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讀者看完《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後問：拒簽《凡爾賽和約》是不是迫於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選擇？唐啟華解釋，寫這本書的目的只是啟發看待歷史的多元思維，“愛國”“賣國”的爭執太過臉譜化，超越民族主義神話，民族的發展才會更順暢


　　老高按：幾天來沉浸在五四100年的氛圍之中。
　　五四一個世紀這個“逢百”紀念日，果然不同凡響，召喚出一大批過去只在歷史學術界小圈子討論的話題，五四一下成為眾所矚目的熱點，在我看來，不啻再次啟蒙，而且是在以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發展變化的史實為基礎，在螺旋式上升後的高度再次啟蒙——“百年”是個很重要的指標，是個沉甸甸的砝碼，現在的人們談五四時期人們的熱門話題，份量就很不一樣了！那時是憧憬、是預言、是憑空設想，現在卻是回顧、是總結、是基於史實的反思：朱學勤在香港《端傳媒》上發表了《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歷史地位》，金沖及在《求是》雜誌上發表了《五四運動百年祭》……
　　對某些“事後諸葛亮”們擺出高古人一等的架勢，指手劃腳，譏評百年前的先輩如何如何不智、如何如何犯傻，我向來不以為然；但是我也認為：先見之明，固然不是人人能有，後見之明，卻是人人得而享之。畢竟當事人並不知悉許多信息，“被蒙在鼓裡”，而我們有了百年史實，有了若干解密的檔案和博弈各方的回憶錄，也有了更多思想武器，理應像棋手那樣“復盤”，來總結血的教訓。
　　有位在美國的學者朋友轉來一段張灝的評論：
　　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盪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主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裡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饑渴；一方面，他們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於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逃避時代問題的複雜性。——張灝先生的這段評論很到位。
　　在我看來，這種矛盾，是中國在一百年前轉型的最初階段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不是這樣，反倒奇怪了！但是張灝先生指出前人的這種矛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的處境和局限。
　　今天在微信上讀到李響於《Vista看天下》上發表的文章，又提供了反思五四的一個新的層面。
　　過去我們常常聽到這種說法：“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已經被若干史實否證，就說眼前的例子，朝鮮與美、中、韓、俄、日相比，無疑是落後的弱國，但是哪裡有“挨打”“無外交”的樣子？金正恩趾高氣揚，縱橫捭闔、長袖善舞，將諸大國玩弄於股掌之上。當然我們可以說，因為當今世界已經不完全是叢林世界了，有了若干公約來規範文明國度的行為，反而越是流氓越更肆無忌憚。但放在一個世紀前叢林法則主宰世界的年月，中國之所以受騙被欺，也不完全是因為落後，一個重要原因是手中毫無與各國抗衡和博弈的砝碼，無法“秤砣雖小壓千斤”。難得有袁世凱、顧維鈞、陸徵祥這樣一些人，想方設法利用當時有的各種國際公約、規則，利用列強彼此的矛盾，為中國儘量維護權益、減少損失！


　　你不知道的“五四”背後的北洋外交

　　李響，Vista看天下

　　1926年10月4日，比利時古城布魯日，聖安德魯修道院為一位中國老人舉行了更衣禮。見證儀式的有比利時天主教重要神職人員，中國駐比公使、駐法公使、駐荷蘭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陣容在一般的更衣禮實屬罕見。
　　他是陸徵祥，時年五十六歲，曾經的中國外交總長，現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陸徵祥的比利時籍夫人病逝。他膝下無子，百病纏身，飽受內政紛爭的折磨、弱國外交的打擊，心如死灰，遂變賣家產，將夫人安葬於布魯塞爾故里，從此了斷俗緣。
　　到布魯塞爾安葬夫人的同時，陸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塵世另一個最沉重的掛牽——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的外交總長室秘電，其中詳細收納着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和北洋外交部收發電文原件。他全數交給了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很難想象，一個遠走他鄉誓不回頭的病弱老人，是怎樣攜帶一百多箱檔案漂洋過海，輾轉歐陸的。
　　80多年後的2007年，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發現了一批新上線的檔案，正是陸徵祥交給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的全部電子版。原來，這批檔案於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轉交給中研院，經過整編掃描，於2007年末提供在線閱覽。唐啟華是第一個利用這批檔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的著作《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恰逢一戰爆發一百周年。

