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2004年，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劉倩有機會進入疫區調研，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她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死去的親人，見證了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
老高按：數年前因旅居紐約的高耀潔大夫出版回憶錄的關係，我間接與在河南省社科院任職的劉倩女士有了聯繫。現已92歲的高大夫（她出生於1927年），為河南農村的艾滋病大流行的災難（他們叫“血禍”）操心、受累、發聲、遭謗、出走，贏得國際讚譽，獲得國際天文學學會命名一顆小行星為“高耀潔星”，這且按下不提；她多次表達過對劉倩的信任。後來我陸續收到劉倩經由雙方都認識、也都信任的朋友轉來的文章，不僅令我感動，而且覺得，很值得讓更多的希望了解中國的朋友們看看：中國的農村是這樣的，這樣的治理，這樣的法制！中國的農民的生存狀態是這樣的——至少是河南，至少是21世紀的最初十年——全國怎麼樣？又過了十年之後的今天怎麼樣？想必有進步，更可能進步有限。
這些文章，我統統編輯之後再轉給了明鏡，都在明鏡旗下的雜誌發表，但刊物無力給作者發放稿費——正如我此前介紹過的：從2015年以來，由於多種原因，海外中文書刊市場塌方崩潰，都是虧本運營，明鏡旗下鼎盛時期的11種雜誌，多已經陸續停刊，只剩下了兩種（我原來主編的《新史記》雙月刊是倒下的第三種），作者對此充分諒解，但她認為，就是一分錢不拿，也要將河南艾滋病區的真實情況披露於世。這令我肅然起敬！有些人指稱這些為貧窮受難民眾說話維權的學者，是拿了美帝或者海外反華勢力多少多少銀子，如果不是誤解，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他們的心胸境界，根本想不到世界上居然還有本着良知和信念為人處世的人。而我，受她的精神感召（這樣的人，我還認識一批），作為一個退休者，也心甘情願盡義務。
從今年2月開始，明鏡的《內幕》月刊與劉倩商定，開設“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每月刊出她的一篇萬字左右的深度報導，並配上作者自己拍攝的照片。迄今她已經給這個專欄寫了三篇稿件。前天我看到她的第一篇專欄文章《首犯馬俊方和“7.15”案件——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一》，在明鏡網上轉載了。這是兩個月前《內幕》月刊2月號發表的（為了保住雜誌可憐的銷路，獨家文章發表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再在網上刊出）。我想我也可以轉載於此了。
我喜歡劉倩的文字，有事說事，樸實無華，絕不煽情忽悠，更不輕易上綱上線，但所敘述的事實本身就有很大的信息量，足夠讓讀者去舉一反三，思索咀嚼。她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第二篇，3月號上的《艾滋病村最困難戶》，第三篇，4月號剛剛發的《艾滋病人的葬禮》，更加啟人深思。
首犯馬俊方和“7.15”案件—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一
劉倩，《內幕》2019年2月
