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改寫歷史”？已經成為美國各界幾乎無法迴避的話題。儘管有人說，需要清除的，只是那些旨在紀念捍衛奴隸制的雕像或命名，但顯然已經涉及對美國建國有正面貢獻的華盛頓、傑斐遜等“國父”，甚至有媒體刊文：“炸毀總統山！”


　　老高按：近年來美國（尤其是美國南方）日漸高漲的拆除某些歷史人物雕像的運動，引起了社會的激烈動盪，其最高峰，就是2017年8月12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爆發了造成1人死亡、19人受傷的群體性衝突。川普總統隨後對此的表態，被認為偏袒白人種族主義者，導致更硝煙瀰漫的爭論。
　　這樣的社會風潮，情況複雜，原因深遠，波及廣泛，不僅涉及對某些具體歷史人物的褒貶臧否（是否種族主義者、是否犯下種族罪行等等），而且涉及美國“國父”們作為指引和激勵美國乃至人類的“樣板效應”是否失效，還涉及整個社會應該遵循何種普遍原則來對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當然，對我們中國人正在忙于澄清政治謊言、回復歷史真相的艱難工程而言，衝擊更是深刻，肯定會有各方人士援引美國實例，做出不同解讀來為其所用。
　　一年多來，我請教和徵詢過多人的意見（多為中國人，偶有美國人），看法非常分歧，有人支持拆毀，有人力主保留。最近讀到楊奎松教授全面梳理這一問題的長文，喜出望外，轉載於此。因為太長（足有三四萬字），分成兩段，今天先刊登上半部分。
　　楊教授所說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但他梳理出三個層次的歷史敘事：“一是強調國家意識形態且主要着眼於愛國主義的主流敘事；二是着眼於學術標準的專業敘事；三是傳播於報刊網絡、反映着社會不同聲音的大眾敘事。此三者雖然相互影響，互有交叉，同時也各有各的目的、作用及存在的空間”；以及看待歷史的兩大派觀點及其源流，等等，都能給人啟發。希望各方高手發表看法，為我解惑！


　　如何認識歷史人物的“歷史問題”（上）

　　——以美國夏洛茨維爾事件和美國“改寫歷史”風波為中心

　　楊奎松，《史學月刊》2018年10月


　　有學者概括200年來西方史學發展態勢，稱19世紀是史家的黃金時代，獨占鰲頭，曾不可一世；進至20世紀不僅自身陣腳大亂，群雄紛爭，而且倍受社會科學侵入、排擠，一度還被後現代主義鳩占鵲巢，連生存都成了問題。但嚴格地說，西方史學除了在中世紀一度成了“神學的一個卑賤的女侍”外，早先從來就是大眾史學的天下。18世紀以來，隨着民族國家陸續形成，一方面史學研究開始專業化、學術化，另一方面反映着民族國家精英階層意志的正統史學（主要體現在教科書中，亦可稱為主流史學）也開始大行其道。進至20世紀中後期，各國國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信息傳播方式日新月異，公眾對國家民族及其社會政治關注度迅速提升，對歷史問題的敏感度也水漲船高，許多非歷史學者亦因不滿足於主流史學和專業學者之說而撰述發聲。因此，不少國家大體上都開始出現三個層次的歷史敘事。一是強調國家意識形態且主要着眼於愛國主義的主流敘事；二是着眼於學術標準的專業敘事；三是傳播於報刊網絡、反映着社會不同聲音的大眾敘事。此三者雖然相互影響，互有交叉，同時也各有各的目的、作用及存在的空間。如果說當下存在“史學危機”的話，至少進至20世紀末以來，恐怕最重要的還不是什麼後現代史學，而是大眾史學敘事的興起，以及它們對主流敘事的顛覆和專業史學自身的分化。
　　自20世紀末冷戰結束以來，許多國家及地區頻頻發生制度變革，這種變革所造成的政治波動與族群分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新舊歷史觀念的更迭和對立。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諸如推倒雕像、改換公共建築物及道路名稱、重修教科書之類的改寫歷史的情況。即使在並未發生制度變革的歐美民主國家，也因“政治正確”觀念日漸普及，再加上網絡信息的迅速發達，導致挑戰主流史學和專業史學的大眾史學有了廣大的生長、作用空間。在這方面近來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發生在美國的一場所謂“改寫歷史”的風波所造成社會心理激盪和觀念衝突的情況。此一事件所以引起筆者興趣，與事發時恰在美國查檔，因而收到各種信息較多有關，但更多地還是緣於對四分五裂的美國專業史學界處境尷尬的一種感觸。
　　筆者並非美國史研究專家，亦不諳現實政治研究，唯此現象極具普遍性，不僅是當今美國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及許多國家和地區也都能看到類似亂象。由於此事之發生很大程度上關乎專業史家理當思索的史觀和方法問題，凡治史者實無可迴避，故此不揣淺陋，勉力爬梳，嘗試結合史實梳理做一專題之討論，僅在拋磚引玉，引發思考。

