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2004年，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有机会进入疫区调研，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她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
老高按：数年前因旅居纽约的高耀洁大夫出版回忆录的关系，我间接与在河南省社科院任职的刘倩女士有了联系。现已92岁的高大夫（她出生于1927年），为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大流行的灾难（他们叫“血祸”）操心、受累、发声、遭谤、出走，赢得国际赞誉，获得国际天文学学会命名一颗小行星为“高耀洁星”，这且按下不提；她多次表达过对刘倩的信任。后来我陆续收到刘倩经由双方都认识、也都信任的朋友转来的文章，不仅令我感动，而且觉得，很值得让更多的希望了解中国的朋友们看看：中国的农村是这样的，这样的治理，这样的法制！中国的农民的生存状态是这样的——至少是河南，至少是21世纪的最初十年——全国怎么样？又过了十年之后的今天怎么样？想必有进步，更可能进步有限。
这些文章，我统统编辑之后再转给了明镜，都在明镜旗下的杂志发表，但刊物无力给作者发放稿费——正如我此前介绍过的：从2015年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海外中文书刊市场塌方崩溃，都是亏本运营，明镜旗下鼎盛时期的11种杂志，多已经陆续停刊，只剩下了两种（我原来主编的《新史记》双月刊是倒下的第三种），作者对此充分谅解，但她认为，就是一分钱不拿，也要将河南艾滋病区的真实情况披露于世。这令我肃然起敬！有些人指称这些为贫穷受难民众说话维权的学者，是拿了美帝或者海外反华势力多少多少银子，如果不是误解，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他们的心胸境界，根本想不到世界上居然还有本着良知和信念为人处世的人。而我，受她的精神感召（这样的人，我还认识一批），作为一个退休者，也心甘情愿尽义务。
从今年2月开始，明镜的《内幕》月刊与刘倩商定，开设“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每月刊出她的一篇万字左右的深度报导，并配上作者自己拍摄的照片。迄今她已经给这个专栏写了三篇稿件。前天我看到她的第一篇专栏文章《首犯马俊方和“7.15”案件——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一》，在明镜网上转载了。这是两个月前《内幕》月刊2月号发表的（为了保住杂志可怜的销路，独家文章发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再在网上刊出）。我想我也可以转载于此了。
我喜欢刘倩的文字，有事说事，朴实无华，绝不煽情忽悠，更不轻易上纲上线，但所叙述的事实本身就有很大的信息量，足够让读者去举一反三，思索咀嚼。她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第二篇，3月号上的《艾滋病村最困难户》，第三篇，4月号刚刚发的《艾滋病人的葬礼》，更加启人深思。
首犯马俊方和“7.15”案件—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一
刘倩，《内幕》2019年2月
《内幕》编者按：2004年夏秋时节，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身份，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作者要向世人讲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驱使她写下来的动机非常单纯：为了那些生命不能被忘却，为了那场悲剧不容再重演。爲此本刊特开辟“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讲述中原血祸。
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当时情境依然历历在目撼人心魄。
