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在這部探尋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的力作第一章第一節，提出三個命題：“農民黨”、“書記獨裁”和“軍黨”。這是中共獨特的政治基因、中共難以避免的宿命嗎？集黨、軍於一身的領導體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國特色嗎？


　　老高按：已故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的力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史學界膾炙人口，在中文圈中洛陽紙貴——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首次推出此書，至今再版十幾次。今年年初更得知一個好消息：此書英文版問世了！
　　最近讀到了英文版譯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郭建教授的1.2萬字長篇訪談錄，寫得全面而深入。在此向讀者推薦！


　　史才、史學、史識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譯者訪談錄

　　郭建，《縱覽中國》

　　原編者說明：下面的這篇訪談是郭建先生2018年年底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英文版即將問世時應香港某媒體的邀請而作的。但因篇幅長於媒體的要求，而作者又無意刪改，所以當時未能發表。現在訪談錄原稿由《縱覽中國》首發，特此說明。

　　記者按：歷史學家高華總是清楚地記得1979年，當他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時，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的激動。他非常贊同史學家劉知幾的話，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有這些，對於歷史學家高華來說，不僅僅是停留在紙上的先賢教導，更是他一生踐行的學術準則。
　　1964年，年僅十歲的高華在《人民日報》上看到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二月全會上作的“反華報告”，第一次看到對斯大林、莫洛托夫製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對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這對早慧的高華造成極大的震動，以至於多年來他一直保留這份《人民日報》，並開始思考裡面一些詞彙：“左傾冒險主義”、“新托洛茨基主義”、“唯意志論”。隨即文革爆發，無論是家庭還是整個社會都被捲入政治的風暴中，這讓早慧的高華開始了思考。1978年，高華如願考上南京大學歷史系，再次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起延安整風運動。
　　在《革命年代》後記中，高華回憶：“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註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譁、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着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調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開始摸索着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高華所選擇的逝去的年代便是1940年代的延安。
　　在主流話語中，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周揚甚至將它與五四運動、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稱之為“思想解放運動”（我採訪旅居新澤西的政治學者、中共黨史專家阮銘老先生時，他專門提到周揚所說的“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之一延安整風。——老高注）。作為一個“特殊的符號”，整風運動的資料一直特別少，這也讓有關研究變得特別困難。1991年8月，準備許久的高華開始動筆寫延安整風運動，到1992年底，他完成了初稿的三分之二。1993年，他不得不放下，因為需要進一步閱讀與思考，再次查找資料，因為他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1998年，高華終於完成初稿，這便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剛完成之時，只是在很小的朋友圈傳閱，然而看過的人，無不嘆服：這是一部里程碑的著作。有學者評價：《紅太陽》的出現，貫通了中國現代史、當代史的各個重要環節，其銳利的解釋力不但穿透從中央蘇區“肅AB團”（1930-1931）到延安整風運動（1942-1945）的中共黨史，而且貫穿整風之後的內戰、鎮反、反右和文革，以至當代的政治邏輯。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首次推出此書，至今再版十幾次。2019年1月，又推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英文版。為此，本報特約記者採訪了譯者郭建教授。
　　郭建，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英文教授。研究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當代文化批評理論及中國現代史。他與Stacy Mosher合作，將楊繼繩的《墓碑》、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及譚合成的《血的神話》三部歷史著作譯成英文。他還是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first edition, 2015 second edition) 的作者（與宋永毅、周原合作）；《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的編者（宋永毅主編，數據庫共分四部分，分別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讀到高華教授這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什麼觸動你想把它翻譯成英文？
　　郭建：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應當是在2004年秋天。那時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一學期，應邀去中文大學做講座時看到這本書，覺得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文革以後出自大陸學者之手的最重要的史學著作。
　　至於翻譯，那是2008年以後的事，在此之前，我一直專注於教學、研究、寫作和編輯工作。2008年秋天，楊繼繩先生惠贈近作《墓碑》，在我看來，那是一部與《紅太陽》並駕齊驅的宏偉作品。而且，楊先生不顧政治風險，為數千萬大饑荒受難者立碑，這個壯舉深深地打動了我。《墓碑》前言中的一個細節最讓我動情：文革後“復舊”，包括恢復為死者立碑的習俗。湖北老家的鄉親們建議楊先生為在大饑荒中死去的父親立碑，但楊先生想到舊日的墓碑在毛時代政治運動中的命運，認為只有人心中的墓碑才是不朽的，這部關於大躍進、大饑荒的歷史著作就是他在心裡豎起的墓碑，為他父親，也為數千萬同樣命運的人。如果讀者讀了這本書，他們的心裡也會有這樣一座墓碑；如果這本書能夠進入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國外的讀者心裡也會有這樣一座墓碑。讀到這裡，我感慨異常，決心幫助楊先生實現他的願望，把《墓碑》送進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由此，我第一次做翻譯工作，與Stacy Mosher女士合作，推出經過壓縮和編輯的《墓碑》英文版。就在我們剛剛完成《墓碑》翻譯的2011年，高華先生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於是想為他做點什麼：如果有可能把他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紅太陽》也送進世界圖書館，我願盡綿薄之力。不久，美國卡特中心的劉亞偉先生倡議將《紅太陽》譯成英文，從香港中大退休的高華的好友熊景明女士力薦中大出版社出版英譯本。於是我和Stacy再度合作，翻譯《紅太陽》。

