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前夕，繼續節選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以提醒親歷者可能模糊了的記憶，以回答下一代可能湧起的疑問。如果當局真認為是“平息了反革命暴亂”，為何30年來對“豐功偉績”守口如瓶，執意要從人民的記憶中刪除這血與火的史頁？


　　第十八章 收網（續）

　　節選自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九卷《六月腥風》


　　第四節 復興門

　　上述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在成為木樨地開槍的“目擊證人”之前，也抽空到天安門廣場去張望了一眼：
　　當時9:00剛過，木樨地已經“對空鳴槍”，但復興門到人民大會堂地段，雖然人群已開始聚集，尚未出現“戰事”。6月2日的“車禍”現場，不知什麼原因仍未清理，此時已被人們作為演講的憑據。
　　“復興門立交橋西側的廣播電視部大樓前，看見群眾圍着一輛軍用解放牌大卡車，駕駛室內還坐着軍人，車廂內也有軍人。群眾中有人爬進車廂內看有何物，我也爬了上去，車內都是生活用品及炊事用具，沒有軍火裝備。群眾沒有圍攻、謾罵、毆打軍人，雙方和平相處，只是軍人沒有了行動自由。同在這一片地區內，群眾還包圍着另一輛軍用麵包車，裡面有10個左右軍人，有幾扇車窗還敞開着，但車門是關着的，車外有鋼盔等展覽着，不知群眾是怎樣從車內拿出來的。此時車都熄火停着，老百姓圍着他們，軍人們等着救兵的到來，群眾也等着事態的發展，像是膠着狀態。”
　　住在附近的鄧拓夫人丁一嵐事後也回憶說，大約從晚上8:30以後，就有部隊被阻於這一帶街道。部隊多次廣播，說我們履行任務，請大家讓開。但群眾不讓。丁一嵐還看見，先頭部隊用白色木棍揮舞傷人，群眾後撤的情景。她認為，部隊本可以趁此機會前進，但卻沒有，可能是要等候上級下達命令，因而用木棍開闢出的地方，復又被群眾占領。
　　6月3日晚11:00，木樨地被突破，復興門的對峙形勢發生逆轉。據丁一嵐回憶，打破僵局的也是槍聲：
　　“此時來了兩隊大學生，一隊一、二十人，持大旗開進部隊與群眾之間。學生派代表與部隊談判，要求部隊不要進城。部隊拒絕要求。部隊開槍將談判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擊斃了。群眾以石頭還擊。部隊開槍，此一帶死3人。”
　　就在楊繼繩轉道兒童醫院察看時，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正跟着木樨地主力部隊再次東行：
　　“大批運兵車載着全副武裝的士兵向東行駛，路面上許多士兵端着槍步行或跑步前進，一邊前進一邊開槍，整個地區密密麻麻的槍聲響個不停，硝煙瀰漫。我和一些人冒險來到大街邊上，當兵的一見有人觀看，立刻將槍口朝我們轉來，大家馬上躲避，緊接着就聽到一陣槍響，不知是否有中彈的，反正我是安全地跑到了樓後面。這裡有很多樓房，群眾都躲在樓群之間，不時地出來高喊‘土匪’‘法西斯’，然後再躲起來。士兵只要聽見喊聲，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人，就朝着聲音的方向掃射，樓房牆壁被打的火星四射，周圍的樹被打的嘩嘩作響。”
　　“有一次因躲避射擊進入樓群，剛好見到一群人圍着兩個中彈受傷的男青年，人們把他們兩個並排躺在一塊大木板上，一個好像昏迷不醒了，但還有呼吸。另一個人頭上身上血跡斑斑，旁邊一個人用手撐着他的嘴，幫他呼吸，子彈打中了他的脖子和胸口交界的地方，還可以看到鮮血不時從傷口冒出。那個撐着他的嘴的人說，傷者曾經停止過呼吸，撐開嘴後又有呼吸了。”
　　“幾分鐘後，來了一輛130小卡車，大家把兩個傷員連同木板一起抬到了車上，估計也是去了復興醫院。待槍聲小了，我又去路邊，躲在一座黃色大樓下的灌木叢中觀看部隊殺入城中的情景，不幸被一士兵發現，我就在他掉轉槍口時迅速地趴在了地上，霎時一梭子子彈打到了我身後黃色大樓的牆上，激起一串火星……”
　　“……我選擇了復興門外大街北邊一條與之平行的街道東行，大概行了一公里，轉南，來到了燕京飯店東側，這裡是一個與復興門外大街交叉的路口。路口南側有許多人躲在暗處觀看，但是沒有人敢到復外大街邊上站着，因為這裡的槍聲仍是響個不停。沒有人用磚頭石子襲擊軍人，也沒有人喊口號，但軍人只要發現有人看他們，立刻無情地開火，身邊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被子彈打得火星迸射，軍隊是一路前進一路大開殺戒。”
　　家居木樨地的陳暉告訴筆者：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邊樹從中錄音時，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的花壇掃射。此後他又在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個賣香煙的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李相事後的經歷部分證實了陳暉的敘述：
　　“過了復興門，還沒到木樨地，在路邊聽到有人講：有一個14歲的賣煙的小女孩，背對着煙攤，蹲在煙攤下面，但有半截腦殼沒低下去。結果那半截腦殼被擊中了。小女孩被打死了。……是蹲下，背對着，頭沒低下來。大家都在議論，這是什麼‘暴徒’啊？！”
