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大陸對網絡和社群媒體禁錮得比罐頭盒還嚴密，連機器人都加班加點，執意要從歷史記載和民族記憶中刪除“六四”，但民間自有花樣翻新的辦法，來表明民心，對抗遺忘。連日來，圖片、歌曲、詩詞、小說……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老高按：今天繼續節錄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最後一卷的三節。這三節所講述的內容，我過去完全不了解，我感覺，一般民眾也未必了解，因為它不屬於八九民運和“六四”的主幹，但是了解這一方面的內容，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其意義就在該章的標題：民心的測試。
　　正如楊繼繩記載的：1989年6月7日，街頭出現不少傳單，而且是鉛印的。其中一張寫道：
　　你有機槍坦克可以屠殺人民，
　　你有電台報紙可以傳播“新聞”，
　　你有權力可以自封領袖，
　　你缺什麼？
　　你缺的是十億人的心。
　　連日來，儘管中國大陸對網絡和社群媒體禁錮得比罐頭盒還嚴密，執意要從歷史記載和民族記憶中刪除這一重大事件（居然義正詞嚴地指責別人搞“歷史虛無主義”！真是賊喊捉賊的活標本）但是民間自有花樣翻新的辦法，來表明民心，表明大家沒有忘記這一天。連日來圖片、歌曲、樂曲、詩詞、小說、視頻……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這裡我忍不住要介紹幾篇短小精悍的袖珍小說。下面是一篇，連標點只有76字：

　　1988年高中畢業後，她去北京讀大學，我去北方當了兵。第二年，六月份，一次執行完特殊任務後，清洗履帶時發現一個紅色的髮夾，我清楚記得那是分別時我送給她的禮物。

　　這篇小說，我幾年前就讀過，這次我的一位在美國當教授的博士同窗發到微信群里，再讀仍覺驚心動魄！（小說畢竟是小說，有人從歷史細節上較真：“1988年沒有徵兵”“當時部隊只有初中生”云云，就比我的書呆子氣還足了。）文後附有“瀟評”，不知何許人也，但評得到位：“不到一百字，有人物、有生死、有青梅竹馬的共同成長、有分道揚鑣的不同人生、有青春萌動的前塵往事、有驚心動魄的時代巨變、有慘烈錐心的陰陽兩隔……能否讀懂這個小說，成為代際劃分的標誌；當然，也是價值觀分界的標誌。好劇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上演。”
　　另一篇也只有一百多點字，是製作成圖片，有意歪到一定角度，還用紅筆塗抹了一道——這當然都是對付網管“機器人”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老師讓學生背乘法口訣。一個孩子總是將“八八六十四”讀成“八九六十四”。
　　老師很生氣，問是誰教的。孩子說是爸爸教的。老師問：你爸上過學沒有？孩子低下頭，沉默不語。這時，一名學生站起來：他爸在北京讀過大學，是個瘋子。
　　女老師剎那間明白了，一把將孩子攬在懷裡，淚流滿面。

　　還有許多令我拍案叫絕大讚“有才”的高招，此處就不一一細述了。
　　讀了陳小雅這三節，我想很多讀者可能湧起與我一樣的疑問：既然戒嚴部隊的暴行激起民眾的滿腔恨火，只是懾於國家暴力淫威而無法“雞蛋碰石頭”，但都擺明了不合作的態度；那麼後來為什麼又在短短時間內，轉為還是順從當局、響應當局、追隨當局呢？是不是正好證明了“民心善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牆頭草“風吹草偃”“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種種古訓俗話呢？昨天我提到妻子的一位閨蜜，當時最擔心、最害怕的就是“過了很多年之後，人們把這一切都忘了，怎麼辦呢”？