　　記者：你自己怎麼評價整風運動？
　　郭建：我自己？先說明一下，我不是黨史專家，但作為《紅太陽》的譯者，我從高華那裡學到了很多。十多年前，我還看過另一部關於延安整風的著作，即整風親歷者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我對整風運動的看法基本上是這兩位專家看法的綜合，並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延安整風運動是1949年之前由毛澤東發起和指揮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運動，運動的重點在黨內，但也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涉及黨外，尤其是知識分子。整風運動的初衷（即如高華所分析的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和結果，是要證明，自1927年國共分裂以來，毛澤東的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因此，全黨上下必須統一意志，統一思想，服從毛澤東本人的絕對權威，以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如果我們不以道義為標準評判歷史，而是目的至上，只論勝負輸贏，那麼，延安整風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核心領導，在1949年前的中共歷史上是最重要的一章。非此，中共在與國民黨的對抗中未必能得勝。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共高層領導未必認同毛澤東的為人及手段，但為了黨的生存和利益，都臣服於這位謀略超人的領袖。
　　同時，又如高華著作標題中的“紅太陽”所顯示的，整風運動也標誌着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端。在民間，此時也正是陝北民歌被改編成《東方紅》的年代。

　　記者：你可以談一談整風運動的一些具體特徵嗎？
　　郭建：當然。首先，在中共官方黨史上被稱作“偉大的思想教育運動”的延安整風，用非宣傳語言來說，是一場強制性的自我檢討，接受馴化，以至於洗心革面，成為“新人”的洗腦運動。以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為名，毛澤東親自選定22篇整風文件，包括六篇他自己的著作，規定人人必讀。而且人人都要反覆寫整風筆記，筆記內容必須對照文件精神，檢討自己的歷史和思想，“脫褲子，割尾巴”（《解放日報》社論原話），認真反省，向黨交心，接受拯救（延安整風中最為殘酷的階段叫作“搶救運動”）。而且這些筆記是要交上級審閱，人人過關的，這個上級就是各級“學習委員會”。當時最高的領導機構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這個以毛澤東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兼秘書長的中央總學委，在整風期間權力大到使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名存實亡。整風的洗腦功能不可小覷，因為它是極權統治的開端：專制體制控制人們的行為和言論，而極權還要進一步整肅、清理、控制人們的思想，使領袖的思想成為每個人的思想。
　　其次，延安整風中毛澤東第一次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領導權問題。為了打壓那些地位高於自己或者他認為對自己的地位有威脅的人（包括實際上是支持他的人，比如張聞天和周恩來），樹立並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和權威，毛澤東號召整頓黨風（三風之一），也就是反對宗派主義，實際上是為運動後期清算黨內高層的“兩個宗派”做理論上的準備。這兩個宗派即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前者有留蘇的背景，比較年輕；後者是有多年革命實踐經驗的老幹部。在整風運動後期，這些高層幹部必須按毛澤東定下的口徑檢討自己的“錯誤”，對號入座，並稱頌毛澤東的正確和英明。何方先生在《黨史筆記》中以歷史事實說明，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兩個宗派；高華在講兩個宗派時，也都是打引號的。也就是說，所謂“教條主義宗派”和“經驗主義宗派”都是似是而非的莫須有的罪名，就像1955年的“高、饒反黨集團”、1959年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文革初期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是莫須有一樣，如此稱謂不過是黨內鬥爭的手段而已，這一手段在延安整風中已臻完善。