　　一位午夜趕到此地的英國《衛報》記者，記載了接下來的情況：
　　“……我們到達復興門橋，聽到連續的噼啪噼啪輕武器的槍聲和間歇的重機槍的突突聲時，我們才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當時正是凌晨1:00。在這炎熱的6月夜晚，像往常一樣，有成群的人穿着背心和夏裙呆在這橫跨二環路的立交橋上。我們還沒開始了解現場，先就看到一位較胖的中年婦女被抬着穿過人群。她的前臂被劃開了一個大口子，由於驚嚇而全身顫抖。她被抬進了一輛出租車。當槍聲接近時，後面的人群激動得無法抑制了。他們開始把六輛帶拖節的公共汽車推到路中間橫起來，從路一側的樹叢到另一側的樹叢。”
　　據38軍前鋒回憶，因為路障使用的是帶拖節的公共汽車，中間疲軟的部分令排障的難度增大。當軍隊在這邊推動時，民眾在另一邊奮力抵住，雙方角力，相持不下。最後，是防暴隊員從車底爬過路障，或從車上越過“牆”體，這才打破路障後面的“人牆”。
　　眼看這道防線失守，人們再次點燃了這座路障。
　　此時的排障車和它的駕駛員，早已是傷痕累累。正當他們感到力不從心之際，從南苑東高地出發的38軍坦克大隊抵達二環路西南角。只見18輛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衝上復興門立交橋，立即向西面的大部隊迎上去。利用自身的鋼鐵外殼與內部機械力，他們從東面幫助推開了火障，將主力部隊接進了復興門，令舉步維艱的行軍大大加快了速度。
　　事後，一位在兒童醫院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楊繼繩，部隊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不久，兒童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
　　“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台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12:00時，電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
　　“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20多人。”
　　此後，楊繼繩循着另一條與復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東行，來到了阜城門內大街的人民醫院：
　　“這裡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員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20歲左右。女的書包里還裝着課本。護士說着哭了，用兩手捂着臉跑了。……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東西，說這是人腦漿。”
　　“我準備離開人民醫院，往口袋裡一掏，發現自行車鑰匙丟了。我找了塊磚頭把自行車砸開，幾個學生圍了上來。他們是維持治安的，以為我偷自行車，不讓我離開。我掏出記者證，證明我的身份……這時，一個同學在門口喊：‘誰自願獻血？’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
　　事實證明，軍人開槍並非都是針對“暴徒”。根據《戒嚴一日》官兵記載的當時情狀，從黑暗中飛來的無非磚石、瓦塊、牛奶瓶、啤酒瓶。最具殺傷力的，似乎是街邊高樓上扔下的花盆，但木樨地和復外大街兩邊的高樓距離馬路較遠，士兵被砸到的幾率不會很高。只是，受驚的戰士已失去了自制力，對於周邊的任何動靜都恍如驚弓之鳥。然而，他們不是鳥，他們被賦予了一個不能被理解的使命，手中的殺傷性武器的宣泄，掩蓋的是精神的空虛……
　　事後，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丁子霖記載，在同一時段、在上述軍隊開進地區（以木樨地為主）遭槍擊致死的，有大學生、中學生，大學老師、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員、婦產科實習醫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部門負責人，法院、總政干休所、鐵路局職員，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轉業軍人）、解放軍總醫院301北門哨兵（武警士兵）、西單民族飯店的廚師。這些遇難者中最小的呂鵬，年齡只有9歲……
　　他（她）們中有的是因為救護別人而喪生，有的死於不准救治。
　　“軍隊在木樨地開槍了！”
　　“真槍實彈！”
　　“死人了！”
　　從那一刻起，不幸的消息立即飛遍全城。有人從當地朋友即時打來的電話中，都能聽到“嗶嗶剝剝”炒爆豆似的聲音。
　　更不幸的是，暴力並沒能鎮壓暴力，犧牲並沒有終止犧牲。暴力在競爭中生長，變得更加野蠻；犧牲在激勵中發揚，變得更加壯烈……
　　被打消的，只是人性中的浪漫主義；進一步犧牲的，是那些執着的理想主義者。

　　第五節 民族文化宮

