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滿懷“革命”激情、原本甚至可以用“高尚、無私”來形容的精英青年，何以最後會變成令人膽寒的恐怖分子呢？也許，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找到了答案：真正的殺人狂，並不是窮凶極惡的壞人，而是被某種崇高目標所蠱惑的聖徒


　　老高按：“日本赤軍”這個稱呼，我們在文革中常常聽到，當時的執政者將之看作毛澤東文革的國際響應者和同盟軍，不時在官媒上報道。隨着文革的結束、中國的轉向、世界和赤軍本身的消歇，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幾乎完全被遺忘。我的印象之中，只有中國著名作家張承志，關注他們，同情他們，甚至宣揚他們，那只是空谷足音而已。（張承志八十年代寫下的小說《北方的河》《黑駿馬》，贏得交口稱譽和國際聲名，着實寫得好！當然，研究文革史的人都知道，他也是“紅衛兵”這個讓幾代中國人聞之色變的名稱的首創人。）
　　幾天前讀到孫盛起對日本赤軍興起和覆滅過程的文章，簡明扼要，其中一些關鍵信息我核實了一下，基本靠譜，在這裡推薦。
　　歷史上的日本赤軍，無疑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但真的不會“似曾相識燕飛來”嗎？在日本或許這種可能性不大，在其它國家呢？他們的思想遺產（正面的和負面的），是否會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間、地點和場合，改頭換面地出土、重生？
　　我在閱讀孫盛起的這篇文章時，順便讀了他的另外幾篇文章，從中挑出一篇題長文短的《我們的自豪感不應該如此廉價和莫名其妙》，也請大家一併了解。


　　日本赤軍的興起和覆滅

　　孫盛起，文朽速的蘭陋2

　　赤軍，原是日本對蘇聯紅軍的稱呼，後來泛指紅色國家的軍隊。
　　1960年代，在席捲世界的紅色浪潮影響下，日本也掀起了紅色狂飆，1969年相繼出現了“赤軍派”、“日本赤軍”和“聯合赤軍”三個極左政治組織。他們擁戴胡志明、切•格瓦拉等人，意欲建立類似於“大東亞共榮圈”那樣的烏托邦。他們在東京、京都、大阪等城市，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封堵道路、高呼反美和革命口號，衝擊學校、工廠和政府部門，掀翻砸毀車輛，發動了一場日本式的“文化大革命”，因此這些人又被稱為“日本紅衛兵”。
　　起初，日本政府和警方以為這些頭戴寫有“赤軍”二字安全帽的人只是一般性的民間政治團體，而無論什麼團體，只要在憲法的框架內運作，任何權力機關就無權干涉。因此，雖然赤軍的言行過激，但警方面對這些面露稚嫩的“紅衛兵小將”，還是採取了克制的態度，只是盡力維持秩序和對破壞行為加以訓導。
　　然而，隨着事態的發展——學生們高喊“巴黎公社萬歲”等口號，開始在街道路口修戰壕、挖地道，而且四處搜集武器彈藥——警方才意識到，這些赤軍絕非普通的學生組織，而是將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破壞的極端勢力。警方必須動手了。
　　很快，赤軍的一些骨幹被抓捕，“小將”們群龍無首，一場轟轟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被平息下去。
　　但是，赤軍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行動。這裡着重說說後來聲震海外的一支——“日本赤軍”。

