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书中最惨绝人寰的记述，是六部口坦克碾人暴行。这是无可辩驳的反人类滔天大罪——并非6月3日夜军人压制民众反抗，而是用坦克从背后追上并碾压已经撤离回校的学生队伍。陈小雅书中尽可能地探究前因后果，让我们了解各种说法


　　老高按：妻子的娘家住在离西单路口不远的大木仓胡同内一个政府机关大院里，离邮电医院咫尺之遥，离复兴医院也只是一箭之地。这两家医院，在“六四”那个血火屠城之夜，成了人间地狱！
　　妻子的一位闺蜜，在那个6月4日，看到一位中年女医生，站在复兴医院外马路正当中，挥着手跺着脚声嘶力竭地痛骂邓小平、李鹏和杀人如麻的解放军法西斯，神志昏乱，不成语句。有认识的人说她是复兴医院的医生，分秒必争地抢救了一夜血潮般涌来的数百伤员，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人在眼前死去，精神崩溃了。
　　这位闺蜜在流着泪对我妻子讲述了她在邮电医院的各种惨烈见闻后，说：“我好怕，过了很多年之后，人们把这一切都忘了，怎么办呢！”
　　会吗？会吗？已经过了30年，人们把这一切都忘了吗？
　　今天我节录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最惨绝人寰的一段，最神人共愤的一段，这就是19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朝人群冲去，死伤枕藉，血肉模糊。
　　这是无可辩驳的反人类滔天大罪。
　　这不是在6月3日夜的民众对抗戒严部队的搏斗中，而是6月4日晨，学生被迫撤离天安门、反抗行为已经终止；
　　这不是在戒严部队受命强行开进天安门途中，而是从天安门冲过来追上已经撤离回校的学生队伍——坦克从背后冲来！
　　这样的罪行，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必判“战犯”无疑。但是坦克车手被颁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
　　陈小雅女士不是光记录了这桩罪行，而是尽可能地探究前因后果，让我们多方面了解各种说法。
　　本篇文字中包含血腥段落，请读者自行判断要不要读下去。
　　鲁迅有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篇博文刊出之时，正值北京时间6月3日到4日之交。30年前的此刻，专制暴君冒天下之大不韪，指挥强行清场，大开杀戒，屠戮反抗的民众和学生。让我们点起烛光，祭奠“六四”所有死难者，对暴君说不，对遗忘说不！

　　第十九章 清场
　　节选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六月腥风》

　　第九节 六部口血案

　　原先在木樨地见证并抗议38军强行开进的市民和学生，在民族文化宫、西单等路口相继失陷后，被排在了军队前进洪流的两边。除了伤亡被救护者送走的外，只要活下来的，都以天安门广场为目的地。但是，6月4日凌晨1:30，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的实现，广场通往西长安街的道路也被封死，这批人也就被封在了外面。因为过度疲劳，有两位从木樨地一直跟进到南长街口的大学生，竟然在一辆平板三轮上睡着了。据其中一位回忆：
　　“凌晨5:00多钟，我们被一阵爆豆般的枪声吵醒。‘是天安门广场那里’，叶傅说。我们赶紧向入口处跑去。”
　　“这时，天渐渐发亮，浓重的烟雾中，浸射出几道刺眼的阳光。在天安门广场入口处，有数百名军人坐在那里，排成三、四排。”
　　据38军官兵回忆，因整夜的强行开进，当他们到达广场时，有的体力消耗太大的，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有的干脆就地躺下，等待军官把他们叫醒。此时，守在路口的这批人，究竟是没有承担清场任务的38军军人？还是（如有些资料所说）是大会堂内以逸待劳的27军？如果是后者，他们已然封死了38军的“回头路”！
　　“在他们对面20多米处，对峙坐着四、五百名学生和市民，他们坐在地上，喊着：‘不许屠杀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同时唱着《国际歌》，打着‘V’（胜利）的手势。他们亦坐成三、四排。我和叶傅坐在后排。”
　　“这时，有人发现在我们对峙地段内，左侧一个平房上，有个人躺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一个人拿着望远镜望了一会说，好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妇女，在那里还在轻轻地移动。”
　　“大家说，一定设法救她。可怎么救她呢？勇敢者出现了，一对年轻的恋人，那样子很风流潇洒，自告奋勇去救她。男的搂着那个女孩的肩头，一手做出投降姿式，并不时指指平房上的人，试探着向平房移动。走了一半，军人的麦克风响了：‘回去！’接着一阵扫射，打到他们脚下，他们只得退了回来。”
　　“人们喊道：‘法西斯，刽子手！’”
　　“这时，军人们竟然起了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人们继续高喊口号：‘人民要审判你们’，‘人民要绞死你们。’”
　　“这时，军人们的歌声戛然停止。他们莫名其妙地鼓起了掌，然后突然起身，向西边散开。”
　　“这边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两排坦克，有20多辆，呼啸着向我们这边冲来。”
　　“这时的人们，显示出令人惊异的从容与镇定，他们继续唱着歌，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逃跑。”
　　“坦克在逼近，排山倒海般轰鸣着，好像不会停下来，前排的学生中竟有几个横躺在马路上，大声喊道：‘让我们的鲜血唤起中国的民主……’《国际歌》声更加雄壮。”
　　这些躺在马路上的学生，也是前一天晚上从学校吃完晚饭，准备到广场声援的某大学的学生。他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但行至西二环路时，他们的计划被打乱了：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着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着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着，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12:00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枪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看着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剩下的军车。他们将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点燃：
