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知道“六四”嗎？你經歷過“六四”嗎？你還記得，北京的民眾手無寸鐵，與坦克、自動步槍搏戰的情景嗎？如果你已經淡忘的話，那麼你看吧！——親歷過那個事件的北京市民，人人都應將所見所聞，如實記錄下來，告訴子孫後代！


　　老高按：“六四”30周年前夕，我再次翻開了陳小雅《八九民運史》。
　　腥風血雨從打開的書頁撲面而來。那些刻骨銘心的場景，那些令人目眥盡裂的呼喊，那些悽厲的槍聲……分明宛如昨日！
　　經歷過那個場面的北京市民，足有好幾百萬人。但30個春秋流逝，人數在減少，記憶也會淡漠。我們海外的中文讀者，更多的人，並沒有親眼目睹過那驚心動魄的場景；更多的人，聽得更多的，還是當局越來越大事化小、直至嚴密封殺的說法……親歷過那個事件的北京市民，實在應該將所見所聞，如實記錄下來，告訴子孫後代。拜託了，各位！
　　這裡，我要套用著名的《黃河大合唱》的朗誦詞——

　　朋友！
　　你知道“六四”嗎？
　　你經歷過“六四”嗎？
　　你還記得北京的民眾
　　手無寸鐵，與坦克、自動步槍搏戰的情景嗎？
　　如果你已經淡忘的話，
　　那麼你看吧！

　　從今天開始，我將節錄陳小雅去年給我的電子版《八九民運史》十卷本（今年由公民社出版的紙版十卷本，我沒有讀到，估計就是根據這個版本印行。但可能出版印行之前，又有少許訂正，畢竟又過了近一年）中的部分篇章。
　　今天登載的是：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九卷《六月腥風》的“第十八章 收網”的第一節到第三節，講述的就是1989年6月3日下午到晚上。
　　原著有大量注釋，為便於閱讀，只好刪略。欲知詳情，請設法購置《八九民運史》，據說可以拆零訂購。


　　第十八章 收網

　　節選自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九卷《六月腥風》


　　第一節 軍隊強行開進

　　據戒嚴部隊當事人回憶，至少在5月31日，各部隊已經收到來自戒嚴指揮部的“清場預案”，並根據自身的特點，對之進行了“修改完善”。 但是，對於6月3日的“緊急開進”命令，似乎都有些“突然”的感覺。
　　“提前清場”的決定作出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向戒嚴部隊下達緊急命令，要各部隊按行動方案立即組織部隊開進。同時命令，各部隊要與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隊密切協同，採取一切手段及時排除障礙，如遇到阻攔，採取堅決措施，迅速到達預定位置。
　　據38軍少將政委王福義回憶，由於軍長徐勤先被拘禁，6月3日下午4:00，前往北京軍區領受開進命令的是副軍長張美遠。5:00過後，接到命令的張美遠為了爭取時間，從軍區給38集團軍打回電話：
　　“（軍區命令）我集團軍為先導，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排除，務必按時到達。同時命我集團軍於當晚10:00前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成4路縱隊乘車東進。”據此，張副軍長提出將整個集團軍密集收縮在1公里之內，人車集中，首尾相顧，形成鐵拳。
　　據38軍史料，自胡耀邦逝世以來，該軍已三次奉命進京“執勤”。第一次是4月22日，任務是保障胡耀邦追悼會和靈車安全，執勤人數近9000人，調動車輛409台；第二次是“四二六”社論以後，任務是警衛人民大會堂和組成“制止動亂預備隊”，人數5100人，調動汽車234台，自4月27日到5月5日，漸次進入西長安街一帶各部隊大院；第三次是執行“戒嚴令”。
　　5月19日，該軍奉“戒嚴令”出動的部隊有112、113師，坦克六師、炮兵旅、高炮團、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計15099人、851台汽車、213輛裝甲車、33輛坦克車，外加坦克搶救牽引車。實際上是在前兩次進京部隊中追加了113師和112師的336團，並增加了裝甲、坦克車的比重。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很少看到112師在執行“戒嚴令”開進過程中的故事，而這支以逸待勞的軍隊，在未來的清場開進過程中，被用在了“刀鋒”上。
　　到6月3日接到“清場”令時，除在南苑東高地的112師裝甲車隊和因“大井事件” 轉移到豐臺西倉庫的113師外，38軍的指揮所、112師、炮兵旅、高炮團和通信團等將近7000人，早已進入復興路（從公主墳—翠微路—萬壽路到五棵松）一帶，集結於總參、總後、301醫院等軍隊大院。在接到北京軍區的開進命令後，38集團軍首長制定了具體的開進方案：
　　“以A、B兩個步兵師一家兩路，齊頭並進，坦克、炮兵旅和工兵團隨後跟進。整個車隊先頭設600人左右的防暴隊、排障隊開路，兩側由各自的防暴隊護車，人車相互掩護前進。整個戰術以集團密集隊形，對付人海戰術；以原始防衛手段對付磚石、木棍等的攻擊，以強大的威勢對付反革命氣焰。”
　　據王福義透露，在政治思想工作依據不足的情況下，這種編隊方法，出於一種激勵的意圖：
　　“我們這個部隊有自己的傳統作風，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榮譽感很強，內部比勁也足。解放戰爭時期我們軍主攻天津，就是以這兩個師並肩突擊，很快打進城去。這次又這麼做，兩個師勢必爭先恐後……”
　　也許是為了減輕“西路一梯隊”——38軍的開進壓力， 在東路的39軍和40軍、南路的15軍、20軍似乎在更早的時間已經接到開進命令。據當事人回憶，6月3日下午4:45，瀋陽軍區的40軍118、119師在少將軍長吳家民的率領下，已經從首都機場出發，由東北向西南，沿京順路—機場路—太陽宮—三元橋，向東直門開進。就在38軍準備方案、進行動員期間，5:30左右，40軍已有50輛運兵卡車在東直門被攔截。
