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发生两场大屠杀，一场是专制政权明火执仗地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悄无声息地对精神的屠杀——毁灭对真相的记忆。第一场屠杀，受害者数百上千；第二场屠杀，屠杀对象是全民族。反抗第二场屠杀更艰巨，因为时间是专制者的帮凶


　　老高按：昨天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烛光晚会。陈闯创发言说，1989年中国发生两场大屠杀，一场是专制政权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对精神的屠杀——掩盖真相（大意，非原话）。
　　这话说得不错！
　　第一场屠杀，专制政权要消灭敢于反抗者；第二场屠杀，要消灭人们关于消灭反抗者的记忆。
　　第一场屠杀，明火执仗；第二场屠杀，悄无声息。
　　第一场屠杀，受害者数百上千；第二场屠杀，屠杀对象是全民族。
　　显然，反抗第二场屠杀，虽然不会冒生死风险，但是任务更艰巨，成功的机会更为渺茫，因为——时间是专制者的帮凶。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小雅、吴仁华等人记载历史的努力，多么难能可贵！
　　米兰·昆德拉的警句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第十八章 收网（续）

　　节选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六月腥风》


　　第六节 西单（续）

　　大军车队过后，被进军洪流排到路边胡同里的学生重新集结于长安街，依然手挽手，并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据锺罗白回忆：
　　“军人继续向他们射击，人们不再理会。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也没有停下来，双手紧紧挽着旁边两个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继续向前行进。”
　　“天空弥漫着燃烧车辆的黑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
　　“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惊骇住了，他们直楞楞地看着这些不啻于‘集体自杀’的人们，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一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妈！’甩出了一块砖头，并直接冲向军车，没跑几步，就扑倒在地上。”
　　“我卧倒在地，在我和叶傅之间有一个老人，脚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们赶紧把他扶到路边一辆来救助的平板车上。”
　　锺罗白继续写道：
　　“待我们回来时，枪声已经停下来，这时，另一个小伙子也许见伤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衬衣，拍着胸膛，带着哭腔吼道：‘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后面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掌声，那些军人沉默不语。”
　　“也许被这个小伙子所鼓舞，生来怯懦、胆小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几步躍向前边，大声说道：‘告诉你们，这里不是老山前线，这里是首都北京；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们是中国人……’”
　　“这时，我的腿被猛地一拉，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呀！’在我后边一个女学生尖叫一声，倒在地上。叶傅不愧在军营中长大（他父亲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异常机警，他从后面将我拉倒，及时躲过了军人的射击，救了我一条命。可子弹却打在我身后的女学生身上，中弹三处，两双手臂和腹部，鲜血染红了她的衣服。人们将她飞快地送到跟着我们的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上。
　　“‘杀人犯！杀人犯！’砖头雨点般砸向汽车，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辆汽车突然脱离行列，向前直驶而去。面对我们的另一卡车上，也有十几个战士，有一个麦克风，他们向人群喊话：‘保持距离，不要靠近。’那些战士并没有端起枪。”
　　陈毅然大概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据她回忆，当时有一种“求死”的心情。
　　“人们继续唱着《国际歌》，跟着军车，走向天安门广场。” 沿途，锺罗白看到有几个市民从燃烧的军用车辆中“用长长的铁钩向外拉炮弹箱”，以防炮弹、子弹爆炸。
　　一位秉承“救死扶伤”医德的女军医星光，也目睹了38军开进西单路段的情景：
　　“……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得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
　　随着大批受伤者的出现，星光和几个北京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利用位于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他们对送来的受伤者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车或三轮车送往附近的邮电医院、复兴医院和北京市人民医院。有的受伤者抬进来时就已经没救了。有的受伤者伤势太重，也无从下手救治。
　　“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子弹打穿了，抬进来时由几个人使劲压着左胳膊的伤口处，但血还是像喷泉似的向外冒，采用一般的止血方法根本就止不住。”
　　她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反过来盖住伤口，再使劲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纱布。
　　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王德邦与躲避在胡同中的人冲出了胡同。