　　“日本赤軍”由當時在日本大名鼎鼎的美女重信房子組建。
　　不要根據赤軍以後的所作所為，就斷定這些人是暴徒和瘋子。日本赤軍的班底，可謂是當時日本青年一代的精英，他們大多是名牌大學的學生，家庭屬於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思想單純、滿懷激情和理想——他們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類，使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成為朝鮮那樣的理想之國。
　　重信房子就是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她是日本明治大學的學生，主修史學，才華出眾，曾發表過大量詩作。她出生於政治世家，深受曾是二戰前右翼暗殺團體“血盟團”成員的父親的影響，在她的自傳《我的愛，我的革命》中，她寫道，父親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
　　起初她組織和參加學運，無論是反對越戰還是反對學費上漲，都是以一種和平抗議的方式進行。然而，父親反覆教導她：“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流血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武裝鬥爭是最大的宣傳”。這促使她最終走上恐怖暴力之路。
　　重信房子從父親那裡繼承的激進思想，影響了一批被當時的紅色浪潮燒得熱血沸騰的左翼青年，她很快就成了這些人心目中的女神。
　　1969年底，她帶領“日本赤軍”成員，潛入大菩薩山口，搜羅武器，設立秘密基地，準備對包括首相府在內的目標進行襲擊。然而，密謀很快敗露，基地遭到警察的圍殲，總共200多人的“日本赤軍”大部分被捕。
　　倖存下來的“赤軍”分成了三部分，這三部分人走上了不同的、但都是不歸之路。
　　一部分以田宮高磨為首，1970年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機投奔他們心中的理想之國——朝鮮。到朝鮮後，他們再杳無音信，結局不得而知。
　　一部分留在國內和日共神奈川縣黨小組組成了“聯合赤軍”。1972年，人數本就很少的聯合赤軍進行內部“整風肅反”，很多赤軍成員被自己人殘忍殺害。據警方從他們的“革命法律執法點”挖掘出的屍體判斷，這些人都是被脫光衣服受到了殘酷的折磨毒打後，捆綁起來扔在雪地里凍死的，其中包括4個年輕的女學生，而處死她們的理由荒謬至極：一個因為戴耳環而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一個因為結婚並且懷孕被指控違反了組織紀律，被赤條條綁在樹上活活凍死，而那時她已經懷孕8個月。
　　自己人為什麼要殺死自己人呢？一名赤軍成員給那時已身在海外的重信房子打電話哭訴內部清洗的事情，重信房子竟然興奮地說：“革命即將到來！”事實上，大部分赤軍都是死在自己戰友的猜忌的屠刀之下。
　　“肅反整風”不久，5名聯合赤軍成員襲擊了栃木縣真岡市的一個軍火商店並搶奪槍支彈藥，這引發了警察的追捕。赤軍逃到長野縣度假區淺間山莊，綁架挾持了山莊管理人的妻子作為人質與將他們包圍的警察對抗。警察接到指令：不許開槍以保證人質的安全。這使得赤軍有恃無恐，拒不投降。警察找來一名赤軍吉野雅邦的母親向山莊內喊話：“時代變了，連毛主席都和尼克松握手了。孩子們，回家吧！”吉野雅邦竟然向母親開槍射擊。警察不得已只好捨命發動強攻。赤軍向外瘋狂掃射。在付出了兩名警察、三名路過山莊的平民的生命和16名警察受傷的慘重代價後，警察衝進屋內，安全解救人質並將5名赤軍全部活捉。
　　“淺間山莊事件”之後，聯合赤軍成員有的因絕望或心中愧疚而選擇自殺，有的則改頭換面，從此聯合赤軍在日本銷聲匿跡。
　　除以上兩部分人外，“日本赤軍”殘存的最後一部分人，則跟隨他們的“女神”重信房子走上了國際恐怖主義的道路。
　　重信房子1970年5月曾被日本警方以“企圖謀殺罪”逮捕，但不久因證據不足被釋放。由於在國內再很難立足，於是重信房子於1971年2月帶領十幾名信徒潛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成立“阿拉伯赤軍”，並很快與當時的國際頭號殺手卡洛斯取得聯繫。
　　於此同時，重信房子向日本國內的大學生發出了一封名為《給戰鬥的你》的邀請信：“世界的鬥爭，已經徐徐化為一體。只要你拿着一張單程票走出來，那麼我們就會在歐洲、美洲或者亞洲相遇。不管在哪裡，朋友的天線，會發現陌生的你為了鬥爭，正漸漸地靠近我們……來吧，只手提着行裝，走向未知的城鎮，和我們一起開始戰鬥吧！在你一邊勞動一邊學習革命、等待機會期間，夥伴們會送去戰鬥的邀請……”