　　5:00整，駐紮在南苑機場的廣州軍區空15軍兩個旅，在大校副軍長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的帶領下，從南苑路向人民大會堂東門開進。
　　與此同時，駐紮在北京南郊大興的濟南軍區20軍58、60師，在軍長梁光烈的帶領下，向前門箭樓開進。
　　當晚6:00，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向全體市民發出《緊急通告》：
 　　“當前北京的事態發展已十分嚴峻。極少數暴徒大肆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公然誣衊、圍攻、毆打和綁架解放軍戰士、搶奪軍火武器，圍攻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並企圖糾集各種勢力，隨時可能製造嚴重的暴亂。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決不能置之不理。為此，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者，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自己負責。”
　　據楊繼繩日記，北京電視台反覆廣播了這個《緊急通告》。但是，不知道是因為沒有聽到，還是因為對通告所警告的後果不相信，或者僅僅是因為當天是周末，“晚飯後，上街的人比過去更多，滿街都是人。”“西長安街兩邊的人行道上，擺滿了自行車。很多人罵政府。”據他判斷，這是“群眾和政府的對立情緒更嚴重” 的緣故，“政府越不讓出來，出來的人越多”。
　　晚7:00，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再次播發了《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緊急通告》。
　　7:55，此前已經從北京東郊出發的瀋陽軍區39軍由大校師長張作禮帶領的115師的70輛軍用卡車，被阻於建國門立交橋到建國門外大街一線。
　　與此同時，已進入人民大會堂的27軍對部隊進行了戰前動員。官兵們被告知，按照戒嚴指揮部的命令，後面部隊將在晚9:00開始強行開進。
　　晚8:00，北京軍區38軍的指揮車隊開始上路。據天安門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的高新後來採集的信息，該軍擔任“主攻任務”的一個團，戰前動員的場面十分“火爆”：
　　“可能是因為在軍隊自己的大院裡，圍觀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屬的緣故，這支部隊在進行‘戰前動員’時對‘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經毫無顧忌。士兵們持槍列隊，軍官高聲喝問﹕‘敢不敢打？’‘敢打！’……‘怎麼打？’‘往死里打！’於是，數十輛軍車滿載荷槍實彈的官兵，高呼着‘38，萬歲！38，萬歲！’的口號，殺氣騰騰地開出總後大院。第一輛車開出大門，車上的一個士兵就已按捺不住‘階級仇恨’的怒火，扣動衝鋒鎗扳機，橫掃了一個‘扇面’。頓時，大門口左側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彈，應聲倒地。”
　　“鎮壓伊始，第一個倒在‘最可愛的人’槍口下的竟也是一個‘最可愛的人’。”
　　王福義沒有記載這樣的場面，他只寫道：
　　“集團軍指揮所的車隊上路，駐地的官兵、群眾目送我們，表情十分嚴肅。有什麼想法卻說不出來，只是默默地揮手為我們送行。”
　　據高新說，在這批軍車裡，有的裝了很多碎磚頭。這個信息，與集團軍“以原始防衛手段對付磚石”的對策是相符的。
　　據王福義回憶：
　　“一上大街，我看到街兩旁已經圍着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我們的車到達公主墳轉盤東口時，數以萬計的人群湧上公路和林蔭道，向我們圍上來。有的舉着鐵棍、鐵管，站在公路中間攔擊；有的揮動拳頭朝車隊狂喊：‘當兵的，滾回去！’我們軍指揮所十幾輛車孤零零擺在中間，處境十分危險。”
　　由於指揮車隊出發太早，該軍的主力112、113兩個步兵師尚未趕到。沒有側翼保護的車隊遭到了四面雨點般飛來磚石的襲擊……
　　據“國際特赦”的一個消息來源說，圍堵群眾與部隊的衝突就開始在這裡：
　　“衝突始於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墳。軍隊向東推進時對人們使用了電棒。當一位年輕婦女被打後，一位青年對士兵講，不應毆打婦女。但他遭到一陣痛打。當時士兵還沒對人開槍，僅對地面開槍，而且人們也以為使用的是空心彈。所以，當部隊向東推進到木樨地時，人們的膽子很大。……”
　　就在38軍出發之時，武警部隊也接到北京軍區命令：當晚8:00到軍區“領受任務”。當50名“戴頭盔、盾牌、電警棍，又裝了1000發催淚彈”的防暴警察到達軍區司令部的作戰室時，眾多的二星、三星將軍已經雲集此地。
　　“寬大的軍用地圖上若幹個三角形紅色箭頭，從東線、西線、南線、北線直插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盤踞的天安門廣場。”
　　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當着眾將軍的面，親自對這支防暴隊進行了動員：