《內幕》編者按：2004年夏秋時節，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作者要向世人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驅使她寫下來的動機非常單純：為了那些生命不能被忘卻，為了那場悲劇不容再重演。爲此本刊特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講述中原血禍。
十多年過去了，每每想起，當時情境依然歷歷在目撼人心魄。
2005年7月15日，河南省沈丘縣城內，一天發生三起艾滋病人“鬧事”：上午，縣城裡最大一家超市萬家樂生活廣場被砸；下午，城管大隊毆打三輪車載客的艾滋病病人，6人被打成重傷住進醫院；第三起是，愈聚愈多的群眾要求解決問題找不着人，便砸了城管大隊，又一起“嗡”到縣委、縣政府。
這件最初被稱作的“7.15事件”迅速升級為“案件”，隨後當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抓捕“涉案”者13人，最終以“艾滋病團伙犯罪”判刑6人。事端引發者馬俊方被定為首犯。
馬俊方被定為“7.15事件”首犯，判了刑，但監外執行。
提起“7.15”，當地百姓至今怨憤難平。萬家樂鬧事主要牽涉的是小灘李（地名），城管大隊打人主要牽涉的是小李莊，這兩個村莊都屬於尹莊行政村。
起因於“免費照相”促銷
據現場人士追述：萬家樂超市為吸引顧客，推出“買20元以上商品免費照相”的促銷活動，但沖洗放大照片收費20元不明說，其實帶有欺騙性質。
2005年7月15日上午，小灘李艾滋病感染者馬俊方的女兒在萬家樂超市購物之後，照了照片，被收取20元錢，感到上當受騙了，回家告訴了馬俊方。馬俊方帶着女兒、兒子一起找商場要求退錢，說“20元錢對恁（方言：您們）不算啥，對俺不是小數，20元錢夠一家人吃幾個月鹽哩！”商場保安推搡起來把馬俊方打倒在地。馬俊方打電話回村里呼救。小灘李不少人一起來到商場理論，要求找經理談判。一聽說是艾滋病人，經理不敢見。人越聚越多，商場打110報警，警察到場也只是旁觀，僵持有40分鐘。而這時被打翻的馬俊方在地上已經躺了將近兩個小時。時候長了，人們開始煩躁，圍觀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人開始拿櫃檯里的茅台酒、飲料等商品。一個保安用手機拍攝現場，跑來幫忙的馬俊方的外甥楊振廷看見了就去搶那保安的手機。原意應該是阻止他拍攝，並不是搶劫，撕打起來，人群亂起來了。人們砸了監控錄相，據說還有一台錄相機下落不明。其實當時只要有人出面維持秩序，局面不至於如此。但是無人敢出頭，都怕擔責任，警察到場40分鐘不作為。最後說第二天到河北派出所談判處理。結果第二天到派出所談判的人都被抓起來了。
14年前的“7.15事件”就發生在這裡。
同一天下午，在縣城的另一個地方，小李莊在縣城蹬三輪載客的艾滋病人與城管大隊發生事端。城管大隊把6名艾滋病人打成重傷住進醫院。其中一人挨打時還帶着3歲的女兒，小女孩被嚇得發燒幾天。當天下午3點，被打者家屬到處跑着喊人，尹莊村喇叭也在喊：小灘李、小李莊人被打了！尹莊人一聽說村里人挨打，四個莊的人都去了，開着大蓬車。還有剛砸了萬家樂超市的人，一聽說也直接就去了。當時傳得厲害，說是打死人了，腸子都打出來了。來到打人地點青年廣場，沒見到人，大家很着急。聽說在縣醫院，就直接上縣醫院。見幾個人在門口躺着，李留安被打得最重，還有人鼻子、臉上流着血。大家去找醫院院長，說正開會，讓等一會。又找到城管大隊，裡面沒人了，都嚇跑了。人們砸了城管，又湧向縣委。到縣委也沒敢進門，只是喳喳着，要求反映情況，縣裡也沒人出頭。這時鄉里去人了，劉鎮長帶着，讓農民們回去。幾個村幹部和艾滋病人代表上醫院去看病號，劉鎮長和鄉里幹部也去醫院看看，又勸大家回去吧！縣裡、鄉里都去人調查情況，說第二天再處理解決問題，村人就回家了。