她迄今倒是沒忘，但也不再提起了……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一直在思索，在追問，有些心得會陸續寫下來。但是從這幾天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看來，驗證了一位朋友所說的：“人們把‘六四’不是掛在嘴邊，而是深藏心底了，這就是當局為什麼那麼害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點也不敢大意的原因！”


　　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測試

　　節選自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十卷《大結局》

　　第三節 《戒嚴一日》披露真相

　　1990年2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開國上將呂正操的讀書感想。文章介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主編，1989年10月出版的，戒嚴部隊參加“平暴”活動的徵文匯集，書名叫《戒嚴一日》。在這篇書介中，呂將軍寫道：
　　“（起初）我對這本書並不在意，以為是早已知道的一些通訊報道之類。誰知出我意料，一拿起來，竟再也不想放下，甚至希望國內外廣大讀者都來讀這本書。”
　　這是了解北京戒嚴情況最真實的一本書。……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寫的自己親歷和目睹的事實，沒有任何道聽途說的東西。”
　　下面，筆者略引《戒嚴一日》中平暴前後的故事，用以佐證本章的主題：
　　6月3日，被圍在京順路上的一位從老山回來的40軍軍官曾感慨道：
　　“想起今年2月，我們部隊偵察大隊從老山凱旋歸來，群眾人山人海夾道歡迎，鞭炮爆豆兒似地放了老半天的情景，心裡很不是滋味。”
　　該軍的少將軍長，則想到了1949年進入北京城：
　　“我這是40年後的再度京華。40年前，也就是1949年初，我17歲，從東北到北平郊區參加解放北平的戰鬥，走的也是我們這次開進的路線。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有一個步兵師參加，恰好就是我當時所在的師，也是這次執行戒嚴任務我帶來的這個師。當時我是個士兵，從前門進城，從東直門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帶，歡聲笑臉，那時我只知道很光榮，很幸福。40年後，我作為一老軍長，率戒嚴部隊進東直門，沒有歡聲笑臉，卻有圍追堵截，這說明，道路是曲折的，鬥爭是長期的。”
　　6月4日凌晨，一位被阻於朝陽區十里堡的39軍少尉幹事，冒着石雨，向圍堵的群眾解釋：
　　“我們是奉命進京維護秩序、保衛北京人民的，請你們協助一下，把道閃開……”
　　“沒等我把話說完，雨點般的石塊就砸了過來。有的還喊着：‘砸死這些殺人狂、劊子手！’我怔了一下：‘北京人這是怎麼了？我們是來保護他們，他們反而打我們……’我不顧一切地跳下車，問近前一位50多歲的老大爺：‘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們保衛北京？’他把眼一瞪：‘看看你們這些坦克大炮吧，……如果真來維持秩序，為什麼要帶武器呢？’他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接着說：‘我這麼大年紀了，還沒見過坦克大炮進北京呢！’”