　　已經通過復興門的38軍大部隊也沒想到，在僅有一站地之遙的民族文化宮前，這支“如虎添翼”的部隊，再一次遇到了強烈的抵抗。先前到達的武警防暴隊，已經在此與學生和市民“拉鋸”近一個小時。
　　據當時一位從廣場出來，騎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憶：
　　“我們取了自行車後往西騎行……接近民族飯店時，已見人群攢動，騎不過去了。問人哪兒在衝突，人們說，就在眼前了。正說着，忽見一陣煙霧在前邊升騰而起，大家紛紛後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氣味湧來，熏的人直要流眼淚。原來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對小雪說：‘快把自行車放到馬路邊上去，看來是過不去了。’”
　　“待我放好車後，一轉眼卻不見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鏡和口罩隨着人們往前跑，想要看個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後跑。這樣拉鋸了幾次之後，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們的催淚彈用光了！’於是群眾吶喊着又往前衝。沖在頭裡的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一面紅旗。可是衝出200米遠後，軍人又反應過來，雙方開始用磚頭互擲。”
　　“我站在自行車上，聽到磚頭砸得路邊商店玻璃乒乓直響，心裡直害怕。這時路中央的群眾已退到我東邊去了，只有馬路邊上還有許多人。我清楚地看見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齊腰長棍，肩挎衝鋒鎗，不斷撿磚頭向前面和左右投擲。一些年輕人為躲避磚頭襲擊，踩着我的自行車跳上了約兩人高的房頂。我嚇得一叫，他們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頂的磚頭扔在地上以作武器。”
　　“過了一會兒，不知為何軍人又朝後撤，群眾又朝前衝去，我也下了房頂，推起自行車朝西去。走到民族飯店東側，向西沖的群眾已沖得很遠。……”
　　此時，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也在現場。據說，他目睹軍民對峙的局面非常焦急，隨即跑步到最前方，對一位軍官展開說服工作。“沒想到這位軍官二話不說，舉起手槍朝他當胸就是一槍。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當即傷重倒下。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及時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搶救，終因傷重不治身亡。”
　　“忽然，前邊的人又一次朝後湧來，只聽得遠處像炒豆子樣響起呯呯乓乓的槍聲。有人從前邊跑來大喊：‘開槍了！開槍了！’人們紛紛問：‘是不是橡皮子彈？’退下來的人憤怒地大叫：‘前邊已打死幾十人，還說是橡皮子彈？’群眾頓時感到十分恐慌。正在這時，前邊抬下兩個被槍打傷的人，大家紛紛上去幫忙抬往民族飯店門裡。”
　　一位住在民族飯店的外國人，見證了小鹿描述的過程：
　　“午夜，透過我所住飯店的窗戶，我看到約20名身着戰鬥服裝的士兵向人群中投放催淚彈。一些年輕人被打倒在地上。這引起了反抗。示威者用石塊回敬，並用木棍和鐵棒把自己武裝起來。在飯店前展開了約一小時的激烈搏鬥，有人受傷或許還有人死亡。傷亡人員被抬走，救護車也開到了現場。有一小會兒，我下到飯店的門廳走到街上。但當搏鬥又開始時，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間。”
　　另一位從天安門廣場下來的外國攝影記者，則見證了民族宮前“拉鋸”過程漫長的另一原因，及一名武警被毆打至死、多名軍人受傷的過程：
　　“午夜之前或午夜左右，我從天安門廣場沿着西長安街向西走。過府右街不遠有一些路障，路障後面有一輛滿載帶有防爆盾牌士兵的大轎車。車已被群眾圍住。當大約六、七十名士兵沿着府右街開來時，群眾突然散開轉入長安街向西跑，並開始向新到來的士兵扔東西。這些士兵配有防暴盾牌，做出要向人群衝去的樣子，扔催淚彈，並回扔石塊。混戰移到西單，接着向西一直打到民族飯店。當一些士兵的催淚彈耗光時，一些人就衝上去抓他們。人群中的學生和其他一些人試圖阻止這些人毆打士兵，但沒有成功。一個士兵遭到石塊和棒子的毆打，他倒下後人們繼續毆打他。其他幾名士兵也遭到同樣的攻擊。一些受傷或死去的士兵被抬進民族飯店。我設法進入了飯店，裡面全是治安人員。當我要給受傷的士兵照相時，遭到治安人員的攻擊，其中一人試圖用我的相機的帶子勒我。兩位美國人幫我解脫出來，並把我帶到他們的房間。透過飯店的窗戶，我可以聽到槍聲，看到坦克沿着大街開來，以及傷亡的平民被三輪車運走……”
　　這支從東面衝來，與38軍進軍大部隊撞個正着的小分隊來歷不詳。但事後有介紹“共和國衛士”的資料，談到此時有兩股人馬在這條大街上從東面往西衝鋒。