　　一  夏洛茨維爾事件與“改寫歷史”風波

　　2017年8月12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市爆發了一場造成1人死亡、19人受傷的群體性衝突。緊接着，被人認為代表白人保守勢力的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看似不偏不倚的表態，又進一步在美國引爆了一場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激烈論辯。因為特朗普實際上把板子打在了夏洛茨維爾市議會身上。他批評議會關於拆除羅伯特·李（Robert Lee）等南北戰爭期間反聯邦的南方邦聯代表人物雕像的決定，無論如何都是輕率且錯誤的。他強硬地提出，這個星期是李將軍，下個星期是誰？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什麼時候才算完？”你們要改變美國的歷史和文化嗎？
　　拆除南北戰爭時期李將軍雕像的問題，為什麼會扯到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斐遜身上來呢？這是因為，近年來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已經了解到，長期被譽為創建了以人權自由平等為政治基礎的現代美國的國父們，許多人當年不僅蓄奴，而且還是種族主義者。特朗普顯然認為，對李將軍的清算不過是以清除歷史上白人種族主義文化符號為目的的自由主義新左派運動的一部分，其必然會導向否定美國國父正統形象的結果，屆時將沒有人能夠阻止這一危險的“滑坡”。
　　面對特朗普的表態，紐約布魯克林著名自由派媒體Vice的高級主編Wilbert L. Cooper隨即報之以激烈的回應。他在該網站上發出一篇文章，標題就十分聳人聽聞：《讓我們炸毀總統山》。文稱：站在拉什莫爾總統山跟前，我們不能不感到“震撼和厭惡”。從美國建國史的角度，華盛頓及傑斐遜無疑是偉大人物，但是，他們同時也不人道地奴役自己的同胞。而總統山及其他類似的紀念碑顯然“掩蓋了這些人的多面性，把他們從具有偉大和邪惡的能力的個人，變成了純粹的美國之神”。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們打算破除這一神話，“我覺得我會參加支持這一努力”。
　　很明顯，要不要“改寫歷史”已經成了接下來數月里美國各界幾乎已經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話題了。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全國至少有718座南方邦聯紀念碑和雕像，有120餘所公立的學校和建築，有1500條以上的街道、村鎮等以邦聯代表人物的名字命名。儘管有教授爭辯說，人們需要清除的只是那些旨在紀念為捍衛奴隸制進行反對聯邦戰爭的人物雕像或命名，不會涉及對美國建國有正面貢獻的華盛頓、傑斐遜等開國元勛，但情況看起來並非如此。
　　2015年秋冬，普林斯頓大學黑人學生社團就已經把矛頭指向了用美國第28屆總統“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名字命名的“公共和國際關係學院”等名稱，理由是威爾遜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種族主義者。2016年，全球最大兒童讀物出版商，美國的Scholastic公司，因接獲了上百讀者投訴，批評它發行的一本描寫華盛頓總統與黑奴主廚的故事書歪曲了奴隸生活的真相，被迫決定停止了該書的發行。夏洛茨維爾事件發生後，美國更到處都響起了要求改寫歷史，以還原歷史真實的呼聲。“各地大小示威遊行隨處可見”，“每天都有歷史雕像被移除”“被破壞”。從南方邦聯領袖人物和士兵，到歷史上阻撓黑人獲得選舉權的大法官，直至意大利法西斯將領和美國到處都是的據說是最先發現北美新大陸，卻又把奴隸制帶入北美的航海家哥侖布，他們的所有雕像和命名，幾乎都無一倖免。就連好萊塢老影片《飄》，因為完全是白人視角，寫奴隸制時代的美國南部，卻沒有反映南部黑人的悲慘遭遇，也開始受到黑人觀眾的批評，田納西州一家影院因此不得不宣布停映了該片。
　　很顯然，由於在美國，尤其在南部各州，觸目皆是白人的歷史文化象徵。其中被塑像、被命名的歷史人物，當年不少還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今人一旦以“政治正確”的觀點加以審視，所有這些曾經用於紀念和表彰的歷史文化符號，就都成了種族主義、身份歧視和黑人恥辱的象徵，非得徹底清除不可了。
　　支持改寫歷史的人許多都相信，此舉不僅不會帶來特朗普聲稱的危險“滑坡”，反而會使美國人在“政治正確”的觀念下真正統一起來。他們聲稱：“奴隸制度，不僅以今天的道德標準看是邪惡，以19世紀的道德標準看同樣是邪惡，甚至以18世紀的道德標準看都是邪惡。”無論是南北戰爭中南方邦聯的代表人物，還是美國歷任總統，包括《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的簽署者，凡是當年蓄奴或擁護奴隸制者，就是選擇了邪惡，就應該受到譴責、批判，惡劣者就應該被釘上恥辱柱。比如像李將軍，已知他不僅不人道地對待過黑奴，而且還領導了顛覆聯邦的戰爭，造成了數十萬美國人死亡。如果不是林肯之前美國歷屆總統都是白人至上主義者，按照國際慣例李將軍“理應被絞死”了。時至今日，難道還要繼續聽任少數白人至上主義者通過命名、雕像等方式來美化並紀念這些奴隸主嗎？這樣做對歷史上的受害者公平嗎？它會有助於美國擺脫白人至上主義這一糾纏不清的噩夢嗎？
　　反對“改寫歷史”者則相信，不能“用當代的價值標準來評判歷史人物”。他們不同意簡單地把歷史上的李將軍及其美國建國的先驅們與“種族主義者”和“奴隸制的擁護者”等同起來。在他們看來，多數美國國父，包括像李將軍等南部邦聯的代表人物，當年堅持種族主義的作法固然錯誤，但今天的美國也正是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創建起來的。他們既有功，也有過，不能用一頂帽子來蓋棺論定。在這些人看來，美國“最重要的傳統”，“是憲政制度中的寬容”，是長久以來像葛底斯堡公墓所展現的那樣，給予歷史上曾經對立的勝敗雙方將士以同等尊重和紀念的和解精神。如果因為歷史人物中相當多數當年相信過種族主義，擁護過奴隸制，今天就徹底否定他們並將他們從文化上清洗乾淨，那麼，由一半以上的種族主義者，甚至是奴隸主們擬定、通過並成為國家基本法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及其《權利法案》，是否也要推翻重來呢？是否首都華盛頓也要改名，華盛頓紀念碑、托馬斯·傑斐遜紀念堂，以及美元上的人頭像，也都要移除或換成別人呢？那樣，“美國還能有歷史嗎”？
　　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和必須依賴選票與民意來運作的民主國家，特別是少數族裔人口從1980年20％左右猛增到如今的接近40％，“改寫歷史”的聲浪會日漸升高，自有其十分複雜的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這場衝突發生前或發生後，理應具有歷史研究解釋功能的美國專業史學界，卻很少作為。像高舉人權平等旗幟的國父們當年多數都是奴隸主這一史實，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美國史研究者就已經了解，且公開揭露過傑斐遜言行不一的情況，但由於主流意志和正統思想的作用，只有很少的歷史教科書會利用到他們的發現。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考察了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美國中學用得較多的十幾種歷史教科書，他注意到，美國的歷史學者多數對此一發現頗感困惑，要麼對發現的史實遮遮掩掩，要麼輕描淡寫一語帶過，要麼公開表示難以理解。直到2004年，當伊利諾斯州的一位歷史教師告訴自己六年級的學生們說，林肯之前的大部分總統都是奴隸主時，學生們還十分憤怒，認為老師“說謊”。因為他們的“教科書中有大量關於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傑克遜及其他早期總統的介紹，卻從未提到他們曾經擁有奴隸”。
　　美國多數專業史家在這一問題上會有所忌諱，除了上百年來舉國一致的歷史說辭和主流敘事的壓力以外，一定程度上也與這一現象不易解釋，更難評說有關。洛溫是力主要將國父們言行矛盾、虛偽的歷史表現公之於眾的，而他的出發點也只是基於今人的道德標準和社會正義的責任感，主張歷史學家必須要讓國人了解歷史真相。但是，他的書從1995年初版到2007年修訂再版，都沒有對國父們當年為什麼言行不一，為什麼長期堅持種族主義觀念，包括領導了解放黑奴戰爭的林肯總統，和公開倡導民族自決的威爾遜總統，為什麼也都“有種族主義傾向”等問題，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同樣的情況，時至今日，即使那些激烈批評傑斐遜言行不一的專業史家，多半也還會為傑斐遜是否“虛偽”而倍感糾結。
　　由上述可知，美國的專業史家雖然早就一步步揭示了開國元勛們多數是奴隸主，亦或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歷史事實，但他們對國父們何以一面主張人權平等，一面繼續奴役或歧視非白人族群的情況始終拿不出一致的，特別是有說服力的解釋來。以至於他們雖然不希望，卻也未能料到這樣的事實揭露最終會導致今天這樣一種後果。