沒想到會“捺人”
第二天，7月16日。小李莊、小灘李兵分兩路，一路去醫院看望病號，一路到河北派出所談判解決萬家樂的事。
小李莊一路到醫院看望病號。4個村幹部去3個，加上家屬和村民代表，共有20多人，乘坐一輛昌河車。醫院一次進不了太多人，村幹部和家屬先進去，余者先在外面等候。村主任李衛華說：
到醫院正看病人哩，只聽有人喊：醫院叫防暴隊圍住了，抓人哩！我趕快到門口去看看，腰裡挨了一棍被堵回去了，警察說：“回去，不叫出來！”出來時才知道在外等候的幾個人被抓跑了，連司機也被“悶”起來了，當場“捺”了5個。沒想到會“捺人”。
小灘李一路到河北派出所。去了8個艾滋病人談判代表。一進門就說“分別談”，一個個隔離開，全部都叫抓起來了。
醫院、派出所倆地方共抓起來13人，最後批捕了7人，除了馬延東保外就醫，關押6人。
萬家樂“鬧事”升級到“案件”，六人判刑——
2005年7月16日，萬家樂“鬧事者”馬俊方等7人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聚眾擾亂社會罪”被縣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7月27日經縣人民檢察院批准，於2005年7月28日被公安局執行逮捕。其中艾滋病感染者關押於縣行政拘留所，非感染者關押於縣看守所。2005年11月24日，縣檢察院起訴。2006年2月12日縣人民法院以“刑事附帶民事”做出判決：分別判處6人有期徒刑，並賠付萬家樂商場經濟損失98849.4元。首犯馬俊方判刑3年，其餘分別判刑2年半、1年、8個月。
城管打人事件不了了之
2005年歲末，距離“7.15”事件已經快半年了。當時被打成重傷的6名艾滋病村民，找縣委、縣政府，找打傷人的城管大隊，“想討個公道討個說法要求賠償”。四處奔走求告，不是無人理會找不着人就是被來回踢皮球，一直沒有得到答覆。
這種“找”是小心翼翼的，每次都向鎮派出所報告，派出所長是默許甚或是支持的。他說：“城管是塊肥肉，打傷艾滋病人，賠償三萬二萬，（讓這些艾滋農民）過個肥年，比救濟三二百元強。”那一天眼看着幾個上縣裡“討公道”的人，是從派出所說好了走的。所長還說要他們抬着已經發病的李留安去縣政府，倒是留安的家人不忍心，留安妻代替留安去了，留安躺床上已經是奄奄一息，“折騰不起了”。
當天鎮裡接到縣裡電話，說你們白集鎮艾滋病人“大鬧縣政府，影響辦公了”。問從縣裡回來的艾滋病人，卻說，根本沒去縣政府，到城管大隊都沒見着人——“找不着頭，就回來了。”“好話還沒人聽哩，敢說別啥？”那次之後，他們又找了好幾次，只有一次說是見到了人，說“兩三天之內給答覆”。他們以為有了希望，但是後來就又“找不着人”了。終於，有一天（2005年12月12日），他們真的抬着重病的李留安到縣上“討公道”去了。仍是無人理睬，留安喘着說：“就把我放那算了……”晚上，大家還是抬着他，都回來了。
第二天，12月13日，派出所接到上級指示，通知他們：“不要再去找了，再去就抓人哩！縣領導下命令了！”
這一天他們找到我，說：我們準備明天就給派出所說，也不再找他們了，要直接上北京去。“打了我們的人，不信找不着說理的地方，留安都成這樣了，如果早點能賠他2000元錢（要求實在不高，一條人命呢！）買點蛋白營養藥，輸輸就能緩過來了……”他們問我：劉老師，你說那說理的地方在哪？回來他們會不會再抓我們？
