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律師為張扣扣所作辯護，並不是專業性不足，訴諸情緒、輕率的、為博取名譽而損害張的利益，而是深思熟慮、多重理性遞進、綜合法律社會情況做沙盤推演，然後按策略分工，最大化的為當事人利益着想。一般人不識貨看不出，情有可原


　　老高按：張扣扣為母復仇、連殺三人，7月17日被執行死刑之後，其辯護律師鄧學平一審時的辯護詞再次流傳。其實，這篇辯護詞並不是最新出爐的，早在今年元月份就一度在網上和社交媒體上流傳，被冠以“精彩絕倫”等稱譽之詞。
　　我當時懷着極大的興趣、也抱着對手刃仇人的張扣扣的極大同情，讀了這篇辯護詞，實話實說，我很失望。
　　必須承認，作為一篇文章，它寫得相當不壞！情理交融，引經據典，文采斐然……問題是：鄧學平律師不是在寫文藝散文啊，也不是在寫學術隨筆呀，不是在文學雜誌和網上發表，旨在贏得讀者、網民點讚的啊！既然是一篇辯護詞，有其特定的對象、特定的功能，怎麼能將重心放在訴諸輿論公議、着眼以情動人呢？別的不說，就是那渲染煽情、烘托氣氛的筆調，恐怕就對他的當事人張扣扣相當不利。你不能要求法官們一個個都是“文青”，都吃這一套又是弗洛伊德、紀伯倫，又是《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趙氏孤兒》吧；辯護詞中長篇大分析述“張扣扣是什麼人”，尤其讓我無語——斷案是要“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啊！嫌犯原來是潔白無瑕的好人或者是怙惡不悛的壞人，有那麼重要嗎？一個壞人在某案中也可能無辜，一個好人在某案中也可能罪責重大。而辯護詞這樣渲染，無異於間接承認：被告確實犯下了檢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不過嘛，請念及他的特殊遭遇，法外施恩——誰犯罪不能找出特殊理由呢，法律若都顧及特殊理由而變通，那還是法律麼？更不要說辯護詞中所流露的“血親復仇有理”了！儘管鄧律師也反覆說了這不合乎現代法治理念……
　　可能是我看美國的司法案例、看美國的法庭辯論電影、電視劇太多了，我對一個辯護律師應該具備什麼素養、採取什麼策略有了成見，對鄧律師的辯護詞極不看好，雖然——我再重複一遍！——我認為這若是一般的散文隨筆，相當出色。
　　我自知學識水平有限，心裡想想而已，沒敢將上述看法拿出來獻醜。直到最近這篇辯護詞重新流行，我才了解了一下，得知幾個月來，鄧學平律師的辯護詞確實在法學界內外引起了正負兩極的激烈爭論。近幾天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有機會連續拜讀了好幾篇文章，比較有影響的有——
　　前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的《評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法律辯護應基於案情和事實》，他是尖銳批評鄧學平律師的；
　　署名“彬駁”的《蘇力老師，在張扣扣的律師身上馳騁起了學術的戰馬》，這篇文章對朱蘇力嬉笑怒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朱蘇力所批評鄧律師的那些失當，其實他自己都犯過；
　　還有一篇《張扣扣被執行死刑 王家老二：我一點也不覺得高興》，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信息，尤其是全文附上了記者劉向南訪問核心當事人、知情者之一王富軍的1.5萬字長文《復盤張扣扣殺人案》，能啟發人們想得更廣更深，但可惜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
　　…………
　　昨夜讀到了FT中文網刊出的專欄作家劉遠舉的文章《張扣扣案餘波：辯護詞引發的輿論之爭》，他是理解和支持鄧學平律師、反駁朱蘇力教授的，但行文沒有朱蘇力和“彬駁”那樣尖酸刻薄的情緒之詞，寫得平實理性，更對我的胃口；而他對鄧學平律師為什麼那樣辯護所指出的若干要點，也讓我領悟到過去沒有想過的一些道理，讓我重新思考和反省，此前我對鄧律師那篇辯護詞的否定看法，是否也有偏頗？將他的文章轉載於下，與大家分享。
　　劉遠舉這句話我尤其贊成：所謂法治，正是維持了控辯雙方對抗空間的存在。在這個空間中，雙方同時都可以有精彩的表現，循着程序正義去追求實質正義。