　　延安整風還是一場改造、馴化、以至於壓制、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在延安早期階段就已經有“國際派”和“土八路”的分野，前者留蘇，受過馬列理論薰陶，後者是草莽英雄，有戰爭經驗。後者本來就有反智傾向（當然不能一概而論，自有尊重文化的老將軍），看不起前者；毛澤東對國際派懷有戒心，同時又認為只有自己才可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二九運動以後，大批有知識的愛國青年從國統區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如蕭軍、丁玲、艾青、王實味等，他們給延安帶來了濃厚的文化氣氛和民主思想。1942年春天毛澤東發動整風時，鼓勵群眾批評黨組織的排外傾向（當時他稱此為“宗派主義”），文化人紛紛響應，三月初延安各機關出現了各色各樣的牆報、壁報，《解放日報》還刊登了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這樣揭露延安“新生活”陰影，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的文章，在延安轟動一時。毛澤東沒有想到文化人的反應如此強烈，於是，他一方面令《解放日報》檢討，反擊，批判王實味，殺一儆百，另一方面，在五月份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做總結性發言，規定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嚴禁暴露陰暗面的雜文，並指出與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最無知，最骯髒，必須接受改造。在這樣的形勢下，文藝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幹部不得不三緘其口，檢討，反省。在1943年的所謂“搶救”運動中，他們更是被預設為反革命、特務，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記者：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中，比如土改、大躍進、文革，常常出現暴力。延安整風中出現過暴力嗎？
　　郭建：在1943年的審幹、反奸，尤其是緊接着開展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中，逼供信的現象很普遍。被審查的人是有罪預設，被懷疑為托派、內奸、特務，被迫接受隔離審查，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並必須供出同夥。審查者為得到預想的證詞，逼供、誘供、恐嚇、疲勞戰、餓飯、捆綁吊打、假槍斃都是常用的手段。“搶救”運動打擊面之寬到了荒誕不經的程度，《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竟占全體人員的95％。這樣的紅色恐怖使人人自危，相互之間不敢來往。由於難忍折磨和屈辱而自殺的人，在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搶救”運動從延安向各根據地全面鋪開，只有山東根據地倖免。最後只因原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來電干預，這場運動才告結束。運動後甄別的結果，絕大部分是冤、假、錯案。

　　記者：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將中共和蘇共歷史相比較，指出兩者之間相似的地方，中共往往比蘇共慢一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話好像正說反說都可以。那麼，具體來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和蘇聯三十年代的肅反運動是不是也有些相似的地方？
　　郭建：兩者的確有些聯繫。毛澤東非常喜歡按斯大林指示編撰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說自己讀過十遍，還把它列入整風文件，人人必讀。毛澤東在整風時期最得力的助手康生曾經在蘇聯參加過肅反，把一些留蘇的中國同志打成托派分子。康生把這一經驗帶回中國，他遵循毛澤東的指示，直接領導“搶救”運動，其殘酷性的確讓人想到斯大林的肅反。
　　但是，延安整風與斯大林的肅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斯大林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清洗黨軍領導層，用的是行政手段，恐怖手段。而毛澤東為了同樣的目的所採用的卻是大規模政治運動的方式，熔黨內鬥爭、群眾運動、文化宣傳、意識形態灌輸和強制思想改造於一爐，這應該說是國際共運中的中國特色，它始於延安整風。