　　“同志們，目前，首都從學潮引起的動亂已經發展成暴亂。他們燒軍車，搶軍火，傷害解放軍戰士，性質已經變了。”
　　“現在搞打、砸、搶、燒、殺的不是學生，也不是群眾，而是反革命暴徒。我們要開進天安門，清理天安門廣場，要保衛黨，保衛人民，保衛國家政權，保衛首都北京！你們的任務就是要為大部隊把路打開。”
　　接着，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說：
　　“沒人阻攔要進，有人阻攔也要進！軍區首長直接指揮你們，今天一定要開進天安門廣場。”
　　根據“平暴”後，中央軍委和國務院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的武警總隊5支隊8中隊中隊長姜超成的“事跡”，我們可知，這支防暴隊在1989年6月3日晚領受的第一個任務，是“護送‘前指’到達軍事博物館”。其開進路線是：北京軍區大院—玉泉路—永定路—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軍博，到達的時間是10:20。
　　據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載，晚8:40左右，有直升飛機在北京市上空“低空盤旋”。
　　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記載，大約在晚9:00左右，一支大約有“700多人、全副武裝的軍人”，攜帶“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急速地從和平門向北方向跑去”。約近百名市民一見軍隊便上前攔截。“這些軍人一見有人上前，舉起槍托照頭砸去，30多個市民瞬即被砸到頭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它人見到這批軍人如此兇殘，馬上跑開躲避。這支隊伍一直跑步進入中南海西門。”
　　晚9:10，由50名防暴警察開道的北京軍區指揮車隊，在軍區首長的直接率領下，從西山出發。不料，車隊剛出大院，當頭的一輛車就熄了火，而且再也發不動了。軍區首長立即命令把這輛車推到路邊。50人的防暴隊只剩下27人！
　　據當時在三公里外甘家口商場旁一座15層樓上觀察的王曉明回憶：“晚9:00，我看到……公主墳環形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據解放軍某部偵察班長王山回憶，這兩堆火燃燒的是“三輛軍車”。準確位置是翠微路口東100米處，緊靠公主墳環島的地方。 根據其起火時間，估計是38軍各部隊開進過程中沿路遺棄的報廢車輛。
　　據武警部隊中校副政委李林回憶，9:55，北京軍區指揮車隊在解放軍總醫院所在的五棵松路口遇到了第一個障礙：
　　“幾十輛車橫在路上，被當作路障。……幾十名解放軍戰士欲將車向北推開，而一夥暴徒在另一頭將車死死頂住。雙方哎呀哎呀叫喊着僵持不下，車的後面還有黑壓壓的萬把來人，嗷嗷地起鬨。見此情景，防暴隊中隊長帶領着6個隊員急速準備將暴徒驅散。誰知剛一下車，石頭、磚頭、啤酒瓶雨點般地向車飛來……把我們指揮車、大轎車上的玻璃頓時砸得粉碎。司機王永剛、防暴隊員咸國坤被砸得滿面流血……”
　　據他描述，這時，練就了一副“鐵頭、鐵肩、鐵腿”的27名防暴隊員，突然張開“鐵嗓子”一齊大喊：
　　“衝啊——！”
　　這一吼聲，使毫無心理準備的圍堵群眾嚇得落荒而逃。

　　筆者的朋友，時任《海南紀實》編輯的蔣子丹家居玉泉路一帶的親戚，當晚見到五棵松坦克裝甲車開過的路段，一具被壓扁、血肉和衣着均被履帶帶走，只剩下一個身影的人形。據丁子霖描述，遺體可辨認的部分，只有幾顆牙齒。事後，另一位目擊者湯學平向筆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6月3日晚上，我在五棵松路口……當時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東北角上。當時的路沒有那麼寬，也沒有立交橋。裝甲車從南邊過來，往東拐彎。因為當時車隊是一段一段地過的，這一隊過去了，後面的沒上來，在這個間歇中，路邊扔磚頭的人，又到路中間去把碎磚頭揀回來。這個小孩在路南。大概就在現在五棵松地鐵站兩個出口之間這個位置，距離馬路崖子就一條腿這麼遠，是往回跑的時候沒跑了……壓得什麼都沒了，都成肉醬了。……這條路上就發生這麼一件事兒，我家一直住在這兒附近，我知道。”
    據湯學平描述，原本，他抱着還沒滿月的孩子站在路邊看熱鬧，事發時他居然越過有一人多高的鐵絲網，跳到了工地裡面。天亮後，他又故地重遊，怎麼也不相信自己能抱着孩子越過這麼高的障礙！
　　當晚，筆者的大學同學，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唐德陽，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彈射穿肺部。

　　第二節 集結——軍事博物館

　　在38軍集結地，晚9:00剛過，一支由北京軍區齊連運副司令、陳培民副政委、劉存康副主任組成的督戰指揮組，已經先於軍區“前指”趕到。此前，38軍112步兵師和工兵團、坦克師、高炮團已陸續到達了預定位置。但直到9:20，遠在豐臺西倉庫、在“大井事件”中犧牲慘重的113師和炮兵旅，方才在軍事博物館東面的道路上完成了集結。
　　9:30，這支1928年隨彭德懷平江起義，歷經保衛井岡山、兩占遵義城、激戰直羅鎮、大戰平型關、遼西會戰、天津攻堅、抗美援朝等戰役——此刻軍長已經被逮捕——的軍隊，正式從記錄了他們光榮歷史的軍事博物館出發，向國家的心臟——天安門——進軍。比預定提前了半小時。