我勸阻了他們。那一年中原農村的冬季格外寒冷，天寒地凍他們沒有錢、只有病，在這種境況下上路，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我離開村莊幾天之後，衛華電話告訴我，留安死了。“家裡沒啥了，悄悄埋了。”
尹莊村民過春節。
百姓就是“白興”
一位當地執法者說：“7.15事件”處理不公。完全是政治因素。縣裡提出治理經濟投資環境招商引資，萬家樂是全縣最大一家投資商，縣委書記的直接聯繫戶。萬家樂牽扯到書記的政績和仕途升遷，為了跟商家搞好關係，縣委要求對艾滋病人嚴判。內部消息，萬家樂被抓6人要全部頂格判刑5年。對當天城管大隊打傷艾滋病人事件卻不追究——當時6人被打成重傷送進了醫院，在萬家樂的一撥人聽說後，忽一傢伙又涌去了。第一批人到時很平靜，接連來幾批也都還平靜，就是沒人出來作疏導工作。艾滋病人“照不住人”開始躁動，砸了城管大隊又開到縣政府去了，還是沒人出頭！
選擇“擾亂公共秩序罪”對艾滋病人定罪，是很動了一番心思的，開了兩次局長辦公會。這樣定罪最利於官方操作，最不利於艾滋病人一方辯白，完全是行政干預司法，現在已經升級為“艾滋病團伙犯罪”了。
白集鎮派出所長說：現在“萬家樂”有案卷在，已經開庭審理，家屬都不知道——家屬沒有接到通知。
這種事怎麼可以不通知家屬？問他，“派出所沒有接到通知他們的通知。”
重判5年，輕了也會3年。馬俊方、馬存章兩兄弟，分別關在南院（拘留所）和北院（看守所），當地人戲稱為“南開”、“北大”——艾滋病人關在南院，不是艾滋病的關在北院。砸城管的事大隊沒立案，也沒有調查報告。要不是有城管打人這一出，會判得更重。
馬五堂是被抓捕的8個談判代表之一，據說是花了幾千元錢，被拘留一段放回來，沒有判刑。他說：
頭一天聽說人被打了，都是鄰居，鄉里鄉親，不去看看不好意思。說沙北派出所辦這個案子，叫去問問說說，也該去。到那裡所長接見的，談着談着，不知咋弄的，說公安局治安大隊的就把大門堵住了，不讓走了。當時有一個領導說找你們幾個談談話，了解了解情況，看有啥要求。俺幾個想談談話就談談話唄。誰知他們“分別談話”把俺幾個分散開了。把我弄到閘南派出所，還有的到西關派出所、110指揮中心、北郊派出所。我們幾個聯繫不上，不知道發生了啥情況。我心想也沒有犯啥罪，還能有啥事？
誰知晚上黑了就宣布，說你們被拘留了！就這麼簡單。進去了！咱也不知道犯啥法了。第二天，治安大隊下通知，讓俺幾個按個指印，說延期拘留一個月，不是“刑事拘留”，是“延期拘留”。俺幾個都不簽字——無緣無故的，憑啥拘留一個月？他也沒有說憑啥。
過了幾天，把俺幾個都帶上銬子，還五花大綁捆着，拉到縣城廣場，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都到場，開萬人大會公開宣布：他們幾個是聚眾鬧事，擾亂社會治安罪；李可領、李高喜俺三個，找不着在場證據，就說是“非法生產煙花爆竹罪”。他們幾個是“依法逮捕”，俺們三個是“依法拘留”。就這樣定的。一共拘留我17天。啥叫“延期拘留”“依法拘留”？他依啥法憑哪一條？
——據說你們被放出來沒有判刑的，都是花錢了？我問他。
馬五堂無奈道：這咋說法哩？作為老百姓俺只能隨他擺置，老百姓老百姓，你就“白興”（百姓，白興，諧音。白，別，不要；白興，不要逞強），跟他興啥？興不起來！花沒花錢不能說。你們採訪罷了，走了，俺還得在這繼續生活。人都有顧慮，你可能會理解。
——我非常能理解。
裡頭不是講理的地方
被批捕的7人中唯一沒有被判刑的馬延東，曾經是最早帶頭反映艾滋病疫情的上訪代表之一。他在拘留所裡面發病，並且絕食拒絕治療，才被保外就醫。
他說：