　　記者：整風運動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的影響如何？
　　郭建：影響很深遠啊！1949年以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是一個由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組成的歷史，延安整風為這些政治運動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式。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1949年以後多次以莫須有的所謂宗派或集團罪名整肅黨內同仁的手法與延安整風的傳統一脈相承。實際上一脈相承的東西還很多，我們不妨拿1957年代反右運動做個例子。
　　1957年反右運動和1942年三月批判王實味等知識分子一樣，都是由整風引起，而且都是整頓略有不同的“三風”。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鼓勵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1957年更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大鳴大放”的號召。這兩次群眾的強烈反應和所用的表達方式也很相似：延安時期有牆報、壁報和報刊（如《解放日報》）文章，1957年紙張不再缺乏，於是再加上大字報。和1942年一樣，毛澤東似乎沒有預料到會真有那麼多人開誠布公地幫助黨整風，而且揭露的事實如此不堪，批評如此尖銳，於是馬上組織反擊。在1957年，整風運動乾脆就變成了反右運動，並且說先鳴放後反擊不過是“陽謀”而已，為的是“引蛇出洞”。結果，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多半是知識分子精英）有55萬之眾。當時最大的民間組織（官方稱“民主黨派”）是民盟。它在1949年前是反蔣親共的左翼知識分子團體，其領導人和骨幹成員在1949年以後還在政府高層任職。可是，到了1957年，這個組織在反右運動中幾乎全軍覆沒，中國知識界在政治思想方面從此噤聲。當年幾乎與王實味同命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丁玲、艾青，似乎忘記了延安整風的教訓，未改初心，仍舊直言，結果在反右運動中再次被整肅，發配邊疆。這個新時代的文字獄直到文革以後才在胡耀邦主持下得以基本平反，結論是：55萬人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右派，只是因為反右“擴大化”而錯劃了。