　　第一股是入住大會堂的63軍某部通信團4連排長劉國庚及其戰友，他們曾“自告奮勇”前往西單解救三輛被圍困的軍車。行至“電報大樓附近”，遭遇“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被送往醫院。劉國庚隻身一人，面對瘋狂的暴徒，毫無懼色，奮勇突圍，但終因寡不敵眾，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6月30日，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
　　另一股由東向西的部隊，是“奉命到西單路口設卡”的武警部隊北京總隊一、二支隊的官兵。大概因為38軍開進主力在復興門獲得了坦克大部隊的支援，為了從後方為大部隊開進早拓空間，他們放棄由西向東的開道計劃，改從復興門沿西二環路繞道阜成門立交橋，然後向東、向南，向集結地行進。其中二支隊一大隊部通信班戰士李國瑞在阜成門立交橋“被暴徒用棍棒、鐵鍬等兇器瘋狂毆打殘害，並懸吊於立交橋欄杆上，壯烈犧牲”，其餘人成功抵達西單路口。官方記錄顯示，他們從西單一路“挨打”，一直衝到民族飯店：
　　“部隊到達西單路口，遭到許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圍堵襲擊，磚頭、石塊、汽水瓶雨點般打在幹部戰士身上。為不誤傷群眾，劉艷坡和戰友們表現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堅持向群眾宣傳，一面與暴徒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在佟麟閣路口，劉艷坡為掩護戰友被飛來的石塊、磚頭砸傷多處，昏倒在地。在被搶送醫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攔截，殘酷毆打，壯烈犧牲。”
　　與這個記錄形成參照的，是此時在民族宮附近觀察的《人民日報》記者給報社打回的電話：
　　“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着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7月1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劉艷坡“共和國衛士”稱號。上述外國攝影記者見證的，大概就是劉艷坡及其戰友的不幸經歷。
　　此時，仍在民族飯店前的小鹿看到：
　　“防暴警察過後，便是龐大的裝甲車、運兵車和長長的用帆布蒙上的車輛，共分4列向前推進。裝甲車周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跟着裝甲車向前，猶如在戰場上一樣。有的人低聲咕噥：‘老山前線挪到長安街上來了！’有兩輛裝甲車上掛着紅布橫幅：‘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來一陣低低的噓聲。這是宣傳車，喇叭里喊着：‘你們趕快回家去！’群眾中有人喊：‘你們趕快滾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圍人制止，實在太危險了。”
　　在民族飯店的一個窗口，先前的那位外國觀察者繼續寫道：
　　“凌晨1:00，從西面開來大約二、三十輛裝甲車。裝甲車後面是一長串滿載武裝士兵的卡車。……街上的路障完全被軋平了。一個多小時後，當車隊的最後一輛卡車從民族飯店前經過時，幾百人（不光是學生）出現在街上，他們追趕卡車，呼喊抗議口號。有些人還投擲石塊。士兵越開槍，人群越堅決越憤怒。忽然人們唱起《國際歌》，他們用石塊武裝自己並向士兵扔去。群眾還向士兵扔了一些燃燒瓶，燒着了最後一輛卡車。射擊持續着。開始士兵向人們頭上方開槍，接着是朝各個方向開槍。在我住的飯店的前廳牆上也可見到彈孔。據我所能看到的，當時沒有大規模屠殺，但有傷亡。在車隊過去之後，這裡又平靜下來……”
　　槍聲過後，救死扶傷的問題又凸顯出來。此時，小鹿和身邊的一對戀人轉道民族飯店東側的一個小巷子中：
　　“忽然聽到後邊一片叫喊：‘讓開！讓開！’一看，只見一輛平板車疾駛而來，旁邊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亂。車上躺着中彈群眾，有人幫其捂着傷口，急急而去。驚魂甫定，又是一片‘讓開！讓開！’的喊聲，又有受傷者通過。那位男朋友是醫學院學生，他說：‘前邊有個郵電醫院，我們快去！也許能幫點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後，終於來到這所醫院。許多人圍在這裡，自動組成的學生糾察隊攔住眾人不讓進去，並拉出一條通道，供送受傷者的人進入。”
　　“……只見送受傷者的人流不斷，急急忙忙一個，急急忙忙一個，令人心懸在嗓子眼。受傷者有的用救護車或其他汽車送來，有的用平板車或自行車送來，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則肩背人扶而來，平均每分鐘一個。醫院門前的水泥地上已經汪了一灘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鮮血。”
　　“……單單是一樓已有9個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彎盡頭。……有一個攝影記者、兩位醫生及另外兩、三個人在旁，並悄悄議論着。記者說，他一定要讓他的攝影機記錄下這幕慘案，今後好讓世人目睹真相。”