　　張扣扣案餘波：辯護詞引發的輿論之爭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遠舉，FT中文網2019年7月22日

　　張扣扣殺人案轟動一時，引發的輿論分裂依然在蔓延。有人說他是為母報仇、集忠孝仁義智於一身的英雄；也有人說他是人生失敗、偏執殘忍的滅門兇徒。張扣扣被執行死刑後，其辯護律師鄧學平一審時的辯護詞再次在網上流傳，引發新的輿論對立。
　　贊的人，說這篇辯護詞引經據典，有情有理；批評的人，則認為這篇辯護詞不專業、“超綱”、過於情緒化，用文學替代法律、是在炒作自己，而且還宣揚血親復仇，是法治的倒退。這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前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的批評文章《評張扣扣案律師辯護詞：法律辯護應基於案情和事實》。通過這篇文章，可以看出當下輿論場中的分裂與對立的原因。

　　首先，這種分裂與對立，源於缺乏對辯護實際的認識，所以無法理解辯護策略，以及這篇辯護詞在整體辯護中的作用。
　　辯護詞並非源於律師的不專業。在張扣扣案的庭審階段，控辯雙方都有非常精彩、專業的表現。張扣扣案由於案情重大，有十個省市的檢察官出席旁聽，也給出了高度的評價。辯護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各環節有分工、有側重，辯護詞只是整個辯護的諸多環節之一，其風格服從於整個辯護策略、布局、分工的需要。
　　張扣扣一案，判決本身問題並不大。1996年，張母被害一案，張母挑釁在前，持扁鐵傷人在前，導致王正軍臨時起意撿起木棒，向張母頭部擊打一下，之後再無其他加害行為。張扣扣姐姐也證實，王正軍當時並未成年。在這些前提下，被告是未成年人又是激情犯罪的情況下，1996年的判決並無大的問題。張扣扣蓄意殺死三人，審判期間，張扣扣不認錯，張家也拒絕賠償，受害家屬連附帶民事訴訟也撤銷了。在考慮到張扣扣一案，實際涉及到對前案的評價（當然，前案我認為並無問題），所以張扣扣幾乎是必死無疑。
　　不過這裡說“幾乎”，是因為未必絲毫轉機都沒有，但稍有常識都知道，轉機已經在“人力”之外，那麼成事雖在“天”，卻需人謀事在前。既然已經希望渺茫，那麼只有辯護詞“超綱”，爭取在更大層面搏一把，留張扣扣一命，這是符合當事人利益的。
　　實際上辯護詞的“超綱”是經常的事，比如，對褚時健的辯護詞，也談了改革與國企分配製度的關係。而且這些超綱，某種程度上本應是法律層面應該考慮的。就在張扣扣案的同時，美國也在審一樁大案——章瑩穎案。克里斯滕森的律師也有從童年經歷入手辯護，從各個角度為他開脫，包括他有精神疾病，抑鬱症，長期要吃藥，還找來家人、同事、女友都作為證人。最終陪審團有人不同意判處死刑。張扣扣少年時，目睹母親慘死、被當眾解剖，行為出現異常。張扣扣沒有得到精神鑑定，張扣扣死了，但克里斯藤森卻保住一命。
　　所以這種辯護詞的超綱雖然看起來與法律無關，但卻是有利於當事人的。難道不超綱、緊扣法律，張扣扣就能活下來？所以這份辯護詞，並不是專業性不足，訴諸情緒、輕率的、為博取名譽而損害張扣扣的利益，而是深思熟慮，多重理性遞進，綜合法律、社會多方面情況，做沙盤推演，然後按策略分工的結果，最大化的為當事人的利益着想。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切仍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實際上，這份辯護詞起到了推演中的既定作用，是有利於張扣扣的。辯護詞的分工作用，體現的專業能力，一般人不識貨、看不出，是情有可原的，不過法學教授居然也缺乏對辯護實際的認識，令人驚訝。

　　其次，不同的價值觀、立場導致了不同觀點的對立；而在多種價值觀中游移不定，則會導致邏輯的混亂。
　　一份好的辯護詞，就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最大程度的為當事人辯護。辯護詞超綱，只要仍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有利於當事人，就是一份好的辯護詞，不能從政治、利益等角度做誅心之論。相反，如果不能守住“辯護律師應該在法律範圍內有利於當事人”這個基本的法治社會的常識與立場，就會給出錯誤的觀點。