萬家樂、城管大隊、縣政府——說是一天“砸三鋪子”，也就那點事。上哪講理？判就判吧，硬弄抗不住政府。我這是政府替我說話了，不然也還擱裡頭哩！政府的命令，找誰討公道討說法？誰組織，誰花錢，誰出頭？抓了我八天，不是病嚴重回不來。
萬家樂的事我在場，但沒砸東西。當時他們電話叫我，頭一次沒去，第二次又叫不去不中了，去是正義的。楊縣長、衛生局鄭局長、市政府趙秘書長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誰都心知肚明為什麼抓人為什麼拘留我。殺雞給猴看哩！在縣拘留所問我，去過北京沒有？我說去過，反映問題、要求治病，也沒幹別啥。拘留所長說，反正你沒少給政府找麻煩！
馬延東曾經不無自豪地跟我講述他當年帶頭反映疫情的上訪經歷，說“不僅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國家民族！”而這時他整個人很“灰”，臉浮腫着，氣色大不如前。他一直重複說，判就判罷，不想再反映什麼了，這麼些年，只落得如此結果……
馬俊營判刑1年。出獄後的馬俊營說：
那天上午我在地里攬化肥，馬俊方的弟弟來喊，叫一路去。去到萬家樂時候群眾很多，已經砸罷了，沒我一點事！我當時有申訴。事先說了讓第二天去談判，說調查情況，結果到那裡直接把我抓了！憑啥判我？心裡一直打結不服。當庭問我：認罪不？答：不認！問：賠錢不？不賠！在裡頭一點法都沒有，那不是講理的地方，他說你啥就是啥。我一出來就去找他們理論，沙北派出所指導員趙明勇說：“俺不講理俺沒良心，俺不講良心，中不中？”（出處：本人2006年11月5日錄音）
尹莊村主任李衛華說：
抓人後，我們村幹部找過萬家樂老闆肖某，談得還不錯。他也表示很同情，說原先不知道是艾滋病人，商場損失十多萬，你們也賠不起。我們請他出面說情放人，說就是判個三五年，他們出來跟你也不算畢。老闆說，人已經拘了，我再出面保也不好，人家會說當初是我叫抓的，現在又叫放，面子不好看。說將來馬俊方出來後，可以對他個人適當照顧。馬俊方這回慘了，弟弟也進去了，還牽連別人。為出錢“扒”人家幫忙的人，家裡賣光了，沒錢了。他自己家沒人去看他。聽說在裡頭不想活了。（出處：本人2005年12月4日田野手記）
馬俊方妻子拉着我去她家看看。
“沒錢你就冤死活該！”
7.15案件中，最慘的是馬俊方，他挨打受傷反倒被判有罪，不但他被抓捕判刑，去幫忙的弟弟和外甥也被抓捕判刑。馬俊方被判刑3年，因患有艾滋病監外執行。
監外執行的馬俊方找到我，說：
“7.15”那天萬家樂保安幾人打我一人，把我打倒在地。縣醫院驗過傷，萬家樂老闆還帶補品來看望。後來反倒又抓我們。15號中午到晚上我還在醫院躺着，16號就叫抓走了。現在我出來了，我弟和外甥還在裡頭關押着，他們不是艾滋病人，不能“保外”。弟媳天天來跟我拼，找我要人。我找人說情，想讓弟在服刑時不要送到外地，就在本地服刑好照應。法院魯振方說要2500元辦個假艾滋病證。我找不夠那麼些，給了他1500元。當時應許得可好，結果還是送外地服刑了。衛華、老黨員來找我，讓我還去找萬家樂。萬家樂聘請的劉經理是縣裡的老公安，我去找他，還是說不下來。我到沙北派出所，叫他們還把我也收進去。所長用腳踢我，又把我抓進去了，說是拘半個月，8天放出來了。我在監獄裡就給你寫材料，從開頭寫起，寫到底因為啥抓俺們，看俺坐裡頭虧不虧！寫了五六張，天天腦子裡都是想這事哩！都是給你寫的。
——為啥要寫給我呢？我問。
“聽孩子探監時說起你的事，我感動得很，對你期望大得很！希望你能給扳平。出來看看不容易、不可能，就都撕了。”馬俊方用手比劃着：“煙盒紙多麼厚一疊子。”
——那為什麼今天又來找我呢？