　　記者：那文革呢？延安整風對“毛的最後一場革命”有影響嗎？
　　郭建：當然，甚至可以說延安整風就是文革的雛形。我前面談到的延安整風的特徵，都在文革中再現。比如，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整肅領導幹部，以莫須有的政治罪名（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明文規定是“走資派”，當時有“走資派”嗎？）清除異己（多半是想象中的“異己”），說某人某人某人結成反黨陰謀集團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就足以將這些人“打倒”，甚至下獄。但如果想再進一步，將這些人至於死地，那還要跳出黨內鬥爭的局限，不僅指責他們犯了路線錯誤，還要給他們加上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罪名，如劉少奇案。這實際上是延安整風的模式：審幹和肅奸。王實味本是“思想犯”，但最後定罪卻是國民黨特務、托派奸細，完全是羅織的罪名。
　　文革中整肅高層幹部，還有一個和延安整風有直接聯繫的例子，那就是周恩來挨整的事。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我覺得文革可分三段：第一段倒劉（少奇），第二段批林（彪），第三段整周（恩來）。因其溫和、務實的秉性，周恩來作為革命家是一個想緊跟毛澤東而永遠跟不上的人。因為同樣的原因，周恩來是一個毛澤東從來不完全信任而又不得不用的人。1971年9月，欽定接班人林彪出逃，飛機失事之後，毛澤東的權威在很多人心裡已不再是不可動搖。而一直為國家日常事務操勞的周恩來，此時又藉機提出一些反激進的建議，如批極左，解放老幹部，讓部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鼓勵科學家研究基礎理論等等，深得人心。於是，毛澤東要周恩來在中央的批林整風會上作報告，總結以往黨內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實際上是要周“聯繫實際”，檢討自己在三、四十年代的“路線錯誤”。把持輿論工具的江青，更要批判“經驗主義”，影射周恩來（還記得我前面提到的延安整風中批判“經驗主義宗派”吧？）。後來，毛澤東評《水滸》，說宋江架空晁蓋，然後又促成招安，搞投降主義云云，都是影射周恩來的。這個“投降主義”的指控實際上是一箭雙鵰：在當時是指周在對美談判中的所謂“右傾”（為此，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十幾天時間裡開會批判周恩來），同時又暗示延安時期在重慶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對國民黨不夠強硬，以至於遭到毛澤東的警告：“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以上所說的是所謂黨內的路線問題，也就是說，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的“前科”是在他頭上懸着的一把劍。
　　還有另一把與黨內鬥爭無關卻更為可怕的劍，即莫須有的叛徒嫌疑，史稱“伍豪事件”。1932年2月曾有一份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見報，“伍豪”是周恩來曾經用過的筆名。這件事本來早就做了結論，脫黨純系子虛烏有。但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要周恩來將這段舊事重新記錄一遍，並送各省檔案館存檔，其用意是再也明顯不過了。回顧中共黨史，這兩把劍是在延安整風時期造就的，先落在了王實味頭上（王實味也是黨內人士），後來又落在了劉少奇頭上，當然還有很多人遭此命運，我這裡只是舉例而論。這兩把劍懸在周恩來的頭上，雖然沒有落下，但其威懾力是可想而知的。
　　和延安整風一樣，文革是一場群眾運動。它之所以叫“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毛澤東着眼於思想意識形態，要人人參與，與“舊文化”決裂，接受無產階級新文化，並要“鬥私批修”，檢查自己頭腦中的“活思想”，在“靈魂深處鬧革命”。也就是說，文革的過程也是一個全民洗腦的過程。要引導這個過程，延安整風有22個整風文件，文革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以及毛澤東不斷發表的“最高指示”。在這個意義上看，這兩場運動的目的都是要讓毛澤東思想成為每個人的思想。
　　延安整風和文革都有個領導權和組織機構的問題，為了指導和控制運動的發展，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一手建立了以他為首、康生為輔的中央總學委，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之上。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指示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發文件時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並列，實際上是凌駕於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之上，對被運動起來的群眾組織發號施令。但政權在手和根據地時期畢竟不同，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全國的最高領導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有中央文革成員參加的“中央碰頭會”。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央總學委之下有基層的學委會掌控運動，黨委領導被擱置。文革期間，在各級黨組織被“砸爛”之後，成立了“三結合”（軍代表、老幹部、造反派群眾組織代表）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經過三年整風運動的洗禮（或煉獄），在1945年4-6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終於成為全黨不容置疑的核心，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已經成為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此時他也希望歷時三年的文革風暴平息下來。可是，事與願違，這場他親手發動的動亂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的1976年。
　　文革中最恐怖、被折磨致死或自殺致死的人最多的時期是1968年，也就是臨時政權機構革委會領導之下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簡稱“清隊”。清隊運動在目標和手段上與延安整風期間的搶救運動如出一轍：這兩個運動都預設革命隊伍中有許多階級異己分子，尤其是那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必須審查、清理。審查的方式都是背靠背，隔離審查，逼供信在清隊運動中更為普遍，更為殘忍。受審查的人不僅被逼坦白、檢討自己的過去，而且還要供出同夥。酷刑之下，假供如山，冤獄遍地。說是冤獄，實際上很少有“獄”，都是各單位造反派群眾組織在革委會的指揮下組成一個一個的專案組，私設公堂，關押審訊，還按口供線索，到各單位、各地去外調。這些專案，像搶救運動的案子一樣，最後都不了了之。
　　還有很多方面，文革與延安整風一脈相承。如果說延安整風只是貶低、壓制、試圖改造知識分子的話，文革則登峰造極：學生打老師，知識分子被稱作“臭老九”（在地、富、反、壞、右、資本家、黑幫、走資派之後），最卑賤、骯髒、愚蠢（與工人農民的高貴、乾淨、聰明相對）。再比如，毛澤東個人崇拜，在延安整風時只是一個開端，在文革則是頂峰，高華寫《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從文革這個個人崇拜的制高點回首的。

