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發生兩場大屠殺，一場是專制政權明火執仗地對肉體的屠殺，一場是悄無聲息地對精神的屠殺——毀滅對真相的記憶。第一場屠殺，受害者數百上千；第二場屠殺，屠殺對象是全民族。反抗第二場屠殺更艱巨，因為時間是專制者的幫凶


　　老高按：昨天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門前，舉行了紀念“六四”30周年的燭光晚會。陳闖創發言說，1989年中國發生兩場大屠殺，一場是專制政權對肉體的屠殺，一場是對精神的屠殺——掩蓋真相（大意，非原話）。
　　這話說得不錯！
　　第一場屠殺，專制政權要消滅敢於反抗者；第二場屠殺，要消滅人們關於消滅反抗者的記憶。
　　第一場屠殺，明火執仗；第二場屠殺，悄無聲息。
　　第一場屠殺，受害者數百上千；第二場屠殺，屠殺對象是全民族。
　　顯然，反抗第二場屠殺，雖然不會冒生死風險，但是任務更艱巨，成功的機會更為渺茫，因為——時間是專制者的幫凶。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陳小雅、吳仁華等人記載歷史的努力，多麼難能可貴！
　　米蘭·昆德拉的警句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第十八章 收網（續）

　　節選自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九卷《六月腥風》


　　第六節 西單（續）

　　大軍車隊過後，被進軍洪流排到路邊胡同里的學生重新集結於長安街，依然手挽手，並唱起了《國際歌》，“緊緊地跟着軍車”。據鍾羅白回憶：
　　“軍人繼續向他們射擊，人們不再理會。前面的一個少女，被反彈的子彈射中了一條腿，鮮血淋漓，也沒有停下來，雙手緊緊挽着旁邊兩個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繼續向前行進。”
　　“天空瀰漫着燃燒車輛的黑煙，散發着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槍聲依然在響，人群卻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軍車，又一個一個地倒下。”
　　“槍聲突然停下來，也許這些戰士被驚駭住了，他們直楞楞地看着這些不啻於‘集體自殺’的人們，看着他們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個軍官喊了聲：‘開槍啊！’十幾個戰士，一齊抬高了槍口直接向人群射擊。槍聲、哭聲、人們的尖叫聲、痛苦的嚎叫聲，亂成一團。一個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媽！’甩出了一塊磚頭，並直接沖向軍車，沒跑幾步，就撲倒在地上。”
　　“我臥倒在地，在我和葉傅之間有一個老人，腳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們趕緊把他扶到路邊一輛來救助的平板車上。”
　　鍾羅白繼續寫道：
　　“待我們回來時，槍聲已經停下來，這時，另一個小伙子也許見傷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襯衣，拍着胸膛，帶着哭腔吼道：‘你們打死我吧，你們打死我吧！’後面的人群爆發出一陣掌聲，那些軍人沉默不語。”
　　“也許被這個小伙子所鼓舞，生來怯懦、膽小的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幾步躍向前邊，大聲說道：‘告訴你們，這裡不是老山前線，這裡是首都北京；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們是中國人……’”
　　“這時，我的腿被猛地一拉，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彈打過來，‘呀！’在我後邊一個女學生尖叫一聲，倒在地上。葉傅不愧在軍營中長大（他父親曾是解放軍高級軍官），異常機警，他從後面將我拉倒，及時躲過了軍人的射擊，救了我一條命。可子彈卻打在我身後的女學生身上，中彈三處，兩雙手臂和腹部，鮮血染紅了她的衣服。人們將她飛快地送到跟着我們的一輛紅十字會救護車上。