2005年7月15日，河南省沈丘县城内，一天发生三起艾滋病人“闹事”：上午，县城里最大一家超市万家乐生活广场被砸；下午，城管大队殴打三轮车载客的艾滋病病人，6人被打成重伤住进医院；第三起是，愈聚愈多的群众要求解决问题找不着人，便砸了城管大队，又一起“嗡”到县委、县政府。
这件最初被称作的“7.15事件”迅速升级为“案件”，随后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涉案”者13人，最终以“艾滋病团伙犯罪”判刑6人。事端引发者马俊方被定为首犯。
马俊方被定为“7.15事件”首犯，判了刑，但监外执行。
提起“7.15”，当地百姓至今怨愤难平。万家乐闹事主要牵涉的是小滩李（地名），城管大队打人主要牵涉的是小李庄，这两个村庄都属于尹庄行政村。
起因于“免费照相”促销
据现场人士追述：万家乐超市为吸引顾客，推出“买20元以上商品免费照相”的促销活动，但冲洗放大照片收费20元不明说，其实带有欺骗性质。
2005年7月15日上午，小滩李艾滋病感染者马俊方的女儿在万家乐超市购物之后，照了照片，被收取20元钱，感到上当受骗了，回家告诉了马俊方。马俊方带着女儿、儿子一起找商场要求退钱，说“20元钱对恁（方言：您们）不算啥，对俺不是小数，20元钱够一家人吃几个月盐哩！”商场保安推搡起来把马俊方打倒在地。马俊方打电话回村里呼救。小滩李不少人一起来到商场理论，要求找经理谈判。一听说是艾滋病人，经理不敢见。人越聚越多，商场打110报警，警察到场也只是旁观，僵持有40分钟。而这时被打翻的马俊方在地上已经躺了将近两个小时。时候长了，人们开始烦躁，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拿柜台里的茅台酒、饮料等商品。一个保安用手机拍摄现场，跑来帮忙的马俊方的外甥杨振廷看见了就去抢那保安的手机。原意应该是阻止他拍摄，并不是抢劫，撕打起来，人群乱起来了。人们砸了监控录相，据说还有一台录相机下落不明。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面维持秩序，局面不至于如此。但是无人敢出头，都怕担责任，警察到场40分钟不作为。最后说第二天到河北派出所谈判处理。结果第二天到派出所谈判的人都被抓起来了。
14年前的“7.15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同一天下午，在县城的另一个地方，小李庄在县城蹬三轮载客的艾滋病人与城管大队发生事端。城管大队把6名艾滋病人打成重伤住进医院。其中一人挨打时还带着3岁的女儿，小女孩被吓得发烧几天。当天下午3点，被打者家属到处跑着喊人，尹庄村喇叭也在喊：小滩李、小李庄人被打了！尹庄人一听说村里人挨打，四个庄的人都去了，开着大蓬车。还有刚砸了万家乐超市的人，一听说也直接就去了。当时传得厉害，说是打死人了，肠子都打出来了。来到打人地点青年广场，没见到人，大家很着急。听说在县医院，就直接上县医院。见几个人在门口躺着，李留安被打得最重，还有人鼻子、脸上流着血。大家去找医院院长，说正开会，让等一会。又找到城管大队，里面没人了，都吓跑了。人们砸了城管，又涌向县委。到县委也没敢进门，只是喳喳着，要求反映情况，县里也没人出头。这时乡里去人了，刘镇长带着，让农民们回去。几个村干部和艾滋病人代表上医院去看病号，刘镇长和乡里干部也去医院看看，又劝大家回去吧！县里、乡里都去人调查情况，说第二天再处理解决问题，村人就回家了。
没想到会“捺人”
第二天，7月16日。小李庄、小滩李兵分两路，一路去医院看望病号，一路到河北派出所谈判解决万家乐的事。
小李庄一路到医院看望病号。4个村干部去3个，加上家属和村民代表，共有20多人，乘坐一辆昌河车。医院一次进不了太多人，村干部和家属先进去，余者先在外面等候。村主任李卫华说：
到医院正看病人哩，只听有人喊：医院叫防暴队围住了，抓人哩！我赶快到门口去看看，腰里挨了一棍被堵回去了，警察说：“回去，不叫出来！”出来时才知道在外等候的几个人被抓跑了，连司机也被“闷”起来了，当场“捺”了5个。没想到会“捺人”。
小滩李一路到河北派出所。去了8个艾滋病人谈判代表。一进门就说“分别谈”，一个个隔离开，全部都叫抓起来了。
医院、派出所俩地方共抓起来13人，最后批捕了7人，除了马延东保外就医，关押6人。
万家乐“闹事”升级到“案件”，六人判刑——