不為啥了，這事就這樣了。老百姓永世不能興，“百姓百姓，白興白興！”（他和馬五堂說着一樣的話。）就是想找你說說，當個老百姓多不容易多艱難。我25歲開始賣血，那時候已經結罷婚了。今年45了，1963年出生。賣了十幾年血，到現在快10年了。最初賣“全采”（指抽出人體血液的全部成分），之後出去到晉城打工，廠子倒閉了，又回來賣“單采”（指單賣血漿——抽出人體血液後經過離心機分離出血漿，將其餘部分還輸原人體內），壞了！染上艾滋病。賣血時候專賣血，一天一趟，俺倆一塊，一天80元。村里多少人賣血染上艾滋病，多少年沒人管沒人問、死了多少人！現在說是對艾滋病關愛救助，但是到底有啥政策？有啥補貼？沒有人跟我們說過，國家政策該享受的也享受不到。過去還不知道，這一回在拘留所里，我算看透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都是點子下渣皮！都沒有好東西！沒有不要錢的，錢少了還不行。有死罪的只要有錢可以買回命，但是沒錢你就冤死活該！法院門口蹲那兒聽大伙兒說了，都冤得很。在政府機關沒錢不能辦事。我錢都送完了，家裡賣光賣淨，玉米打下來人家都拉走了，抵債。（出處：本人2006年11月4日錄音整理）
花了錢，人也沒出來
馬俊方還在看守所關押着的時候，他的家人就已經找過我。
他的姐姐哭訴：他們說花了錢人能出來，想着送點錢叫俺小孩早一點出來，“俺一路找人一路花錢”，結果花了錢人也沒有出來。他的姐夫痛哭流涕：
東拉西湊，結果還是判了，還定了第三名啊！那天黑了回來，我差一點沒栽死那裡啊。叫俺的小孩都審神經了：15歲、17歲、18歲、19歲——說了自己4個年齡，說不清。作為一個農民命真苦啊，全社會都說對艾滋病同情關愛，我說對小孩你也同情同情原諒他吧，孩子還小啊！那個法院的龔麗啊，開始說得可好聽啊，說小孩小，同情，關照，可是具體判時候一個勁捺着不放啊，她說，你就是死了，我該咋辦咋辦！
他們拿出一張送錢名單給我看。
他們拿出一張送錢名單給我看，說這名單不全、不是全部。從派出所長、庭長、檢察官、法官到書記員，三百五百送出去，總共花了8600元，另外還有煙酒，人還是沒有“扒”出來。“沒錢啊，這是到處借到處湊的錢，有錢庭長那裡咋着也得1000塊啊！”
那天馬俊方的弟媳也來了，氣急抱怨馬俊方父女：“攤為（因為）20塊錢把一家三口人都弄進去了！……托人求情花了多少錢？咱不能說，人托人辦的事，不能說也不敢說。”
村主任李衛華跟我說：“她委屈有氣，花了兩萬多了，公婆還埋怨她不花錢不出力，咋不把人撈出來！”
一旁的村民說：政府折磨俺哩，非叫俺村人都折磨死才算完！說砸了他超市俺違法了，為啥砸超市？你騙了人家小孩，人家大人都不興去問問麼？去了就打人家，打了人沒有人制止，打傷人沒有人治病，按法律他論理不論？他共產黨現在不就是不論理麼？都不按法律！就是拘留，拘留多長時間？有沒有規定？現在都半年了！也沒個說法，還都有病，按法律他們才是有罪哩！
馬俊方妻拉着我去她家看看，說：三個孩子，沒啥東西，就一點糧食，玉米小麥，都賣了，送錢扒人。送錢我沒有去，叫俺姐俺姐夫去送，我也不會騎洋車子。你叫人家打死人家都不吭氣麼？你叫俺關半年了，你就叫俺關死，又咋着呢？天爺！俺有病毒，俺啥門子哩？只顧哭只顧哭，這眼窩子都疼哩不能行，你看看這剩下的都是啥人！跟要飯的一樣這一攤子，俺難為得沒有一點辦法，就差沒斷這一口氣。真斷了這口氣也利亮！給俺難為哩啊……俺婆子躺那哭哩嗷嗷叫！
馬俊方的母親躺在村邊一個窩棚里地鋪上，她的妯娌嫂子在勸慰她，兩人正說得傷心落淚。見我去了，嫂子說：我來給她說說話，這老婆太難，她兩個兒子在法院扣着哩，馬上六七個月了。過年哩就剩一個老婆自己在家了。
馬俊方的母親掙扎着坐起身，哭訴：