　　“‘殺人犯！殺人犯！’磚頭雨點般砸向汽車，不知是什麼原因，這輛汽車突然脫離行列，向前直駛而去。面對我們的另一卡車上，也有十幾個戰士，有一個麥克風，他們向人群喊話：‘保持距離，不要靠近。’那些戰士並沒有端起槍。”
　　陳毅然大概就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據她回憶，當時有一種“求死”的心情。
　　“人們繼續唱着《國際歌》，跟着軍車，走向天安門廣場。” 沿途，鍾羅白看到有幾個市民從燃燒的軍用車輛中“用長長的鐵鈎向外拉炮彈箱”，以防炮彈、子彈爆炸。
　　一位秉承“救死扶傷”醫德的女軍醫星光，也目睹了38軍開進西單路段的情景：
　　“……前面由防暴戰士開路，他們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進。而街上民眾的口號是堅決把他們堵住，絕不放他們到天安門廣場去。只見很多身手矯健的小伙子們爬上長安街南面的平房，將房上的瓦片揭下來摔碎，當作武器砸向戒嚴部隊。但這種抵抗很快就被槍聲和子彈壓下去了，只見一排排子彈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大地。人們被子彈壓得臥倒在地上，但槍聲一停，又會有人大罵着，‘打倒法西斯’，奮勇地衝上去。”
　　隨着大批受傷者的出現，星光和幾個北京醫學院的學生一起，利用位於西單路口的醫療用品商店成立了一個簡易救護站。他們對送來的受傷者用繃帶作簡單的止血固定包紮，再由市民們用平板車或三輪車送往附近的郵電醫院、復興醫院和北京市人民醫院。有的受傷者抬進來時就已經沒救了。有的受傷者傷勢太重，也無從下手救治。
　　“有一個學生左胳膊上的動脈被子彈打穿了，抬進來時由幾個人使勁壓着左胳膊的傷口處，但血還是像噴泉似的向外冒，採用一般的止血方法根本就止不住。”
　　她們只好從桌子上找到一個墨水瓶，反過來蓋住傷口，再使勁用紗布纏住，但那血還是很快就滲透了紗布。
　　大約半個小時後，軍隊過去了。王德邦與躲避在胡同中的人衝出了胡同。
　　“我一心記掛着天安門廣場，就匆匆往東趕。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樂廳的前邊路口，我吃驚地看到幾個青年鮮血淋漓地躺在地上。有一個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還汩汩地流着血的學生，向圍觀者痛苦地講述着剛發生的事。他說軍隊過來時，他們往胡同里跑，幾個女生因為跑得慢被士兵攔住了，他們幾個想衝過去救，結果被一陣掃射打倒了。”
　　“……我背着他到了音樂廳後的胡同深處，那裡已有不少三輪車裝着一個個還在流血的受傷者。我就近將青年放在一輛車上，並叫推車者趕緊送去醫院。許多人一邊抬受傷者一邊禁不住失聲痛哭，整個胡同沉浸在悲泣聲中。”
　　讓星光感觸最深的是，直到這時還有市民在問她：“大夫，這傷是被橡皮子彈打的嗎？”
　　“大量被真槍實彈打死打傷的民眾就鮮血淋漓地躺在眼前，他們卻仍然對政府抱有希望，仍然不願相信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
　　大學生施繩，也是這時在六部口附近中槍受傷的：
　　“當時我首先中彈的部位是肩部，傷勢比較輕。先是聽到‘嗖’的一聲，隨之肩部感到一種麻麻涼涼的滋味。不過數秒，一記重擊，我中了第二彈，是在背部。這次創口較大，位置非常危險，緊貼脊柱。事後推測為‘開花彈’所擊中，由於子彈的威力不足，只是將表面的肉炸掉，而未傷及脊柱。”
　　“當時我沒來得及有疼痛的感覺，只在短暫的死神到來之前的清醒中意識到自己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要與家人永別了。這是我瞬間唯有的全部思維。緊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昏迷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當我恢復了些許意識，微微睜開眼睛時，我還躺在離長安街邊不遠的地上。有幾個人圍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聽到有人說：‘他的傷口很大，流血太猛，趕快包紮，堵住血流。’我的T恤被扯下，而後便有人用力把它從中間撕開（或用剪刀絞開？）並用其包住傷口。”