　　袁世凱開啟和會籌備工作

　　在翻閱檔案時，唐啟華感到“手真的會發抖”，“史實原貌怎麼可能和百年來的刻板印象差距這麼大？”他推翻的第一個成見是：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準備不足。英籍華人學者張勇進，大陸學者王建朗、侯中軍都對這種看法做出過批駁，唐啟華依據檔案把結論進一步夯實：北京外交部從日本與德國在青島開戰那一刻起，就認識到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召開和會，中國需要向國際社會發言，解決青島問題。最終代表團出征巴黎和會，並非倉促成行，而是經歷了四年的充足準備。
　　一戰爆發後，袁世凱政府於1914年8月6日宣布嚴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陸山東與德開戰，很快取代德國占領青島，中國政府屢次要求其撤軍均被無視。袁世凱急召在歐洲休假的陸徵祥回國，組織全國一流的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包括曹汝霖、顧維鈞等，研究怎樣解決青島問題，至袁氏倒台之前，他們召開了數十次研究會議。此外，政府還委派駐外使節與歐美日俄各國首腦及公法家聯繫，爭取各方建議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凱拋出“二十一條”。歷來有種說法廣為傳播：袁世凱為了稱帝，親日賣國，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條”。這並不符合事實。袁世凱當時立即起用陸徵祥為外交總長，一面與日本代表進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尋求該國政壇元老幫助，還故意散布消息，獲得國內外輿論支持。
　　日本調動軍隊和艦艇，對中國威脅恫嚇，下最後通牒，聲稱不惜一戰。對比彼此國力，袁世凱被迫接受二十一條中的十四條，但拒絕了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署等最為嚴酷的七條，期望將中國損失儘可能減小。
　　袁世凱苦笑着問陸徵祥：“這事在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陸徵祥說：“只有參戰，到（戰後）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
　　但不久，袁氏便因復辟帝制失敗身亡，自毀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為也從此貼上“賣國”標籤。

　　段祺瑞參戰贏得和會入場券

　　袁世凱死後，軍事強人段祺瑞組閣掌權。1917年2月3日，美國對德絕交，邀請中立國一致行動。段祺瑞認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我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
　　基於此，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對德奧宣戰。
　　唐啟華在《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中寫，表面上看，中國是因為參戰才參加和會，參加和會才提出山東問題，實際上邏輯順序正好相反：爭取獲得和會入場券，是中國選擇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日本也意識到，中國勢必在戰後提出山東問題，於是抓緊進行秘密外交，尋求霸占山東的法理依據。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艦隊護航，日本趁機要求英法保證，在將來的媾和會議上，支持日本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占領南洋德屬諸島；英國提出，日本應以同樣精神支持英國對赤道以南德國各島嶼的領土要求，兩國一拍即合，達成密約。隨後，日本以類似手段，與法、俄、意簽訂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密約。
　　1918年日本提議與中國簽署一份秘密的《山東問題換文》，換文規定日軍撤出膠濟鐵路沿線，除濟南留一部隊，全部撤至青島；膠濟鐵路原為日本占據，現可由中日合辦經營等。駐日公使章宗祥答覆：“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
　　沒想到，這是落入了日本的陷阱：換文表面看對中國有利，但卻等於承認了日軍可以駐紮在濟南、青島。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大可指責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戰爭即將停火，山東問題為什麼不拿到和會上算總賬，為什麼與日本單獨簽訂密約？然而在1918年9月，中國對於和會談判的前景尚無把握，美國能給中國多少支持還不明確。沒有強大後盾，中國需要和日本保持友好溝通關係。而且從1914年向德國挑戰時，日本就聲稱奪取山東是“以備將來交還中國”。唐啟華在外交檔案中發現，直至1918年底，中國對戰後和會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將山東權利歸還中國。