　　“我一心记掛着天安门广场，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着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着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为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去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
　　“……我背着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着一个个还在流血的受伤者。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受伤者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
　　让星光感触最深的是，直到这时还有市民在问她：“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
　　“大量被真枪实弹打死打伤的民众就鲜血淋漓地躺在眼前，他们却仍然对政府抱有希望，仍然不愿相信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大学生施绳，也是这时在六部口附近中枪受伤的：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势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中，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
　　“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伤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恤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
　　“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试试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不及的惨象。”
　　“我失血太多，需要输液。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6月4日清晨，他与许多转院者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
　　“在我的病房里，足有40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肌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每次医生给他涂抹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本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医院为止，他的伤势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

　　不断地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却抱定了要走到最后的决心。锺罗白继续回忆道：
　　“当军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人群继续向天安门广场走时，早已站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军人一阵扫射，人群被迫散开，向后奔去。可不知从哪里来的手持大棒的武装警察，截住了我们的退路。我们赶紧掉头向左拐，可我因带着相机，跑得慢了些，挨了两大棒，一棒打在相机上，将闪光灯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
　　“我们最后涌进左侧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发现胡同因为临时施工给封死了。这时，胡同口处一阵枪声和惨叫，当枪声响过，屠杀者远去时，在胡同口那里，已倒下十几个人，其中至少5个人已经死亡。”
　　6月4日凌晨1:30，38军作为戒严部队清场的西路“第一梯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军队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38军这支机械化部队，自6月3日晚9:30从军事博物馆出发，8.1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第七节 保护与牺牲

　　由于38军提前行动，整个戒严部队开进计划似乎也被动提前。原定在丰台六里桥集合，在西三环一线待命的西路“第二梯队”——第54集团军127师，突然收到了“迅速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命令。晚9:50，127师在集团军副政委张堃、师长锺声琴率领下，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正阳门西侧开进。这是一条与38军开进路线平行，但比较僻静的入城路线。因为不在北京城的主干道上，动静也没有搞得那么大，虽然凭两条腿，他们却比38军快了一步——当38军正受阻于北蜂窝第一道“火障”时，10:30，54军已来到了逼进二环路的广安门。但是，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据该军的少将副政委张堃回忆：
　　“部队行至广安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时一列火车停靠在路中间，拦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我和战士们一起，从火车下面爬了过去。部队一过火车道，暴徒们就在车厢上用砖头往下砸，用木棒和钢筋棍打，用火枪、气枪打，用路口上的横杆上下打，当即打倒几十名官兵。我的钢盔也被砸得噼啪作响，背上挨了几砖头。战士吴金虎刚钻过铁道，被一歹徒用火枪击中腿部，顿时鲜血直流。这时部队队形有些散乱，前进受阻，指挥员们纷纷问我：‘怎么办？’我一看，眼前是黑压压的人群，暴徒就混杂在群众中，如果还击，难免误伤，我命令部队：调整队列，收拢队伍，继续开进。官兵们搀扶着伤员，继续往前冲。”
　　“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这里道路狭窄，聚集了上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暴徒们在这里设立了第二道防线，部队行进至此，砖头、石块像冰雹似的砸来，顿时，不少官兵被砸得鲜血直流，翻倒在地。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倒50多人，战士们憋不住了，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跟前，要求发子弹。这位团长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曾生擒两名越军俘虏，被授予‘侦察英雄’称号。可他知道，执行这次任务与以往执行作战任务不同，群众与敌人混在一起，一时难以辨清。他和政委含着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坚定地说：‘执行命令，不准开枪！’这时，一个头扎黄带子、上面写着‘和平敢死队’的家伙混在群众中高叫：‘当兵的不敢开枪，打呀！’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歹徒越围越紧，大打出手……”
