藩等力量被放大，太平天國的失敗也往往歸咎於領導者的特質，到了1862年，馬克思對太平天國評價也大為降低：“（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為自己提出任何任務……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這些批評不無道理，然而中國式改朝換代很多時候就是在這樣的盲動中形成，流氓的成功並非沒有先例。太平天國本身具備洪仁軒這一了解西方的人才，本身也占據南京十多年，這一過程其實足以使得天平天國具備劃江而治的資格，如果放在元代末期，一旦爭取獲得儒家士大夫支持，完全有可能效仿另一個明朝。
　　然而，大清的命運轉折，恰恰內患之際，同時遭遇外敵的入侵，後者的選擇成為大清中興的推手。

　　從裴士鋒等人視角來看，英國人的選擇至關重要。1909年，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對英國人表示，他們與中國交往時所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協助滿清鎮壓了太平叛亂，為滿清延長了五十年，“阻擋了一個正常、有益的自然歷史進程”，導致了後續更大的暴亂。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在爭取遠東秩序中與大清有過競爭，他的話可以理解是為日本利益辯護，但是卻道出了英國選擇站隊的重要性。
　　在洪仁軒等人運作下，陸續有傳教士通過發表文章在英語世界支持太平天國，但是太平天國與領袖個人結合的信仰天然帶有異徒色彩，無法贏得西方的宗教認同，使得英國選擇天平很自然導向了現實利益為上，而利益的砝碼隨着時間更多導向了清廷。至於主角洪仁軒，他去了天京之後封王納妾，在昔日傳教士同僚眼中成為有錢人，不但他的《資政新篇》沒有機會實施，更重要的是，他的西方路線始終沒有成功，他最後兵敗時刻曾對一個英格蘭人發泄了他的失望，“我碰過的洋人沒有一個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在軍事和國家博弈背後的貿易之手，其實冥冥之中主宰了大清的命運。大清之前，全球化力量在類似情況下在默默之中已經發揮多次力量。明朝的滅亡和白銀有關，清朝晚期的動亂也閃現白銀的影子，我在拙著《白銀帝國》也提到這一線索，美洲白銀在十九世紀的短缺導致了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太平天國只是其中大者，隨後美洲白銀恢復，大清也迎來中興，但是這一中興卻使得中國沒有走向世界主流的金本位，繼續在銀本位中跌宕滅國。
　　太平天國故事中，在血與火之中充滿了暴力。保守估計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一般而言認為是兩千萬到三千萬之間。裴士鋒筆下，有太多暴力細節，“六不”總督葉名琛在廣東屠殺太平軍，因為人數太多，甚至復命不以頭顱計算，而是以一箱一箱的右耳計算，即使如此也“箱箱滿溢”；傳教士們從上海到南京見洪仁軒過程中，走了水路，臨近戰場的水面充斥屍體，即使拼命划船也無法擺脫，只好在屍體環繞中過夜；至於曾國藩，在世人了解的文正公一面之外，更是戰爭中殺伐決斷的統帥，他冷靜地記錄下因為饑荒導致的人肉價格飛漲，判斷這種局勢對太平軍更不利，當弟弟曾國荃為殺死幾千太平降軍而內疚時，他在家書中予以寬慰。
　　無處不在的暴力，源自秩序的失控，歸咎於任何一方都不公允。難怪裴士鋒書中幾次談到，底層農民不僅幫助洋人換取報酬，甚至表示太平軍和官兵，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大多區別。雜文家或許可以說這是國民劣根性，其實更應該看作在一次次人口劫難之下，底層自發進化的生存智慧。
　　我曾經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談及，國外人寫的中國歷史，最大特點在於框架與視野的不同。自然，這能給以中國王朝更迭為中心的歷史觀點帶來新的衝擊。不過，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歷史脈絡延伸本質即是全球互動結果，很多原本充滿魅力的敘述，會如同魔術被揭穿過程一樣，多少失去原有的魔力。
　　歷史是國人的宗教，歷史關於時間空間。在世界上，按照一些學者看法，其實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有歷史。因為歷史有力量，所以總是被發明總是被改寫總是被解釋。但是，如果歷史的坐標系本身不對，談論具體事件其實意義不大。中國歷史，還有很多種寫法。也正因此，多數人還是習慣以中原為核心的正統敘事之下，而《天國之秋》之類作品，始終能夠給予公眾不同的啟發。

　　《天國之秋》，[美]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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