　　此信發出不久，震驚世界的爆炸聲就從以色列傳來。
　　1972年5月30日，三名年輕的日本人從羅馬機場登上法航客機，抵達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里達國際機場。晚10點左右，三人進入廁所，把偽造的護照撕碎並用水衝掉，然後返回大廳，從行李傳送帶上取下並打開自己的背包，迅速從背包內抽出了3支蘇制vz58型衝鋒鎗和幾顆威力巨大的手榴彈，隨即向大廳內擁擠的人群瘋狂掃射和投擲手榴彈。頃刻間，大廳成了血肉橫飛的屠宰場，槍聲、爆炸聲和人們驚恐的叫聲響成一片。
　　這次屠殺，共造成26名無辜旅客喪命、近百人受傷，死者中包括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生物學教授卡齊爾。
　　那三個製造這場血腥屠殺的日本人是誰呢？他們正是“阿拉伯赤軍”成員：岡本公三、安田安之和重信房子的丈夫奧平剛士。實施恐怖襲擊之後，奧平剛士和安田安之迅速拉響手榴彈自爆，岡本公三因自爆的手榴彈啞火而被活捉。
　　這次恐襲令世界瞠目，人們驚呼：一群日本大學生，不遠萬里飛到以前只在地圖上看到過的阿拉伯地區，手持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這是怎樣的一群瘋子！
　　“阿拉伯赤軍”因此次屠殺而揚名天下，也因此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而其首領重信房子則被人稱為“黑髮魔女”。
　　丈夫死後，重信房子嫁給了一個阿拉伯人，由她組織策劃的恐襲一發而不可收。
　　1973年7月20日，丸岡修等人劫持巴黎飛往日本的波音747客機，迫使飛機轉飛利比亞投奔卡扎菲，在釋放了人質之後，將飛機炸毀；
　　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義昭夥同兩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炸毀了新加坡的殼牌公司煉油廠；
　　1974年8月30日，在日本本土三菱重工廠區內實施爆炸，當場炸死8名工人，炸傷多人；
　　1974年9月13日，西川純、奧平純三（奧平剛士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人為迫使法國釋放在押的赤軍同志，襲擊了荷蘭海牙的法國大使館；
　　1975年8月4日，為營救被捕的赤軍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坂口弘，赤軍占領了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美國和瑞典大使館，將包括美國總領事在內的52人綁為人質。日本政府被迫同意釋放犯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長坂口弘竟然拒絕釋放，選擇服刑甚至接受死刑以償還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77年9月，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機，迫使日本政府釋放了6名赤軍成員並支付600萬美元贖金；
　　1986年7月，用土火箭襲擊日本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
　　1986年11月15日，協助菲律賓共產黨的新人民軍綁架三井物產馬尼拉支店長，勒索1000萬美元贖金；
　　1988年4月，用汽車炸彈襲擊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家夜總會，炸死5人，炸傷多人……
　　這些滿懷“革命”激情、原本甚至可以用“高尚、無私”來形容的精英青年，何以最後會變成令人膽寒的恐怖分子呢？也許維克多•雨果找到了答案：真正的殺人狂，不是窮凶極惡的壞人，而是被某種崇高目標所蠱惑的聖徒。
　　至上世紀80年代末，赤軍的幾個得力幹將由於策劃襲擊韓國大選、漢城奧運會和東盟馬尼拉首腦會議的計劃敗露而相繼落網，重信房子失去了左膀右臂，而東西方和解也使她在中東國家失去了以往那樣的支持，於是這個“黑髮魔女”收斂鋒芒，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她曾8次來到中國，在中國滯留20多個月，試圖在北京或上海定居，然而，正是由於她的中國之行暴露了她的行蹤。
　　2000年11月，重信房子從北京回到日本後被捕。在獄中，她宣布“赤軍”解散，同時向所有受到赤軍傷害的人謝罪。