　　但是，戒嚴指揮部預案中擬定的——為戒嚴部隊開道的——“工人糾察隊”沒有出現。事後，曾在基建工程兵服役的湯學平告訴筆者，李錫銘之所以那麼有底氣，擔保工人糾察隊沒問題，原來他手裡有兩個大的集團，一個是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轉業的“城建集團”，一個是鐵道兵轉過來的“中鐵集團”，他們都還是軍事化管理，連營房都和部隊一樣。6月3日那天他們都發了大棒或工地上的鋼筋鐵條，人手一根。讓待命，然後就沒有了下文。
　　兩支部隊的轉業，都是鄧小平向美國承諾的“大裁軍”的產物，1989年時正處在整改之中。如果能為“清場”所用，除去文員，能投入的兵力大約在三萬左右。足夠對付廣場數千學生，也不必與市民發生對抗。問題在於，80年代的大裁軍善後不良，客觀上為鄧楊製造了一批離心力量。在高層，“江澤民接班”的安排，直接破滅了北京市委“接班”的前景。策劃人的可能存在的消極，轉業基層官兵的不滿，使我們得以意會：八九民運中規模最宏大，令舉世震驚的“反戒嚴”運動，為何會突然跑出來那麼多“行家裡手”？令現役軍人犧牲慘重，而事後只抓到十幾個勞改釋放犯或流竄犯？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於關鍵時刻“工人糾察隊”的不可信任，這就把部隊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手拿現代化熱兵器的軍人，必須直接面對群眾！
　　38軍只好由防暴隊和排障隊開道，成四路縱隊前進。
　　此時，在軍事博物館東面的北蜂窩一帶，群眾組成了一道人牆，試圖阻攔出發的部隊前進：
　　“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學、北京農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醫學院的研究生。開槍之前，武警用磚頭、帶有金屬扣的皮帶以及足有一米長可能有釘子的棍棒毆打群眾。傷員一個接一個地被自行車和三輪車運往復興醫院。所有傷員頭部都有傷，大部分傷員的眼睛在流血。鮮血從他們的前臂流過，從肘部淌下……”
　　部隊行進到北蜂窩丁字路口時停止前進，對峙雙方相隔約30米。高新寫道：
　　“部隊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進的士兵和軍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速射連發的自動武器。前面兩排半蹲半跪，後面幾排站立，槍口直對市民隊伍。”
　　“這是血幕正式拉開前的最後一場沒有激烈衝突的對峙……一些學生和醫生找到一些打濕了的口罩和毛巾發給大家。”
　　“當時，幾乎沒有人相信這批‘人民子弟兵’會真的朝人民開槍，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對付催淚瓦斯。”
　　北蜂窩的民眾尚不知道，此時，一支決定命運的隊伍正從西面開來。10:00整，仍在甘家口15層高樓上觀察的王曉明看到：
　　“從公主墳環形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音響亮。緊接着，從公主墳環形交叉口到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
　　北京軍區的指揮車隊到了。
　　此前，38軍副軍長張美遠就接到命令，到軍事博物館參加“前指”會議。而跟隨38軍指揮車隊督戰的軍區首長害怕“督戰不利”，表現出萬分焦急。其中陳副政委命令王福義趕快想辦法“排除路障，保障主力和車輛順利通過。”王福義和各部領導交換意見後，迅速堅定了“行動決心”。
　　當部隊向人群釋放催淚彈時，在路障周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退到路障後面的人群，點燃了路障上覆蓋的易燃物，形成第一道火牆。
　　此時，陣前指揮官王福義已來到最前線。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火海”：街邊的隔離墩都橫在了馬路中間，“水泥杆、鐵柵欄也亂七八糟地鋪了一地”。“人群在火障後面，揮舞着鋼筋、木棒”，從兩側的林蔭道扔出的是磚石、瓶子和水泥塊……
　　在先頭部隊“身後車隊的上空”，傳來了“堅決制止動亂”，“動亂不平，決不收兵”等震耳欲聾的口號，以及“鋼鐵的部隊，鋼鐵的英雄”等集團軍軍歌。與這股造勢的聲浪同時，各師防暴隊用石塊奮力還擊。
　　趁圍堵群眾被打退的間隙，38軍排障隊員抬開燒得滾燙的隔離墩……
　　群眾的北蜂窩防線失守。據目擊者李紀婉回憶，此時：
　　“軍隊已經到達木樨地橋西，街上已滿布黑壓壓的裝甲車、坦克、軍車在馬路中央，而軍車兩側是橫向站立、各自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槍的士兵。裝甲車前，則是一個面朝東方的武裝士兵的方陣，這個方陣不同於兩側士兵的是：除了烏黑的鋼盔、瞄向前方的槍刺外，那個方陣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與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漢界’之間，是一名手握一杆紅旗、頭纏一條紅帶的學子。紅旗之後，便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兩陣相逢，使學生和市民狂退幾步的，便是那殺氣騰騰的軍人手中的大棒。不斷有受傷的學生被市民們準備的平板車拉走。”
　　“我聽到響徹夜空的怒吼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
　　“……人民憤怒了，北京沸騰了！在進進退退地與大棒進行的拉鋸點中，人們喊着、喝着，憤慨地甩出手中的飲料瓶，挖出木樨地馬路兩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磚，砸向坦克……”  