　　聯美制日，外交大戰打贏了“正面戰場”

　　1918年11月20日，駐美公使顧維鈞向北京發電，告知美國方面突然明確表示：和會上必將支持中國，但中國不能同時聯日，否則美國無法幫忙。美國要鉗制日本在東亞擴張，不許中國腳踏兩隻船。
　　當時陸徵祥正準備啟程赴巴黎參加和會，計劃順路在日本和美國各作停留，以便和兩方都見面溝通。這時卻接到美國的“通牒”。自威爾遜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決世界問題的“十四點原則”，美國就被中國朝野寄予厚望，顧維鈞等國際法專家一年來傾力研究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等“新外交”原則，更增談判信心。現在美國既然表態，陸徵祥傾向聯美，日本作為備胎，面子上也得敷衍過去。一到日本，陸徵祥就聲稱途中受風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數原定的應酬和集會。唐啟華在各方記述的字裡行間，“玩味出幾許裝病的味道”。
　　聯美制日的決策過程是外交機密，陸徵祥始終沒有透露。所以，當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聯手美國，突然強勢拋出山東問題時，日本被殺得狼狽不堪。
　　1919年1月27日的討論會上，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公然要求將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交予日本，絲毫不提歸還中國。他以為中國必無力反抗。其實中國代表團成竹在胸。
　　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稱的顧維鈞，身着外交禮服，風度翩翩登上巴黎和會講壇，做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最傳奇、最振奮人心的演說。他分七個層次掃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條”等中日成約，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這些條約也是戰事引起之臨時問題；即使條約有效，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一切約章因開戰而失效，所以山東各項權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屬於德國，又談何由德國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1898年中德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能轉租與別國，因此不能給日本。
　　發言環環相扣，有理有據，顧維鈞一戰成名，當即成為巴黎風雲人物，被國際報刊爭相報道。至此，中國基本取得外交大戰“正面戰場”的勝利。而這其實是中國外交家準備了四年的成果。

　　忽然的逆轉，引爆“五四”

　　然而日本卻在暗地反擊，挨個兒拜訪幾大巨頭，拋出戰時密約，要求英法在山東問題上公開支持日本。
　　1919年4月中下旬，英法美意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恰在此時，意大利因為沒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費姆，憤而退出和會，日本聲稱將效法意大利。這一招制住了威爾遜，威爾遜一心成立國聯，建立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國聯黃了一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國俄國另組聯盟，在遠東為所欲為。英法美覺得臉上過不去，把責任推卸給中國：《民四條約》（即袁世凱同意的條）是被迫，中日秘密簽署的《山東問題換文》卻寫着“欣然同意”，說明是中國自願簽署，授日本以口實。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國領袖會議做出決定，山東問題分兩個層次解決：首先，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先行轉交日本；其次，日本保證撤軍，並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只繼承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特權及普通權利。日本代表也在場，堅持後一條不能寫進和約，而由日本代表口頭承諾，英法美三國領袖作擔保，不能向外界透露。空口承諾如何兌現？中國代表團非常震驚、失望。
　　原本斡旋還在繼續，但在歐洲考察的梁啓超依據新聞已將和會進展用電報發回國內，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文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線。群情激憤，學生湧上街頭，“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簽和約”的口號響徹雲霄。