　　二  以什麼來劃分開國元勛們的歷史功過？

　　8月28日，作為美國專業史學最具權威性的代表團體——美國歷史學會，不得不就夏洛茨維爾事件及其“改寫歷史”風波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令人遺憾的是，它在聲明中除了提醒各方在移除或改名某個紀念碑、雕像和重新界定公共空間時，應考慮到它們可能具有的文物性質，表示學會願意為此給各方“提供諮詢”外，再沒給出任何專業性的意見。恰恰相反，它一方面表態贊同清除一切“南部邦聯的”及其那些“在其他方面沒有重大成就的”邦聯領袖人物的文化符號，另一方面則反對把運動擴大到“美國的建國者、前總統或其他重要人物”身上去。而聲明給出的理由僅僅是，前者所以必要，是因為南部邦聯及其領袖們當年“力圖以奴隸制的名義分裂這個國家”；後者所以不應該，是因為當年這些開國元勛固然擁有奴隸或具有種族主義傾向，但比較他們為創建美國所做的“貢獻”，那些都只是他們還“不完美”的“缺點”而已。
　　不難想象，這樣一種表態對於站在對立立場兩端的美國人來說，恐怕都很難接受。不用說那些南方將士的遺族了，就是信奉人權平等自由和對種族主義壓迫深惡痛絕的人們，也絕難認為國父們殺害、征服、奴役有色人種的行為，僅僅是“不完美”的和應該被原諒的“缺點”。更何況，美國歷史學會的這個聲明，等於公開宣告，評價歷史人物的歷史功過，人權不是主要考量標準，是否有利於國家，才是問題的關鍵。凡有利於國家者，人權記錄不佳，並不特別重要；凡有不利於國家之作為者，哪怕人權記錄好，也不能認為有功。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這種看法和歷史上美國開國即確立的立國之基，亦即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發布的宣言所宣告的原則，顯然是有矛盾的。宣言明確提出，沒有任何一種力量，不論是政府，還是國家，有權傷害它的人民。凡有政府企圖剝奪人民的權利，人民就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正因為此，他們才決心為“人人生而平等”這一“不可剝奪的權利”而脫離專制的英國；亦決心“為了保障這些權利”和“獲得人民的安全與幸福”而另立政府，另組國家。1863年，正式發布了《解放奴隸宣言》，規定所有叛亂州內被役為奴者均將“永獲自由”的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的演講中也特別強調說明，要使人人得到平等自由，是美國建國的基本理念。我們今天所以要進行這場戰爭，就是要實現我們先輩的這一理念，實現人權平等。這是87年前我們的先輩創建這個國家時的目的所在，即堅持自由的理想，“以求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如果美國歷史學會選擇把美國國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將美國的人權問題放到第二位或做更後的排位，這是否意味着他們其實並不認同美國國父們當初立國的初衷呢？
　　第二，這種看法也和在美國當今社會上占據主流的“政治正確”的觀點主張，亦即此次風波中居於上風的自由派群體要求“改寫歷史”的思想依據，不相一致。以Wilbert L. Cooper的言論為例，他所以會對國父們大不敬，不是因為他否認國父們有功於美國的建國，而是他基於“政治正確”的理念，接受不了國父們“奴役同胞”，“貶低有色人種”。他深感“震撼和厭惡”的是，國父們以“人人生而平等”為由抗議英國專制暴政，必欲另立國家，同時卻又用與英國專制暴政不相上下的非人道的辦法，來壓迫、奴役和剝奪黑人等有色人種的自由權。這就是他所以會一方面肯定國父們在建國史上起過“偉大”作用，一方面鑑於他們對同胞所作所為的“邪惡”性，必欲要把他們請下神壇的原因所在。而美國各地爆發的那些要求摧毀雕像，改變學校、街道及建築物名稱等行動，發動者的理由也都是宣稱這些雕像、命名實際上是在紀念，甚至是在表彰歷史上歧視甚或壓迫有色人種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因而與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及其當今的社會道德嚴重不合。
　　在美國專業史家中間，有不少人也比較強調人權的評判標準。他們一方面認為，不能把堅持奴隸制的南方領袖人物與對美國建國功勳卓著的國父們相提並論；一方面主張即使對國父們也應該要講人權標準。即應該比較他們歷史上對奴隸及奴隸制態度上的差別，以決定哪些人應該繼續尊為國父或受到稱頌，哪些人在肯定其對國家的功勞時必須加以批評，哪些人則完全沒有資格也絕不應該在公眾中得到正面的評價與紀念。
　　比如，相當多的學者在談到作為美國最重要的開國元勛，同時也是大奴隸主的華盛頓和傑斐遜時，就都肯定他們在美國開國期間所做的貢獻巨大且不可替代，並且都強調兩人在理智上是批評奴隸制的。但是，他們也都同意，兩人相比，華盛頓比傑斐遜在道德上要更高尚，因為華盛頓對奴隸制不僅有批評的言論，而且有實際的行動。一個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他在去世時立下遺囑，要求他名下的奴隸在其妻子去世後都應獲得自由。而傑斐遜最遭詬病的，就是他批評奴隸制的話講得比華盛頓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然而他從未嘗試過解放他的奴隸。生前他名下的奴隸數量不僅越來越多，而且他臨死前所立遺囑也僅僅同意釋放幾百名奴隸中的區區四五名奴隸而已。就連他的情人，為他育有孩子的黑人女僕薩麗·赫明斯（Sally Hemings），他也沒有還她以自由。正因為如此，幾十年來，在美國史學界，“傑斐遜在學術上所受到攻擊，遠比其他開國元勛更為嚴重”。不少學者都同意“很難把傑斐遜看成是偉大的人”，儘管他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大家甚至懷疑，傑斐遜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所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原則。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儘管其他開國元勛，像華盛頓和麥迪遜也都擁有奴隸，但傑斐遜特別令人失望”。