　　“我請人揭開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屍體身上放着的身份證或記錄姓名等情況的紙片，一一抄錄下來：
　　劉建國：男，35歲，西城區橫二條50號。
　　富爾克：男，19歲，中央民族學院88級預科生。
　　吳國鋒：男，中國人民大學工經86級，學生證號：6070115。
　　顧麗芬：女，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86級。
　　劉忠：男，19歲，政法大學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隆：男，清華化工系。
　　馬鳳友：男，工業企業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馬駿飛同死。
　　許瑞和：男，復員軍人。
　　另有一學生系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還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隨身沒帶身份證）”；“一位剛送到的受傷者嘴唇中彈，上唇被撕成兩瓣，上牙全無。”
　　“我在三樓看到，因受傷者太多，病房裡和走廊上都躺滿人。一位背部中彈的受傷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兩名醫生就開始給他取彈片、做縫合手術。從他背上取出一顆彈頭，是五四式衝鋒鎗子彈。他拿在手裡觀看。應我要求，讓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說要永遠保留着作為紀念。”
　　“回到一樓，見那位在醫院門口痛不欲生的女學生已經獲准進來，並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顆機槍子彈，很長，把他的背脊穿了兩個洞，有拇指粗細，血流如注。醫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針藥打在藥棉上，用手按住藥棉在傷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斷發出撕心裂肺般的慘叫，女學生把臉貼在男孩子頭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淚水。我詢問了女學生，知道他倆都是清華大學學生，心裡更加難過。”
　　“槍聲響了一夜。護送受傷者進來的人互相講述着各自的歷險記。一位30多歲的男子說，與他站在很近的兩個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婦女腸子流了一地，當場斃命。他護送了兩名受傷者入院，渾身是沾上的鮮血。”
　　“這家醫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術。許多受傷者需要轉到積水潭醫院。他們被安置在長椅上或擔架上，兩人抬起，旁邊再有一人舉着吊水瓶，就這樣匆匆而去。醫生說，他們都免不了截肢。有人開了個黑色幽默玩笑：‘這下，鄧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馬了！’”
　　“已是6月4日凌晨，我們最後詢問了一遍該醫院死亡人數，已是22人！這時是5:15。”
　　此時也到達了郵電醫院的楊繼繩，也看到了“走廊里都是傷員”的情形：
　　“有人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警察。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警察無可奈何地呻吟。……”
　　一篇次日刊登在英國《衛報》的文章，則記述了作者在民族飯店北面的人民醫院看到的情景：
　　“我們來到人民醫院，這是一家小醫院。那裡看起來像個屠宰場。長凳上、床上和放在地上已被血浸透的床墊上都躺着人。許多人胸部、腿部或頭部有裂開的彈傷口。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已送來300名傷員。其中包括35名重傷員和70名其他程度的傷員。已有4人死亡，包括一名喉嚨中了彈的9歲小女孩。’學生搶救了一些被嚴重毆打的士兵。我們看到一位渾身是血，顯然是活不長了。”
　　以後，楊繼繩又來到二龍路醫院，也看到的類似的情況。他本想繞道西四南下回單位，沒想到西單路口已有“密集的槍聲”。

　　第六節 西單

　　西單，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前遇到的最後一道防線。
　　據家住西單附近的陳毅然回憶：6月3日黃昏下班的時間，她來到西單路口東時，大街上的人很多。有一輛22路公交車已經被橫在了馬路中間，被當作路障。正在那時，她看見一輛藍色麵包車從東面開來，在到達現在的西單圖書大廈西邊時，向北拐，停在了大廈西邊的路口：
