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已及百年，歷史塵埃漸落，我們應該能更心平氣和地評估那段歷史旋渦中的人事：所謂三“國賊”不過作為外交官員代表政府對日周旋，若謂有責，責在政府；他們不過是段祺瑞政府的替罪羊，而段政府又不過是一個國家在積弱時代的替罪羊而已


　　老高按：今天五四，恰逢周末，周末一向慣例是不打算在博客上發文章，但今天恰恰讀到更多有參考價值的文章，例如黃昉苨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發表的長文《一百年前這一天》，以及下面要推薦的胡文輝《勿忘“國賊”：五四的反方證人》，等等。忍不住轉發於此。
　　五四矛頭所向的三“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中，我只對曹汝霖有點了解，讀過《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深感份量很重，啟發甚多，在我的博客上作過一點介紹，例如他對袁世凱的評價。曹汝霖在北洋政府還當過交通總長，五四時是外交總長；此後曹轉入實業界，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籌資創辦中央醫院（婦產科創建後由林巧稚主持）。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認識曹汝霖，並與其在外交部，特別是當簽訂‘21條’時共過事。就我們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終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幹的外交家，是擁護國家利益的。”從下面胡文輝的文章，我們也可以看到三位“國賊”，被洗去妖魔化的色彩——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被塗以黑墨甚至被痛打，自是難免，也可以理解；但政治高潮過去，歷史塵埃落定，回頭來評價他們，應該說，他們不失為勤勉為國、殫精竭慮的官僚，而且對自身在大時代中遭受冤屈抱有通達的諒解，難能可貴。我們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勿忘“國賊”：五四的反方證人

　　胡文輝，歷史的擦邊球  

　　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國賊”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也。三“國賊”的名姓見諸歷史教本，遺臭久遠，世已熟知。
　　如今五四已及百年，歷史的塵埃漸落，我們以今視昔，應該能更心平氣和地評估那段歷史旋渦中的人事：所謂三“國賊”，不過作為外交官員，代表政府對日周旋，若謂有責，責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不過是段祺瑞政府的替罪羊，而段政府又不過是一個國家在積弱時代的替罪羊而已。
　　很顯然的，在五四之後很長一段時期，三“國賊”成了眾矢之的，成了恥辱外交的代號，也成了大眾泄憤的靶子。這一點前人非無認識。比如早在四十年代，報人張慧劍就有恕詞：“中華賣國賊，史稱‘曹、陸、章’，然諸人似尚能晚蓋，反之，昔日趙家樓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則翻曳尾泥塗，相形之下，遂益醜惡不堪。”（《辰子說林·章宗祥》，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意謂五四學生後來有落水成為漢奸者，而曹、陸、章三人倒大體能保持晚節。大約六十年代，赴台的政治學家薩孟武對五四也有一段回憶和反思：“是年，留日學生發動了救國運動，當章宗祥公使回國之時，學生往送者甚多，每人手執旗幟，卷在竹竿之上。學生歡送公使，這是罕見的事，最初章公使也許高興，那知火車將次開動，旗子展開了，其中乃寫‘驅逐賣國賊’等文句。由今想來，章宗祥、曹汝霖是否賣國，頗有問題，以當時中國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衝不甚容易。他們兩人只求中日兩國能夠維持和平，未必真正賣國，否則抗戰之時，何以汪精衛願為傀儡，而前此所斥為賣國賊之人竟然不肯俯首聽命於日本軍閥呢？”（《學生時代·一高預科一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只是，即便如此，即便時過境遷，即便大家明白三人身為技術官僚不能承擔多少責任，而積怨已成，也就犯不着為他們洗刷——大家寧可忘掉他們，不願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作為歷史符號，承負着太多的灰暗，我們並不願面對那些灰暗。
　　但他們其實是發出過聲音的。他們在鼎盛之年，被迫退出政壇，先後都撰寫過回憶文字，或正面或側面為自己辯護，只不過大家選擇了聽而不聞，除了在專業領域，少有知者論者。

