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沒哪位西方學者像哈耶克那樣，讓中國人如此高度關注。在前蘇聯和東歐等轉型國家，哈氏都享有崇高聲譽。中國和所有轉軌國家“哈耶克熱”，都在回應哈氏終其一生探討的問題：為何必須相信市場、相信法治、相信有限政府？


　　老高按：昨天（5月8日）是20世紀古典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誕辰120周年，中國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翁一的紀念文章，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哈耶克的學術思想歷程，並歸納哈氏的核心觀點，就是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的關係。轉載於下供分享。
　　正如翁一的文章所說：
　　哈耶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學界視野，逐漸蔚為風潮，為大眾所熟知。毫不誇張地講，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沒有哪一位西方學者像哈耶克那樣，能夠引起國人如此高度關注，甚至在微博、微信論戰時，人們業已習慣動輒引用這個已故奧地利人的觀點。國人熱衷於哈耶克，並非獨有的現象。在前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哈耶克都享有崇高的聲譽。……
　　哈耶克是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年之後也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說：
　　世界上再沒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對鐵幕裡的知識分子產生如此龐大的影響。他的書的翻譯本在那些國家的黑市被廣泛流傳和閱讀，最後形成了導致蘇聯解體的公眾輿論環境。
　　說起哈耶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值得一提的是：與他當年分享該獎的，是他的論敵——瑞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貢納爾·默達爾。哈耶克對於獲獎很感意外，他認為之所以把他與默達爾並列獲獎，純粹是為了要同時兼納政治光譜兩端，以此來顯現中立。
　　在1974年12月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哈耶克認識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索氏是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蘇聯當局拒絕承諾他領獎後還能返回蘇聯，他的瑞典領獎之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他被蘇聯剝奪國籍、驅逐出境，才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
　　索爾仁尼琴在頒獎典禮演講上給哈耶克潑冷水，稱獲得如此重大的獎項，會負面影響一個經濟學家的特質。但哈耶克後來還是寄了一本自己的代表作之一《通往奴役之路》給索氏。對於當時在學術界發展和名聲很大程度被忽略的哈耶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很重要，成為他一大轉折點，後來寫作他傳記的作家稱1974年是他“起死回生的一年”。
　　哈耶克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是20世紀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影響政治家戰略決策的最重要例證之一。
　　里根將哈耶克列為影響他的政治哲學的“最重要的兩三個人之一”，他當總統之後邀請哈耶克到白宮來與他面談。1975年2月撒切爾夫人被選為英國保守黨黨魁，不久她便和哈耶克會面。
　　關於撒切爾夫人如何重視哈耶克，還有一件軼事：撒切爾在數十年政治生涯中，只在1975年夏天，造訪保守黨研究政策和議題的研究部一次。研究部的一位演講者向撒切爾介紹一份政策簡報，主張避免極左和極右的“中間道路”才最適合保守黨。但他還沒講完，撒切爾便打斷他，從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舉起來讓大家看見，堅定地說：“這本書，就是我們所相信的！”並重重地將書放在講台上。


　　一種權利與權力的對話——紀念哈耶克誕辰120周年

　　翁一，FT中文網2019年5月9日

　　（作者是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5月8日是20世紀古典自由主義一代宗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誕辰120周年的日子。哈耶克是20世紀與凱恩斯比肩齊名的經濟學家，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倡導市場經濟與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第四代領軍人物。
　　與凱恩斯只深耕於經濟學不同的是，哈耶克還深度涉獵心理學、法學、政治學、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他興趣廣泛，建樹宏富，擅長從知識論視角去洞察和把握經濟、政治和社會現象及問題，被譽為“知識的貴族”。
　　面對哈耶克豐饒龐大的學術思想體系，要在短時間內釐清其思想脈絡和主要學術觀念殊為不易。不過他在人生最後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負》的序言中給出了答案。他提到“我本人多年來基本上致力於同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分為兩部分：一是對建構論唯理性主義思潮和行為的批判，建構論唯理性主義包括種種集體主義思潮和行為，哈耶克特別批判了以蘇聯和德國納粹為代表的集體主義以及在20世紀大行其道的各種計劃經濟思潮與實踐。建構論唯理性主義還包括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某種程度上，凱恩斯主義堪稱變種的中央計劃經濟，在後計劃經濟時代繼續“發光發熱”。二是闡釋現代西方文明尤其是市場秩序作為自發秩序或者擴展秩序的特點和重要性。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維持依賴於作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的市場秩序；市場秩序是自發秩序，是非意圖的結果，非人類設計或意圖的結果；市場秩序產生於人們無意間遵守的某些傳統與道德的行為。

