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美國，還是能享受到聽北京“的哥”“侃爺”暢談五洲四海的樂趣——這就是從網上收看、收聽一些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軍事專家”的精彩演講。他們的水平，確實不亞於出租車司機！但與“的哥”拉不開距離，也實在讓一些識者感到鬱悶


　　老高按：有幾年沒回國了，少了一項樂趣，那就是聽北京、武漢各地的“的哥”縱論天下、指點江山、“糞土當今萬戶侯”。據說近年來“優步”Uber異軍突起，衝擊“的哥”的生意，網約車司機的興趣愛好想必與“的哥”也有不少差異吧？
　　其實這種樂趣，遠在美國，還是能享受到的！這就是從網上收看、收聽一些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軍事專家”的精彩言論。我屢屢感到：他們的水平，給我帶來的樂趣，確實不亞於出租車司機！
　　有人高興有人愁，我這裡享受到樂趣，也有人對此痛感鬱悶。這不，一位署名“李江”的作者就寫了一篇文章：《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如何區別於出租車司機》。
　　“李江”這個名字在中國太常見，而且官員居多，不知這位李江何許人也。從文中“人微言輕，只能奮筆斥之，略抒書生意氣”這些話判斷，應該也是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此文能讓我們一瞥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圈的現狀，供大家參考。


　　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如何區別於出租車司機

　　李江，IPP評論公眾號

　　01 專業門檻太低

　　在一次微信群的聊天中，一位國關圈的年輕學者表示非常欽佩閻學通教授就許多國際議題公開預測的勇氣。儘管一些預測是失敗的，也有一些是無效的預測——缺少對預測事件關鍵信息如時間區間的描述，但在中國國際關係圈中這份敢於預測的勇氣是少見的。相反，這個圈子流行的是對事件、局勢、政策等問題進行描述、解釋、評論，尤其喜歡對宏大命題如中美關係進行戰略性思考。然而，許多所謂的戰略思考往往沒有對基本事實進行廓清和科學地推演，宏大的敘述卻更放大了當中細節和邏輯的缺失，只是中國公民缺少批判性思維的訓練，以至於對公共議題常常理性缺位，更無法準確辨別專家的邏輯。
　　儘管能享受極豐富的曝光機會和相對充裕的研究經費，但許多國際關係專家圈子感到十分鬱悶的是，這個專業門檻太低，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公園老大爺、朝陽區大媽等廣大人民群眾對國際問題也往往講得頭頭是道，尤其是北京出租車司機常常被國際關係專家視為具有相當威脅性的競爭對手。
　　當然，這只是一種自嘲。自嘲的背後，是一種深深的無奈。
　　
　　02 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國際關係

