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看完《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后问：拒签《凡尔赛和约》是不是迫于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选择？唐启华解释，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启发看待历史的多元思维，“爱国”“卖国”的争执太过脸谱化，超越民族主义神话，民族的发展才会更顺畅


　　老高按：几天来沉浸在五四100年的氛围之中。
　　五四一个世纪这个“逢百”纪念日，果然不同凡响，召唤出一大批过去只在历史学术界小圈子讨论的话题，五四一下成为众所瞩目的热点，在我看来，不啻再次启蒙，而且是在以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史实为基础，在螺旋式上升后的高度再次启蒙——“百年”是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个沉甸甸的砝码，现在的人们谈五四时期人们的热门话题，份量就很不一样了！那时是憧憬、是预言、是凭空设想，现在却是回顾、是总结、是基于史实的反思：朱学勤在香港《端传媒》上发表了《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历史地位》，金冲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百年祭》……
　　对某些“事后诸葛亮”们摆出高古人一等的架势，指手划脚，讥评百年前的先辈如何如何不智、如何如何犯傻，我向来不以为然；但是我也认为：先见之明，固然不是人人能有，后见之明，却是人人得而享之。毕竟当事人并不知悉许多信息，“被蒙在鼓里”，而我们有了百年史实，有了若干解密的档案和博弈各方的回忆录，也有了更多思想武器，理应像棋手那样“复盘”，来总结血的教训。
　　有位在美国的学者朋友转来一段张灏的评论：
　　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张灏先生的这段评论很到位。
　　在我看来，这种矛盾，是中国在一百年前转型的最初阶段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不是这样，反倒奇怪了！但是张灏先生指出前人的这种矛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的处境和局限。
　　今天在微信上读到李响于《Vista看天下》上发表的文章，又提供了反思五四的一个新的层面。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已经被若干史实否证，就说眼前的例子，朝鲜与美、中、韩、俄、日相比，无疑是落后的弱国，但是哪里有“挨打”“无外交”的样子？金正恩趾高气扬，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将诸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当今世界已经不完全是丛林世界了，有了若干公约来规范文明国度的行为，反而越是流氓越更肆无忌惮。但放在一个世纪前丛林法则主宰世界的年月，中国之所以受骗被欺，也不完全是因为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手中毫无与各国抗衡和博弈的砝码，无法“秤砣虽小压千斤”。难得有袁世凯、顾维钧、陆徵祥这样一些人，想方设法利用当时有的各种国际公约、规则，利用列强彼此的矛盾，为中国尽量维护权益、减少损失！


　　你不知道的“五四”背后的北洋外交

　　李响，Vista看天下

　　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举行了更衣礼。见证仪式的有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中国驻比公使、驻法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阵容在一般的更衣礼实属罕见。
　　他是陆徵祥，时年五十六岁，曾经的中国外交总长，现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陆徵祥的比利时籍夫人病逝。他膝下无子，百病缠身，饱受内政纷争的折磨、弱国外交的打击，心如死灰，遂变卖家产，将夫人安葬于布鲁塞尔故里，从此了断俗缘。
　　到布鲁塞尔安葬夫人的同时，陆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尘世另一个最沉重的挂牵——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的外交总长室秘电，其中详细收纳着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北洋外交部收发电文原件。他全数交给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很难想象，一个远走他乡誓不回头的病弱老人，是怎样携带一百多箱档案漂洋过海，辗转欧陆的。
　　80多年后的2007年，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发现了一批新上线的档案，正是陆徵祥交给驻比使馆保存档案的全部电子版。原来，这批档案于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转交给中研院，经过整编扫描，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阅览。唐启华是第一个利用这批档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的著作《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恰逢一战爆发一百周年。