　　“出於好奇，我和一些人走了過去。我站在車門口，只見着便裝的司機走出來，拉開車廂門，啊! 是滿滿一車嶄新、黑亮的長槍。……司機操着一口外地腔，手指着槍對我們說：‘你們可以拿走這些槍’。天哪！這是什麼人？為什麼這樣做？我一堆疑問，也更加緊張，下意識的擋在了車門口。……心裡快速地想着兩個問題：第一，千萬別有人拿槍，這會給社會帶來很大麻煩。第二，如果有人拿了槍，我是不是要阻止他們？現場很靜，圍觀的人真的沒人拿槍。這時突然有一個人說話了，提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你是軍人麼？’其實他雖然着便裝，但那作派一看不會有人否定。司機沒回答，但他從車裡取出一個老式軍用水壺。這是我很熟悉的東西，只是多年不見了。因為我站的地方離他最近，他就將水壺遞給了我，並說：‘你拿去吧，還能用的。’我不解地，又是下意識地接過水壺，沉甸甸的。可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一位看似中年的男人擠上來，伸手拿過水壺並迅速打開蓋子，一股濃烈的汽油味冒了出來，我們現場的人，都‘啊！’的叫了出來。接着，在大家還沒搞明白的時候，拿水壺的人跑向橫臥在路口市民做障礙用的22路公交車。”
　　當天的晚些時候，當她吃完晚飯，再次來到西單路口時，那輛22路公交車已經“在熊熊大火中燃燒着”。
　　那位曾到達木樨地，決定到東面看一看的輕工學院學生經過這裡時，尚未看見這輛公交車着火。但他看見，在西單路口，白天被圍困在那裡的大轎車尚未轉移：
　　“車裡面軍人的職位看起來比復興門那邊被圍困的軍人要高，車門關着，靠車門的車窗打開着，群眾中有人和車裡的軍人交談，還有人往車裡送冰棍，軍人們顯得無可奈何且有些煩躁。西單這個地方比起復興門立交橋那裡氣氛顯得更緊張，民眾已經用大型交通車輛將十字路口差不多封鎖住了，只有小型車輛，自行車和人還能慢慢通過。”
　　“用作路障的公共電車，汽車頂上站了許多人，他們都往西張望，似乎等着軍隊的到來。此時還有有組織的學生列隊通過這裡往天安門廣場進發，高唱着《國際歌》……西單路口東側停着一輛軍隊大轎車，裡面空無一人，顯然也是被群眾繳獲的，車頂上展示着輕機槍，半自動步槍等，有學生模樣的人站在車頂上講：偷運這些軍火進城就是要對學生和市民進行武裝鎮壓的。”
　　從西單繼續往東，他看到了楊繼繩也看到的場面：人越來越多，而且明顯多於前幾日。
　　“途徑六部口十字路口時，眾多的人們圍在一起，中間有一塊空地，一個人在那裡講話，說的是當日白天軍人或是武警在這裡使用催淚彈的情景，那一塊空地上還留有催淚彈燃燒後的痕跡。路口南側馬路上停着大轎車，不止一輛，聚集的人太多了，看不清有幾輛。車輛損壞的比較嚴重，玻璃都打碎了，車身傷痕累累。……還有人說，看見有武警也跟着砸車，不知為何，是否要嫁禍於民。”
　　“……此時正趕上把守新華門的士兵換崗，只見從門內列隊走出來一隊士兵，有幾十人，來替換上一班的士兵。士兵的裝束髮生了變化，上一班的還頭戴大沿帽，來換崗的全頭頂鋼盔了。這樣一來氣氛就不一樣了，明顯緊張了許多。不過也引來了一陣鬨笑，笑他們過分緊張了，大可不必。”
　　新華門，自“四二〇”事件後，清靜了20多天。5月13日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開始，就有100多名大學生來此地靜坐，試圖開闢“第二戰場”。但由於廣場的動靜更大，這裡的活動基本沒有收到多大反響。5月16日“中蘇峰會”，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北門附近的福建廳會見戈爾巴喬夫，學生“對話團”和“中國科技大學青年教師”17人在此宣布“絕食、絕水”請願，最多時聚集了3000人。5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絕食團”和“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絕食團”再次占領新華門前的空地；此後又有北京科技大學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加入。5月31日，經國務院各部和各校領導勸說，除法大與北京科技大30餘名學生外，大部分師生已跟隨勸說者回校。據吳仁華回憶，該校學生一直堅持到6月2日被強行驅散。但根據上述輕工學院學生的見聞，至少到6月3日晚11:00，新華門紅牆以外，暫時還是“民眾的天下”。
　　但“民族宮防線”的潰散，令西長安街形勢急轉直下。
　　據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王德邦回憶：
　　“我們當時考慮軍隊是衝着天安門廣場而去的，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市民越多，屠殺清場的可能性就越少。於是自治會廣播呼籲學生到‘三一八’紀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門廣場聲援。”
　　“我決心去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共生死。陳章寶在紀念碑前發表了簡短演講後，將師大一面指揮旗交到我手中，並叫我跟同學們說幾句。記得我當時只說了一句‘我希望每個學生都平安回來’，就再也說不下去了。我本來確有很多感慨，但當時是沒法說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軀是阻擋不了槍炮坦克的，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沉重與痛苦，不知誰能體會。我默默地舉起指揮旗，帶領同學義無反顧地衝出了師大校門，一種可能永別的悲情襲過我出校門時的心。”