　　“還有人躺在我旁邊。那人身上沒有太多的血跡，不知傷在什麼部位，途中一動不動，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將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試試呼吸情況吧。只聽有人說：‘這邊這位（指躺在我身邊的人）比那位（指我）還要嚴重，怎麼連氣息都沒有？！’”
　　“我被送到了一個距現場較近的醫院（郵電醫院？）。有人扶我走進了醫院大門。走廊兩邊站滿了人。最後，我被扶進了一間屋子（診斷室？手術室？）。這裡已人滿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淚的，低聲呻吟的，大聲痛哭的，高聲怒罵的，比比皆是。我聽到一個女孩在嚎啕大哭，問周圍的人發生了什麼事，說是她朋友剛才在長安街被打中頸動脈而氣絕身亡。”
　　“稍後，我周圍騰出了一點空間，一位首鋼的工人幫我平臥在地上，托起我的頭，讓醫生為我動手術。我看到地上滿是血跡，這與周圍血跡斑斑的傷者一起，構成了一幅比‘戰地醫院’還有過之而不及的慘象。”
　　“我失血太多，需要輸液。那醫生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現在只能保證對垂危的病人輸血。’那人又問：‘血庫的血呢？’答曰：‘血庫已接到命令停止向醫院供給血液。’（這是我聽到的他們的談話，不一定真實）。此後我便感到異常的難受，劇痛快速向我襲來，不知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難忍，而後神志漸漸模糊。”
　　“右邊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繃帶包着。我對他道聲多多保重，他看不見我，回應地點了點頭，並用手做了一個‘V’字手勢。”
　　6月4日清晨，他與許多轉院者被送到了積水潭醫院。
　　“在我的病房裡，足有40多個傷號。這裡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傷號，但多數傷勢不輕，據我觀察，他們多數會留下或多或少的後遺症。”
　　“一個外地赴京訪親的農民，整個小腿的肌肉幾乎全被炸光，兩根小腿骨暴露在外……每次醫生給他塗抹藥水，他都會發出撕心裂肺的痛叫。”
　　“一個青年科技人員，傷勢也着實不輕。通過交談，知道他剛出本校門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顆猖狂的子彈沿着他的胸部緊貼表皮從左邊穿到右邊。感謝上帝，子彈沒有傷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彈有毒，且受傷部位奇特，手術難度很大。他活動困難，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離開積水潭醫院為止，他的傷勢沒有得到確診和治療。”

　　不斷地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卻抱定了要走到最後的決心。鍾羅白繼續回憶道：
　　“當軍車抵達天安門廣場，人群繼續向天安門廣場走時，早已站在天安門廣場周邊的軍人一陣掃射，人群被迫散開，向後奔去。可不知從哪裡來的手持大棒的武裝警察，截住了我們的退路。我們趕緊掉頭向左拐，可我因帶着相機，跑得慢了些，挨了兩大棒，一棒打在相機上，將閃光燈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
　　“我們最後湧進左側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發現胡同因為臨時施工給封死了。這時，胡同口處一陣槍聲和慘叫，當槍聲響過，屠殺者遠去時，在胡同口那裡，已倒下十幾個人，其中至少5個人已經死亡。”
　　6月4日凌晨1:30，38軍作為戒嚴部隊清場的西路“第一梯隊”開進天安門廣場，軍隊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38軍這支機械化部隊，自6月3日晚9:30從軍事博物館出發，8.1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四個小時。