　　第54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重装的3个王牌快速反应集团军之一，隶属于济南军区，战力上仅次于北京军区的38集团军。该军的127师379团——即6月3日夜担任54军127师开道任务的“前卫团”——原为孙中山的“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即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故有“铁军”之誉。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该团扮演了主力的部分角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标志。以后，该部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农民起义军会师。而54军127师的380团，也来自初创时期的红军，故有“红军团”之称。两团在成为“朱毛红军”的一部后，又演变为红四军、红一军团。在长征路上该军曾有“飞夺泸定桥”的传奇史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军中主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王牌师”中，54军的127师居首。
　　但是，这支军队并没有在人民面前显示它的军威。
　　“这支英雄的铁军，曾经为了刘老庄的群众免遭日寇铁蹄的蹂躏，一个连队就倒下87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今天，他们宁愿自己流血挨打，也不误伤群众。他们搀扶起自己的战友，保持着最大的克制，从人群中硬是挤开了一条道路，顽强地向前推进……”
　　据阎淮回忆，大约0:30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西侧，曾看到一队尾随装甲车的士兵被群众包围。一位军官站在军用卡车上，说保证不打学生；还说枪内并无子弹，为证明这一点，军官朝天放了空枪。此举令周围“气氛顿时缓和，双方互唱拥军和爱民的‘革命歌曲’，彷佛是八一建军节的联欢晚会。” 根据时间、行军路线和所在位置判断，这支部队很可能属于54集团军的一支。
　　事后，张堃在回忆中说：
　　“我从军40年，也从未经历过这样悲壮的行军，从未碰到过这么复杂、这么严峻的事态。我随指挥所行进至此，鞋子已经被挤掉，双臂和背部已被砸伤，特别是看到与自己儿女一般大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愤怒！我知道，只要我‘还击’的一声令下，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可是，不能啊！眼前这么多的群众，那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怀抱幼儿的妇女，被歹徒推到了前排，一旦开枪，难免造成误伤……”
　　“肉体上的痛苦，官兵们咽下了，最使他们感到难受的是被群众误解。部队通过广安门，进入广安门内大街，沿街路障重叠，逼得我们只好从路障两边的小口子通过。每经过一个胡同口，都是一阵石雨的袭击，都是一阵令人难以容忍的辱骂声。‘你们枪口对准谁？’‘你们不是人养的！’‘保皇狗！’……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实在忍不住了，从地上捡起暴徒砸来的砖头，冲出队列，要向辱骂他们的人群扔……我赶忙把他喝住：‘你干什么？误伤了群众怎么办？回来！’小战士红着脸返回队列中，借着路灯，我看清了小战士稚气的眼中包着泪水，脸上、手上的伤口流着血。”
　　此时的张堃，既不知道38军在木樨地开枪，射杀无辜群众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也不知道戒严指挥部早已经把“动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只是敏感到命令的突然，越靠近市中心，抵抗越激烈：
　　“部队行至南新华街时，遭到了更为猛烈的袭击。……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起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栅栏设置了密集的路障……与我一道率队前进的锺声琴大校行进至此，在翻越隔离栅栏时，左腿关节被严重打伤，骨头外露。街道两旁的楼上，不时扔下花盆、破自行车、铁锅、石块等，走在我前面的一名战士被花盆击中头部，扑倒在地，被身旁的战友架起又继续前进。”
　　“这时，我已赤脚在冰雹似的石块、砖头袭击和人群的围堵下行进了10公里，全身多处负伤，体力消耗很大……快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时，一块大石头飞来，砸在我的左小腿上（后来才知道左小腿腓骨粉碎性骨折），剧烈的疼痛使我放慢了速度，掉在了队伍的后面。在跨越隔离栅栏时，由于左腿已被砸坏，扑倒在地……”
　　少将倒下了，四五个人朝他围了过来，又是踢，又是跺地摧残老人。
　　不远处，一个稚嫩的声音吸引了一位中年妇女——马嫂的注意力。她跑过去一看，数十名暴徒正在踢打一名小战士。小战士双手抱头，嘴里呼喊着“大叔，大哥们，你们别打了，让我过去吧，我是解放军”。但人们你一脚、他一脚地，把小战士踢得像皮球一样，满地滚。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嚷着：“打的就是解放军！”马嫂毅然冲上去，勉强抱起了小战士，一路朝附近的急救中心小跑。几个青年人从他手里接过了小战士，大家抬着，把他送到了急救中心。
　　打算回家的路上，马嫂发现了张堃：
　　“……这名解放军趴在地上，几个暴徒围着他，在他身上连踢带踩。他一动不动，任凭暴徒站在自己身上乱跺。‘莫非他死了？’”
　　马嫂忍不住再次冲上去，俯身将军人翻过身来，只见张堃已紧闭双眼，面容仍是“极度痛苦又非常慈祥的样子”。
　　“他的脸上，特别是太阳穴两边满是鲜血，血还在缓缓地流着……”
　　马嫂见状蹲下身子，艰难地把这个身体已经微微发福的老人的手拿起，搭在自己背上，另一只手从后面紧紧将他的身体搂住，她艰难地站立起来，然后半背半拖地朝着450米开外的北京急救中心走去，一任从背后打来的砖头，打在二人的身上。
　　她不知道张堃的腿已经受伤。
　　迎面而来四位20多岁的年轻人，再次施以援手，大家一齐把张堃抬进了急救中心。时间是6月3日晚11:30左右。据当时正在北京急救中心实习的军医贾志媛回忆：
　　“开始，谁也没想到那个可怜的老头儿是个将军。他浑身是伤，歪在二楼电梯旁冰凉的水泥地上，头像个血泡的葫芦。”
　　“他的诊断书上填满了X光透视诊断：6根肋骨骨折、肺部感染、左腿腓骨骨折、右腿软骨骨折……”