　　整體而言，中國的社會科學還處於學習、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階段。有意思的是，某些學者引進了某學科或理論，居然以中國某學科、某理論之父（母）自詡。原創性學術貢獻的缺乏造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難以對國家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因此鄭永年教授才會批評中國社會科學界有效知識供給不足。不過，中國國際關係其實也在努力構建所謂的“中國學派”。但誠如林民旺博士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所提出：所謂的“中國學派”究竟是科學理論還是人文理論？在方法論層面，也就是實證研究和解釋學的分歧。而中國的國際關係，目前表現出濃重的解釋學特點——只是許多時候表現得非常蹩腳。
　　透過媒體上報道，我們很容易發現，同樣是社會科學分支，經濟學家與國際關係學家，財經分析師與國際政治分析師常常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和方法——這其實代表了兩個學科在方法論上的區別。經濟學家與財經分析師們撰寫的文章或公開的講話會對某個具體的展開分析，也用依靠相對嚴謹的邏輯推演和可靠的證據支撐某個具體的論點。譬如在論證一線城市房價上漲這個議題上，經濟學家與財經分析師們會將導致房價上漲的關鍵因素一一列出，如貨幣政策、土地供應、商品房庫存、購房需求、居民收入等等，對每個關鍵變量與房價之間在某個時間區間的因果關係和傳導機制進行邏輯推演。
　　儘管房價走勢的實際狀況常常與許多經濟學家與財經分析師們的分析和預測大相徑庭，甚至使得人民群眾嚴重懷疑經濟學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理論貢獻甚微。國際關係學者與國際政治分析師的風格則更為詭譎多變，有的如評書演繹那般在電視上吐沫橫飛，有的如科幻小說那般在文章里天馬行空，有的如文化苦旅那般在講壇上千年一嘆，有的如謀臣軍師那般在論壇上指點江山……
　　總體而言，許多國際問題專家喜歡分析宏大問題，甚至有些學者侵入了哲學家的研究領域，這在“一帶一路”話題上尤其明顯。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分析方法缺少嚴謹的邏輯推演和可靠的證據支持，這就從根本上導致這些國際問題專家對事件的分析深度不可能超過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國際關係專家表現專業，只是這樣的風格容易被大量浮誇的表現淹沒罷了。
　　不過，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認為，電視評論等公開言論“不反映自己深刻積累的時事評論，只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副產品”。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學者和分析人士的公開言論觀點需要有紮實研究的支撐，經濟學家的公開言論之所以看起來更加“專業”，的確是因為經濟學學科發展比國際關係更為完善。
　　唐世平教授就曾經批評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過度關注“大理論”和“大戰略”的研究而對“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的研究明顯不足。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有多方面原因。第一，“大理論”和“大戰略”研究能夠滿足知識分子的“國師心態”（詳見拙作《中國學者的國師情結》，FT中文網）。只有“大理論”和“大戰略”方能滿足國師指點江山的快感，增加媒體曝光度。第二，國際關係研究需要足夠的情報支撐，而宏大問題則對細節要求相對較低，更不需要像“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那樣甄別關鍵變量。第三，整體社會科學研究能力的不足。中國國際關係關係學科的實證研究訓練嚴重不足，長期致力於推動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科社會科學化的閻學通教授就曾坦言“實證研究在我國還不是主導性的研究方法”。“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需要紮實的實證研究能力，而目前在中國高校接受過嚴格實證研究訓練的大多是“留洋派”學者及其學生，但在學閥秩序下這些“留洋派”並未主導地位。在學閥秩序的保護下，知識結構嚴重老化、水平止步不前的學閥掌握大量資源，從根本上無益於國際關係學科的進步。
　　2014年，政見上發表的一篇名為《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有病》曾經引爆國際關係圈。文中總結了牛新春博士對當下國際關係學風的批判，即“預測缺失、理論貧乏、邏輯混亂、方法困惑”。牛新春博士選擇了兩本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刊物和一本通俗刊物中涉及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文章作為觀察對象。他發現，中國學者很少作出預測，“觀點只能跟着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甚至出現某種精神分裂，讓人啼笑皆非。”

　　03 真正的國別研究專家少之又少

　　其實，對於國際問題的研究而言，最基礎的工作應該是國別研究。然而，我國的國別研究之落後，與其大國之地位完全不相稱。許多國別專家的研究對象動輒覆蓋數個國家、大片區域。由於中國專家有跟着經費轉移研究方向的本領，很好地繼承了我黨早期“游擊戰”之精髓，肯專注於一個國家的基礎研究工作的專家似乎已隨着改革開放早期那批老一輩學人的故去而凋零。早幾年拉美火熱，全國突然冒出了一大堆拉美研究所，有些高校在沒有拉美專家的情況下毅然找幾個會西班牙語的專家就敢成立拉美研究所。拉美圈流傳過一個笑話，全國拉美研究所比拉美學者還多。由於研究經費比較充足和穩定，學術界出現了扎堆研究大國和西方國家的現象。尤其是美國研究的經費最為充足，因此專家資源的集中度也最高。然而，研究成果卻基本集中在聯邦政府層面，州層面的成果卻少得可憐。相比之下，國內研究中亞、中東、非洲地區的專家屈指可數。
　　更有意思的是，許多國別專家不會說對象國的語言是常見現象——除英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外，甚至一輩子也沒去過幾次對象國。國別專家所依賴的往往局限於公開的資料，實地調研和當地消息嚴重匱乏。這就造成了專家們的研究成果經常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的情況，嚴重誤導了政府、企業和其它專家後續的判斷、預測和決策。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國的“一帶一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國推進的。“一帶一路”沿線的27個重點國家當中，有半數信用級別未達可投資級，絕大部分從B到BBB不等。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等都對中國企業和項目造成極大的挑戰。2011年利比亞事件之所以給中國帶來損失堪比一場軍事戰爭，就是因為中國缺少對利比亞政治和安全形勢的基本研究和判斷。中國的學者和專家在該事件前幾乎集體失語，事後卻頻頻扼腕嘆息、捶胸頓足、激昂慷慨。
　　王緝思教授曾經在大梅沙論壇上感慨，中國真正的國別研究“專家少之又少”。他認為國別專家應該“要懂當地的語言，在當地長期生活過，有一些當地的聯繫和朋友，影響越高越好，發表過論著”。然而，由於中國的國別研究十分薄弱，國際關係研究常常淪為空中樓閣。例如，某位知名教授在謳歌“一帶一路”將“融通中國夢與沿線各國夢”的時候，是否有研究過沿線各國到底在做什麼夢呢？顯然他是沒有的，因為“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之多，非一人之力能研究得透，許多國家甚至對該國的國別專家而言都是霧裡看花。然而，這位教授的鑿鑿之言諂媚之詞儘管遭到許多同行的蔑視，但他其實代表了整個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平均水平。
　　
　　04 有病的中國國際關係