　　39軍116師高炮團一營二連雷達站站長李曉明回憶說，6月8日，他和營部車輛管理員一同坐公共汽車到郵局想往家發封平安電報。“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懼的眼光”看着他們。到了郵局，當他們向工作人員說明想發電報時，他們又遭遇的是同樣冷峻的眼光，“說機器壞了，不能拍，拒絕了我們。”李曉明事後說：
　　“我是那樣悔恨、羞愧。我那時就認識到，我們已經成了廣大人民痛恨的殺人犯、劊子手……”
　　即便逃脫了市民的圍困和“暴徒”的襲擊，被救到醫院的戰士，仍然逃不過心靈的拷問和正義的追究。
　　據解放軍268醫院的一位中校幹事王紅雲回憶，6月4日下午，該院送來三個“特殊傷員”。院長宣布立即休會，他抓起白大褂三步並兩步趕到了外科病房。已入眼帘的，是這樣一幅圖景：
　　“……兩個頭纏繃帶的傷員半躺半臥在床上。他們的頭大部分都被裹住了，仔細一看，草綠色軍裝上布滿血跡、汗漬，黑一塊白一塊的。
　　我走到左邊的床旁，問：‘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床上躺着的戰士吃力地睜開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過了好一陣子，這戰士臉上的肌肉搐動了一下，答非所問地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裝甲車，被燒了。’
　　‘裝甲車被燒了？在哪裡？’我的心裡一緊。
　　‘在……前面。’
　　‘前面哪裡？’
　　‘在……’這戰士沒說完，痛苦地閉上了眼睛。
　　我問另一個戰士，這個戰士瞥了第一個戰士一眼，嘴唇翕動了一陣子，什麼也沒說岀來。
　　聽說急救室里也住着位傷員，而且是個連長，我退出病室疾步走去。
　　這位連長看上去二十六、七歲，穿一條藍色棉毛褲和一件發黃的背心，頭上也纏着繃帶，臉上、身上蠟黃。
　　‘你們的裝甲車被燒了？’我問。
　　他好像沒有聽到我的話，過了一會兒，才吃力地點了一下頭，隨後就閉上了眼睛。
　　從傷員們的神態中，我感到在他們內心深處充滿了難以言狀的憂慮和壓抑。”
　　惡貫滿盈的003號裝甲指揮車 大校副師長佟喜剛雖然沒有這種內心痛苦，但在協和醫院，也經受了一番“磨難”。他回憶道：
　　“我非常想知道清場任務完成得怎麼樣了，我的003號車和車上同志怎麼樣了。我盼着能有人來讓我打聽打聽。然而，最終卻令我失望了，腳步都繞開我朝遠處走去。”
　　“過了一會兒，外面突然傳來爭吵聲……闖進來兩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我以為醫生來了，便禮貌地朝他們笑了笑，用最大的力氣說：‘感謝你們救了我。’沒想到，回答我的不是免謝，卻是質問：‘你是哪個部隊的，是不是第一個開進天安門的那輛裝甲車中被打的大校？’‘你們軋死多少群眾？’‘是誰把你弄到這兒來的？’他們越說氣越大，手指到了我的鼻子。我心想這哪像醫生。但是為了能儘快使自己的傷得到治療，只好忍氣吞聲地憋着心裡的火，給他們作些解釋。我求他們給包一包傷口，他們卻說：‘沒時間，告訴你吧，在這裡不會有人管你，等死吧，死了活該！’說完急轉身走了。後來才知道，這倆根本不是醫生……”
　　“……一位看上去比較老的醫生走到我的身邊，我眼含熱淚，連說了幾聲‘謝謝！’老醫生俯下身來，很認真地查看我的傷情，邊看邊搖頭和嘆氣。……很快把我抬上了手術台。一個傷口沒縫完，就聽外邊嚷嚷：‘不好了，當兵的開槍打人了，咱們趕快躲躲吧！’這一喊不要緊，弄的人心慌了，態度也變了。縫頭上的幾個傷口，連麻藥都一點沒打。疼得我咬破了嘴唇。最後告訴我說：‘你就等着部隊接回去再縫吧。’”
　　此後，他又再次受到“闖入者”的騷擾，被“勸降”起義。“其實我有好多話要說，但說到這我實在沒有力氣了，心在跳，全身發抖”，直到“闖入者”被趕走了事。
　　“想着想着，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朧中好像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猛地被驚醒，見一個年輕醫生模樣的人直衝我來，上前抓住我的胳膊，說：‘你是官，打死群眾你要負責，幾萬群眾死在你們手裡，你要償命。’接着又問：‘51048是哪個部隊，V04、V05號車是不是你們部隊的，就是他們血洗了天安門。’後來又大聲宣布：‘從明天早上起一律戴上黑紗……’”