　　據此時仍在甘家口高層建築上觀察的王曉明記載：10:10以後，這一帶“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
　　軍隊終於又前進了。但依然是一步步、一米米，十分緩慢地移動。從軍事博物館東到木樨地橋西，不到1公里的路程，這支機械化部隊已經走了一個半小時。

　　第三節 木樨地

　　但不久，情況就發生逆轉。
　　據高新在當地目擊者中採集到的信息，市民與軍隊的“對峙持續到11:00正”。打破這一對峙的力量，他估計，“大概是這支部隊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槍聲突然響了。上萬名市民愣神過後馬上意識到事情嚴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橋一帶。”
　　幾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目睹了這個變化過程：
　　“6月3日晚上10:00，我們15名北京航空學院的宣傳隊員來到木樨地。我們看到平民中有些學生在那裡幫着維持秩序。100多米外站着部隊，前10排的士兵持有半自動步槍和電棒。兩邊也有手持半自動步槍的士兵，軍用卡車在中間。”
　　“在我們到達前，學生和士兵已在互扔石塊。大約晚上10:20，士兵那邊突然起火。幾輛軍用卡車着了起來。平民一片歡呼。這時，兩側的士兵開始向前移動。中間的士兵不停地向我們扔石塊。學生們則迎着士兵前進，試圖阻擋士兵的前進。”
　　“突然，我的膝蓋和身上其它三個部位被士兵扔過來的石塊擊中。北京大學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間的空地上準備與士兵對話，一排子彈打來擊中了他。他還沒來得及說一句話就倒下了。當我和其他兩個學生衝上去把他往回抬時，又是一排子彈打來，打中了我們當中一人的前臂。我們把傷員抬到復興醫院。由於李平被擊中頭部，而且大量出血，很快因失血過多而死亡。學生們憤怒極了。”
　　據一位當時剛剛到達木樨地的“外國新聞採訪組”成員回憶：
　　“6月3日晚11:00，我和採訪組其他成員一起乘小轎車離開了天安門廣場，沿二環路向西行駛。一路上，人群對我們高喊‘他們開槍了’。當車開往木樨地時，我們聽到了自動武器的持續槍聲。在木樨地路口，出現了一些救護車，我們緊隨着一輛救護車到達了復興醫院。平均每分鐘都有自行車或三輪車送來一位傷員。……”
　　當時，復興醫院的主樓正在施工，進入急診室必須經過一個二、三十米長的夾道，夾道只有一米多寬。僅僅十幾分鐘內“成百上千的傷員和救護者”涌過這條夾道，傷員的血與護送者的腳印，將這條通道弄得“泥濘不堪”。在急診室里橫七豎八的全是傷者和死者。
　　據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慶元回憶：
　　“由於傷者太多，醫護人員根本忙不過來，更為嚴重的是血庫的血漿很快告罄，很多傷員就因為搶救不及時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體壯如牛，工人模樣，左臂有一槍傷，僅一筷子粗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無懼色，任其流淌一地，經過者無不驚呼，促其儘快止血。他一臉豪氣的說：‘沒事兒，這仇遲早要報’。大約僅半個鐘頭，我再次經過這裡時，看見過道邊伏屍一具，仔細端詳確已沒氣，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還在，此人正是剛才那位一臉豪氣的男子。”
　　據兩位趴在復興醫院前草地上的醫科畢業生觀察，11:20，裝甲車和坦克集群已經衝過木樨地橋。他們“能聽出班用機槍、衝鋒鎗的散布射，79阻擊步槍的點射”。
　　部隊是否在11:00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需等待檔案解密。但我們已知：這個時間，恰好是前往軍事博物館開會的38軍副軍長張美遠回到部隊的時間。
　　另外，瀋陽軍區40軍少將軍長吳家民的回憶，也佐證了這個估計。此時，他的軍隊正被阻隔於北京城東北角的三元橋和東直門一帶：
　　“6月3日23:10，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
　　“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這使我意識到事態已相當嚴重，顯然不對空鳴槍部隊很難突圍開進。於是我們決定：第一，堅決執行上級首長命令，採取對空鳴槍驅散圍阻人群的堅決措施，組織部隊突圍，保證在4日4:00前全部到位；第二使用已到達指定位置的部隊，擔負接應主要被圍部隊的任務；……第四，對空鳴槍前要首先使用宣傳車進行宣傳……同時我還專門指示先頭團，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撤，撤就是犯政治錯誤……天亮前一定要到達東直門和東四十條立交橋；對空鳴槍時要注意一定不能誤傷自己和群眾。”
　　另有記載，關於鳴槍的問題，吳軍長的話是這樣說的：
　　“我活了50多年，第一次指揮這樣的軍事行動。軍令如山，不過，弟兄們，我求求你們，進城的時候，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請把你們的槍口抬高一寸。”
　　這兩段文字，都明白無誤地證實，在那個時間段，上級確實通過正式渠道，發布了“可以開槍”的暗示。由此，我們得以區分高新和王曉明記載開槍時間之差異的原因。那就是，在正式對人群開槍之前，軍隊曾有過一個“鳴槍示警”的階段。王曉明在遠處聽到的更早的槍聲，是“示警”的槍聲，而高新採訪的是在開槍現場者的描述——雖同樣是槍聲，但意義完全不同。