你們都來看我哩，給我送這些東西……來看我我心裡也是難受，倆兒一個外孫子都關在裡頭哩！我一個人，從年頭裡睡到這會兒沒起來過。嫂子把我叫起來，勸我，俺嫂子家四個兒死了仨了，還冇一個兒，沒有媳婦了，還過來送東西給我吃，我咋吃得下啊，我心裡啥滋味啊，俺倆哭哩啥樣！房漏，這個棚屋下雨一圈子哪都漏，那個屋木實都糟了，快塌了更不能住，我活着他們好賴有個娘，砸死了連這個賴老太婆也沒有了。
11月了，冷了，才打個地鋪。去年門鼻子叫賊“別”開了，發個被子沒捨得蓋，還叫偷走了！啥門兒哩，老天爺啊，咋過啊，這一家人家！看看我現在鋪哩蓋哩都是啥呀，扔了都沒人要。這一家子咋過啊！人家過年歡天喜地，我七八十歲一個老太婆過哩啥日子啊！我哩娘啊！娘啊……兒啊！
說着說着痛哭失聲。
馬俊方的母親掙扎着坐起身哭訴。
底下能跟你們上頭比嗎？
我問馬俊方：你們一共送了多少錢？
答：姐家花幾千元，我花的多些，一共花有將近4萬元。沒起啥作用，一點事沒有辦成。
——那為什麼還要送呢？
馬俊方嘆氣：
我們底下，能給你們上頭的比嗎？不送錢更不行！市里都比縣裡強。縣裡公安檢察政法部門沒有不要錢的！探個監不給錢都不行！從公安局到檢察院到法院沒有不要錢的，錢少了不管用，多了咱沒有。弟弟判了兩年半，要到明年割了麥了。法院說是縣委政府的意見。姐姐還在找人，說上中院，希望給弟弟減刑。弟弟還有一年，說是一年有2次減刑機會。能空手去嗎？不知道姐到底又借多少錢。先已經送1500元，這你知道，法院讓送的，給陸振方，說到防疫站辦個假艾滋病證明，救弟弟出來。不管用——原來說可以——又給戒毒大隊送4000元，也沒辦成事，又要回來了，4000元，得打幾年糧食哩。給陸振方的1500元要不回來了，他說罪減罷了。又送法院5000元，還有東西。他們許的“不耽誤出來過年，至少在本地服刑”，也好照應。結果人還是送走到外地服刑去了。這還是托的親戚關係，老三家娘家嫂子的啥啥人，還不敢說。就是范庭長——刑事庭庭長，40多歲，看着人也不錯，在裡面時候蹲一塊說說話，還給俺讓好煙。5000塊錢經姓米的給他了，他安排我去周口為弟弟的事找人說情，要不是不摸門連人也見不着。
說着說着，馬俊方愈加氣憤起來：
俺犯啥罪了？誰先打人？誰先引起的？打人的為啥不追究，光找俺的事？東西毀了怨俺，是誰先找的事？把人打倒在地下一兩個小時都不管，砸東西時候為啥都沒有人阻攔？講理嗎？在裡頭，連他們也說，知道你們冤。看守所長稱兄道弟，說兄弟，他們走了就給你們開開門，連門都不關。說這事是縣委書記主抓的，說看恁艾滋病愣頭青有多少，再出來關死都不放！檢察院的龔麗，科長，壞得很！她是書記員，我們說的情況她一點都不寫。萬家樂一伸手就比咱給的（錢）多，她就一個勁向着萬家樂。姐姐見人都送，撒胡椒粉一樣，都送。就是一個大隊支書，辦事不給錢行嗎？以前不知道這情況，現在在裡頭啥都明白了，沒錢啥都辦不成。老百姓活人，難得很！廣播裡說的沒有真的。從記事起，哪有真正體惜（體恤）老百姓的幹部？底下幹部腐敗得很！公社書記，干幾年走了公家東西都賣光賣淨！縣委書記李留欣，有人正在整他材料，都貪得很！這回算看透了也灰心透了。從這往後，只要不是叫你槍斃，啥事都不管不問了，槍斃得問問為啥，憑啥槍斃我？其他事，貴賤不幹了。百姓就是“白興”，你敢興，後果是你自己的！我從小就想讓槍斃，看他講理不講理！
河南恪信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擔任被告方辯護律師，但十分無奈。
關於“7.15”案的判決，我走訪了相關律師和司法部門。
馬超雲律師是當地人，自學考取了律師證，在縣城開辦律師事務所，在萬家樂案中擔任被告方辯護律師。他說：