　　做國際關係政策研究，不僅要求分析者掌握多學科知識，更需要分析者擁有有效情報、科學模型和判斷經驗。每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基於國內因素以及感知的國際因素共同作用，而這涉及到國內經濟狀況、政局形勢、輿情反映、意識形態等諸多子變量。這不僅要求分析師本身具備綜合學科知識，更需要足夠的情報和經驗判斷出影響對象國家某項行動的關鍵因素。
　　每一項決策都是在一定的情勢（scenario）中作出的，而決策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情勢的複雜程度。國家政策的出台之所以需要經歷漫長的論證，就在於它面臨的情勢的複雜程度極高，也即無數的可能性。國家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弄清楚各種可能性背後的成本和效果，對每一種決策所造成的後果準備預案。這就依賴於政策制定者及智囊們擁有可以憑藉的科學模型和判斷經驗，就像李克強總理在遼寧主政時期以發電量、鐵路貨物運輸量以及信貸額度這三項指標來分析真實的宏觀經濟狀況。
　　對外政策的制定同樣複雜。依靠豐富經驗以及長期訓練而成的敏銳判斷來面對複雜的國際情勢已屬於近代歐洲外交官的輝煌過去，現代國際社會資訊量之龐大，國際體系之複雜，形勢之敏感，對人的智力和知識要求更高。但有趣的是，在國內的國際關係專家的口中，國際問題似乎非常簡單。他們想當然地判斷各個行動主體的動力和意圖，高度簡化國與國之間的博弈情勢，完全不考慮各種行動的風險，更不考慮預案。這些專家們在極度簡化的模型中拍着腦袋找出對策——有些甚至連分析模型都沒有，就敢給國家提出建議，有些還敢於做出預測。這種預測即便應驗，也與瞎猜無異，只是瞎猜技術含量高低的區別。
　　有些專家認為筆者要求過高，學者和專家沒有必要考慮政策制定的技術性問題，而更應該着眼於“基礎研究、理論研究和戰略研究”。他們的理由是政府內部複雜的運行機制不透明，而且也不應該糾結於技術細節。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政府之所以需要智庫和高校提供智力支持，是因為政府面對複雜的情勢常常力不從心，尤其在中國特色政治體制中，處長往往需要面對與他們職能不相稱海量信息，需要外部專家為他們提供務實的分析意見和決策建議。如果說高校學者可以專注於理論研究，智庫專家毫無理由讓自己置身於理解政府體制運行邏輯的職能之外。確實，中國的“旋轉門機制”並沒有形成，很多智庫專家難以得窺政府內部之玄奧。但這也並非沒有可能，準確預測了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和“立委”的選舉結果的唐世平教授，與體制就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從根本上，中國國際關係界假大空盛行的風氣是整個群體墮落的表現。或許是因為充足的課題資助，豐富的媒體曝光機會，興趣盎然的人民群眾，讓國關專家們飽受誘惑，以至於比許多學科更缺少坐冷板凳的鑽研精神。筆者也許充滿偏見，許多觀點對一些甘於平凡認真做研究的學者而言頗為刻薄，但筆者卻毫無愧色。因為造成國關圈問題的不是筆者，而是他們的同行。筆者何嘗不願學風清正，然而人微言輕，只能奮筆斥之，略抒書生意氣罷了。比起面對不義時的刻薄，沉默反而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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