　　袁世凯开启和会筹备工作

　　在翻阅档案时，唐启华感到“手真的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他推翻的第一个成见是：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准备不足。英籍华人学者张勇进，大陆学者王建朗、侯中军都对这种看法做出过批驳，唐启华依据档案把结论进一步夯实：北京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认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最终代表团出征巴黎和会，并非仓促成行，而是经历了四年的充足准备。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徵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争取各方建议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历来有种说法广为传播：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这并不符合事实。袁世凯当时立即起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一面与日本代表进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寻求该国政坛元老帮助，还故意散布消息，获得国内外舆论支持。
　　日本调动军队和舰艇，对中国威胁恫吓，下最后通牒，声称不惜一战。对比彼此国力，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但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期望将中国损失尽可能减小。
　　袁世凯苦笑着问陆徵祥：“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徵祥说：“只有参战，到（战后）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但不久，袁氏便因复辟帝制失败身亡，自毁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为也从此贴上“卖国”标签。

　　段祺瑞参战赢得和会入场券

　　袁世凯死后，军事强人段祺瑞组阁掌权。1917年2月3日，美国对德绝交，邀请中立国一致行动。段祺瑞认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基于此，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
　　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中写，表面上看，中国是因为参战才参加和会，参加和会才提出山东问题，实际上逻辑顺序正好相反：争取获得和会入场券，是中国选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日本也意识到，中国势必在战后提出山东问题，于是抓紧进行秘密外交，寻求霸占山东的法理依据。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舰队护航，日本趁机要求英法保证，在将来的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占领南洋德属诸岛；英国提出，日本应以同样精神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各岛屿的领土要求，两国一拍即合，达成密约。随后，日本以类似手段，与法、俄、意签订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
　　1918年日本提议与中国签署一份秘密的《山东问题换文》，换文规定日军撤出胶济铁路沿线，除济南留一部队，全部撤至青岛；胶济铁路原为日本占据，现可由中日合办经营等。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
　　没想到，这是落入了日本的陷阱：换文表面看对中国有利，但却等于承认了日军可以驻扎在济南、青岛。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大可指責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战争即将停火，山东问题为什么不拿到和会上算总账，为什么与日本单独签订密约？然而在1918年9月，中国对于和会谈判的前景尚无把握，美国能给中国多少支持还不明确。没有强大后盾，中国需要和日本保持友好沟通关系。而且从1914年向德国挑战时，日本就声称夺取山东是“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唐启华在外交档案中发现，直至1918年底，中国对战后和会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将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联美制日，外交大战打赢了“正面战场”

　　1918年11月2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北京发电，告知美国方面突然明确表示：和会上必将支持中国，但中国不能同时联日，否则美国无法帮忙。美国要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不许中国脚踏两只船。
　　当时陆徵祥正准备启程赴巴黎参加和会，计划顺路在日本和美国各作停留，以便和两方都见面沟通。这时却接到美国的“通牒”。自威尔逊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决世界问题的“十四点原则”，美国就被中国朝野寄予厚望，顾维钧等国际法专家一年来倾力研究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等“新外交”原则，更增谈判信心。现在美国既然表态，陆徵祥倾向联美，日本作为备胎，面子上也得敷衍过去。一到日本，陆徵祥就声称途中受风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数原定的应酬和集会。唐启华在各方记述的字里行间，“玩味出几许装病的味道”。
　　联美制日的决策过程是外交机密，陆徵祥始终没有透露。所以，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联手美国，突然强势抛出山东问题时，日本被杀得狼狈不堪。
　　1919年1月27日的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各种权利交予日本，丝毫不提归还中国。他以为中国必无力反抗。其实中国代表团成竹在胸。
　　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称的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做出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最传奇、最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分七个层次扫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成约，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这些条约也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即使条约有效，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中国参战后，战前条约也不应再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声明，中德一切约章因开战而失效，所以山东各项权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属于德国，又谈何由德国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条约不失效，根据1898年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永远不能转租与别国，因此不能给日本。
　　发言环环相扣，有理有据，顾维钧一战成名，当即成为巴黎风云人物，被国际报刊争相报道。至此，中国基本取得外交大战“正面战场”的胜利。而这其实是中国外交家准备了四年的成果。