　　他們原打算趕到天安門廣場，但行至西單附近就有學生來報，部隊已經到民族文化宮了。大家心急如焚，“不約而同地奔跑起來”：
　　“隨我跑到西單路口的師大學生因中途掉隊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讓大家手挽手背東面西橫過長安街的西單路口，並叮囑大家看我的指揮旗行動，如果我的指揮旗放下，大家馬上往東衝進天安門廣場裡面，會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起行動。我告誡大家千萬不要硬阻，那樣不會有什麼作用。”
　　交代完畢，王德邦獨自爬上了一輛橫在西單路口的公交車。
　　此時，已離開郵電醫院，重新回到西單路口的小鹿，也看到了兩面旗幟：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正規校旗，一面是臨時自製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醫學院的旗幟。在兩面旗幟下，是手挽手、肩並肩的一百來名學生，迎着部隊走去。
　　已經爬到路障汽車上的王德邦向民族宮方向望去：
　　“西邊過來的軍車那雪白刺眼的燈光在午夜的長安街已清晰可見，槍聲也透過遠處軍車的轟鳴與近處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東湧來，並紛紛往兩邊胡同散去。緊跟在人群後的就是坦克。”
　　“我上車不到10分鐘，頭上就傳來啪啪的爆裂聲，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雙眼就頓感澀辣難睜。我想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催淚瓦斯了。我趕忙放下指揮旗示意後邊的同學們快撤，同時自己也摸索着往車下爬……”
　　據“北高聯”的一份文告稱，就在軍隊釋放大量催淚彈過後，“幾輛汽車同時起火”，這個過於“巧合”的情節，與前述陳毅然目睹的“一壺汽油”的故事結合，令人懷疑“是便衣有意所為，意在嫁禍於學生市民”。
　　不知為何，事後來自官方的材料避開了對這些着火汽車的描述，卻描述了另一片“火海”？——
　　“共和國衛士”姜超成“事跡”稱，大約“當部隊行到西單路口時，路面被暴徒鋪上棉被，澆上汽油點燃，一片火障。他冒着雨點般的石塊，站在最醒目的位置――交通安全島上進行指揮，並親自帶領一個突擊組沖向火海，一面撲火開道，一面向暴徒進行反擊。”
　　一位退伍兵的現場觀察，同時提到了兩種火。憑着偵察兵十餘年的經驗，他能分辨出槍的類型和子彈的落點：
　　“……行至西單路口，聽到槍聲連成一片，不時夾雜着狙擊槍的點射和坦克高射槍打平射很沉悶的散布射。”
　　“1:06槍響起的同時一輛輛汽車被點燃了，西單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鋼盔的反光很搶眼，5個、10個、15個，越來越多，沿長安街左右兩側，成兩列縱隊半蹲半貓腰前行。我心頭一沉：壞菜了，突擊兵！”
　　“隨即59衝鋒鎗火光四閃……他們運動我運動，他們停止我停下。我們學的是一個教程，停下就是瞄準射擊。”    
　　“我向後觀察：還有幾個人在掩護群眾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後邊壓陣，十幾人要掩護上萬人的撤退，對上萬人和十幾個退伍兵來說，此時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冒險。”
　　“離突擊兵最近時就是40米，子彈打得滿地面冒火星，像過年放鞭炮，我聽不到槍聲，只看見火花四濺，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會受傷，因為火星就是前一彈着點，兩顆子彈不會落在同一地方，這是常識。”
　　跑着的有倖免於難的，躲着的卻有不幸中彈的。據莫默回憶，大約就在同時，在民族宮附近的一個胡同口，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的姑娘，被擦過樹皮的子彈擊中。“子彈從她的右太陽穴鑽進，左太陽穴穿出”，“白花花的腦漿和着鮮血往外涌”。四年以後，他才從丁子霖那裡看到這個姑娘的照片，得知她叫張瑾，遇難時年僅19歲，是國貿中心培訓班學員。她就倒在男友的身旁。
　　一位和部隊差不多同時到達西單十字路口的目擊者稱：
　　“由於幾次後撤以躲避子彈，我沒能看清當時的情況。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長安街上車輛燃燒時映照出的市民的輪廓。他們在向前進的部隊投擲東西。槍聲不斷，部隊也在投放催淚彈。我起先以為士兵在放空槍，但我看到人們倒下，受傷或死去。後來我到六部口，進入府右街。那裡有輛軍用吉普，已被完全拆毀。我把自行車放在路邊，又回到長安街的街口……部隊黑壓壓地布滿了長安街。……突然一個士兵在離我3米遠處出現。我馬上蹲伏下來。這個士兵正在扔石塊並叫我扔掉手裡所有的東西。我爬進府右街，摸到一大灘血。士兵們還向街對面的人開槍。……這時有人騎車經過，車後面載着一個中彈的人。”
　　這時，已經艱難地爬下公交車的王德邦，突然感到“長安街一片漆黑”。也許是催淚彈的作用，但他認為，這是“人為的熄燈，以便讓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值得慶幸的是，他爬下這輛公交車前，它沒有着火。