　　更多人並不知道，在此之前，為防止可能發生的意外，許多部隊中的相當一部分士兵，持有的槍械中並無子彈。供給他們的“槍支彈藥鋼盔器材”，有的尚在路上，有的已經在群眾的圍堵中被遺棄、被截持或被銷毀。而有證據顯示，此時，應是38軍某部的槍、彈匯合的時間。

　　這時部隊的前進加速，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完成護送北京軍區“前指”任務的武警防暴隊，又“自告奮勇”承擔起“為戒嚴部隊進軍天安門廣場實施正面開道的任務”。
　　李林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武警防暴隊介入木樨地戰鬥的時間。他寫道：
　　“10:55，我們到達軍事博物館路口，一場激烈的拉鋸戰已經在這裡持續了半個多小時。”
　　“拉鋸的中心地帶，是兩大排公共汽車。前後交錯，像茬磚縫一樣堵在路當間。公共汽車的這一面是執行戒嚴任務的先頭部隊，另一面有上千名拿着木棒、石塊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解放軍戰士繞過公共汽車，剛一露頭，暴徒們劈頭就是一悶棍，有的戰士被打得滿臉是血，有的戰士當場昏死過去。”
　　另一位“共和國衛士”——武警總隊司令部內衛處副處長、少校王志強的“事跡”，則為我們提供了這支武警防暴隊在“正面開道”進程中的作用：
　　“在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平息反革命暴亂戰鬥中，他奉命組織武警防暴隊為戒嚴部隊主力開進天安門廣場強行開路，帶領防暴隊勇猛衝擊，用催淚彈、電警棍和石塊與暴徒展開了殊死搏鬥。他一面指揮防暴隊戰鬥，一面及時協調與解放軍先頭部隊的配合，根據情況及時調整隊形、戰術及進攻節奏，使突擊頻頻奏效。”
　　儘管事後38軍的回憶文章沒有一篇提到他們是否在此擊斃“暴徒”；儘管他們反覆渲染的是各級軍隊的忍耐和軍人的榮譽心不能容忍的屈辱；儘管他們不斷地把暴徒和市民的撤退歸之於宣傳車反覆播送的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和排山倒海的“嚴懲暴徒”呼聲的氣勢 ……但是，從此時開始，人們不斷地看見有人中槍，和因中槍被抬下來的傷者和死者。
　　一些目擊者事後回憶：
　　——“大約夜裡11:20，部隊開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里噴出，可能她已經死了。”
　　——“當我們（從復興醫院）回到木樨地時，部隊又向前推進了幾米。士兵們對着學生和平民不停地射擊。……我們得到在復興醫院死去的19個平民的姓名。”
　　——“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離路障約100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員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AK_47型和58口徑機槍。”
　　——“截止6月4日凌晨2:45，光是復興醫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
　　《解放軍畫報》社的攝影記者李靖記下了這樣的情節：
　　“從軍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隊走了兩個多鐘頭，受傷的戰士不斷增加，部隊又這樣遲遲不能按計劃開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戰士們被迫朝天鳴槍示警。然而，少數暴徒仍然十分猖獗，他們將幾輛電車和軍車推到木樨地橋頭，放火點燃。面對這些肆虐的暴徒，破壞國家財產的現行罪犯，……戰士們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同時衝上前去冒着被打傷燒傷的危險，扑打被點燃的汽車……”
　　李靖的記載，是承認軍人對人開槍的唯一文字。但他說“汽車火牆”形成於部隊朝人開槍之前，卻與前述武警副政委李林的記述及民間的記載不符。支持的記載只有這一條：
　　據王福義回憶：
　　“在木樨地路口，暴徒們用公共汽車、卡車、電車等交叉橫排着三道車障。見部隊過來，迅速澆上汽油，將車點着。霎時濃煙翻滾，火焰竄起來幾丈高，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但是，一位從6月3日晚9:00開始，就陸續跟蹤木樨地一帶戰事的輕工業學院學生，記載了“先開槍後燒車”的過程：
　　“部隊的第一陣槍有可能是朝空中打的，因為似乎沒有人倒下來。後來槍聲大作，持續不停，人們紛紛逃命，我也顧不上再環視四周，只是奪路而逃……人群中有人喊，叫大家鎮靜，不要慌亂。快要退到木樨地大橋了，由於橋上橫着車輛形成的路障，大批的人群幾乎是擠在、停在那裡了，後面的軍隊步步逼近，幸好橋西側有一條沿着河往北的岔道，一部分人開始上這條路往北跑，我也在其中。當時我覺得軍隊的目的地是東方的天安門廣場，不會朝北邊追來，所以往北跑了沒多遠就停下來觀看。木樨地大橋西側的人群不多了，一部分人擠過了橋，很多人沒過橋就往北跑了。又看到有人開始點燃橋上的車輛，不一會就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這一見證與李林的記載是吻合的。正因為部隊對人開槍，發生在“汽車火牆”形成之前，聽到槍聲的圍觀者，在慌不擇路地鑽過汽車夾縫時，才可能發生踩踏事故。而武警指揮員李林目擊和描述的“汽車牆”，恰是汽車尚未被點燃，但開槍的事情已經發生後的情景。