　　最早發聲的，是三人中相對最不起眼的陸宗輿。
　　忘了什麼時候，我買到過陸的《五十自述記（附駐日時代交涉案情）》，線裝排印紅字，薄薄一冊，成書於1925年。
　　為了北洋政府的利益，1917－1918年間，曹、章、陸三人都曾致力於日本對華的“西原借款”，而陸氏就將他們污名歸因於“西原借款”：“若所謂賣國頭銜者，實壞于吉黑之林礦借款。”他說明，該項借款需要他執掌的中華匯業銀行代轉合同，而他本來拒絕簽字，後以軍政形勢危殆，在段政府諸人懇求之下，始簽字同意。這段記錄，曾以《段祺瑞的參戰和借款》為題發表（《近代史資料》總38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但僅至“自此吉省方面先起風潮，傳染至於北京學潮”而止。原書接下來還有論議：“此中鼓動利用，內外固皆有人在，而潤田（曹汝霖）既無餘款以布置於事先，復無黨與以奮鬥於事後，此曹之所以敗，而陸亦連類而及矣。顧潤田尚斤斤自辨曰：吾所定之合同，實足付款，皆無扣傭。以為可以求諒於天下，而不知天下人之不能相諒者，正自在此。”然後還有一段超出就事論事的自辯：“曰賣國，曰親日，已久為曹、陸專有之名詞。清夜思之，即一己亦莫知所謂。質言之，殆以借款即為賣國，借日款即為親日之說乎！顧前此之借巨款者，正有其人，而社會上對英美法德等之借款，其觀念似大不同。以理論言之，則以國家大權利，而換得外人之金錢者，曰賣國。顧海關、鹽課，為國家莫大之稅權，此兩大權者，今皆在某國之手，如握我咽喉，今雖以全國民氣，竟有無法應付之勢，全國之人，皆知感絕大之苦痛，然從未聞對於抵押海關、鹽課之人，有若何之評判。而曹、陸之借之款，不但押品皆空，而本息均尚無着；日本方面，且莫不痛恨西原貸款之失敗，謂被欺於陸、曹。此中日兩國之人，見解之不同，亦一奇事也。”意思是說，過去將關稅、鹽稅作抵押以借外債，於主權損害甚大，並未受到指摘，如今“西原借款”於主權並無損害，反倒備受責難。我以為這一反詰是有力的。

　　至於章宗祥，著有《任闕齋主人自述》，全稿似未刊。其1916－1919年部分，以《東京之三年》為題發表（最早摘錄於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後全文收入《近代史資料》總38號），內容純系外交活動的實錄，未涉及五四。其早年求學、教學部分，後來徑以《任闕齋主人自述》為題發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裡面倒有一處有關五四的插述。
　　章氏留日時借居思想家中江兆民家，與其子中江丑吉結下交情，遂有了五四時共患難的一幕：“有賀長雄至北京任總統府顧問，丑吉君充其秘書，遂久留北京。……五四之役，余傷仆趙家樓院中，丑吉君救護余至同仁醫院，途中受學生毆擊，亦受微傷，可謂生死之交矣。”但點到為止，未有申議。下文提到日俄戰爭時，留學界有激進學生提議組織義勇隊，赴東北參戰，這時章氏發了幾句議論：“大凡群眾附和之事，若以正理答之，必不見聽，其結果乃得‘不愛國’之綽號。”說這些話時，恐怕他心裡也會浮現起五四的情形，浮現起他被學生毆打的情形吧。那麼，就不妨將此視為他對五四的間接批評。

　　三人之中，曹汝霖活得最長，作口述自傳的年代也最晚，其書原名《一生之回憶》，署“九十老人曹汝霖著”，我有1966年香港春秋雜誌社刊行的初版。近年大陸重版名為《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最易得見。
　　在全書前言裡，對於自己的政治生命史，曹氏有簡要而明白的申辯：“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系，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強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領青島，猶以為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而最後復下轉語：“回憶抗戰期中，國人捐生赴義，前仆後繼；則余招尤受謗，僅為政治之犧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論。”雖為個人的遭際表不平，但終能自大歷史的立場表示諒解，其心態大抵可取。
　　又書中第六八節“五四運動終身留冤誣”一節，則詳述他在五四前後的遭際，末尾更有詰難：“……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所惜者，此事變化，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蓋學潮起始，由於學子不明事實真相，誤聽浮言，激於愛國心，以致有越軌行動，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發表談話，勸學生適可而止，學潮似已平息。然反對者以尚未達到目的，又鼓動街頭演說，加以背後有組織，有援助，遂擴大範圍，遊說至上海等處。……哪知反對者所利用之工具，反為陰謀野心家滲入利用，遂使此風瀰漫全國，以後遇事，輒以學潮遊行為武器，擾擾嚷攘，永無停止。直至大陸變色，此風反戛然而止。推原禍始，未始非五四運動為階之厲也。”他突出五四作為群眾運動的一面，批判其後來的消極影響——借用《星戰》的話，可謂歷史之“原力的黑暗面”——這當然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的。
　　關於曹汝霖，還有個小八卦。他在二十年代娶了一位上海女學生為妾，而這位女學生據說在五四時曾參加遊行（吳相湘《親日三夥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民國人物列傳》下冊，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5年版）。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在家室內部，曹氏早已跟五四的歷史達成了和解呢？