　　据这位大夫记载，从6月3日中午开始：
　　“伤员就一个劲儿地往里送，到了晚上，一楼、二楼、三楼都像堆劈柴似的堆满了。”
　　因别的医院也几乎达到了饱和，经过急救处理的伤员已经送不出去，只能躺在大厅里、过道上。为了救治不受双方的情绪干扰，急救中心把二楼单辟出来接收军人。而整个二楼的109名军人伤员，除6人外，全部都是54军张堃的部下！其中20人重伤，1人已经牺牲。
　　据事后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的资料称，54军某团后勤处参谋王锦伟，就是肩扛着弹药箱，在附近的南新华街中枪牺牲的。
　　6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召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正副部长会议，在传达《告全党和全国人民书》时，额外提到“一位少将失踪”的消息。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美国之音》迅速获得了张堃失踪的消息。但是，直到通过可靠关系，接通一位在301医院的老战友的关系，他一直像一个隐身于高粱地的老农，隐身在急救中心的伤员中，隐身在他的战士之中。
　　正如某团政治处上尉股长胡海利所言，整个“解放战争打了3年，消灭了800万蒋军”，解放军“在战场上只有3名军以上干部牺牲”。他不可想象，为什么在这样一场奇异的战争中，竟会让自己的副政委“落到这份地步”！
　　与张堃少将大义凛然，从容赴义的形象相比，带领济南军区前线指挥部随54军126师行动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固辉，则更显得高深莫测。据信，当日突然接到开进命令后，他们从大兴出发，沿木樨园—马家堡—太平街—虎坊桥，朝前门箭楼方向挺进。但是，他们刚走到太平街口，就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只见这位副司令：
　　“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站出来大声向群众说道：我是中将副司令，我既没有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也没有下达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我的部队，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你们让开一条道，放我出去！群众听完，高呼‘解放军万岁’，接着就闪开一条道，放他走了。”
　　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位暴露了身份的将军隐身到哪里去了。部队原地不动，搜救人员在人山人海、危机四伏的黑夜里，从虎坊桥到太平街——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地——来回捋了两遍，也没能见到这位福将的身影。最后，通过各种途径，人们得知，这位副司令被群众救护后，完璧归赵送到了宣武区委。这才化解了一场虚惊！
　　至于这位副司令究竟撇下队伍想干什么？他是否只是去寻求方便一下？或曾经试图与上级联系？或有其他什么想法？倒也没人想问了。任何人都知道，把军队和人民推向自相残杀境地的不是他！
　　“六四”后，一篇新华社电讯稿报道了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中，首都民兵在人武部的领导下发挥的重要作用，表彰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固司令得救地区的宣武区民兵，大专院校聚集的海淀区得以敬陪末座。
　　对“清场令”消极抵抗的另一典型，是原本被安排做清场“东路一梯队”的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如前所述，39军在5月22日到达通县三间房之后，除了解放军三总部首长的密集慰问以外，还进行了自身严格的素质教育。据116师一营二连上尉李晓明回忆：
　　“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我们于5月22日早晨6:00到达北京市通县三间房军用机场驻扎。部队驻下后，基本与外界隔绝，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岗把守，不许官兵随意进出。我们当时获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解放军报》。部队对官兵教育还是到使馆区维持治安，不能向人民开枪，谁开第一枪就要向历史负责等等。”
　　直到6月3日黄昏5:50，39集团军已分四路向城区开进，军长傅秉耀“突然接到军区前指指示”，令116师改变集结地”。据傅秉耀回忆：
　　“这时，此部队已开出很远，我一面用电台通知，一面让车高速前进追上师参谋长和团政委，在两车并行中下达了命令。”
　　这个改变的命令就是：116师改使馆区警戒为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
　　据李晓明回忆：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这时，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队开枪杀人的事，都躲了起来，没有人敢在街上拦阻军队和堵路，我们部队完全可以顺利进城，但车队就是不直接进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绕行。中间每人都发了子弹，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杀气腾腾地向城里开进。6月3日午夜，我正睡着，忽然听到马达响，睁眼看见一辆装甲车向天上放着枪，将挡路的公交车推开，全速向城里开去。这时，我们部队也完全可以随装甲车进城，但却仍然未进城，仍在郊区绕圈子。”
　　许师长一头扎进通讯车再也没出来。战士们对“收不到讯息”的说辞不以为然，但军长却力图帮他圆谎：
　　“我打开指挥机，由于四周高楼林立，电波被阻隔，与各师的联络中断。”
　　“我于是身着便装，带着作训处长和炮兵参谋乘车去寻找。”
　　“我的车在北京的大小街道上穿梭着……”
　　最后，他搞清楚，115师受阻于建国门，116师还在遥远的八王坟。此后，他似乎将集团军指挥所迁到疑似大雅宝附近的“一幢高层建筑”，而站在这个建筑的“平台上，北京城一目了然”。他写道：
　　“这是火的城市，震动的城市。我的士兵们就在这血与火中！”
　　既然已经转移到这座高层建筑，通讯应当已经恢复。但傅军长仍然留有后手：除了军队出发的时间，军长大人此后的所有纪事，都没有时间！
　　但是，细心的读者还是会发现，从《戒严一日》开始，军史中已经没有了许峰的名字。军长提及116师的行动，都不是在师长的名义下，而是在一个叫艾虎生的团长带领下执行的。艾团长的回忆则似乎说明，他一直是以团为单位，在独立行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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