　　不過，歷史人物留下來的所謂人權記錄有可能被具體量化來衡量他們的道德優劣嗎？專業史家對歷史研究的一個最基本共識就是，無論如何努力，史家對歷史史實的還原都只能是部分的，即不完整的。尤其是涉及到歷史人物的動機和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實際上，數十年來，無論是圍繞着華盛頓對奴隸制態度的研究，還是圍繞着傑斐遜對奴隸制態度的研究，包括圍繞着兩人對奴隸的態度問題和兩人種族主義的程度問題，在美國史家中間從來都是存在爭議的。至於動機問題，就更是意見分歧了。
　　美國史家史蒂芬·E·安布洛斯（Stephen E. Ambrose）就指出，華盛頓在這方面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現在他是美國早期9個奴隸主總統裡面第一個，也是唯一死後解放了他名下奴隸的總統。但是，為什麼其他8個總統都做不到，唯有華盛頓做到了呢？迄今也沒有人能解釋清楚，由此也就無法判斷，到底是華盛頓比其他總統更多人權觀念或人性情感，還是其他總統都像傑斐遜一樣言行不一，思想境界比華盛頓差得太多？至少，以今人研究華盛頓思想生平所達到的程度，無論如何也得不出此種結論來。何況，就像不少美國史家都遺憾且不解的，如果華盛頓真心同情奴隸的遭遇，他為什麼不在他活着的時候解放他的奴隸呢？尤其說不通的是，如果華盛頓真的是人權觀念較其他總統更強，對奴隸更人性的話，為什麼在總統任上他竟會拒絕執行總統府所在地賓夕法尼亞州實行的漸次廢除奴隸製法案，堅持要在總統府役使奴隸？不僅如此，華盛頓在總統任期上還對抗性地簽署了《逃奴法》，從國家立法的角度進一步確立了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的法律規定。他本人就據此堅持公開懸賞追緝自己名下的逃奴。至於華盛頓死前釋奴問題，大多數研究者也都很清楚，華盛頓所以到臨死前才立遺囑解放他名下的奴隸，也和與他和妻子沒有子嗣的情況有關。注意到其妻子死後堅持把她名下的奴隸交歸其前夫，也可以看出，華盛頓和妻子在廢奴問題上態度並不一致。在無子嗣繼承，而妻子要把奴隸交歸前夫的情況下，華盛頓立遺囑把他名下的奴隸全部解放，恐怕也是一種不得已。而這反過來也容易讓人懷疑，如果華盛頓有子嗣需要繼承這些奴隸，或妻子死後不會把奴隸交給其前夫，他是否還會解放他名下的奴隸，而不是像其他總統那樣將奴隸作為財產留給後代呢？
　　如此比較起來，傑斐遜似乎就沒有那麼“虛偽”了。畢竟，多數研究者都注意到，傑斐遜有5個女兒和沉重的債務負擔，其死後不是解放奴隸，而是賣掉奴隸，和他需要償還債務等情況有關。另外，如果注意到傑斐遜1783年喪妻後一直堅持獨身，他與女僕莎麗·赫明斯之間長期同居並生子，死前立遺囑解放了與他有血緣關係的年輕奴隸，但出於名份及繼承問題考慮，他因堅持不再娶而沒有承認自己與赫明斯的關係，最終沒有解放赫明斯，情理上也並非完全解釋不通。何況，他雖然沒有主動解放過自己名下的大批奴隸，但他也沒有推動或批准過強化奴隸制的法令。不僅如此，他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不止一次地嘗試過推動立法來解放奴隸。如1776年他曾向弗吉尼亞革命大會提交了一份《憲法草案》，其中明確規定：禁止實行奴隸制。1783年，他再度敦促弗吉尼亞州立法機構實施這一條款。作為邦聯國會委員會主席的他，還曾為西北地區起草過相關法令。他並提出過計劃，想要在1800年以後，在這一地區禁止奴隸制的存在和非自願的奴役行為。他的這些努力雖然未能實現，但能否簡單地認為他在廢除奴隸制問題上就一定不如華盛頓和其他奴隸主總統真誠呢？
　　同樣的情況，即使是後來站到南部邦聯一邊去的羅伯特·李，有關他個人對奴隸問題的所謂人權記錄至今也是眾所說紛紜。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同樣也是奴隸制的批評者，但人們也同樣可以找到他極端歧視黑人的言論；有研究者認為他早就解放過奴隸，有研究者則認為他不僅一直是奴隸主，而且對奴隸的態度還相當嚴厲。當然，更多的研究者會從李不該為堅持奴隸制的南部邦聯而與聯邦作戰這一點上來否定李。在他們看來，在美國歷史上是否能稱之為英雄，關鍵不在其人權記錄如何，而在他對國家的貢獻如何。如安布洛斯就直截了當地講，傑斐遜即使在人權記錄是不能被視為一位英雄，然而對於美國建國，他在思想言論上的貢獻，在當年無人可以取代。如果說，“華盛頓用他的行動，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是可能。林肯把他的勇氣變成了現實”，那麼，傑斐遜就是“用他的言論，給了我們以理想”。問題是，假如我們不是從後來者的理念來看歷史，而是着眼於特定時空下的歷史事實的話，能否很斷然地說傑斐遜就是一個堅定的聯邦主義者呢？如果傑斐遜任弗吉尼亞州州長的時候，與北方發生了1860年代那樣的爭執，他是否也會做出與李將軍一樣的選擇呢？這恐怕還是個疑問。
　　眾所周知，《獨立宣言》並不是美國作為一個統一的聯邦國家“獨立”的宣言。在1776年傑斐遜筆下，它只是13塊殖民地宣告它們有獨立權的一個宣言。1781年《邦聯條例》通過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才初步成形，各殖民地仍舊基本上是獨立的。1787年再召開制憲會議並通過《美國憲法》，繼而推舉華盛頓為總統，今天的聯邦美國才正式建立起來。而在此一過程中，包括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弗吉尼亞州始終都還是在堅持邦聯主義原則，不是聯邦國家的堅定擁護者。傑斐遜開始尤其反感新憲法，因為他懷疑這個新國家有過度集權，使各州人民喪失其獨立性的危險。即使在他最終接受了新憲法之後，他也仍舊是強化人民權利的鼓吹者，和在事實上大力維護弗吉尼亞州的相對獨立性的一位政治家。
　　如果上述史實不錯的話，那麼愛爾蘭政治家、作家兼史家的康納·克魯斯（Conor Cruise O'Brien）的看法就可能更客觀一些。他寫道：從一般意義上講，傑斐遜無疑是一個優秀的美國人，他甚至認為美國和美國人在道德和社會上比歐洲和歐洲人優越得多。但從政治角度講，他卻不是美國民族主義者。他不是“美國第一”，他是“弗吉尼亞第一”。他堅持說“弗吉尼亞是我的祖國”，甚至當他代表美國駐外時也是如此。美國不是一個他訴諸感情的對象，弗吉尼亞是。《獨立宣言》對他來說是一份神聖的文件，是自由的公民宗教的一部分。美國憲法不是，那只是一份政治文件，是可以接受的，並沒有更多的意義。聯邦機構，包括總統，在他都只是平凡的事情，不具有公民宗教的精神光環。弗吉尼亞仍然是他認為的自由的聖地。因此，他甚至在他自擬的墓志銘里也沒有提到他曾兩度擔任美國總統的事，他只提到了他是《獨立宣言》的作者，並創立了弗吉尼亞大學的基金會。“理論上來說，傑斐遜是一個守護神，但相對於美國現代自由主義者來說，他更適合於被看作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三  “政治正確”與民間史學的作用