　　我們的自豪感不應該如此廉價和莫名其妙

　　孫盛起，陋蘭的速朽文c

　　幾年前去一座北方城市見老同學。酒足飯飽之後，老同學興致勃勃地領我參觀市裡的地標建築，在介紹那些高樓大廈的時候，他的話語和臉上所洋溢的自豪，給人的感覺就好像那是他的所有似的。
　　對此我很不以為然。我問他，那些大廈跟你有關嗎？你在那裡有房產嗎？他說，你真能逗，就我那點兒工資，攢幾年也買不起那裡的一間廁所。我問那你自豪什麼？他一時語塞，想了想說，我畢竟是這座城市裡的人嘛，那些大廈標誌着城市的發展，難道我不應該自豪嗎？我說，按照你現在的工資收入，很顯然，你並沒有分享到多少城市發展的成果。你引以自豪的那些建築，不過是房產商蓋的幾棟樓而已。人家蓋樓，你自豪什麼？打個比方，你回到老家，你的鄰居蓋起了小洋樓，而你家還住在低矮的土坯房裡，你會逢人就誇耀鄰居家的洋樓氣派並因此感到自豪而臉上有光嗎？他面露困惑，無言以對。
　　不能不承認，不獨我那位老同學，有時候我們很多人的自豪感和他的一樣廉價而莫名其妙。
　　航母下水了，我們自豪；某企業銷售又破記錄，我們自豪；幾個國家首腦來我國開會，我們自豪；開會花費巨資搞得奢華無比，我們自豪；某政府大樓不是白宮勝似白宮，我們自豪；稅收又增長几個百分點創了歷史新高，我們自豪……
　　我們的自豪感是如此的泛濫，有些不僅是廉價和莫名其妙，簡直就是不分青紅皂白。
　　如以上種種“自豪”，有的與我們無關，有的對我們並非好事，有的甚至應該受到譴責，但我們卻竟然都能生發出自豪感來。何以會如此？外在的媒體的宣揚自然功不可沒，而內在的深埋在我們內心的自卑也許是更深層的原因。
　　將自豪和自卑連在一起，聽上去似乎矛盾，其實不然。自豪和自卑是孿生兄弟。
　　美國哲學家埃里克•霍弗說：“一個人愈沒有值得自誇之處，就愈容易誇耀自己的國家、宗教、種族或他參與的神聖事業。”
　　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一個人越是自卑，就越容易在和他似乎沾邊兒的東西上尋找自豪感”。
　　阿Q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非常貧乏的，他的自卑顯而易見。然而，越是自卑，就越需要自豪感來壯門面。和他沾邊兒的能夠讓他自豪的東西不多，但是只要想找還是能找到的。他找到了身上的虱子，他自以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王胡的多，因此感到自豪。最大的自豪來自於趙太爺，他記得自己也姓趙，雖然自己窮得叮噹響，但是能和莊裡的首富趙太爺同姓，這是多麼令他自豪的事情呀！——不過這些自豪感最後都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結果：和王胡比賽抓虱子，不僅輸了還被王胡臭揍一頓；在人前誇耀自己姓趙，並且為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而自豪，卻被趙太爺扇了一記耳光，並被怒斥：“你哪裡配姓趙！”
　　其實，就算阿Q真的姓趙，他的自豪也莫名其妙，因為趙家的地位和財富和他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現實生活中，大概沒人會承認自己是阿Q，但是阿Q式的人物確實比比皆是。
　　當然，我們需要自豪感，但那應該是一種真正的“光榮”，一種我們作為人的價值真正得到體現並且優於他人而產生的驕傲。比如我們的政治、醫療、教育等等制度被他國爭相效仿，我們作為個體在生活中切實感受到被尊重、被保護，社會發展的成果為我們每個社會成員比較公平地分享……
　　最後叨叨兩句：烏克蘭主動銷毀核武器並且賣掉航母，很顯然他們的國民並沒有把自豪感維繫在這些東西上面；朝鮮的百姓倒是因為擁有了原子彈而自豪得瘋瘋癲癲，以為那是他們的保障，殊不知，那玩意兒保障的並不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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