　　記者：你覺得中共擺脫了延安整風的模式嗎？如果沒有，如何才能擺脫？
　　郭建： 你是說一直到今天的歷史現實，對吧？我雖然關注當下的中國，但畢竟多年在國外任教，關注也是隔霧看花，看法不會有什麼價值。不過，有兩點我很明確：
　　第一，官方黨史徹底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反右（實際上、基本上否定），我覺得這都是對的。但是官方對延安整風的評價仍然是完全正面的，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或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解放”指擺脫蘇共及共產國際的束縛，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我前面談到的史實和觀點，你可以看出來，我不同意這個結論。而且，由於延安整風的模式對中共歷年來的發展有過在我看來是如此負面的影響，深入研究這段歷史和這個模式，在經過反覆考察、分析事實的基礎上得出新的結論，才有可能記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第二，秉筆直書歷史（哪怕是春秋筆法呢），捍衛歷史記憶，這是中國自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來最為優秀的傳統。可是像高華的這部重要的歷史著作卻只能在香港出版，在中國大陸至今被列為禁書。正因為政府限制信息自由的政策，越來越少的人真正了解延安整風的真相，以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真相，中國面臨集體失憶的危險。這種危險意味着什麼？英國作家奧威爾有過精闢的描述：“控制了過去，也就控制了將來；控制了現在，也就控制了過去”。這是預言家給我們的警示，他從反面講出的道理與我們自己的史學傳統殊途同歸：只有真正了解並坦誠地面對真實的過去，我們才能以史為鑑，從反思中悟出智慧，看清今天和明天應該走的路。而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當務之急是同信息自由的國際社會接軌，解除書禁，讓讀者能夠看到像高華的《紅太陽》這樣的力作，讓讀者對歷史作出自己的判斷。

　　記者：翻譯是一種再創作，但又不能自由發揮，所以挺艱難的，翻譯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一定更難。你可以談一談這方面的體會嗎？
　　郭建：是，的確是在某種意義上的再創作，翻譯過程也的確很艱難，尤其是考慮到中文和英文的巨大差距，四十年代中國和當今世界在語境上的差距，想通過我們譯者的手，讓英文讀者有同中文讀者同樣的感受，是件非常難的事。高華是思維細密的學者，駕馭文字的能力也很強，語言地道，文字流暢，不歐化。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地道的中文對譯者是一個挑戰，比如，中文標點符號不規範，有很大的隨意性，逗號滿天飛（相比之下，歐化的句子倒更容易翻譯，因為它的結構已經非漢語化了）。舉例來說：作者寫出一串句子，每句都不長，每句都是整句，都用逗號點開，這是地道的中文。這些句子互相之間的邏輯關係，有經驗的中文讀者會在那個具體的語境中很準確地把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句子和這樣的語言結構直接轉換成英文（不會是標準的英文），英文讀者就會有散亂無序的感覺，理解起來也會感到吃力。直接轉換，在詩歌和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中，也許可以，但在翻譯學術著作時，卻不可取。所以，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需要依照我們看到的邏輯關係把這些都用逗號點開的句子重新組合，用英文的習慣變成包括主句和從句的一句話，兩句話，或更多。這個解讀和重新組合的過程貫穿始終，而且光準確（即忠實於原作）還不夠，還需要語言流暢、優美，即所謂信、達、雅。你看，我們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吧？但我們也有回報：我和Stacy合作的翻譯受到很多讚揚，《墓碑》英譯本曾獲哈耶克獎，學術界對《紅太陽》英譯本的評價也很高。我們以此來告慰高華先生在天之靈吧。