　　由上或可看出，美國這一波所謂“改寫歷史”風潮，除了少數別有目的者外，就大眾層面形式上至少有兩種訴求。其一，是指向白人種族主義的，它必欲清除美國各地，尤其是南方廣泛存在的紀念甚至頌揚那些曾經為保護奴隸制而反抗聯邦政府的歷史人物的各種歷史文化符號，以剝奪當今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優越感和話語權。其二，是要把被主流史學，也包括被部分專業史家在教科書、歷史讀物、公共建築以及文學作品、電影戲劇中長期掩蓋了的美國白人歧視、奴役黑人的虛假歷史，徹底清除，甚至不惜把曾經是奴隸主的美國開國元勛們的紀念物也一併摧毀掉，以便根本改寫美國200年來基於白人中心主義的歷史文化書寫。
　　這樣一種情況，當然不可能是突然發生的。但是，如果說2004年前後美國中小學生大都還不了解開國時期的美國總統多半是奴隸主的情況，何以只過了十二三年時間，整個公眾輿論就一下子翻轉過來了呢？據報，新近的調查甚至顯示，當今不少“高中生對於傑斐遜與女奴不能證實的關係的了解，比他對美國獨立和建國的貢獻的知識還多”。換言之，只不過經過了1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主流史學的權威性就基本上崩塌了。而這十幾年時間裡，又發生了怎樣的歷史變故，會造成如此急劇的轉變呢?
　　造成這種崩塌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與專業史學長期以來的研究努力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多少了解一點美國奴隸制研究的成果，就不難知道，還在差不多100年前，美國的專業史家們就已經開始着手在做這方面的發掘和研究了。尤其是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他們就不斷地推出極具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了。也就是說，詹姆斯·洛溫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所以能夠發現美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種種不實甚至是虛假的言說，其實就是藉助了大量專業史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只不過，從事專題性研究的專業史家們從事的是學術研究，他們無意將他們的發現拿到媒體上去炒作，而且幾十年前他們多數也不希望把這些複雜的、註定會損害到美國國父們形象的歷史問題，交由意見分歧的美國普通民眾去爭論。他們自然沒有預料到，隨着新千年，特別是網絡時代的全面到來，一切的一切都大不相同了。
　　以華盛頓總統蓄奴一事為例，在專業史家那裡，這件事可以說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包括對官方機構和公眾社會來說，華盛頓夫婦在其弗農山莊（Mount Vernon）役使奴隸，也理應不算什麼新聞。還在1962年，山莊的奴隸屋即已重建並對外開放參觀，多少年來參觀者總是絡繹不絕，鮮有報紙會去炒作。而學界涉及華盛頓蓄奴的研究成果，一直以來發表出版都不少，也未見記者跟蹤報道。不難看出，距今半個世紀前，無論是專業史家，還是普羅大眾，大家對這種問題的政治敏感度還都相對較低。這裡面既有信息傳播渠道不如今天暢通的原因，更有當下這種“政治正確”的觀念尚未真正形成，國民大多還缺乏此種意識的問題。而最為關鍵的一點恐怕還是當時的現實使然，即弗農山莊奴隸屋開放的時候，美國黑人的人權狀況還十分惡劣，南方黑人還在為爭取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爭取選舉權而鬥爭。當黑人連基本人權都還缺乏保障，爭取政治上平等權利還是最主要目標的時候，100多年前華盛頓，亦或傑斐遜，他們是否蓄過奴，或有沒有過種族歧視的言論，包括南方白人為南北戰爭期間邦聯領導人塑像立碑，等等，顯然都很難引起當時社會輿論和普羅大眾的關注，更不必說反感了。
　　在美國，當下的“政治正確”觀念，亦即以人權平等，特別是着重於種族、性別與弱勢群體平權的政治觀念及其社會意識，可以說是隨着20世紀60年代前後黑人平權運動、女權運動等一系列民權運動先後興起，才隨之逐漸生長並漸進式地開始對大眾發生影響的。
　　美國民權運動的聲勢，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日漸浩大的。自1960年初開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控制的國會及其政府已經不能不做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改變了。1961年年初，肯尼迪總統公開發布了反對歧視的行政令；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公民權利法》；1965年，國會進一步通過了《民權法案》；同年，約翰遜總統頒布政策，開始力推少數民族和女性弱勢群體在就業、升學、晉升、信貸等各方面必須優先的“肯定性行動”。這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上的改變，直接導致了黑人及女性選民的大量增多，以及黑人及女性當選官員人數的迅速增長。