2005年7月16日，万家乐“闹事者”马俊方等7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罪”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7月27日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5年7月28日被公安局执行逮捕。其中艾滋病感染者关押于县行政拘留所，非感染者关押于县看守所。2005年11月24日，县检察院起诉。2006年2月12日县人民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做出判决：分别判处6人有期徒刑，并赔付万家乐商场经济损失98849.4元。首犯马俊方判刑3年，其馀分别判刑2年半、1年、8个月。
城管打人事件不了了之
2005年岁末，距离“7.15”事件已经快半年了。当时被打成重伤的6名艾滋病村民，找县委、县政府，找打伤人的城管大队，“想讨个公道讨个说法要求赔偿”。四处奔走求告，不是无人理会找不着人就是被来回踢皮球，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找”是小心翼翼的，每次都向镇派出所报告，派出所长是默许甚或是支持的。他说：“城管是块肥肉，打伤艾滋病人，赔偿三万二万，（让这些艾滋农民）过个肥年，比救济三二百元强。”那一天眼看着几个上县里“讨公道”的人，是从派出所说好了走的。所长还说要他们抬着已经发病的李留安去县政府，倒是留安的家人不忍心，留安妻代替留安去了，留安躺床上已经是奄奄一息，“折腾不起了”。
当天镇里接到县里电话，说你们白集镇艾滋病人“大闹县政府，影响办公了”。问从县里回来的艾滋病人，却说，根本没去县政府，到城管大队都没见着人——“找不着头，就回来了。”“好话还没人听哩，敢说别啥？”那次之后，他们又找了好几次，只有一次说是见到了人，说“两三天之内给答复”。他们以为有了希望，但是后来就又“找不着人”了。终于，有一天（2005年12月12日），他们真的抬着重病的李留安到县上“讨公道”去了。仍是无人理睬，留安喘着说：“就把我放那算了……”晚上，大家还是抬着他，都回来了。
第二天，12月13日，派出所接到上级指示，通知他们：“不要再去找了，再去就抓人哩！县领导下命令了！”
这一天他们找到我，说：我们准备明天就给派出所说，也不再找他们了，要直接上北京去。“打了我们的人，不信找不着说理的地方，留安都成这样了，如果早点能赔他2000元钱（要求实在不高，一条人命呢！）买点蛋白营养药，输输就能缓过来了……”他们问我：刘老师，你说那说理的地方在哪？回来他们会不会再抓我们？
我劝阻了他们。那一年中原农村的冬季格外寒冷，天寒地冻他们没有钱、只有病，在这种境况下上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离开村庄几天之后，卫华电话告诉我，留安死了。“家里没啥了，悄悄埋了。”
尹庄村民过春节。
百姓就是“白兴”
一位当地执法者说：“7.15事件”处理不公。完全是政治因素。县里提出治理经济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万家乐是全县最大一家投资商，县委书记的直接联系户。万家乐牵扯到书记的政绩和仕途升迁，为了跟商家搞好关系，县委要求对艾滋病人严判。内部消息，万家乐被抓6人要全部顶格判刑5年。对当天城管大队打伤艾滋病人事件却不追究——当时6人被打成重伤送进了医院，在万家乐的一拨人听说后，忽一家伙又涌去了。第一批人到时很平静，接连来几批也都还平静，就是没人出来作疏导工作。艾滋病人“照不住人”开始躁动，砸了城管大队又开到县政府去了，还是没人出头！
选择“扰乱公共秩序罪”对艾滋病人定罪，是很动了一番心思的，开了两次局长办公会。这样定罪最利于官方操作，最不利于艾滋病人一方辩白，完全是行政干预司法，现在已经升级为“艾滋病团伙犯罪”了。
白集镇派出所长说：现在“万家乐”有案卷在，已经开庭审理，家属都不知道——家属没有接到通知。
这种事怎么可以不通知家属？问他，“派出所没有接到通知他们的通知。”
重判5年，轻了也会3年。马俊方、马存章两兄弟，分别关在南院（拘留所）和北院（看守所），当地人戏称为“南开”、“北大”——艾滋病人关在南院，不是艾滋病的关在北院。砸城管的事大队没立案，也没有调查报告。要不是有城管打人这一出，会判得更重。
马五堂是被抓捕的8个谈判代表之一，据说是花了几千元钱，被拘留一段放回来，没有判刑。他说：