　　當時，正在協和醫院實習的北京軍區總醫院的楊蓉婭大夫，證實了佟喜剛描述的一些情節：
　　“急救室的病人比往常多好幾倍，大多數是外傷，我幫助包紮、止血、上藥。約9:00左右，我跟隨醫院的救護車往中日、安外等醫院轉送傷員。中午12:00，我又回到體療室，繼續參加救治。
　　體療室是醫院為應付緊急情況而臨時設置的，內有30多張床，床上躺着許多傷員。我發現樓道地鋪上有一位解放軍戰士……左手動脈被打斷，已做了初步處理，便小聲問：‘同志，你是哪個部隊的？’小戰士用疑惑的目光掃了我一眼，一聲不吭。”
　　與這位晚到的小戰士不同，早些時候被送來的戒嚴部隊傷員，被協和醫院安排在住院部大樓的一間內分泌功能實驗室內。當楊大夫走進這間“帶有血跡、滿是汗水的受傷官兵”的小屋時，官兵們“立即緊張地警覺起來”。
“多數人的傷口已經過縫合及處理，少數人因當時情況緊急，傷口沒來得及處理。人多，房間較小、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溫度較高，不少人的傷口開始出現感染……”
　　在協和醫院東門附近的一間消防器材庫里，還隱藏着另四個戰士。在取得醫院領導同意及保衛處幹部的幫助下，為這些戰士診療和服務，只能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
　　“（6月5日）夜11:30，在院領導和保衛處的安排下，我和任幹事來到食堂準備給傷員打飯。管理員見我們推車進來，問：‘給誰打飯？’
　　‘給急救室的病號打飯。’小任回答。
　　‘病號半夜吃什麼飯？’管理員不解地問。
　　我慌忙補充：‘給病區的病號打飯。’
　　忠於職守的管理員更懷疑了，小任趕緊給院領導打電話……”
　　經楊大夫之手，戒嚴部隊從協和醫院轉走34名傷員。20多名傷情較重，多數行動不便。
　　隨着戒嚴部隊傷病員的逐漸歸口，北京軍區總醫院的任務也逐漸繁重起來。在接收後來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的馬國選遺體後，醫院太平間的電冰櫃突然壞了，不能製冷。經過檢查，張技師發現，是壓縮機的閥片壞了。但以前聯繫的三里屯製冷設備門市部告訴他：“不單賣閥片，若買，連壓縮機一起買”。以後，他們又到朝陽門製冷門市部、東單製冷門市部，統統停業！

　　第四節　軍以食為天

　　戒嚴部隊傷員得不到妥善護理、死人得不到及時安頓，活着的人，還有吃飯的問題。
　　據任立本回憶，當他和部隊終於來到天安門廣場，勞累加飢餓逼迫他們不得不分散搵食：
　　“當時哪怕是個發霉的窩窩頭我也能一口吞下去。首長讓我帶着兩名戰士到附近居民點買點吃的東西，當我們走出戒嚴區時，投向我們的是一束束憤怒的目光，似乎要把我們吃掉似的。”
　　“我走到一位中年婦女面前，問：‘大嫂，哪裡有賣吃的？’”
　　“她把脖子一扭：‘哼，賣吃的，不怕死啦！’”
　　滿懷熱情而來，受罵、挨打，完成任務後還要受餓，還要屈辱地搵食、爭食，淒涼地分食，就是“平暴”後戒嚴部隊面臨的最迫切、最尷尬問題。
　　據擔任戒嚴部隊後勤補給工作的中校助理員傅水生回憶，還在6月3日中午開始，有的集團軍已經“告急”：部隊面臨“斷糧、斷炊”的危險。
　　“按正常就餐，戰士們帶的乾糧可以對付3號一天。由於缺少副食，一個戰士一餐可吃5袋方便麵，一餐吃掉兩餐的。”
　　更多的部隊，則因運輸食品的車輛被截、被焚燒，戰士被追打時扔掉了除武器之外的隨身攜帶物品（包括盥洗用品）等原因，呈現糧荒。
　　27軍某團上尉軍需股長介紹說：
　　“從2號我們化裝進駐人民大會堂就一直在挨餓。開始8個人分一袋方便麵，有的戰士把掉在地上的面渣渣都撿起來吃了。一小袋方便麵調料，大家也分着吃。到今天上午就剩幾袋了。大家你推我讓，有的說讓傷員吃，有的說讓清場的官兵吃。真沒想到，當年上甘嶺的場面，如今在繁華的都市再現了。”