　　記者：高華著作里講的事情是很多年前的事，當下的中國讀者對那些事都缺乏了解和理解，這對英文讀者是不是就更難了？
　　郭建：是的。再加上國內的學術規範化與英文學術界還有一定的距離，比如在注釋和索引的細密程度、研究目錄的規模和對年表或大事記的要求等方面，這就更增加了我們譯者的工作：我們需要做大量的選擇、查閱和研究工作，以“譯者注”的形式補充大量的材料，幫助英文讀者理解這本書的內容。這些“譯者注”包括眾多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政治術語、典故等等。有些只有漢字的外國人名，偏僻但又很重要，查找起來就會很麻煩。略微統計一下，我們為這本書加了大約180個“譯者注”。
　　各種各樣離奇古怪的中國政治術語對英文讀者，甚至當今的中國讀者，都可以是一個挑戰。我們譯者面臨的第一個選擇就是直譯或意譯。在一個很清楚的語境中，我們的首選往往是直譯。比如，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社論“教條和褲子”中號召黨員“脫褲子，割尾巴”，用此指稱寫筆記坦白自我，深刻反省。文章雖是胡喬木所寫，但經毛澤東精心修改。毛語言生動，幾乎可以斷定“脫褲子，割尾巴”出自毛手，而且它很快成為政治術語，一直用到文革。因為語境清楚，所以我們採用了直譯：pulling down trousers and chopping off tails。再如1942年12月6日中央總學委《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小廣播”是指與中央宣傳口徑（即“大廣播”）相對的各種私下議論，因為語境清楚，我們也採用了直譯：mini-broadcasts。但是，這個英文詞和上面說的“脫褲子，割尾巴”的英文直譯相比，畢竟生硬一些，怪怪的，所以我們也同時採用了英文習慣用語grapevines，同mini-broadcasts交替使用，覺得這樣會有助於讀者理解。
　　關於我們的翻譯，我還想講一講局限性：由於語言、語境、文化的不同，再好的翻譯也不可能成為原作在另一種語言中的拷貝，不可能絲毫不差地傳達原作的所有信息。比如，“經驗主義”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是貶義，但是在英文語境中卻是中性，偉大的哲學家洛克和休謨都是經驗主義哲學家，和所謂“經驗主義宗派”風馬牛不相及。但“經驗主義”的英譯，非empiricism莫屬，因為這是通譯，約定俗成。如果另起爐灶，將會更為混亂。再比如“自由主義”，整風伊始，毛澤東“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鼓勵群眾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這裡的“自由主義”像是和自由言論有關的那個自由主義，譯成liberalism即可。但是，整風期間提及毛澤東1937年的講話《反對自由主義》時，這裡的自由主義是指自由於黨性之外、不守黨紀。同樣的四個字，由於語境的變化，語義差異竟如此之大。但是，如果你查閱英譯《毛澤東選集》，這裡的自由主義仍被譯作liberalism。你若為求准而另闢蹊徑，那就要破壞通譯的規矩，造成更多的誤讀誤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走約定俗成的老路。

　　記者：譯者是最細緻的讀者，也會最挑剔。你作為《紅太陽》的譯者，覺得這本書有什麼不足之處嗎？
　　郭建：《紅太陽》是史學著作，但在史料方面並沒有新的開掘。由於中共機密檔案並沒有解密，高華能看到的檔案材料很少。九十年代後在莫斯科的原蘇聯檔案解密，但太晚了，高華沒有能夠用上那些檔案。他能用的都是公開發表的中央文件，黨史資料匯編，中共領導人的年譜、文集、回憶錄，史學研究著作等等，也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就都能看到的材料。在史料方面沒有突破，這可以算是不足吧，但這也反證了作者的高人一籌之處：高華靠你我都可以看到的材料，經過縝密的分析，包括對毛澤東和其他主要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探索，得出來令人驚嘆的結論，而這些結論也被後人的研究驗證了。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