头一天听说人被打了，都是邻居，乡里乡亲，不去看看不好意思。说沙北派出所办这个案子，叫去问问说说，也该去。到那里所长接见的，谈着谈着，不知咋弄的，说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就把大门堵住了，不让走了。当时有一个领导说找你们几个谈谈话，了解了解情况，看有啥要求。俺几个想谈谈话就谈谈话呗。谁知他们“分别谈话”把俺几个分散开了。把我弄到闸南派出所，还有的到西关派出所、110指挥中心、北郊派出所。我们几个联系不上，不知道发生了啥情况。我心想也没有犯啥罪，还能有啥事？
谁知晚上黑了就宣布，说你们被拘留了！就这么简单。进去了！咱也不知道犯啥法了。第二天，治安大队下通知，让俺几个按个指印，说延期拘留一个月，不是“刑事拘留”，是“延期拘留”。俺几个都不签字——无缘无故的，凭啥拘留一个月？他也没有说凭啥。
过了几天，把俺几个都带上铐子，还五花大绑捆着，拉到县城广场，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都到场，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布：他们几个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罪；李可领、李高喜俺三个，找不着在场证据，就说是“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罪”。他们几个是“依法逮捕”，俺们三个是“依法拘留”。就这样定的。一共拘留我17天。啥叫“延期拘留”“依法拘留”？他依啥法凭哪一条？
——据说你们被放出来没有判刑的，都是花钱了？我问他。
马五堂无奈道：这咋说法哩？作为老百姓俺只能随他摆置，老百姓老百姓，你就“白兴”（百姓，白兴，谐音。白，别，不要；白兴，不要逞强），跟他兴啥？兴不起来！花没花钱不能说。你们採访罢了，走了，俺还得在这继续生活。人都有顾虑，你可能会理解。
——我非常能理解。
里头不是讲理的地方
被批捕的7人中唯一没有被判刑的马延东，曾经是最早带头反映艾滋病疫情的上访代表之一。他在拘留所里面发病，并且绝食拒绝治疗，才被保外就医。
他说：
万家乐、城管大队、县政府——说是一天“砸三铺子”，也就那点事。上哪讲理？判就判吧，硬弄抗不住政府。我这是政府替我说话了，不然也还搁里头哩！政府的命令，找谁讨公道讨说法？谁组织，谁花钱，谁出头？抓了我八天，不是病严重回不来。
万家乐的事我在场，但没砸东西。当时他们电话叫我，头一次没去，第二次又叫不去不中了，去是正义的。杨县长、卫生局郑局长、市政府赵秘书长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谁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抓人为什么拘留我。杀鸡给猴看哩！在县拘留所问我，去过北京没有？我说去过，反映问题、要求治病，也没干别啥。拘留所长说，反正你没少给政府找麻烦！
马延东曾经不无自豪地跟我讲述他当年带头反映疫情的上访经历，说“不仅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民族！”而这时他整个人很“灰”，脸浮肿着，气色大不如前。他一直重复说，判就判罢，不想再反映什么了，这么些年，只落得如此结果……
马俊营判刑1年。出狱后的马俊营说：
那天上午我在地里揽化肥，马俊方的弟弟来喊，叫一路去。去到万家乐时候群众很多，已经砸罢了，没我一点事！我当时有申诉。事先说了让第二天去谈判，说调查情况，结果到那里直接把我抓了！凭啥判我？心里一直打结不服。当庭问我：认罪不？答：不认！问：赔钱不？不赔！在里头一点法都没有，那不是讲理的地方，他说你啥就是啥。我一出来就去找他们理论，沙北派出所指导员赵明勇说：“俺不讲理俺没良心，俺不讲良心，中不中？”（出处：本人2006年11月5日录音）
尹庄村主任李卫华说：
抓人后，我们村干部找过万家乐老板肖某，谈得还不错。他也表示很同情，说原先不知道是艾滋病人，商场损失十多万，你们也赔不起。我们请他出面说情放人，说就是判个三五年，他们出来跟你也不算毕。老板说，人已经拘了，我再出面保也不好，人家会说当初是我叫抓的，现在又叫放，面子不好看。说将来马俊方出来后，可以对他个人适当照顾。马俊方这回惨了，弟弟也进去了，还牵连别人。为出钱“扒”人家帮忙的人，家里卖光了，没钱了。他自己家没人去看他。听说在里头不想活了。（出处：本人2005年12月4日田野手记）