　　6月4日下午18:00，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小雨。兩車方便麵剛剛拉到廣場，不及分發，戰士們便“一哄而上”。
　　“我看着這些冒着火海石雨突進到廣場，而又餓了一天的戰士，沒多說什麼。……我區在廣場的部隊幾萬人，當天僅有萬把斤食品，每人才二兩多一點，又要執行任務，體力消耗大，能不餓嗎？”
　　38軍某部大校參謀谷密山回憶：
　　“這時的廣場周圍已有幾萬名官兵，我們疲憊不堪地和衣在水泥地上宿營，綿綿細雨把我們的軍裝全浸透了，風一吹覺得絲絲涼意。進入第二天，我們由於沒有糧食、蔬菜，部隊起不了火，官兵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兩小塊壓縮餅乾……”
　　6月5日凌晨4:00，在西觀禮台下執勤的38軍某部連指導員張建華被凍醒。“戰士們蜷縮在一堆倚牆荷槍半臥”。他們“已經20多個小時沒吃東西”了。“相隔3米一個的哨兵，能夠聽到別人肚子裡咕咕的叫聲”。他很不安心。於是撿了些木頭，用自己懷中已經揉碎的一袋方便麵和哨兵練中田捐獻的一袋方便麵，為全連煮了一頓早餐。
　　6:00許，第一架直升飛機降臨的隆隆聲，引來在場官兵的一陣歡呼：
　　“‘嘿，是麵包。’不知誰嚷了句，便迅速傳開。”
　　“共20袋呢。”
　　兩架直升機卸貨以後，後勤管理人員開始分發。但這個連隊去領食品的5個人，只領回“一根10公分長，直徑3公分的腸和6個麵包。”8個人分一個麵包，最後還剩下半塊。這半塊麵包在生病的連長和一位受傷的戰士及三個巡邏兵之間傳來一圈後，又原樣退回，最後，指導員下令，把半塊麵包揉碎，煮了一鍋水，全連分吃！
　　就在同一時刻，身在建國門立交橋執勤的39軍某師一個連也迎來了“斷糧”時刻。從6月3日下午19:10開始，到6月5日早晨“40多個小時”中，“全連幹部戰士每人只領到兩小塊壓縮乾糧”。時至中午，司務長決定出去搵食。幾經周折，他找到了營里，沒想到營里也斷糧了……。
　　午後，終於聽到有人叫了一聲：“司務長回來了！”大伙兒聞聲聚攏過去，沒想到他只帶回了兩袋餅乾。
　　“‘快，把餅乾分給大夥！’指導員乾澀的眼裡閃出了光，話裡帶着喜音……”
　　中士王慶滿回憶道：但餅乾在戰士們手裡轉了一圈，一塊沒動，又原封不動地轉回到指導員手中，大家你推我搡地都說自己不餓！支部會動員也不靈了。年齡小、體力弱的也不聽話。直到傍晚，指導員查哨回來，兩斤餅乾還是兩斤餅乾！全連46個人，誰也沒動！
　　就如同國民黨把大陸甩給了共產黨，同時把治國難題和腐敗的機會也留了下來一樣，此時，從絕食者手裡得到廣場的戒嚴部隊面臨的處境，一點也不比“無政府”領導的學生好。
　　自6月4日起，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部分直升飛機開始運送食品，5日開始直升機全部用來運食品。至6日止，“三天空運67架次，運來主食8.3萬斤，副食6.8萬斤。儘管總後趙南起部長有指示：“近兩天對進城戒嚴部隊的後勤保障，不講標準，不經中轉，要直接發送到師旅”，但主食分配外地軍區的部隊日人均只能攤到0.79斤，北京軍區部隊更少，只能攤到0.48斤。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每天每兩名官兵才能分吃一包方便麵，許多坦克、裝甲車、汽車也因為缺乏油料不能進行正常巡邏”。為加大運力，把從各郊縣籌集到的食品和物資運到市中心來， 6月6日16:04，北京軍區副司令齊連運下達武裝搶運的指示。