　　以黑人為例，1962年，美國全國還只有62名黑人當選為地方官員。10年之後，即1973年，已經有2621名黑人成為民選官員，其中在洛杉磯、底特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亞特蘭大、紐瓦克，包括首都華盛頓，共有82名黑人當選為市長，43名黑人當選為副市長。包括在南方各州，也有198名黑人當選為執法官員。另外，這一年黑人當選眾議員的人數也達到15名，另有一名黑人當選為參議員。美國國會並成立有黑人核心小組，通過聽證會的方式，來聽取和研究解決全國較突出的黑人權利問題。又過10年，到1984年時，已經有5654名黑人成為民選官員，其中3259名黑人為市縣級官員，636名黑人為執法官員，1363名黑人為各級教育官員，同時有396名黑人成為了國會議員或州議員。這一情況也清楚地說明了黑人選民人數和受教育人數都在相應地大量增加中，並且在美國部分城市和地區，其選民已經占到了適齡選民的50％以上。這也正是為什麼1983年接連有兩位黑人，通過競選贏得了美國第三、第四大城市芝加哥和費城市市長的職位。連同此前已成為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市市長的黑人，美國四個最大城市的市長，三個都是黑人市長了。受此鼓舞，並得到大多數黑人領袖支持，牧師傑西·傑克遜 (Jesse Jackson) 此後還連續兩度參加了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儘管傑克遜最後沒有如願，但是，黑人選民的影響力和黑人政治家的能力，均已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黑人政治地位的提升，不可避免地推動了“政治正確”觀念的形成、發展和普及。不僅影視中、輿論中的黑人形象開始變得越來越正面，各級政府及其學校、企業對黑人族群也紛紛通過各種方式給予同情和關照。更有甚者，進入90年代後，許多美國人已開始感到不習慣了。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言行受到某種限制，他們“必須害怕自己說什麼、寫什麼和想什麼，他們必須擔心使用了某個被公開指責為令人反感的、遲鈍的或是種族主義的、性別歧視的和染有同性戀恐懼症的錯誤的詞彙”。
　　2000年，美國保守主義專欄作家威廉姆斯S.·林德（Williams S.Lind）明顯地忍無可忍了。他公開撰文抨擊“政治正確”是一種“意識形態疾病”，並斷言美國“正在經歷它歷史上最大和最可怕的陣痛”。兩三年後，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也吃驚地注意到，“政治正確”的觀念已極大地左右了美國政界、商界、新聞界和教育界的白人精英人士，特別是那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越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如上過研究生院的，以及在大學文科得過學位的人，受其影響越大。亨廷頓對大批精英人士要求在教育、招生、就業乃至於議員選舉方面給黑人以照顧十分不解。他批評說，這樣做等於告訴世人：“白人和黑人是不同的，種族屬性真正起作用。這種種族區分意味着對個人起決定作用的是血統，而不是性格、階級、宗教信仰、年齡或教育。”這無異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拋棄了”一種種族歧視，卻又支持了另一種種族歧視。
　　但是，抱怨歸抱怨，這種新的觀念意識卻潛移默化地改變着美國公眾的認知。隨着21世紀網絡時代的全面到來，200多年來始終被尊為“國父”的諸多開國元勛的形象，很快便由被人崇敬的高位上跌落下來了。在這方面，2007年前費城國家公園管理處被迫公開總統府遺址華盛頓蓄奴證據一事，就再典型不過地反映出這一觀念衝擊的不可抗拒性。
　　最初發現美國國父、首任總統華盛頓總統府舊址藏有蓄奴小屋的，是在費城美國獨立紀念館協會做建築史研究工作的愛德華·勞勒（Edward Lawler，Jr.）。他在2002年1月首度發表了一篇考據文章，詳細介紹了他長期研究舊總統府建築之所得，其中談到他發現總統府有一奴隸小屋，總統夫婦當時曾在這個不承認奴隸制的州，秘密役使黑奴為其服務。
　　3月13日，注意到此一信息的史學家加里·納什（Gary B.Nash）接受了賓夕法尼亞調頻廣播電台記者的採訪，他特別向聽眾強調了勞勒這一發現的意義。賓夕法尼亞是一個黑人選民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州，其州長和州議會議長都是黑人。這一消息讓州政府及議會都很震驚。州眾議院很快於26日召開第490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負責前總統府舊址管理工作的國家公園管理處，在奴隸住處遺址上樹立顯著的永久性標誌。
　　在費城土生土長的黑人年輕律師邁克爾·考德（Michael Coard），從小到大的歷史課里就沒有告訴過他美國開國總統多是奴隸主，而他尤其料想不到的是他最為熟悉的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竟然也是奴隸主，而且在擔任世界上首位宣告人權平等的國家元首時，竟會在這個廢奴州中堅持秘密役使奴隸。得知這一消息後，他自然倍受刺激，認為自己被政府欺騙了，而且他強烈懷疑作為聯邦政府機構的國家公園管理處不會輕易改寫歷史，必須要有人出來訴諸於行動。他很快找到勞勒，兩人從此開始了長達幾年的請願活動。勞勒主要負責與國家公園管理處做文字上的交涉和溝通，考德則負責社會活動，將整個事件公開化。
　　7月3日，考德第一次組織街頭請願活動，當時即召集有數百人參加。他們還充分利用了網絡，在網上發起了請願活動，最初雖效果欠佳，一年間也還是徵集到了上千人的簽名。兩年後，勞勒通過進一步研究，確認了當年在總統府被華盛頓總統夫婦役使的黑奴名單，並於次年發表了經過補充的論文。他們發動的給政府寫信的運動，2005年已經成功地動員到了1.5萬封要求政府必須公開並紀念被華盛頓夫婦役使的9名黑奴的信件。這之後，由於受到從街頭到網絡等各種形式的請願活動和抗議活動越來越大的壓力，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得不同意舉行公眾論壇，表示願意聽取民眾的意見。其後兩度論壇，都有數百當地居民，甚至有其他州的人趕來參加或旁聽。
　　此事一直遷延到2007年，管理處才最終同意對總統府舊址進行考古性發掘，以證實勞勒關於華盛頓夫婦有秘密役使奴隸的研究推測。而此一發掘，成功地挖出了當年奴隸們秘密進出總統府的地下通道等物證，徹底坐實了勞勒的研究。隨着蜂擁而至的各大媒體迅速跟進報道，華盛頓任總統期間秘密役使黑奴一事，不僅一舉變成了全國性新聞，而且也極大地動搖了美國國父們的整體政治形象。
　　如果說這之前傑斐遜與女奴赫明斯有無同居關係，是否育有子女，以及真有此事應該如何評價的問題，人們還意見分歧的話，那麼，華盛頓奴隸小屋的發現與證實，很容易讓更多的人開始認定，國父們不僅當年政治嚴重不正確，而且他們多半道德上也都極端虛偽。
　　事實上，差不多從10年前開始，報紙、小說、影視作品，包括部分歷史教科書，就陸續開始出現揭露、批評，甚至是醜化華盛頓、傑斐遜等開國元勛的情況了。首任美國總統華盛頓任職期間秘密役使黑奴一事的揭露，連同近年來幾度因警察槍殺黑人而激起種族衝突的事件，更是將這一波歷史揭批運動推向了高潮。這也正是為什麼，夏洛茨維爾事件發生後，美國上至特朗普，下至各地激進的黑人青年，連同自由派網媒主編等，幾乎馬上就圍繞着要不要承認“國父”的歷史地位發生了激烈爭論。可以肯定的是，許多積極推動全面“改寫歷史”的，就是自信“政治正確”，並必欲依照“政治正確”原則行事的眾多相對年輕的民間歷史關注者，也包括一些日漸重視社會平等的中青年專業史家。他們多年來在美國潛移默化的“政治正確”的思想薰陶下成長起來，當然無法想象，怎麼有人會殘忍地奴役和傷害其他人，還會被尊為“國父”？！