　　拒簽和約的來龍去脈

　　後來的故事，因為教科書的宣傳而廣為人知：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多次訓令代表團簽字，顧維鈞等有骨氣的外交官抗命拒簽。
　　但是，中國代表團是如何做出拒簽決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麼態度？過去缺乏檔案，迷霧重重。唐啟華通過陸徵祥保留的外交電文，終於理清拒簽過程的來龍去脈。
　　整個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陸徵祥一直保持着密切電文溝通，商量對策。起初，兩邊商量的辦法是仍然簽字，但爭取將有關山東的條款擱置。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並不只有山東一個目標，還要取消德國自《辛丑條約》以來取得的在華特權，這個目標已經實現並寫入和約，包括廢除德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向德國支付庚子賠款，德國歸還天津、漢口、廣州租界，放棄在華公產等。這些條款中國當然想簽字。但英法堅持要簽就都簽，山東條款不能例外。眼看國內局勢失控，北京政府傾向於山東條款擱置不成就拒簽。
　　拒簽，中國可能喪失德國相關成果，參戰的代價白白付出，而且拒簽等於退出國聯，不跟英美法結盟，三國也許不會擔保讓日本歸還山東主權了。陸徵祥一籌莫展。發給外交部的電文中，他寫道：“祥一九一五年簽字在前，若再甘心簽字，稍有肺腸當不致此……國人目前之清議可畏，歷史將來之公論尤可畏……”
　　在中美反覆爭取下，英法做出妥協，6月5日，陸徵祥得到三國領袖會議秘書長通知，只要中國同意嚴格保密，4月30日三國領袖會議的全部會議記錄可以給中國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諾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的內容。此前中國一直糾結的就是歸還山東一事空口無憑，現在有了會議記錄，等於有了白紙黑字的書面聲明，只不過這份聲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國之間的外交機密，不能寫進《凡爾賽和約》。陸徵祥迅速給北京政府發電報，兩邊基本認為可以簽字了。
　　6月5日當天，上海罷市支持學生；10日由於受到天津罷市威脅，北京政府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各地掀起焚燒日貨大會，售賣日貨的商販戴高帽子遊街……由於三國領袖會議記錄屬於外交機密，代表團不能向民眾解釋日本已承諾歸還山東主權，民眾認定北京政府就是個賣國政府，簽《凡爾賽和約》就是賣國行為，反對簽字的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向巴黎。此時，簽與不簽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問題，而是關繫到國內是否會暴亂的內政問題。
　　代表團和北京政府多次通電分析利弊，兩邊都躊躇不決。6月28日中午，距離和約簽字儀式只有幾個小時，代表團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後訓令，做出拒簽決定。下午3時，中國把不簽字的聲明送至會場。下午5時，陸徵祥才看到北京國務院在前一天發來的緊急電報，同樣也傾向於拒簽。
　　很多讀者看完《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後，都想與唐啟華探討一個問題：拒簽《凡爾賽和約》，是不是迫於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選擇？唐啟華沒有明確回答。他解釋，寫這本書的目的只是啟發看待歷史的多元思維，“愛國”“賣國”的爭執太過臉譜化，超越民族主義神話，國家民族的發展才會更順暢。
　　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了嗎？也許很難定論。和會之後，中國與德國單獨簽訂了條約，取消德國在華特權；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中國恢復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把原德國租借地歸還中國，中國開放其為商埠；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等。實際上巴黎和會日本口頭承諾的內容至此一一兌現。如果沒有巴黎的鋪墊，山東問題不可能在華盛頓解決。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對於北洋一代外交家來說，這句獨白很難瀟灑出口，塵封的檔案不似春秋，可以坦陳世間任人評說，有些檔案會等到解密的那一天，而有些也許永遠湮滅於歷史長河。


　　近期圖文：

　　在加勒比海談古巴的文化、革命和改革　　
　　真實的五四，習近平的五四和學者的五四
　　您可知道誰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　　
　　聽一聽當年“國賊”怎麼憶述五四？　　
　　北京女學者每年這一天重走“427遊行路”　　
　　一本從群眾運動角度研究文革的專著　　
　　總書記審歌記：胡耀邦忌辰再憶一件小事　　
　　21世紀的在線“天天讀”是什麼滋味？　　
　　剝去“社會主義”這層皮看毛澤東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