　　“很快，部隊開到了橋西邊，人停住了，槍聲也聽不見了。橋東邊，居然有很多不顧危險的群眾聚集在那裡。火光里又見一些頭戴鋼盔、手持大棒、但是沒有槍的士兵上了橋，群眾見狀，立刻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雨點般地傾瀉過去，軍人被擊退了。橋邊及周圍的人們自發地有節奏地喊着‘土匪，土匪’，‘法西斯，法西斯’。看來這些激怒了當兵的，不一會又槍聲大作，群眾撤退了，端槍的士兵衝上了大橋，衝過了大橋。又見坦克車、裝甲車轟轟隆隆地上了橋，輕易地將橋上的車、路障推開，大批全副武裝的軍人跟在車後，潮水般地，勢不可擋地跨過大橋向東推進。”
　　這位學生沒有描述軍隊是如何克服“汽車火牆”的。王福義的回憶為我們保留了這個過程：
　　“……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隊員們奮不顧身衝過火障，反擊暴徒，掩護排障隊推車。……A師參謀長馮兆舉，砸開前面一輛車上的窗玻璃，爬進車去，摘開車檔，把着方向盤，大家喊着號子，拼命把車推到路邊。在推另一輛公共汽車時，一位小戰士機智地衝上前去，伸手把油箱蓋打開，防止了爆炸……”
　　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在遠處看到的“頭戴鋼盔，手持大棒，但是沒有槍的士兵”，則是李林所屬的武警防暴部隊。據李林回憶：
　　“……突然，從公共汽車上跳下了數十條黑影。”
　　“這些黑影落地後幾乎聽不到聲音，20多個盾牌刷刷刷很快組成一個半圓形，看不到人的身體的任何部分……”
　　“騷動的人群炸了鍋，喊叫着跳着退出十多米開外，而後又收住腳步，回頭屏氣觀望。他們雖然從電影上看過坦克、裝甲車，可從來沒見過這半圓形發光體。”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進口武器，不過是我們防暴中隊平時所自編自練的警棍盾牌術的一種隊形。”
　　又一個諷刺！這支部隊，是兩年前為防止經濟改革（特別是物價改革）出現困難，對付可能出現的群眾性風潮，經公安部報請趙紫陽批准建立的武警防暴隊。沒想到第一次亮劍，卻用在了趙紫陽堅決反對的軍事鎮壓上。這是一種“把警棍和盾牌同訓練有素的戰士結合在一起，閃、站、騰、挪、撲、打、戳、撇，發揮群體的合力”的武藝。李林自豪地寫道：
　　“就在人群還在發愣的當口，這半圓形的隊形，瞬時間化為三個三角形，猶如三把尖刀插入暴徒中間。頓時陣陣催淚瓦斯的煙霧沖天而起，阻止軍隊開進的暴徒又驚恐地後退十幾米。”
　　防暴隊的突進，掩護了剛剛開到的排障車迅速推開了“汽車火牆”。此前，38軍工兵團的排障隊在排障過程中前進十分艱難。重型裝載機排空一段路面，人們很快在它的後方又重新設置障礙，忙得笨重的大傢伙團團轉。很快，裝載機駕駛員又被打破了頭。直到大部隊緊緊跟上，在防暴隊的密切配合下，才有輕工學院那位學生看到的，軍隊“潮水般不可阻擋地”涌過木樨地橋的景像。
　　但是，緊接着，他看到了“收屍車”：
　　“木樨地丁字路口的東北地區是當時國家機械委，中科院總部等所在地。我在國家機械委大樓前看到一輛車身是橘黃與黑色條紋相間的吉普車，車的後廂板打開着，一個被槍打中的人頭朝外躺在車廂里，裡面還有幾個人，都一動不動，不知死活，這個車要去復興醫院。一會兒，一輛平板三輪車從路口疾駛而來，車上躺着兩個人，毫無動靜，看樣子也奔了復興醫院。這時，一個男青年過來跟我說，他的頭被什麼擊中了，很疼，讓我查看一下，我看不到血跡，他就說可能是橡膠子彈打的。”
　　學生鍾羅白的回憶，佐證了輕工業學院學生的記述：
    “當我們來到玉淵潭路與長安街 的交匯處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裡湧出悲憤的淚水。當我們停放自行車時，不知是誰高喊一聲：‘衝啊’，數千人竟然旋風潮水般，突然湧向長安街。‘呼呼……’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
　　“我們尾隨着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粘粘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周圍的人見我們拍照，連忙指給我們其他血跡，我們又拍了幾張，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有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布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
　　“這時人群漸漸疏散開來，我和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也有軍用吉普。人群尾隨的那輛，是軍用大卡車，蓋着綠色的帆布，十幾個解放軍端着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着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
　　“快到工會大樓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撲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
　　“驚魂不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每行進10米，需要5分鐘，這5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此時，從天安門廣場，經和平門急救中心—宣武門—復興門一路目睹了各部隊受阻情況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也來到了木樨地：