　　當他摸索着來到南面的牆根時，聽覺告訴他，“軍車的轟鳴聲很近了，同時感到腳下水泥地上有爆裂聲”。他努力睜開眼“看到腳下有火星在濺動”。他意識到，這“是子彈在跑……”  
　　“不知什麼時候，有個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邊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將所見情況念叨着：這麼多坦克，還有炮呢，不好，那邊有幾個人被打倒了，還要去追那些跑的。又開槍了，完了，又有兩個倒下了……這些土匪、軍閥、法西斯，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也沒有這樣啊！太殘酷了！他說着說着，聲音在激動中變成嗚咽。”
　　“停了一會，就聽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細微響動聲，我側頭看去，就見那人揚手拋出了一片瓦。馬上噼啪的子彈聲就響了起來，並且一隊士兵衝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幾槍……”
　　王德邦在跑，撤退的人流中，退伍兵也在跑：
　　“我跑着跑着，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邊的大兵有多遠，80米、100米了，身邊開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軟軟地塌了，有人硬硬撲地發出很響動靜，有人像紙片一樣飛出去，千姿百態。突然，我面前像爆開一朵紅菊花，跑在我前頭是一個穿白襯衣的人，紅色就在白衣上開放，我們跑一條軸線，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還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們，你中彈了，背後。’他伸手觸及背後，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還未觸地面，我的一條胳膊就夾住了他，另一個人胳膊也伸過來，同時把他撈起來。平常想練練這份功夫都不容易，這叫寸。”
　　“終於脫離了危險區，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樓工地的胡同口，自發救援的人，打接力把傷員轉移走，效率很高。一個女孩大叫：‘媽喲！’捂着手衝進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斷了，隨手扯下一條男人圍在脖子的毛巾，給她捆住動脈。”
　　“這當口，一個小伙子衝過人們的阻攔，手抓兩塊板磚：‘他們槍殺平民，我跟他們拼了！’我縱身一撲，將他強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氣，我也喘着粗氣，等他冷靜了，我小聲說：‘他們有槍!’”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氣，人們全龜縮在胡同里。奇怪，又聽見槍聲了，緊張時聽不到槍聲，全是視覺感受。點射穿過街道是回聲，還有拖音，散布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聲，打在土地上啾啾聲。老兵知道回聲是子彈離得遠，‘啪啪、啾啾’子彈是離得近，得當心了，這也是常識。”
　　1:45，在前鋒已經抵達天安門廣場後，38軍的部隊在西單仍未過完。有安全意識的退伍偵察兵選擇了有鐵皮大門的民航售票大樓工地作為藏身之地，並通過鐵門縫隙繼續觀察：
　　“突擊兵過後就是裝甲車隊，黑影憧憧的墨綠色裝甲車133、135、144，首尾相顧。”
　　“裝甲兵過後是軍用卡車，指揮車、通訊車，游動步兵分隊，連綿不絕。這會兒槍聲停了，人群又從胡同冒出來、工地的牆頭翻出來，人群並不比打槍時少。兩女孩不聽人勸告，一直尾隨着大兵走到街口，她們還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聲吼：‘不要命了，還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靜地說：‘那你哪？’”
　　退伍偵察兵對人性與戰爭行為的關係似有深刻思考，他寫道：
　　“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來源於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但此時，“大無畏”已經不僅僅是某類人。因為他接着又看到了一位老人：
　　“一個老人就坐在馬路牙上，手拿煙斗吸煙，從他坐的姿勢來看好久沒動，續煙也續好幾鍋了。”
　　“當兵的也覺得怪了，圍攏他轉幾圈，就見煙火一紅一滅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不怕死就能永遠不死，神了！在這大屠城時節，他是練的哪份功啊，他想些什麼？……當兵的放了他一馬。”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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