马俊方妻子拉着我去她家看看。
“没钱你就冤死活该！”
7.15案件中，最惨的是马俊方，他挨打受伤反倒被判有罪，不但他被抓捕判刑，去帮忙的弟弟和外甥也被抓捕判刑。马俊方被判刑3年，因患有艾滋病监外执行。
监外执行的马俊方找到我，说：
“7.15”那天万家乐保安几人打我一人，把我打倒在地。县医院验过伤，万家乐老板还带补品来看望。后来反倒又抓我们。15号中午到晚上我还在医院躺着，16号就叫抓走了。现在我出来了，我弟和外甥还在里头关押着，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不能“保外”。弟媳天天来跟我拼，找我要人。我找人说情，想让弟在服刑时不要送到外地，就在本地服刑好照应。法院鲁振方说要2500元办个假艾滋病证。我找不够那么些，给了他1500元。当时应许得可好，结果还是送外地服刑了。卫华、老党员来找我，让我还去找万家乐。万家乐聘请的刘经理是县里的老公安，我去找他，还是说不下来。我到沙北派出所，叫他们还把我也收进去。所长用脚踢我，又把我抓进去了，说是拘半个月，8天放出来了。我在监狱里就给你写材料，从开头写起，写到底因为啥抓俺们，看俺坐里头亏不亏！写了五六张，天天脑子里都是想这事哩！都是给你写的。
——为啥要写给我呢？我问。
“听孩子探监时说起你的事，我感动得很，对你期望大得很！希望你能给扳平。出来看看不容易、不可能，就都撕了。”马俊方用手比划着：“烟盒纸多么厚一叠子。”
——那为什么今天又来找我呢？
不为啥了，这事就这样了。老百姓永世不能兴，“百姓百姓，白兴白兴！”（他和马五堂说着一样的话。）就是想找你说说，当个老百姓多不容易多艰难。我25岁开始卖血，那时候已经结罢婚了。今年45了，1963年出生。卖了十几年血，到现在快10年了。最初卖“全采”（指抽出人体血液的全部成分），之后出去到晋城打工，厂子倒闭了，又回来卖“单采”（指单卖血浆——抽出人体血液后经过离心机分离出血浆，将其余部分还输原人体内），坏了！染上艾滋病。卖血时候专卖血，一天一趟，俺俩一块，一天80元。村里多少人卖血染上艾滋病，多少年没人管没人问、死了多少人！现在说是对艾滋病关爱救助，但是到底有啥政策？有啥补贴？没有人跟我们说过，国家政策该享受的也享受不到。过去还不知道，这一回在拘留所里，我算看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都是点子下渣皮！都没有好东西！没有不要钱的，钱少了还不行。有死罪的只要有钱可以买回命，但是没钱你就冤死活该！法院门口蹲那儿听大伙儿说了，都冤得很。在政府机关没钱不能办事。我钱都送完了，家里卖光卖净，玉米打下来人家都拉走了，抵债。（出处：本人2006年11月4日录音整理）
花了钱，人也没出来
马俊方还在看守所关押着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已经找过我。
他的姐姐哭诉：他们说花了钱人能出来，想着送点钱叫俺小孩早一点出来，“俺一路找人一路花钱”，结果花了钱人也没有出来。他的姐夫痛哭流涕：
东拉西凑，结果还是判了，还定了第三名啊！那天黑了回来，我差一点没栽死那里啊。叫俺的小孩都审神经了：15岁、17岁、18岁、19岁——说了自己4个年龄，说不清。作为一个农民命真苦啊，全社会都说对艾滋病同情关爱，我说对小孩你也同情同情原谅他吧，孩子还小啊！那个法院的龚丽啊，开始说得可好听啊，说小孩小，同情，关照，可是具体判时候一个劲捺着不放啊，她说，你就是死了，我该咋办咋办！
他们拿出一张送钱名单给我看。
他们拿出一张送钱名单给我看，说这名单不全、不是全部。从派出所长、庭长、检察官、法官到书记员，三百五百送出去，总共花了8600元，另外还有烟酒，人还是没有“扒”出来。“没钱啊，这是到处借到处凑的钱，有钱庭长那里咋着也得1000块啊！”
那天马俊方的弟媳也来了，气急抱怨马俊方父女：“摊为（因为）20块钱把一家三口人都弄进去了！……托人求情花了多少钱？咱不能说，人托人办的事，不能说也不敢说。”
村主任李卫华跟我说：“她委屈有气，花了两万多了，公婆还埋怨她不花钱不出力，咋不把人捞出来！”
一旁的村民说：政府折磨俺哩，非叫俺村人都折磨死才算完！说砸了他超市俺违法了，为啥砸超市？你骗了人家小孩，人家大人都不兴去问问么？去了就打人家，打了人没有人制止，打伤人没有人治病，按法律他论理不论？他共产党现在不就是不论理么？都不按法律！就是拘留，拘留多长时间？有没有规定？现在都半年了！也没个说法，还都有病，按法律他们才是有罪哩！