　　總的來說，三人的自辯雖不無怨氣，但言語皆有條理，可算得體。他們的回憶容有諱飾之辭，但畢竟提供了另一視角的史料，若出於“愛國”立場便抹殺其言，在史學上自是不公平的。
　　他們是歷史的反方證人。這些固然是自我辯護，可也是歷史見證。他們的聲音，我們應該傾聽。
　　當五四運動爆發，北洋政府迫於輿論民情激化，不得不將曹、陸、章免職，據云段祺瑞對他們表示：“這次的事，他們本對我，竟連累了你們，我很不安。”（吳相湘《親日三夥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聯繫到曹汝霖的自述里，有段氏贈他的一首詩：“賣國曹陸章，何嘗究所以。章我素遠隔，何故謗未弭。三君曾同學，宮商聯角徵。休怪殃池魚，亦因城門燬。歐戰我積弱，比鄰恰染指。陸持節扶桑，樽俎費唇齒。撤回第五條，助力亦足使。曹迭掌度支，讕言騰薏苡。貸債乃通例，胡不諒人只？款皆十足交，絲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誣衊乃復爾。忠恕固難喻，甘以非為是。數雖一億零，案可考終始。參戰所收回，奚啻十倍蓰。”（《一生之回憶》之七五）兩相對照，段氏對曹、陸、章的體諒是可信的。段以總理的地位，不便公開為他們辯誣，這是私下表示安慰的意思，不失其政治大老的風度。此詩所言，也可與三人的自述相印證，很可以為他們洗刷污名。
　　還有，陸宗輿私底下曾有言：“日本人野心太大，這是我們的禍害，國家不強，打不過人家，和人家講理人家不聽，有些地方只能吃虧一點，現在硬不起來，不讓步不行。人家罵我們是賣國賊親日派，那麼請他們來擔當外交，恐怕也不見得高明多少吧！”（王啟勛《我所知道的陸宗輿》，《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一冊）這也是我們今天可以同意的話。
　　晚清以來，是中國的亂世衰世，政治中人了解太多內幕，也深知國弱兵殘，往往過於現實；而當日又是政治話語泛濫的時代，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多受激進民族主義薰染，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又往往過於理想。在上者多暮氣，容易淪於妥協；在下者多意氣，又容易流於冒進。上層與下層的隔膜，現實與理想的反差，遂成政治鬥爭與社會衝突之源，求其中道，戛戛其難。對於愛國者的激情，我們已報以足夠多的喝彩，對於謀國者的苦心，我們也該多一些“了解之同情”的。我想，這才是對於五四“國賊”所宜有的態度。
　　當我們無力付諸一戰的時候，我們需要“國賊”來渲泄集體的憤怒；正如當我們無力了結一戰的時候，我們也需要“漢奸”來承擔集體的恥辱。我們需要歷史的替罪羊，這就是人性吧。
　　說起來，陸宗輿、章宗祥都是浙江人，曹汝霖祖籍也是浙江，三人都在少年時留學日本，返國後都成為末代王朝的新晉幹員，入民國後都從事外交事務，可謂同人同命，同其升沉。

　　過去檢讀政治家、法學家張耀曾的日記，曾留意到1929年的一段：“晚赴金問泗之約，汪袞甫在座，不晤七八年，談日本情形甚詳。汪與曹、陸、章稱四大金剛，今彼三人皆受通緝，而汪獨能穩坐日使一席。固其行動能察大勢，協時宜，然不能不謂巧於肆應也。”（《求不得齋日記》，《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汪袞甫，即汪榮寶，也是留日出身，自清季至民初，其政治軌跡都與曹、陸、章相仿佛，宜乎被時人並舉為“四大金剛”；只是他稍後另任比利時、瑞士公使，完美地避開了五四這個歷史分叉口，繼而自西洋返東洋，久任駐日公使，終於承擔了本來由曹、陸、章所承擔的工作。國之干城乎？國之蟊賊乎？對照汪的獨善其身，益令人感慨曹、陸、章三氏的政治歧路。
　　時代的覆巢之下，孰為完卵，是完全無法預期的。

　　近期圖文：

　　您可知道誰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　　
　　光腳與穿鞋：兩個階段應有兩種文化思維　　
　　在加勒比海談古巴的文化、革命和改革　　
　　真實的五四，習近平的五四和學者的五四　　
　　北京女學者每年這一天重走“427遊行路”　　
　　30年前後“426”《人民日報》讓我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