　　四  美國專業史家面對“改寫歷史”的分化

　　美國多數專業史家並不反對“改寫”具有正統色彩的主流歷史敘述，而且他們也一直在致力於這種“改寫”的工作。
　　20世紀以前美國史家的美國史寫作，基本上都帶有“輝格史”學派色彩，着眼於美國革命建國的正義性和進步性，強調國父們如何奠定了人權自由的政治原則，並領導白人移民成功地抗擊了英王的暴政。進入20世紀後，受到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史家們開始注意到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大眾與精英，特別是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相互間的矛盾及其影響，但依然把目光放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面，且貫穿以美國建國元勛和政治家們的歷史貢獻和歷史作用。用曾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的斯坦福大學教授卡爾·N·戴格勒（Carl N.Degler）的說法，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美國史實質上都是“特權白人所強加的，並以特權白人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二戰結束時在美國高校中勞工史的研究才剛剛興起，但主要關注的也不是勞工本身，而是工會組織之類的問題。“黑人史幾乎是個沒有得到承認的領域”，只有個別白人在做研究，甚至當時大學裡的美國史教科書談及黑奴問題時還“頗多冒犯性內容”，如公然聲稱奴隸制時代“黑人比南方任何一個階級都少受苦，大多數奴隸吃得飽，備受關懷，顯然很幸福”。至於婦女史、少數民族史，包括印第安人的歷史，等等，更是“幾乎沒有一本教科書或一門歷史課程願自找麻煩把她們包括在內”。受此影響，在很長時間裡，美國歷史學幾大全國性組織中的黑人會員和女性會員寥寥無幾。
　　但是，民權運動興起後，一切都改變了。梅里爾·詹森（Merrill Jensen）寫道：“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種種事件似乎摧毀了一致論美國史觀。從黑豹黨人、總統非暴力委員會成員，到所謂‘新左派’歷史學家，各方人士都贊同這個說法……（過去）絕大部分著作談的都是‘精英人物’，人民的作用或被藐視，或被置之不理。因此，（今天）應該‘由下而上觀察美國革命’”了。
　　這樣的轉變當然歷經曲折，也頗多爭議。就較權威的專業史家的反映來說，筆者所見最早的文字發表於1964年，即時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艾弗里·O·克雷文（Avery O.Craven）的主席講演。他首度提出白人史家應當改變過去忽視奴隸制問題的情況，並嘗試着藉助一二百年前南方白人紳士的書信資料和相關文獻，來回應社會上正洶湧而來的對美國奴隸制歷史的質疑。但那個年代的他仍然對傳統敘事及其邏輯是充分信任的。他的重要突破就是告訴我們，奴隸制“既可以是殘酷的，充滿剝削的，也可以是父子般的，體貼入微的”。“奴隸的待遇一般反映了主人的個人品質和時代準則。”他承認奴隸制時代白人對奴隸確有很殘酷的情況，但他認為這多半是當時的社會風氣造成的，因為他從史料上發現，多數犯有這類罪行的人“一貫誠實、正直，在社會上很受尊敬———是名門望族的成員”。
　　一年後，約翰·W·考伊（John W.Caughey）再做主席演講時，態度與克雷文已明顯有別了。他不否認美國的國父們當年提出了並曾致力於實現那些對人類社會具有普適性的人權自由的原則，但他尖銳地指出，從1776年到1965年，不論對外對內，美國“卻一次又一次脫離了正道”，“屢屢出爾反爾”。除了無休止地對外侵略擴張外，“在文明世界各地幾乎早已擯棄了奴隸制之後，美國的奴隸制仍然繼續存在”。即使林肯領導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戰後黑人指望得到平等權利的夢想也未能實現，整個國家權力機構，特別是最高法院在強化和推行種族歧視方面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100多年來，“我們所做的一切足以讓鄰國嘲笑詰問，足以使公民憤世嫉俗”。
　　考伊批判性的言論也並沒有能一舉改變諸多專業史家的疑慮。1968年是美國社會因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劇烈動盪之年，政府開始出資在許多大學建立專門研究非裔美國人歷史的研究室，耶魯大學更破天荒召開了全國性的關於黑人史研究的學術會議。頗具影響的老一輩史家托馬斯·A·貝利（Thomas A.Baiey）在當年歷史學家組織的年會演講中，就此種情勢公開發出了警告。他聲稱，他並不否認傳統的美國史撰述中存在着許多違反歷史真實的“神話”和“迷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者，特別是出版商，在這方面甚至可以說罪孽沉重。但是，如果因此大家各有各的價值判斷，各有各的倫理標準，“作為國家歷史的託管者”和“負有特殊的義務”的美國史家不是“力求 (保持) 檔案記錄的正確可靠”，而是“借愛國之名，行利己之實”，對歷史人物“要麼絕對贊成，要麼完全反對”。那麼，改寫出來的歷史是否就會導向正確的結果呢？他對此深表懷疑。他甚至直言不諱地批評“非裔美國人”“吵吵嚷嚷地要求得到歷史的承認”，“要求在教科書裡也占有一席之地”，是試圖迫使專業史家“為了求得社會和諧”在美國史的寫作中“排擠重要的白人以讓位給不重要的黑人”。在他看來，對美國黑人地位和作用“這種姍姍來遲的承認，雖然有許多方面值得讚揚，卻也充滿危險”。因為，“過分強調黑人領頭組織反抗，掙脫束縛，獲得解放的作用”，根本是錯誤的。“這種一意顛倒美國歷史的做法正是少數民族群體的特徵，黑人的自豪感也許會因此而激發起來，但是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支持的。”
　　但是，自1961年3月美國政府宣布“平權運動計劃”之後，接下來的10年裡美國政府和國會已經接連通過了《民權法案》《投票權利法案》《平等權利修正案》以及《平等就業機會法案》等一系列平權法案，為黑人、婦女和少數民族伸張權利，加強黑人史的研究並在在美國史的研究中強調非裔美國史問題已是大勢所趨 。因此，僅僅過了一年時間，1969年C·范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歷史學家組織年會的主席演講詞中就明白宣告說，白人占據高校歷史教席，包括把黑人史看成是白人史的一塊飛地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如今，每一個學術機構都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或在聘用新人上設法做出改變，或在開設課程、編寫教材、準備講稿上增加對美國歷史上受壓迫、受奴役的人群，特別是黑人史的研究，以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儘管他對如此改變的後果也不無疑慮，擔心“矯枉”會不會“過正”。但面對漸成“政治正確”的以人權及社會平等為核心價值的道德觀的壓力，他公開承認，純粹靠白人史家為黑人撰史，無論出於何種用心，都是不可延續的了。美國專業史家對美國奴隸制的歷史非得要“在道德上表明立場，直到在總體上承擔責任”不可，也非得要正視並回答那個最讓美國白人史家感到頭疼的問題：何以“最響亮的爭取自由的呼聲竟來自黑人的監工”？
　　1972年，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年會主席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勇敢地試圖來回答這一令人尷尬的問題。其演講的標題就叫《奴役與自由：美國的悖論》。他告訴我們說，美國多數學者也是通過不久前才了解到美國史的這一頗為弔詭的情況的。因為“有人頗為詳盡而又令人痛苦地向我們證實”，“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特別是托馬斯·傑斐遜……都是奴隸擁有者，而且終身如此”。由於奴隸制問題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大家已經不能不承認，“在我國，自由和平等是伴隨着奴隸制的興起而興起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發展過程並駕齊驅，從17世紀一直延續到19世紀，成了美國歷史上的主要悖論”。但是，他不同意有些人的解釋，即“認為傑斐遜、麥迪遜或者華盛頓懷有騙人意圖”，甚至“把美國歷史中自由平等的興起斥為徹頭徹尾的騙局”。他的解釋是：“英國殖民者及其革命的後裔都是些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肯定是導致這種矛盾現象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以華盛頓、傑斐遜等人為代表的種植園主的生存境遇。大批種植園主過去靠僱傭由英國輸入的白人契約工進行生產，然而這些在英國窮困潦倒，卻擁有自由民身份的“粗野的單身漢”，來到北美後不僅不服管教，而且還擁有了武器，因而變得極其危險。17世紀末“弗吉尼亞人買到了能夠買到的最廉價的勞動力時，奴隸制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隨着白人契約工輸入減少，而經濟生產迅速發展，留下來的原本貧困的自由民也比較容易取得土地和擁有奴隸了。隨着弗吉尼亞有土地和奴隸的自由民數量不斷增加，稅收、代表、財產及其權利觀念等也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並制度化了，議會與自由民選民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密切了。摩根並且得出一種結論稱，促成弗吉尼亞民主共和觀念及其制度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是奴隸制——是奴隸制使弗吉尼亞能在一個種植園社會中產生出代議制政府，是奴隸制將伯克利總督的弗吉尼亞轉變成了傑斐遜的弗吉尼亞，是奴隸制使弗吉尼亞人敢於喊出擴大自由民權利的政治口號”。“奴役與自由的美國悖論就是這樣開始了。”