　　“我们亲眼目睹着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
　　“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着，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着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像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
　　当他们一行人骑车取道复兴门，走上长安街时，正好是38军大部队已经开过的间隙：
　　“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待军车过后，他们一行十几人此时只剩下两人。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又开始朝天安门方向步行跋涉。二人沿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移动，一直走到新华门附近：
　　“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像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趔趔贴着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着帆布篷布”。雨源回忆道：“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谩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趟军车断断续续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人群又开始聚到一起。
　　“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像是国歌和国际歌等），……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霹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起来，仿佛又壮大了队伍的平民开始组成人墙，再次手挽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雨源回忆道：
　　“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50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看到了前面所说那件“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队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队，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队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据带领这支坦克队伍的上校团长罗刚回忆：
　　“6月4日凌晨5:18，我带领部分坦克和所属的特种履带车辆，历时4个多小时的艰难开进，撞开了10余道路障，提前20多分钟由东长安街进入上级指定的位置——天安门广场。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完毕，由戒严部队控制。”
　　“5:20，上级命令我带领部分坦克立即前去驱散正在冲击围攻新华门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以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军令如山，责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作了简要的动员，迅速按团的部署，八辆坦克一字排开，共4排向西长安街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
　　“坦克刚行进约2华里，就遭到了一些暴徒的拼命抵抗。在他们的煽动下，10多米的路面上已横躺了几百名学生和群众，以阻止坦克前进。100米、50米、30米，坦克离‘人障’越来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来。怎么办？当时如果停车慢慢作疏导工作，就无法解救新华门，但继续开进，又会误伤大批群众和学生。这时我坐在指挥车里，头上直冒汗，电台不时传来‘新华门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采取1、2、3号方案。首先用广播器劝说，3分钟过去了——无效；对天鸣枪示警，3分钟又过去了——仍然无效，而且部分歹徒借机开始向我车投掷燃烧瓶，企图烧车。迫不得已我只得命令施放少量催泪弹……”
　　新华门没有危机！没有人听见罗团长所谓“3分钟劝说”！也没有什么在“拼命抵抗”。倒是有人第一次从播音中听到，民运已变成了“反革命暴乱”。在学生的记忆中，接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坦克驶到离学生不足五米远时，突然停下来，从坦克中钻出几个人来，向人群中扔了几个可口可乐罐状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炸弹……一会儿，罐中冒出黄烟，随风散去，越来越大，是毒瓦斯！那黄烟弥漫开来，坐在或躺在地上的人开始咳嗽。”
　　“一个毒瓦斯罐头正好扔在我面前，那毒气吸入肺中，似乎比死亡的滋味更难受，你可以不怕子弹，不怕坦克压，可你真难以忍受这种毒气弹。这时，不知谁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傻了，赶紧散开！’人们咳嗽着，慢慢散开，走上或爬向两侧便道。”
　　“坦克便急速向前驶去。不知为什么，沉稳的叶傅突然箭一般地冲上马路，拿起相机，向着急驶而来的坦克拍照。这太危险了，我大声喊道：‘叶傅，回来。’这时，又一颗毒瓦斯扔在我脚下，毒气顿时侵入肺腑，我感到一阵晕眩，胸口一阵刺疼，两眼模糊，终于跌倒在地，失去知觉。”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脸上一阵发凉，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戴校徽的女学生，正用水湿的口罩，向我的脸上滴水。她一见我醒来，马上对我说：‘去那边’，我在她的拖曳下，爬到不远处一个脏水井边，那里有几个同学，正轮流把头伸入井中，呼吸新鲜空气，我试着呼吸几口，顿觉清醒。‘不好受吧！’那女同学说。‘还好’，我含混地答道。接着站起来，我想，一定得找到叶傅，他可能出事了。”