　　忽然的逆转，引爆“五四”

　　然而日本却在暗地反击，挨个儿拜访几大巨头，抛出战时密约，要求英法在山东问题上公开支持日本。
　　1919年4月中下旬，英法美意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恰在此时，意大利因为没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费姆，愤而退出和会，日本声称将效法意大利。这一招制住了威尔逊，威尔逊一心成立国联，建立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如果意大利日本都退出了，国联黄了一半，甚至日本可能和德国俄国另组联盟，在远东为所欲为。英法美觉得脸上过不去，把责任推卸给中国：《民四条约》（即袁世凯同意的条）是被迫，中日秘密签署的《山东问题换文》却写着“欣然同意”，说明是中国自愿签署，授日本以口实。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领袖会议做出决定，山东问题分两个层次解决：首先，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先行转交日本；其次，日本保证撤军，并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日本代表也在场，坚持后一条不能写进和约，而由日本代表口头承诺，英法美三国领袖作担保，不能向外界透露。空口承诺如何兑现？中国代表团非常震惊、失望。
　　原本斡旋还在继续，但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依据新闻已将和会进展用电报发回国内，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群情激愤，学生涌上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签和约”的口号响彻云霄。

　　拒签和约的来龙去脉

　　后来的故事，因为教科书的宣传而广为人知：北京政府软弱无能，多次训令代表团签字，顾维钧等有骨气的外交官抗命拒签。
　　但是，中国代表团是如何做出拒签决定的？北京政府究竟什么态度？过去缺乏档案，迷雾重重。唐启华通过陆徵祥保留的外交电文，终于理清拒签过程的来龙去脉。
　　整个5月至6月，北京政府和陆徵祥一直保持着密切电文沟通，商量对策。起初，两边商量的办法是仍然签字，但争取将有关山东的条款搁置。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不只有山东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在华特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并写入和约，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这些条款中国当然想签字。但英法坚持要签就都签，山东条款不能例外。眼看国内局势失控，北京政府倾向于山东条款搁置不成就拒签。
　　拒签，中国可能丧失德国相关成果，参战的代价白白付出，而且拒签等于退出国联，不跟英美法结盟，三国也许不会担保让日本归还山东主权了。陆徵祥一筹莫展。发给外交部的电文中，他写道：“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致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
　　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徵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此前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陆徵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6月5日当天，上海罢市支持学生；10日由于受到天津罢市威胁，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地掀起焚烧日货大会，售卖日货的商贩戴高帽子游街……由于三国领袖会议记录属于外交机密，代表团不能向民众解释日本已承诺归还山东主权，民众认定北京政府就是个卖国政府，签《凡尔赛和约》就是卖国行为，反对签字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此时，签与不签早已不是法理和外交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内是否会暴乱的内政问题。
　　代表团和北京政府多次通电分析利弊，两边都踌躇不决。6月28日中午，距离和约签字仪式只有几个小时，代表团等不及北京政府的最后训令，做出拒签决定。下午3时，中国把不签字的声明送至会场。下午5时，陆徵祥才看到北京国务院在前一天发来的紧急电报，同样也倾向于拒签。
　　很多读者看完《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后，都想与唐启华探讨一个问题：拒签《凡尔赛和约》，是不是迫于民意做出的不明智选择？唐启华没有明确回答。他解释，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启发看待历史的多元思维，“爱国”“卖国”的争执太过脸谱化，超越民族主义神话，国家民族的发展才会更顺畅。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了吗？也许很难定论。和会之后，中国与德国单独签订了条约，取消德國在华特权；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把原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开放其为商埠；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等。实际上巴黎和会日本口头承诺的内容至此一一兑现。如果没有巴黎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对于北洋一代外交家来说，这句独白很难潇洒出口，尘封的档案不似春秋，可以坦陈世间任人评说，有些档案会等到解密的那一天，而有些也许永远湮灭于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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