　　經過一番空中地形路線勘察後，一支配有“4輛坦克、6輛裝甲車、一輛破障車、47輛運輸車”的車隊組成了。當日夜深人靜，這支龐大的隊伍經過建國門立交橋，往東開去。第二天拂曉返回。當日上午10:00許，39軍115師從東到西，在行至建國門外大街外交公寓路段時，遭遇來自道路兩旁高層建築——路北的外交公寓和路南的長富宮 ——同時發出的射擊，官兵一死三傷，死者為39軍上等兵臧立傑，時年20歲。39軍隨即向兩邊大樓開火，搜查了長富宮，並包圍了外交公寓，至下午3:30撤離。釀成了國際上轟動一時的“槍擊外交公寓事件”。
　　因此地是運糧隊必經之地，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在此後的幾天裡，押運指揮官決定採取“虛張聲勢”的策略：
　　“指揮坦克和火力掩護隊，先於車隊占領警戒陣地，造成半合圍態勢。這一招還真管用，我們很快通過了……”
　　“六四”後許多年來，北京人都不理解，為什麼在“清場”後的日子裡，還發生了那麼多槍擊事件，尤其是在“平暴”夜沒有多少傷亡的北京東部，部隊還有那麼大的動作？因為，維繫戒嚴部隊生存的食品集中地在東邊的通縣！這些耀武揚威、隨意開槍，不停地來往奔馳的武裝車隊，所執行的任務，是一個完全不亞於“平暴”的，更莊嚴的任務！20萬緊緊占據了國家首都的野戰軍，沒有吃的，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你想過嗎？別說是朝外交公寓開槍，朝任何方向開槍都是有可能的。
　　據劉亞洲介紹，事後，楊尚昆就曾心有餘悸地說過：
　　“（6月4日）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據解放軍總後勤部少將蘆光祖回憶：
　　“我們幾乎是在空對空的情況下展開工作的。沒有基地，沒有依託；因為暫時的誤會和不理解，又得不到廣大群眾的支持……
　　遙望藍天，我心中不免划起一個又一個的‘？’號。”
　　“以前，部隊打仗也好，行軍拉練搞演習也好，住的是老百姓的房，用的是老百姓的鍋，點的是老百姓的燈……而現在……”
　　北京城區找不到吃的，部隊就到北京郊縣尋求支援。據大興縣商委主任劉士忠回憶，6月7日，他突然接到縣政府辦公室電話，說“有支戒嚴部隊已經3天3夜沒吃飯了，現派人來我縣要買4千斤包子”。不久，他接待了三個穿便衣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還帶着介紹信。
　　“首長憂心忡忡地說：‘城裡的飯店大都停止營業了，沒關門的，由於誤解，也不賣給戒嚴部隊飯菜。戰士們由於長時間光吃壓縮餅乾，身體很虛弱……”
　　“這個任務必須完成”，這位劉同志黨性很強。但他又必須考慮，交誰完成？怎樣完成？他甚至想到應該為戒嚴部隊送去，於是不假思索的問了一句：“你們在哪裡宿營？”
　　“誰知，解放軍同志興奮的目光蕩然消失。憔悴的臉上瞬間布滿為難而又警惕的神色。我頓感失言，暗暗自責，盯着滿窗陽光，隨手抓起電話……這時，只聽部隊的同志說：‘主任同志，請你不要對下邊說這是為戒嚴部隊做的！”
　　“我猛回頭，面前是三張難以名狀的臉。從這臉上，我感到了一言難盡的悲哀！”
　　包子出籠後，在一個承包點，還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餐廳經理要求參加做包子的人“每個人吃一個”，而且他“帶頭先吃”。這不是為了犒勞大家，而是“為了確保解放軍同志的生命安全”！
　　文中，這位劉主任透露，即便在大興，“6月7日的菜市場，已經徹底失去了往日的公平，有的攤位空着，有的攤位卻是人擠人，人壓人……菜頭幾乎不見，大蔥一塊五一斤，韭菜賣到兩塊。在前幾天，這都是二三毛，三四毛錢一斤啊！”
　　北京周邊郊縣承載着北京市二千萬人口的補給，能提供戒嚴部隊數十萬人的經濟支持能力畢竟有限。於是，部隊供給部門把目光放到了天津。為旅途安全，還不得不啟用空軍。
　　但是，更嚴重的問題出現了：即便有物資，沒有錢買，在當今社會也是不行的——戒嚴部隊出現了“銀荒”！

　　第五節 銀荒

　　“（資金）就像輸給戒嚴部隊的血漿。沒有它，在首都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就將無法生存。”