　　“我继续向前行，坦克飞快地向前开着，边开、边向两边的人们仍毒气弹。”
　　“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站岗的军人抱起不知什么时候武装起来的大木棒，向外驱赶试图入中南海躲避毒气弹的人群。”
　　此前，并没有发生“冲击中南海”的事情。罗团长的叙述如果是真的，那显然是上级发出的欺骗指示。这一指示，对于一个军官的压迫力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这条“上级指示”的发出，是不是有什么缘由？是否受到某种信息的刺激而发出的呢？笔者注意到封从德《六四日记》中，曾有过如下记载：
　　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后，“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这大概出自内疚，觉得对不住保护我们广场的同学而拼死堵军车的市民。”因为5月15日成立指挥部时，李录和柴玲设定的加入指挥部的条件，就是在同学死去之前先作牺牲。
　　当时，李录提出了一个建议：带领从广场撤出的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流血最多的地段。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象。空旷的长安街上，没有尸体，没有士兵，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李录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
　　上述回忆得到了墨轩的佐证。正是他领导的市民敢死队员，气恼地用力按住了李录，劝回了学生。
　　于是，队伍继续向西撤。他们有幸没有死成，不幸的是后来人。
　　雨源的此后经历，与锺罗白相似。但可能因为是躺着接受的毒气弹，他的行动只慢了半拍：
　　“毒气弹像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遭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着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
　　哭声就来自锺罗白的站立之处。没想到稍早从瓦斯中毒中清醒过来的他，面临的却是一幅惊天惨象：
　　“当我们来到六部口时，见马路左侧围满了一群人，坦克开始停下，并缓缓后退，我穿过马路，来到那里，当即被那个场面惊呆了。”
　　“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徽，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即便在电影中），这是对人性、对现代文明最无情的践踏；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页！”
　　“从我的脚下，发出呻吟声，啊！竟有人还活着，我连忙从血泊中扶住那个呻吟的人，一个男学生，旁边的人赶紧推来一辆平板车。当我抱着他血淋淋的身体，轻轻向外拉他时，他微弱地说：‘同学，我的腿……，我的腿……’我仔细向下一看，还哪有腿了，整个大腿，从根部被齐刷刷地轧掉，正汩汩地向外冒血。当我把他抱上平板车时，叶傅来了，他用所有剩下的胶卷，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这个场面。”
　　“我们推着平板车，扶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同学，向复兴医院走去。回头望望那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一个死去同学的衣兜里，露出了一个塑胶袋，里面是一些干面包屑。也许，那是这个年轻的生命所享用的最后晚餐……”
　　“两个老太太跪在尸体边，双手拍着地，号啕大哭：‘我的学生们哪！’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恸欲绝的哭泣。”
　　“这时，街上高音喇叭在播送中共中央公告：‘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部分暴徒，破坏戒严令，残害解放军战士……’”
　　“惨白的太阳冉冉升起，照着充满血迹、弹迹、坦克履带印的，曾经十分美丽的长安街，烟雾慢慢散开。在这空荡的大街上，在这白色的黎明中，我扶着那已经死去的同学。”
“我们，已流不出眼泪。”
　　家住南小栓的赵朴初的一位亲戚，按照往常的习惯，早晨出门买早点，他今天，不幸成了这一惊天血案的第一目击者。
　　这时，雨源也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像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5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2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1米多远。另外4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1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哪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像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5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ＸＸ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5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温子建拍下了这辆坦克的番号。
　　“6月4日早上，温子建经过六部口，看见五六个被坦克碾死的尸体一顺排列着，坦克停在旁边，他绕到坦克前面朝黑洞洞的枪口走去，感到那十几步路简直好像是走过了一个世纪。他拍下了有那些尸体、坦克和黑洞洞枪口的照片……”
　　当六部口“血案”爆发时，广场指挥部已经行进到电报大楼附近。据封从德记载：
　　“我们快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汇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11个同学！”