這個事本來是商業欺詐。他們欺詐在前，打人在前，事情是由這引起的！本來有理的事，結果弄砸了。說是商場“九萬損失”，證據不足，這是他們單方面說的。因為萬家樂一方施加壓力，縣委就要求嚴判，完全是行政干預。現在雖然說成是艾滋病犯罪了，但是可以虛判，監外執行。都窮得叮噹響，往哪放他們？原來與法庭都做通了工作，結果接到通知說還是判了，實判。已經判了，還可以反訴，但意義不大。不過，啥事都可以變通。看看能不能變更變通執行。農民也不爭求啥政治名譽，能改成監外執行就好，少受罪。
他向我建議：你可以找一找庭長，再了解了解庭長的態度看法，法庭具體審理，最了解案情。你是上面來的，他們總會聽聽你的意見。你是有身份的人，應該到檢察院、信訪辦反映反映。這事，艾滋病人不服，還要鬧。媒體一旦介入，對當地政府形象影響不好。
“上面宣傳部有指令……”
於是又走訪審議庭庭長。庭長說，這個案子一直拖着，因為縣委政府打招呼了，要求這個案子必須通過政府，就先壓那了。案發5個多月的時候，法院有個意見，認為都是農民，不懂法，教育為重。因為已經都5個多月了，就研究決定，一般的判6個月，嚴重的判1年。可法院領導還是說，這事必須請示縣委政府才能定，政府那一段事多，等他（政府）想起來過問的時候，已經7個多月了。只好最少判8個月。為區別輕重量刑，還有的判1年，2年半、3年的。
最後庭長說，原先（領導）要求的量刑還要重，“頂級判，全部判5年，堅決打擊嚴懲！”說是因為是艾滋病群體犯罪，一定要重判。就這算是“寬大處理”了，聽說是有人在調查這事哩。那人是不是就是你？你們上頭來的人影響力大，你再找找政府部門，看能不能給他們減刑或者都監外執行。（出處：本人2006年3月21日田野手記）
我真的走訪市委市政府。屢訪不見，說是領導都外出開會去了。最後派出一位科長接見我。三言兩語後便說：“7.15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連着三天每天砸三場。對他們定位在“打砸搶犯罪團伙”，還不只是“擾亂社會秩序罪”。不能姑息遷就！不能減刑，放出去麻煩。砸城管的事，跟砸萬家樂商場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維持秩序，見一個打一個。
我問：誰打誰？
他答：艾滋病打警察！
我瞠然。
只聽這位科長又說：“上面宣傳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傳不准報導不准調查不准研究。對艾滋病的打擊力度要比平常人大。”末了還補充說：“這也是市領導的意見。”他們這話是直接針對我了。
而這時，村民們還在努力上訪申訴，對他們的“上級領導”寄予無限希望或者說是幻想。中國農民，總認為有一個青天大老爺在上邊，“上邊政策是好的，都是下邊的貪官污吏太壞！”
……
尹莊村民對着麥草人燒香磕頭。
2006年的春節我仍然在尹莊村度過。這一年尹莊人的處境更加艱難。
人們向我訴說：稍有不滿就說你“鬧事”，一“咕融”（動）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屬，妻子、母親、老人、孩子，說着說着哭作一團，這幾家為“扒人”全都花光賣淨負債纍纍。
臘月十五和正月初一，尹莊村的村民們在村口路邊紮起一個麥草人，燒香磕頭放鞭炮指名道姓詛咒。萬般無奈，深陷社會底邊的人們，只能用這種古老的傳統方式宣泄他們心中的悲憤。
馬俊方不再參與這些“控訴”的事，他在家做鞭炮。
他說，明知做炮不是長事也不是好事也沒法。四周鄰居也都做炮，都是晚上裝藥，夜裡嘩嘩啦啦，嚇人！天天提心弔膽，害怕！睡不着覺。像俺這人俺這一號，都是過一天算一天，不這樣你說咋弄哩？
（本文照片均為劉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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