　　記者：《紅太陽》在開篇就提到“農民黨”和“書記獨裁”的問題，就前者而言，1930年代的中共的確有這個問題，而如今80年後已經很難再稱之為“農民黨”，甚至所謂“工農聯盟”都完全邊緣化了，那麼全黨的動員機制會發生哪些變化？同樣，“書記獨裁”是中共獨特的政治基因嗎？從高華先生的分析中，我們能否得出結論，無論如何改革，“書記獨裁”是中共作為共產主義政黨難以避免的宿命？
　　郭建：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農民黨”問題的提出，如高華所說，“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實際上，這個正統觀點本身就有問題：如果說工人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階級，應當是共產黨的主力，領導力量，不要說中國沒有這個條件，作為革命楷模的、資本主義經濟異常落後的俄國也沒有。至於革命的領導，具體到人，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是工人，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毛澤東，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受過教育的人。如此看來，所謂“工人階級化”完全是抽象的，從馬克思那裡就錯了（他在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研究資本主義，結論也許更符合英國的情況。用到別的國家，恐怕都牽強附會。所以，為了解釋俄國革命，列寧不得不以“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的說法來修正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成功之路，從始至終都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革命。這一點，毛澤東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開始，恐怕就已經看清楚了（但是黨內高層的大部分人沒有看清，所以才有對“農民黨”的憂慮），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也基於這一認識。我覺得毛澤東多半是從革命成敗的角度考慮農民問題的，這是一個工具性的、戰略性的角度，而真正關心農民生計和利益的是與毛澤東有異議的董時進、梁漱溟等知識分子，董時進的農民黨才是為農民謀利益的真正的農民黨，而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和巨大犧牲的中國農民，並沒有從革命中得到好處。五十年代建立的戶籍制度，分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把農民綁在土地上，實際上成了二等公民。糧食統購銷政策、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造成了數千萬農民死於飢餓的大災難。文革中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了解到農村的貧困（例如，陝北地區農民的生活狀況還不如1940年代），反映到中央。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就此情況周恩來曾經說對不起老根據地的父老鄉親。1980年代初的改革為農民鬆綁，使農村有了生機，很令人鼓舞。以後的情況，我不敢妄言，因為我已經在國外，對農村的情況沒有太多的了解。
　　關於“書記獨裁”是不是中共作為共產主義政黨不可避免的宿命，我想，高華的結論是肯定的。不過，我覺得這個說法有兩點還可以稍作補充、修正。首先，“書記獨裁”不一定是中共獨有的特徵，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恐怕也是如此。其次，“書記獨裁”應該是“黨領導一切”的代稱，也就是說獨裁併不拘泥於書記這個名稱。毛澤東作為特委書記同時還負責軍隊，這只是井岡山時期的事。延安整風以後，他就一直以中央委員會主席的頭銜指揮一切。文革期間他還提出不設國家主席，黨主席的權力就更大了。其實，行政職位本來就是從屬於黨職，1949年以後，大陸政權有黨政之分，但各部都設“黨組”，實際居行政部門之上。各省有省長，但省委第一書記才是“一把手”。其他單位也是一樣，比如學校，黨委書記的位置在校長之上。
　　高華在《紅太陽》第一章第一節提出的三個問題中，除了“農民黨”和“書記獨裁”，還有一個與那兩個問題密切相關而且非常重要的“軍黨”問題。不僅“支部建在連上”，黨在軍隊中的領導高度組織化，不僅書記本人即軍事統帥，而且軍隊在根據地對地方黨組織起支配作用。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文革。中央委員會主席一定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文革的前奏曲是軍隊的毛崇拜、學毛著、推出“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從1967年開始，軍隊為文革保駕護航：在造反派群眾組織響應領袖號召摧毀黨的各級組織之後，軍隊奉命“支左”，維持秩序，然後以軍代表身份參加“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多半任革委會主任。1969年中國九大以後，各級黨組織紛紛恢復，各省的黨委書記多半是軍區司令員或政委。也許，毛澤東時代集黨、軍二任於一身的領導體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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