　　现在，是时候回答，这次坦克冲击，是否受到前述李录欲率大队重返广场这一信息刺激产生的反应了。为慎重起见，笔者于2015年12月20日上午对故地进行了重访。从电报大楼到六部口十字路口，我来回走了四趟。第一趟，在路南，由西往东，因天下雪子，路滑，我从10:11走到10:14，计有近400步，历时3—4分钟。然后，笔者又从地下通道穿到路北，由东向西，走了260步。因路程不全，我又由西向东走了一趟，因路遇扫雪车洒水，大约走了360步。最后一次，再次由东向西，从10:21走到10:23，因路面干燥，无障碍，仅用了339步。
　　满打满算仅仅三分钟的时间，足够戒严部队完成从信息回收，到派兵布阵，到开进的时间吗？参考前述从大会堂西北到六部口所有经历者的回顾，我认为3分钟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实际上，在学生的指挥部来到六部口十字路口前，坦克一师已经收到了上级的欺骗指示。
　　在六部口坦克碾人血案中，死者5名、重伤7名，绝大多数都是6月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其中遇难的5名大学生是：
　　北京科技大学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 30岁；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田道民 22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8级学生，董晓军 19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8级学生，王培文 21岁；
　　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学生，龚纪芳（女）19岁；
　　被坦克轧伤的7人是：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宝 29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 22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赵国庆 20多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钱奕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单连军；
　　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85级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3岁；
　　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 20多岁。
　　根据丁子霖的调查，在这次坦克开进事件中，还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段遭受枪击、撞击而受伤。其中龚纪芳左臂被“炸子”击中，但其致命的原因，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死亡证明书”载，“是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致死。
　　从事后各方的回顾，我们大致可以对这次“血案”做一个拼图：
　　下面是受害人方政对自己亲历事件的回顾：
　　“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后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行。此时已近黎明，约6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
　　“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潭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
　　躺在方政手术台边另一张病床上的施绳，见证了方政手术后的情况：
　　“一个体育学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
　　在接受高新采访时，一位幸存者告诉他：
　　“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
　　高新写道：
　　“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6月4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76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
　　另一位幸存者王宽宝回忆，他当时与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的时候，他俩还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于是就没有跟着一起奔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个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自己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做手术。
　　另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受伤者，也曾著文留证：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三、四十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着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面。”
　　“大约在清晨7:00左右， 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是坦克在向学生队伍发射毒气弹……”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开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栅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栅，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作为目击者，梁晓燕的陈述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细节：