　　第七節 保護與犧牲

　　由於38軍提前行動，整個戒嚴部隊開進計劃似乎也被動提前。原定在豐臺六里橋集合，在西三環一線待命的西路“第二梯隊”——第54集團軍127師，突然收到了“迅速徒步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命令。晚9:50，127師在集團軍副政委張堃、師長鍾聲琴率領下，沿六里橋、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向正陽門西側開進。這是一條與38軍開進路線平行，但比較僻靜的入城路線。因為不在北京城的主幹道上，動靜也沒有搞得那麼大，雖然憑兩條腿，他們卻比38軍快了一步——當38軍正受阻於北蜂窩第一道“火障”時，10:30，54軍已來到了逼進二環路的廣安門。但是，他們在這裡遇到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據該軍的少將副政委張堃回憶：
　　“部隊行至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路口時一列火車停靠在路中間，攔住了部隊前進的道路。我和戰士們一起，從火車下面爬了過去。部隊一過火車道，暴徒們就在車廂上用磚頭往下砸，用木棒和鋼筋棍打，用火槍、氣槍打，用路口上的橫杆上下打，當即打倒幾十名官兵。我的鋼盔也被砸得噼啪作響，背上挨了幾磚頭。戰士吳金虎剛鑽過鐵道，被一歹徒用火槍擊中腿部，頓時鮮血直流。這時部隊隊形有些散亂，前進受阻，指揮員們紛紛問我：‘怎麼辦？’我一看，眼前是黑壓壓的人群，暴徒就混雜在群眾中，如果還擊，難免誤傷，我命令部隊：調整隊列，收攏隊伍，繼續開進。官兵們攙扶着傷員，繼續往前衝。”
　　“隊伍行至廣安門護城河。這裡道路狹窄，聚集了上萬名不明真相的群眾。護城河橋頭的街道兩側正在拆建築物，暴徒們在這裡設立了第二道防線，部隊行進至此，磚頭、石塊像冰雹似的砸來，頓時，不少官兵被砸得鮮血直流，翻倒在地。走在前面的前衛團被砸倒50多人，戰士們憋不住了，跪在團長徐乃飛和政委跟前，要求發子彈。這位團長在對越自衛還擊戰中，曾生擒兩名越軍俘虜，被授予‘偵察英雄’稱號。可他知道，執行這次任務與以往執行作戰任務不同，群眾與敵人混在一起，一時難以辨清。他和政委含着淚把戰士一個個扶起來，堅定地說：‘執行命令，不准開槍！’這時，一個頭扎黃帶子、上面寫着‘和平敢死隊’的傢伙混在群眾中高叫：‘當兵的不敢開槍，打呀！’不明真相的群眾和歹徒越圍越緊，大打出手……”
　　第54集團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重裝的3個王牌快速反應集團軍之一，隸屬於濟南軍區，戰力上僅次於北京軍區的38集團軍。該軍的127師379團——即6月3日夜擔任54軍127師開道任務的“前衛團”——原為孫中山的“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即北伐戰爭中著名的“葉挺獨立團”，故有“鐵軍”之譽。在“八一南昌起義”時，該團扮演了主力的部分角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標誌。以後，該部隨朱德上井岡山與毛澤東帶領的農民起義軍會師。而54軍127師的380團，也來自初創時期的紅軍，故有“紅軍團”之稱。兩團在成為“朱毛紅軍”的一部後，又演變為紅四軍、紅一軍團。在長征路上該軍曾有“飛奪瀘定橋”的傳奇史話；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都是軍中主力。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大王牌師”中，54軍的127師居首。
　　但是，這支軍隊並沒有在人民面前顯示它的軍威。
　　“這支英雄的鐵軍，曾經為了劉老莊的群眾免遭日寇鐵蹄的蹂躪，一個連隊就倒下87條鐵骨錚錚的男子漢！今天，他們寧願自己流血挨打，也不誤傷群眾。他們攙扶起自己的戰友，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從人群中硬是擠開了一條道路，頑強地向前推進……”