马俊方妻拉着我去她家看看，说：三个孩子，没啥东西，就一点粮食，玉米小麦，都卖了，送钱扒人。送钱我没有去，叫俺姐俺姐夫去送，我也不会骑洋车子。你叫人家打死人家都不吭气么？你叫俺关半年了，你就叫俺关死，又咋着呢？天爷！俺有病毒，俺啥门子哩？只顾哭只顾哭，这眼窝子都疼哩不能行，你看看这剩下的都是啥人！跟要饭的一样这一摊子，俺难为得没有一点办法，就差没断这一口气。真断了这口气也利亮！给俺难为哩啊……俺婆子躺那哭哩嗷嗷叫！
马俊方的母亲躺在村边一个窝棚里地铺上，她的妯娌嫂子在劝慰她，两人正说得伤心落泪。见我去了，嫂子说：我来给她说说话，这老婆太难，她两个儿子在法院扣着哩，马上六七个月了。过年哩就剩一个老婆自己在家了。
马俊方的母亲挣扎着坐起身，哭诉：
你们都来看我哩，给我送这些东西……来看我我心里也是难受，俩儿一个外孙子都关在里头哩！我一个人，从年头里睡到这会儿没起来过。嫂子把我叫起来，劝我，俺嫂子家四个儿死了仨了，还冇一个儿，没有媳妇了，还过来送东西给我吃，我咋吃得下啊，我心里啥滋味啊，俺俩哭哩啥样！房漏，这个棚屋下雨一圈子哪都漏，那个屋木实都糟了，快塌了更不能住，我活着他们好赖有个娘，砸死了连这个赖老太婆也没有了。
11月了，冷了，才打个地铺。去年门鼻子叫贼“别”开了，发个被子没舍得盖，还叫偷走了！啥门儿哩，老天爷啊，咋过啊，这一家人家！看看我现在铺哩盖哩都是啥呀，扔了都没人要。这一家子咋过啊！人家过年欢天喜地，我七八十岁一个老太婆过哩啥日子啊！我哩娘啊！娘啊……儿啊！
说着说着痛哭失声。
马俊方的母亲挣扎着坐起身哭诉。
底下能跟你们上头比吗？
我问马俊方：你们一共送了多少钱？
答：姐家花几千元，我花的多些，一共花有将近4万元。没起啥作用，一点事没有办成。
——那为什么还要送呢？
马俊方叹气：
我们底下，能给你们上头的比吗？不送钱更不行！市里都比县里强。县里公安检察政法部门没有不要钱的！探个监不给钱都不行！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没有不要钱的，钱少了不管用，多了咱没有。弟弟判了两年半，要到明年割了麦了。法院说是县委政府的意见。姐姐还在找人，说上中院，希望给弟弟减刑。弟弟还有一年，说是一年有2次减刑机会。能空手去吗？不知道姐到底又借多少钱。先已经送1500元，这你知道，法院让送的，给陆振方，说到防疫站办个假艾滋病证明，救弟弟出来。不管用——原来说可以——又给戒毒大队送4000元，也没办成事，又要回来了，4000元，得打几年粮食哩。给陆振方的1500元要不回来了，他说罪减罢了。又送法院5000元，还有东西。他们许的“不耽误出来过年，至少在本地服刑”，也好照应。结果人还是送走到外地服刑去了。这还是托的亲戚关系，老三家娘家嫂子的啥啥人，还不敢说。就是范庭长——刑事庭庭长，40多岁，看着人也不错，在里面时候蹲一块说说话，还给俺让好烟。5000块钱经姓米的给他了，他安排我去周口为弟弟的事找人说情，要不是不摸门连人也见不着。
说着说着，马俊方愈加气愤起来：
俺犯啥罪了？谁先打人？谁先引起的？打人的为啥不追究，光找俺的事？东西毁了怨俺，是谁先找的事？把人打倒在地下一两个小时都不管，砸东西时候为啥都没有人阻拦？讲理吗？在里头，连他们也说，知道你们冤。看守所长称兄道弟，说兄弟，他们走了就给你们开开门，连门都不关。说这事是县委书记主抓的，说看恁艾滋病愣头青有多少，再出来关死都不放！检察院的龚丽，科长，坏得很！她是书记员，我们说的情况她一点都不写。万家乐一伸手就比咱给的（钱）多，她就一个劲向着万家乐。姐姐见人都送，撒胡椒粉一样，都送。就是一个大队支书，办事不给钱行吗？以前不知道这情况，现在在里头啥都明白了，没钱啥都办不成。老百姓活人，难得很！广播里说的没有真的。从记事起，哪有真正体惜（体恤）老百姓的干部？底下干部腐败得很！公社书记，干几年走了公家东西都卖光卖净！县委书记李留欣，有人正在整他材料，都贪得很！这回算看透了也灰心透了。从这往后，只要不是叫你枪毙，啥事都不管不问了，枪毙得问问为啥，凭啥枪毙我？其他事，贵贱不干了。百姓就是“白兴”，你敢兴，后果是你自己的！我从小就想让枪毙，看他讲理不讲理！
河南恪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被告方辩护律师，但十分无奈。
关于“7.15”案的判决，我走访了相关律师和司法部门。
马超云律师是当地人，自学考取了律师证，在县城开办律师事务所，在万家乐案中担任被告方辩护律师。他说：