　　批評這份辯護詞的人，一部分是用“公義”去批判辯護詞中“對當事人有利”的部分，即：雖然“對當事人有利”但宣揚血親復仇，是在破壞法治，是在搞“為壞人辯護”、“司法政治”、訴諸輿論，傷害“公義”；
　　而另一部分則截然相反，從“對當事人有利”角度去批判“超綱”部分，即，超綱部分雖然符合社會情感，指出了法治不完善之處，符合“公義”，但卻華而不實，用文學替代法律，不利於當事人。諷刺的是，（朱蘇力教授的）《法律辯護應基於案情和事實》一文，則同時從兩個相互矛盾的角度去批評這份辯護詞，陷入價值觀游移導致的邏輯混亂。
　　律師代表當時的利益，要與控方對抗，對事實的闡釋，理應朝着當事人方向做到極致。
　　實際上，“對當事人有利”，是律師職業責任，另一方面，這份辯護詞中“超綱”的部分，並不傷害當事人利益，而是窮盡一切手段之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三，這種立場的游移，邏輯的混亂，其實反映的是深層次方法論上的問題。
　　事後，張扣扣一案，檢察員的意見書作為一種對立的觀念，也在網上流傳。很多人似乎覺得：用檢察員的意見書，就能壓倒律師的辯護詞。哪一個寫得對，寫得好，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其實兩者都寫得好，寫得對，是不矛盾的，並行不悖的。所謂法治，正是維持了控辯雙方對抗空間的存在。在這個空間中，雙方同時都可以有精彩的表現，循着程序正義去追求實質正義。實際上，控辯雙方的表現均得到了各省旁聽的檢察官的高度評價。
　　認為辯護詞與檢察官意見書，只能二選一的觀念，其實還是表面問題，更深的問題是：律師可以維護壞人的利益嗎？
　　辯護需要圍繞事實，但在事實被法律認定前，卻可以對事實進行不同的闡釋，但在中國的觀念中，很多普通人認為，對事實的解釋與應用，只能圍繞“當事人是一個好人”，如果“當事人是一個壞人”則不能把事實朝着有利於嫌疑人的方向進行解釋。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於普羅大眾中也就罷了，令人遺憾的是出現在法學教授的文章中。按照文章的邏輯，給克里斯滕森辯護的律師簡直就是助紂為虐，也該被一併投入監獄吧——在現實的語境下，這似乎不是一個預言。

　　第四，缺乏對輿論與法律關係的深入思考。
　　在現在的民間輿論中，很多人會說“這種情況，美國警察早就開槍了”，但他們不會說：美國有獨立的司法、自由的新聞，警權受制約。同樣的，在這場爭論中很多普通中國人會說、也有法學教授會說：“輿論不能影響司法”，但他們不會說：輿論應該影響立法，公共輿論有助於立法機關的立法。當然，急於回應公共事件、平息公眾輿論而倉促立法、激情立法，都是有違立法理性的，但是當輿論與立法之間的渠道不夠暢通的時候，司法層面考慮民眾的意願，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這不但不傷害法治，反而有可能從另一個方向推進法治。從這個角度，批評辯護詞宣揚血親復仇、破壞法治，某種程度上就是未能認識到中國輿論與司法、立法的複雜關係。

　　這些錯誤的認識，普遍的存在於民間輿論中，阻礙中國法治的進步，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這且不說。中國的律師頗為艱辛，遺憾的是，來自學界的邏輯混亂的指控，又被這些民間錯誤的觀念與輿論作為憑據，當作“律師壞”的最新理論支持，再給中國律師加上一層壓力。民間錯誤觀念與來自學界頂級教授的指控相互呼應，則又呈現出一幅更加意味深長的中國圖景。


　　近期圖文：

　　保存專制者歷史罪行核心證據的數據庫　　
　　唯一一部《八九民運史》註定飽受爭議　　
　　好民主與壞民主：周舵新著從頭區分　　
　　唯一一部《八九民運史》註定飽受爭議　　
　　“這禍咋就躲不過哩？”　　
　　金正恩進口頂級豪車幕後的九曲十八彎　　
　　國共圍繞毛澤東《沁園春》掀起的詩詞戰　　
　　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停滯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