　　據閻淮回憶，大約0:30時，他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西側，曾看到一隊尾隨裝甲車的士兵被群眾包圍。一位軍官站在軍用卡車上，說保證不打學生；還說槍內並無子彈，為證明這一點，軍官朝天放了空槍。此舉令周圍“氣氛頓時緩和，雙方互唱擁軍和愛民的‘革命歌曲’，彷佛是八一建軍節的聯歡晚會。” 根據時間、行軍路線和所在位置判斷，這支部隊很可能屬於54集團軍的一支。
　　事後，張堃在回憶中說：
　　“我從軍40年，也從未經歷過這樣悲壯的行軍，從未碰到過這麼複雜、這麼嚴峻的事態。我隨指揮所行進至此，鞋子已經被擠掉，雙臂和背部已被砸傷，特別是看到與自己兒女一般大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憤怒！我知道，只要我‘還擊’的一聲令下，是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前進的！可是，不能啊！眼前這麼多的群眾，那白髮蒼蒼的老人，還有懷抱幼兒的婦女，被歹徒推到了前排，一旦開槍，難免造成誤傷……”
　　“肉體上的痛苦，官兵們咽下了，最使他們感到難受的是被群眾誤解。部隊通過廣安門，進入廣安門內大街，沿街路障重疊，逼得我們只好從路障兩邊的小口子通過。每經過一個胡同口，都是一陣石雨的襲擊，都是一陣令人難以容忍的辱罵聲。‘你們槍口對準誰？’‘你們不是人養的！’‘保皇狗！’……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小戰士實在忍不住了，從地上撿起暴徒砸來的磚頭，衝出隊列，要向辱罵他們的人群扔……我趕忙把他喝住：‘你幹什麼？誤傷了群眾怎麼辦？回來！’小戰士紅着臉返回隊列中，借着路燈，我看清了小戰士稚氣的眼中包着淚水，臉上、手上的傷口流着血。”
　　此時的張堃，既不知道38軍在木樨地開槍，射殺無辜群眾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城；也不知道戒嚴指揮部早已經把“動亂”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只是敏感到命令的突然，越靠近市中心，抵抗越激烈：
　　“部隊行至南新華街時，遭到了更為猛烈的襲擊。……一些打着‘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旗號的人煽動起上萬名群眾，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柵欄設置了密集的路障……與我一道率隊前進的鍾聲琴大校行進至此，在翻越隔離柵欄時，左腿關節被嚴重打傷，骨頭外露。街道兩旁的樓上，不時扔下花盆、破自行車、鐵鍋、石塊等，走在我前面的一名戰士被花盆擊中頭部，撲倒在地，被身旁的戰友架起又繼續前進。”
　　“這時，我已赤腳在冰雹似的石塊、磚頭襲擊和人群的圍堵下行進了10公里，全身多處負傷，體力消耗很大……快到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時，一塊大石頭飛來，砸在我的左小腿上（後來才知道左小腿腓骨粉碎性骨折），劇烈的疼痛使我放慢了速度，掉在了隊伍的後面。在跨越隔離柵欄時，由於左腿已被砸壞，撲倒在地……”
　　少將倒下了，四五個人朝他圍了過來，又是踢，又是跺地摧殘老人。
　　不遠處，一個稚嫩的聲音吸引了一位中年婦女——馬嫂的注意力。她跑過去一看，數十名暴徒正在踢打一名小戰士。小戰士雙手抱頭，嘴裡呼喊着“大叔，大哥們，你們別打了，讓我過去吧，我是解放軍”。但人們你一腳、他一腳地，把小戰士踢得像皮球一樣，滿地滾。嘴裡還罵罵咧咧地嚷着：“打的就是解放軍！”馬嫂毅然衝上去，勉強抱起了小戰士，一路朝附近的急救中心小跑。幾個青年人從他手裡接過了小戰士，大家抬着，把他送到了急救中心。
　　打算回家的路上，馬嫂發現了張堃：
　　“……這名解放軍趴在地上，幾個暴徒圍着他，在他身上連踢帶踩。他一動不動，任憑暴徒站在自己身上亂跺。‘莫非他死了？’”
　　馬嫂忍不住再次衝上去，俯身將軍人翻過身來，只見張堃已緊閉雙眼，面容仍是“極度痛苦又非常慈祥的樣子”。
　　“他的臉上，特別是太陽穴兩邊滿是鮮血，血還在緩緩地流着……”