这个事本来是商业欺诈。他们欺诈在前，打人在前，事情是由这引起的！本来有理的事，结果弄砸了。说是商场“九万损失”，证据不足，这是他们单方面说的。因为万家乐一方施加压力，县委就要求严判，完全是行政干预。现在虽然说成是艾滋病犯罪了，但是可以虚判，监外执行。都穷得叮当响，往哪放他们？原来与法庭都做通了工作，结果接到通知说还是判了，实判。已经判了，还可以反诉，但意义不大。不过，啥事都可以变通。看看能不能变更变通执行。农民也不争求啥政治名誉，能改成监外执行就好，少受罪。
他向我建议：你可以找一找庭长，再了解了解庭长的态度看法，法庭具体审理，最了解案情。你是上面来的，他们总会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到检察院、信访办反映反映。这事，艾滋病人不服，还要闹。媒体一旦介入，对当地政府形象影响不好。
“上面宣传部有指令……”
于是又走访审议庭庭长。庭长说，这个案子一直拖着，因为县委政府打招呼了，要求这个案子必须通过政府，就先压那了。案发5个多月的时候，法院有个意见，认为都是农民，不懂法，教育为重。因为已经都5个多月了，就研究决定，一般的判6个月，严重的判1年。可法院领导还是说，这事必须请示县委政府才能定，政府那一段事多，等他（政府）想起来过问的时候，已经7个多月了。只好最少判8个月。为区别轻重量刑，还有的判1年，2年半、3年的。
最后庭长说，原先（领导）要求的量刑还要重，“顶级判，全部判5年，坚决打击严惩！”说是因为是艾滋病群体犯罪，一定要重判。就这算是“宽大处理”了，听说是有人在调查这事哩。那人是不是就是你？你们上头来的人影响力大，你再找找政府部门，看能不能给他们减刑或者都监外执行。（出处：本人2006年3月21日田野手记）
我真的走访市委市政府。屡访不见，说是领导都外出开会去了。最后派出一位科长接见我。三言两语后便说：“7.15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连着三天每天砸三场。对他们定位在“打砸抢犯罪团伙”，还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减刑，放出去麻烦。砸城管的事，跟砸万家乐商场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维持秩序，见一个打一个。
我问：谁打谁？
他答：艾滋病打警察！
我瞠然。
只听这位科长又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末了还补充说：“这也是市领导的意见。”他们这话是直接针对我了。
而这时，村民们还在努力上访申诉，对他们的“上级领导”寄予无限希望或者说是幻想。中国农民，总认为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在上边，“上边政策是好的，都是下边的贪官污吏太坏！”
……
尹庄村民对着麦草人烧香磕头。
2006年的春节我仍然在尹庄村度过。这一年尹庄人的处境更加艰难。
人们向我诉说：稍有不满就说你“闹事”，一“咕融”（动）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属，妻子、母亲、老人、孩子，说着说着哭作一团，这几家为“扒人”全都花光卖净负债累累。
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尹庄村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起一个麦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万般无奈，深陷社会底边的人们，只能用这种古老的传统方式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
马俊方不再参与这些“控诉”的事，他在家做鞭炮。
他说，明知做炮不是长事也不是好事也没法。四周邻居也都做炮，都是晚上装药，夜里哗哗啦啦，吓人！天天提心吊胆，害怕！睡不着觉。像俺这人俺这一号，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不这样你说咋弄哩？
（本文照片均为刘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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