　　據北京軍區後勤部中校助理員洪希濤回憶，為了這次“銀荒”，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上了周恩來、陳毅坐過的專機：
　　“‘六三’以後，一時間說不清形勢是好轉還是更加嚴峻。從我接觸的情況看，北京市內的銀行、票據交換中心、郵局都停止辦公。6月6日，總後勤部正式通知，總後供給部隊的款項一分也撥不出來。部隊用的轉賬支票到郊區商店和銀行也不好使了。”
　　“‘上哪去弄錢！’後勤部蘆副部長也急了。”
　　“儘管我們在部隊行動前四處籌款，使部隊攜帶了15天的現金儲備。可是，幾天內不斷接到部隊的報告，由於裝備損失嚴重，恢復和補給用款大量增加；還有的部隊反映，這幾天物價邪了，一個雞蛋，賣給別人兩毛，賣給部隊一元，西紅柿要花10塊錢一斤。這樣下去，堅持七天八天也很困難。”
　　“現在是商品經濟，沒錢，能玩得轉嗎？”
　　於是，總後決定到外地籌款。他們把電話打到瀋陽軍區。瀋陽軍區後勤部財務部幾經周折，通過幾家銀行，才提出十多萬元。以後，軍區又下命令，要錦州、遼陽、長春等地駐軍籌措，限期“10日內送到瀋陽”。 此行，洪希濤帶回100萬元現金，200萬元匯票，也給歷史充當了見證人：
　　“據一些老同志講，過去部隊執行任務，走到哪裡，吃、穿、用都是就地籌集。用飛機給部隊運票子，在我們建軍史上也是沒有過的。”
　　“（6月）7、8兩日，……總共為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籌措和搶裝了各種熟食品120000公斤，各種油料479桶，各種蔬菜15000斤，是4、5、6日三天用直升機空運物資總數量的十幾倍。”
　　據戒嚴部隊某部幹事申敬旺回憶：“我曾到戰計部門查閱戒嚴以來各倉庫的收發報表，再和過去的收發量比較，統計表上顯示出：某綜合倉庫：24天＞420天；某軍需倉庫：一個月幹了一年半的活；……”
　　6月6日晚，李鵬召開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會議，要求地處東西長安街的24個單位為接待戒嚴部隊“騰房”。在講話中，他幾乎是以硬性攤派的口氣，對在座的黨政高級幹部發話的：
　　“從6月3日開始在北京發生的這一場反革命暴亂，性質是非常嚴重的，是關繫到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們在接受戒嚴部隊安排住宿任務的時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難，必須從這個大局出發。……作為我們多年培養出來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要從國家和黨的生死存亡這樣一個大前提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願意把這個國家交給他們？如果不願意，只有一條路，就是支持解放軍執行戒嚴任務。……沿東西長安街的國務院和中直的二十多個單位要接受解放軍進駐你們大院的任務。解放軍不會干涉你們的正常業務，你們只是給解放軍提供一個駐地，便於他們執行戒嚴。你們應該以非常歡迎的態度來迎接解放軍。有什麼困難也必須克服。……解放軍並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飯吃，有一份熱菜熱湯就行。……”
　　李鵬講完後，羅干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落實接待任務。
　　據山西省駐京辦事處回憶，6月9日，與天安門廣場僅一站之遙的該機構，在各省駐京辦中第一個給廣場戒嚴部隊送去了食品，出發時仍做了“地下工作”準備：