　　馬嫂見狀蹲下身子，艱難地把這個身體已經微微發福的老人的手拿起，搭在自己背上，另一隻手從後面緊緊將他的身體摟住，她艱難地站立起來，然後半背半拖地朝着450米開外的北京急救中心走去，一任從背後打來的磚頭，打在二人的身上。
　　她不知道張堃的腿已經受傷。
　　迎面而來四位20多歲的年輕人，再次施以援手，大家一齊把張堃抬進了急救中心。時間是6月3日晚11:30左右。據當時正在北京急救中心實習的軍醫賈志媛回憶：
　　“開始，誰也沒想到那個可憐的老頭兒是個將軍。他渾身是傷，歪在二樓電梯旁冰涼的水泥地上，頭像個血泡的葫蘆。”
　　“他的診斷書上填滿了X光透視診斷：6根肋骨骨折、肺部感染、左腿腓骨骨折、右腿軟骨骨折……”
　　據這位大夫記載，從6月3日中午開始：
　　“傷員就一個勁兒地往裡送，到了晚上，一樓、二樓、三樓都像堆劈柴似的堆滿了。”
　　因別的醫院也幾乎達到了飽和，經過急救處理的傷員已經送不出去，只能躺在大廳里、過道上。為了救治不受雙方的情緒干擾，急救中心把二樓單辟出來接收軍人。而整個二樓的109名軍人傷員，除6人外，全部都是54軍張堃的部下！其中20人重傷，1人已經犧牲。
　　據事後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的資料稱，54軍某團後勤處參謀王錦偉，就是肩扛着彈藥箱，在附近的南新華街中槍犧牲的。
　　6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召集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和正副部長會議，在傳達《告全黨和全國人民書》時，額外提到“一位少將失蹤”的消息。 不知通過什麼渠道，《美國之音》迅速獲得了張堃失蹤的消息。但是，直到通過可靠關係，接通一位在301醫院的老戰友的關係，他一直像一個隱身於高粱地的老農，隱身在急救中心的傷員中，隱身在他的戰士之中。
　　正如某團政治處上尉股長胡海利所言，整個“解放戰爭打了3年，消滅了800萬蔣軍”，解放軍“在戰場上只有3名軍以上幹部犧牲”。他不可想象，為什麼在這樣一場奇異的戰爭中，竟會讓自己的副政委“落到這份地步”！
　　與張堃少將大義凜然，從容赴義的形象相比，帶領濟南軍區前線指揮部隨54軍126師行動的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固輝，則更顯得高深莫測。據信，當日突然接到開進命令後，他們從大興出發，沿木樨園—馬家堡—太平街—虎坊橋，朝前門箭樓方向挺進。但是，他們剛走到太平街口，就被群眾圍得水泄不通。只見這位副司令：
　　“他不顧警衛員的勸阻，站出來大聲向群眾說道：我是中將副司令，我既沒有接到向群眾開槍的命令，也沒有下達向群眾開槍的命令。我的部隊，絕不會向人民開槍。你們讓開一條道，放我出去！群眾聽完，高呼‘解放軍萬歲’，接着就閃開一條道，放他走了。”
　　之後，沒有人知道這位暴露了身份的將軍隱身到哪裡去了。部隊原地不動，搜救人員在人山人海、危機四伏的黑夜裡，從虎坊橋到太平街——從北到南又從南到北地——來回捋了兩遍，也沒能見到這位福將的身影。最後，通過各種途徑，人們得知，這位副司令被群眾救護後，完璧歸趙送到了宣武區委。這才化解了一場虛驚！
　　至於這位副司令究竟撇下隊伍想幹什麼？他是否只是去尋求方便一下？或曾經試圖與上級聯繫？或有其他什麼想法？倒也沒人想問了。任何人都知道，把軍隊和人民推向自相殘殺境地的不是他！
　　“六四”後，一篇新華社電訊稿報道了在“制止動亂平息暴亂”中，首都民兵在人武部的領導下發揮的重要作用，表彰名單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固司令得救地區的宣武區民兵，大專院校聚集的海淀區得以敬陪末座。
　　對“清場令”消極抵抗的另一典型，是原本被安排做清場“東路一梯隊”的39集團軍116師師長許峰。如前所述，39軍在5月22日到達通縣三間房之後，除了解放軍三總部首長的密集慰問以外，還進行了自身嚴格的素質教育。據116師一營二連上尉李曉明回憶：
　　“經過兩天一夜的行軍，我們於5月22日早晨6:00到達北京市通縣三間房軍用機場駐紮。部隊駐下後，基本與外界隔絕，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崗把守，不許官兵隨意進出。我們當時獲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解放軍報》。部隊對官兵教育還是到使館區維持治安，不能向人民開槍，誰開第一槍就要向歷史負責等等。”