　　“我们从北京音乐厅那儿走出。就在拐角处，看到后面有几辆坦克。结果呢？就听到后面一声喧哗惨叫，我们就赶紧回头去看，我们就看到后面人一片乱了，坦克就在中间打了一个转。后来就听到‘哇’的尖叫的声音，同学们就跑啊，一下就觉得坦克过来压人了。直感就知道了。我认识的一个学生，但不是我们学校的，他就是从坦克底下爬出来的，死的两个学生就是他们同学。”
　　梁晓燕的说法，可以与上述青年政治学院同学的说法互证。她提供的一个细节是，坦克在撞人后，在原地还来了个大转身，有些伤亡很可能是在这个大转身过程中造成的（如方政所说身体被拖拽）。
　　“六四”后多年来，人们都在寻找这辆坦克及它的肇事者。自温子建拍摄的照片流出海外后，可能是因为照片上的字迹印刷不清楚，网上的议论一直在106还是107两个编号中猜测。但我相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抑或是军队已经掌握真相，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日揭晓而已。时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的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给了我们这个信心：
　　“最令我吃惊也最令我难忘的是天安门广场清场以后，天都亮了，一位摄影记者给送来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放大洗印出来的——在六部口西长安街上，坦克从人群中冲过去，许多群众，大部是学生倒在血泊中，惨不忍睹！记者说，这些学生就是刚从天安门广场有组织地撤出来的。”
　　我相信，这些清晰的放大照片，在报社内一定不止三五人看到过。
　　我还相信，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征文的《戒严一日》筛选小组，通过这次征文，已经梳理出真相。因为笔者已经读出，他们在编排上刻意凸显的某些节点，对于揭示事件真相的重要意义。我理解，即便是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作为文史工作者，总想千方百计留下一丝线索的那种不甘心。除上述大校团长罗刚的文字外，在这本书中，还有一篇上士李树存所写的《血染的风采》，就是包含着“六部口血案”部分真相重要参考文章。它记载：
　　“6月3日下午6:00，经过多次请战，连长、指导员才同意我进京执行任务。在紧急准备时，我的眉部不慎被驾驶窗的把手打破，缝了四针，视力从1.5下降到0.8.在开进中，由于装甲车内温度高达40度，汗水流进伤口，造成感染，眼睛肿得睁不开，我就用一只眼驾驶。”
　　他所在的连队，011、012、013号车被编为第一梯队的先头分队。可能与他在此事上的积极有关，他驾驶的013号走在最前头。换言之，整个坦克车队，由一只眼睛在开路！
　　6月4日凌晨的3:00许，这支部队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区的十里堡：
　　“我们三台车并排着开足马力向电车、汽车的结合部猛撞，强烈的震动，使我的头撞在驾驶窗的前壁上，旧伤缝合线一下崩断了，鼻子也被撞掉了一块肉，鲜血‘嘀嗒嘀嗒’直滴，一会染红了前襟……”
　　连里领导看到他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决定把他换下来。他绝不同意。因为他已经有了破障的“经验”。
　　以后，他们的车队又撞开八里庄、呼家楼、建国门、王府井一线9道障碍（用罗刚的话说是“破十道障”），他的车“成为全师第一台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
　　“我想看看011、012号车到了没有，刚站起来，突然眼睛一黑便摔倒在车上昏了过去。战友们见我如同血人，以为我不行了。把我抬到卫生车上包扎后，准备把我送上直升飞机，运出去治疗。这时，我听到守护在我身旁的杜团长说，一些亡命徒冲击新华门，我团受命去解救，保卫党中央。”
　　他一听这个消息“来了劲头”，挣扎着站了起来，把医生吓了一跳：
　　“我不顾医生劝阻，一步三晃走到车前，爬上了驾驶舱，迅速发动，向新华门开进……我架着013号战车和其他战友的十多辆坦克、装甲输送车排成一个扇形，吼叫着向前冲去。我们一边对空鸣枪示警，一边扔催泪弹，暴徒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逃散，我们及时保证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的安全。”
　　从他叙述的情况看，他所属的部队，就是前述罗刚带领的那支部队，也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队。因为事迹突出，李树存后来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相关资料显示，这支部队名叫“坦克一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65集团军。
　　据网上资料，该师前身是1945年12月在沈阳组建的东北坦克大队。先后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西北剿匪、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越自卫还击战等战役、战斗645次；并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北平入城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11次国庆阅兵。在辽沈战役中，该师装甲车一团一连“102”号坦克连续5次出色完成了任务，被东北野战军命名为“功臣号”。由此可以断定，无论是106还是107号坦克，与“功臣号”属于同一编队序列。
　　令人琢磨的是，抗拒执行戒严令的38军军长徐勤先曾经是“坦克一师”的师长。1998年7月，“坦克一师”被取消番号。原有部队被整编为“装甲第一师”，没有参加1999年建国50周年的大阅兵；2011年11月，“装甲第一师”又整编为“装甲第一旅”。有网友点破，自参加“六四平暴”后，该师一路走“背”。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让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帅，为自己部队遗憾万年！
　　与此同时，“共和国卫士”已经在网上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这，应该就是历史方向的指示。也是国家、政府、人民的心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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