　　“他們買了100箱罐頭、200箱飲料、750公斤麵粉、200條煙和一麻袋大蒜，代表省委、省政府去慰問戒嚴部隊。下午3:00，他們找好了司機，拆掉車上的車牌，由所長押車，冒着生命危險，把三車慰問品安全地送到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指揮部。”
　　戒嚴指揮部領導激動且帶心酸地說：
　　“你們是北京駐外單位（原文如此。按說應該是“外地駐京單位”，正好說反了。——老高注）第一家在我們處於最困難時期支援我們的。”
　　如果戒嚴是得人心的，這些哀求都是不必要的。人民當捧出最好的東西款待自己的子弟兵。
　　如果戒嚴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不會在5月19日戒嚴令尚未發布就自發地出現“全民截兵”的運動。在6月3日開始的進兵中，部隊就不會遭到嚴重的圍堵，軍民雙方就不應該發生如此巨大的傷亡。
　　如果戒嚴是正義的，人民軍隊不會發生有史以來不曾發生的困惑，從將軍到士兵，都經歷一場心靈的煉獄。
　　同樣，如果動用野戰軍解決國內政治事務是正確的，黨的宣傳工具不會採用如此多的欺騙手段，並面臨如此的尷尬。據最後履行《人民日報》代總編之職的陸超祺總結：
　　“近十多天來，上面指定發表的東西越來越多，有的是直接送原稿來，有的是指定轉載某報某日某人的文章，有的是拐着彎子由新華社通知說是上面指定要發的。這些文章、新聞、來信，有個共同點，就是沒有真實姓名、地點和單位：有的雖然有署名，但是假的，沒法查核。僅從10日算起，就有下列文稿：
　　6月10日一版：十二名大學生的《反思起來我們無限內疚》；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師的《美國之音，造謠可恥》；三版：《北京市一普通家庭三代人寫信給偉大的解放軍官兵》。
　　6月11日一版：《北京日報》的《一位目擊者談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文中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廣場上沒有槍聲’。二版：《首都群眾救了我一一戒嚴部隊戰士陳海波談被救經過》。
　　6月13日三版：《祖國不會忘記你們》，署名“湖南長沙兩共產黨員”；二版：《方勵之違背人民意願》，一位中年知識份子的信(《新華社》據“有關部門”提供)。
　　6月14日，《一些城市連接發生嚴重事件說明了什麼？》作者郭玉水，不知何方人士。
　　文稿不署名，不提供可查的單位和地址，據說是為了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如《北京日報》在編者按中說的，也如王維澄在發表孫巨來信時一再關照的。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當然是必要的。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統治下，許多批評當局的文章往往署假名，這是報刊對被批評者的保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些揭露某單位、某領導幹部錯誤的文稿，也不署真名，為的是避免當事人對作者的打擊報復。現在這些不署真名的文稿並不是批評有權有勢者的錯誤，而是相反，都是站在黨和政府的立場，為黨和政府說話的，還要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據楊繼繩記載，6月7日，街頭出現不少傳單，而且是鉛印的。其中一張寫道：
　　你有機槍坦克可以屠殺人民，
　　你有電台報紙可以傳播“新聞”，
　　你有權力可以自封領袖，
　　你缺什麼？
　　你缺的是十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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