　　直到6月3日黃昏5:50，39集團軍已分四路向城區開進，軍長傅秉耀“突然接到軍區前指指示”，令116師改變集結地”。據傅秉耀回憶：
　　“這時，此部隊已開出很遠，我一面用電台通知，一面讓車高速前進追上師參謀長和團政委，在兩車並行中下達了命令。”
　　這個改變的命令就是：116師改使館區警戒為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
　　據李曉明回憶：
　　“6月3日下午……我們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進發的命令。並說上級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並準時於6月4日到達天安門廣場。這時，上級沒有再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部隊官兵也都感到氣氛緊張，情態嚴重。部隊進軍途中，遇到群眾堵路，整個軍隊行進緩慢。最後，我們軍隊後退，群眾還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們又按照預案行走另一路線。師長（許峰）同一些參謀穿便裝先頭察看形勢。這時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隊傳開，說是有的部隊已開槍殺人。我們師長也許聽到、看到更多。他回來後便一頭鑽進師通信車內，告訴大家說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長頭腦簡單，說：師里怎麼會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通信員的電台都收到了軍委直呼：‘116師，你們在哪裡，請回答！’這時，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隊開槍殺人的事，都躲了起來，沒有人敢在街上攔阻軍隊和堵路，我們部隊完全可以順利進城，但車隊就是不直接進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繞行。中間每人都發了子彈，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殺氣騰騰地向城裡開進。6月3日午夜，我正睡着，忽然聽到馬達響，睜眼看見一輛裝甲車向天上放着槍，將擋路的公交車推開，全速向城裡開去。這時，我們部隊也完全可以隨裝甲車進城，但卻仍然未進城，仍在郊區繞圈子。”
　　許師長一頭扎進通訊車再也沒出來。戰士們對“收不到訊息”的說辭不以為然，但軍長卻力圖幫他圓謊：
　　“我打開指揮機，由於四周高樓林立，電波被阻隔，與各師的聯絡中斷。”
　　“我於是身着便裝，帶着作訓處長和炮兵參謀乘車去尋找。”
　　“我的車在北京的大小街道上穿梭着……”
　　最後，他搞清楚，115師受阻於建國門，116師還在遙遠的八王墳。此後，他似乎將集團軍指揮所遷到疑似大雅寶附近的“一幢高層建築”，而站在這個建築的“平台上，北京城一目了然”。他寫道：
　　“這是火的城市，震動的城市。我的士兵們就在這血與火中！”
　　既然已經轉移到這座高層建築，通訊應當已經恢復。但傅軍長仍然留有後手：除了軍隊出發的時間，軍長大人此後的所有紀事，都沒有時間！
　　但是，細心的讀者還是會發現，從《戒嚴一日》開始，軍史中已經沒有了許峰的名字。軍長提及116師的行動，都不是在師長的名義下，而是在一個叫艾虎生的團長帶領下執行的。艾團長的回憶則似乎說明，他一直是以團為單位，在獨立行動。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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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檔案·抗暴者·“六四”　　
　　北京女學者每年這一天重走“427遊行路”　　
　　一位前解放軍女中校回憶“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