　　“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100米，再也無法前進了。我在路北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我估計要開槍也是向東開，子彈不會打到北邊的胡同里。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用左手捂着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我也趕緊躲向大樓後面。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三個人、兩個人抬着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的傷員從胡同里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員。”
　　“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卅晚的爆竹。我隨着拉傷員的三輪車向北，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我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我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大夫吼着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還是開花子彈。”
　　“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員。我記下了傷員的名字……”

　　6月4日凌晨1:00，當38軍開過之後，王曉明騎車來到木樨地，仔細觀看了流血的情況：
　　“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8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1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三十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三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路口中央有一輛軍車被燒毀。”
　　將近6月3日午夜12:00的時候，《人民日報》總編室已經收到記者從木樨地打回的電話：“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
　　“接着是這個地段的22樓（一般叫部長樓）一位曾當過中監委委員的關山復同志的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廚房裡被軍隊從街上開槍打死了！這一下，大家都震驚了！……”
　　“凌晨1:00以後，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第一個回來的是海外版的張寶林。他講在木樨地看到軍隊如何開槍，市民倒地，他怎麼樣踩着血跡走回來的情景。最後，他撩起褲腿，脫下皮鞋，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
　　“接着回來的是年輕記者楊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來就抱頭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講述自己目睹的情況。他原是派去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聽到槍聲以後，就朝着槍響的方嚮往西走，一直走到軍事博物館躲藏在一堵牆後面觀察部隊開槍，一名武警走過來，不問一聲，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說罷，他脫下衣服，大家看見他背上還留有一道道血印。”
　　可能因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關山復，曾是社科院黨組書記的原因，“六四”後，當時在社科院政治學所任職的筆者，聽到的第一例在木樨地中槍死亡的案例，就是木樨地22號樓8層關山復的女婿尹敬。據說，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6月3日晚只是去廚房取水，剛剛把燈打開，就被從背後打來的子彈擊中，當場身亡，時年36歲。而居住在同一棟樓中第14層的中聯部前副部長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於陽台，也腹部中彈，死於同一次掃射中。
　　在同一棟樓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牆上也被打穿一個“碗口粗”的大洞。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王淦昌。
　　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樓上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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