　　實際上，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只着眼於為“傑斐遜這樣崇高的人”去做解釋已經遠遠不夠了。不少自由派的美國史家已經開始轉去研究過去被忽視或無視的群體了。美國人民史、美國勞工史、美國黑人史、美國印第安人史、拉丁裔美國人史，以及美國婦女史等新的研究領域都陸續開始出現了。進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的美國通史已“不只是講述戰爭、領袖和機構的歷史”，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婦女和勞動階級都開始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變成了美國歷史的主角。美國歷史研究的專業刊物，如《美國歷史研究》《南方歷史雜誌》等，都開始積極刊登涉及非裔美國人話題的研究論文。
　　在此背景下，隨着信奉平等原則的自由主義左派史家迅速成長起來，美國專業史家的組織也開始傾向於批判傳統的主流敘事了。1987、1988、1989年，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年會連續三年的主席演講都對1787年美國憲法制定者的真實意圖及憲法對美國社會人權自由平等的作用，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並予以了嚴厲的批判。在他們看來，美國憲法的制定人、立法者和法官們，從來都沒有真正贊成過人人平等這一社會的和政治的主張。美國憲法自制定以來，很長時間“始終是一部維護種族奴役和種族歧視的文獻”。因為，“美國革命的領袖們並不認為人生來具有同等的才幹和天資，也不認為政府應當取之於富人而用之於窮人。他們甚至不認為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應享有選舉或擔任公職的權利”。這也是為什麼100多年來，“這個標榜自己奉行‘人人生來平等’原則的國家，同時卻建立在人類最邪惡的不平等基礎之上”。
　　受此潮流影響，眾多美國史新著不可避免地會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從過去以‘建國之父’為主角的革命，變成了以普通民眾和邊緣群體為主角的革命”；“國父”們代表的政治精英多半不僅不再被看成是革命的，而且往往被批評為說一套，做一套，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頭還背叛了革命原本訴求的自私自利者。一些史家們更得出結論說：“精英領導人對《獨立宣言》中的平等理念做了狹隘的理解，沒有做出‘更人道、更民主’的選擇，因為他們不希望發生社會革命。那些起草和簽署《獨立宣言》與聯邦憲法這兩個立國文獻的人，大多‘反對人民民主和社會平等’。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奴隸，不少人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行動再加抨擊；他們雖然在《獨立宣言》中承認‘人民’有權利‘改變或廢除’政府形式，但他們在按照自己的意願建立政府之後，卻不再允許‘人民’‘改變或廢除’他們創建的政治結構和秩序，毫不留情地鎮壓民眾的‘政治反叛’。”
　　由於長期以來美國正統的歷史敘事和闡釋被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文化支配着，這種強調階級、種族、性別、人民反抗史，輕視白人精英文化的改寫歷史的趨向，不能不引起諸多習慣了傳統思維的人們的不安。有學者驚呼美國歷史學“已經四分五裂”了；有學者公開號召專業史家，包括中小學歷史教師，堅持傳統的自由主義的“人類價值觀念”，並據以影響大眾。到1989年，就連里根總統也注意到了這種改變的危險，他利用離職演說的機會專門就此發出過警告。但就在里根總統離職的幾乎同時，美國“從幼兒園到中學，一場教育改革正在全國開展起來”。此前，為擴大史學研究生就業渠道，美國諸多高校已經發展起一系列推動史學為公眾事業服務的“公共史學”的教學實踐活動。此舉進一步促進了專業學者對社會及公眾事務的關注與介入。注意到少數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談到奴隸制及其種族歧視對黑人的種種傷害問題，還會遭遇到種種杯葛，美國歷史學會、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和全國社會課程聯合會等，隨即展開了廣泛的針對中小學歷史教學情況的調查活動，其目的就是要將“發端於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的“新觀點”貫徹到學校教科書和教案中去。
　　1994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中心於邀集哈佛、哥倫比亞、耶魯、密歇根等大學一些著名教授，共同編成並公布了一套《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大量吸收了美國專業史學研究的許多新觀念和新成果。它首度提出，應該從小讓學生了解，今天的美國，其實就是白人移民、黑人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三者結合而成的一個共同體，也是歐洲文明、非洲文明和土著印第安文明由衝突到融合的產物。它並一改過去教科書着重介紹美國國父們的歷史貢獻以及美國立憲經過的做法，反覆提及反映美國黑暗面的問題，如麥卡錫主義、三K黨等，並較多着眼於社會下層而非上層的人群和問題。此一《標準》出版後幾乎馬上就受到了美國眾多精英人士的激烈抨擊，就連美國參議院都破天荒地通過決議來批評《標準》的做法。在此壓力下，兩年後修訂再版的《標準》發行，編者們固然堅持了初版在多元化和社會史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也不得不增加了正面提到華盛頓和傑斐遜等政治偉人的次數，以及殖民時期歐洲文明影響的分量等方面的內容。
　　十分明顯，即使在以社會平等為核心的“政治正確”漸漸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下，主張平等的自由主義左派史家對美國史敘事的影響這時還是有限的。多數史家還是無法接受全盤推翻傳統敘事，把代表着“美國夢”的美國式民主自由觀念及其美國開國元勛為之奮鬥的歷史一筆抹殺的做法。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其後美國會出現越來越多相互牴觸的歷史敘事。2014年，美國學者泰德·麥卡利斯特（Ted McAllister）將差異明顯的美國歷史教科書及其著述做了一個分類，將這些不同的敘事大體上分成了三類：（1）傳統的自由主義敘事，即相信美國的國父們構建了具有普世主義的並構成了“美國夢”基本內涵的道德原則；（2）激進的自由主義敘事，即認定美國的歷史是人民爭取平等權利的歷史，國父們只是些高唱理想道德卻斤斤於少數人利益的假聖人；（3）強調義務和秩序的保守主義敘事，即相信美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美國國父們不僅不以平等為目標，而且也不承認抽象的自由，美國憲法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夠維持住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微妙平衡。在他看來，這三類敘事“好”“壞”差異很大。“好”的敘事可以塑造一個民族的善良天性，“壞”的敘事會將我們變成野獸。麻煩的是，“美國的過去所遺留下來的事實證據足以支持多種相互競爭的敘事”，除了保守主義的敘事因為必須要挖掘歷史證據的深層次信息，目前的說服力有限外，傳統的主流敘事和信奉平等原則的新左派自由主義敘事，“每一種敘事都是真實的”，因而均擁躉甚眾。這也就不能不讓麥卡利斯特等人深感憂慮。因為在他看來，着眼於下層民眾權益，仇恨種種不平等，客觀上起着挑動民眾敵視權勢階層作用的激進的自由主義敘事“正在學校里傳授”，很可能會變成美國的主流敘事。為此，身為保守主義敘事支持者的他，卻不能不公開主張支持傳統的主流敘事，繼續維持其主流史觀的地位。他對自己反對改寫歷史的理由講得很清楚，讓信奉平等原則的新左派自由主義敘事成為主流敘事的危險在於，美國很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充滿“野獸”的——國家。
　　（未完待續）

　　五  美國史是“每一種敘事都是真實的”嗎？
　　六  如何看待歷史人物的“歷史問題”？
　　七  幾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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