　　沿着哈耶克《致命的自負》中所言的這“同一個目標”，再來回顧其學術思想歷程，便有章可循。
　　首先，哈耶克以重要配角的身份參與了上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可計算問題”的論戰。該場論戰主要發生在米塞斯和奧斯卡•蘭格之間。米塞斯論證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計算性，其論據是，貨幣和由市場決定的生產資料價格對於生產者就生產資料的配置和使用做出理性選擇至關重要。而計劃經濟缺乏真正的貨幣和市場價格。哈耶克後來加盟米塞斯，從知識論角度為其添磚加瓦。他認為價格制度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機制，而中央計劃者缺乏必要的市場供求信息，無法有效配置資源。他從競爭和知識利用角度補充論證了社會主義不可計算性：一是計劃經濟下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費用比競爭性市場中價格機製發揮作用的成本要高許多；二是計劃經濟存在企業家捕捉新的市場機會時調整價格的時滯（也有人堅稱計劃經濟里沒有真正的企業家）；三是激勵機制不夠完善，無法保證計劃經濟下的企業敢於承擔風險。半個世紀後，蘇東集團的崩潰恰恰證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論斷的正確性。
　　接下來與凱恩斯的論戰，使哈耶克真正成為頂級理論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上世紀30年代初到倫敦經濟學院，以奧地利學派的經濟、貨幣和周期理論叫板凱恩斯。凱恩斯主張宏觀調控範式，強調需求管理，干預市場，相機決策。以“干預思維”來擴大就業和實現經濟增長，甚至不惜不斷向經濟注入廉價貨幣，不斷製造通貨膨脹。斯時，凱恩斯“貨幣國家主義”地位日益鞏固，政府權力不斷擴大，已不再囿於經濟範疇。凱恩斯主義的巨大影響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進入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漲”年代。哈耶克與凱恩斯針鋒相對，他崇尚市場自發秩序範式，倡導建立和維持一種競爭秩序，堅決反對政府干預，嚴厲抨擊通貨膨脹政策，對通脹將導致的災禍進行了預言般的分析，他認為不合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誤導投資者，誘使他們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結果造成經濟體系的嚴重扭曲。這場論戰給兩人都帶來了巨大的榮耀，在哈耶克的挑戰下，凱恩斯於1936年出版了曠世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而哈耶克則在40年以後，因其貨幣理論和商業周期理論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
　　二戰期間，哈耶克目睹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日漸凋零，而這種凋零其實早在一戰期間便已開始。為此，他奮筆疾書，於1944年出版了名滿天下的《通往奴役之路》，由此成為聞名遐邇的通俗政治思想家，也終結了自己專業經濟學家的生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也即19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主張個人自由不受任何外力的干預，特別是來自政府的干預，同時，對理性主義持批判態度，對一切文化現象和人類現象做一種進化論解釋，並對人類理性能力之局限性（理性不及）有着深邃的洞悉。而當時盛行的以“羅斯福新政”為典型的 “新自由主義”則主張政府為了達成各種公共目的，可以對個人市場行為進行干預，以限制個人自由，是一種建構論理性主義，即可以按照預定的計劃改造一切歷經漫長歲月逐漸生成的制度。
　　在此之後，哈耶克越發不可收拾，成立朝聖山學社，出版《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自由憲章》、《法律、立法與自由》和《致命的自負》等巨著，加上二戰期間出版的《科學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已然成為重振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一代宗師和以捍衛人類自由為己任的觀念鬥士。

　　而上述哈耶克一系列著作乃至其整個學術思想體系，在筆者看來，可以歸結為一種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的對話，這也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所指。哈耶克所在的奧地利學派持鮮明的“個人基本權利保護學派”風格。奧派傳統特別強調經濟學是“人”的行為科學的一部分。在行為科學這一概念之下，一方面預設人的尊嚴，保障人的權利與自由不因任何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宏大敘述而受到侵犯；另一方面又認為人的理性不完全（理性不及），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行為相互影響、相互調適，使人的潛能得到無限發揮。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憧憬的正是這樣一個“真的”個人主義社會，他說，“個人主義的傳統創造了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則將人當作人那樣尊重”。
　　那麼，面對天然具有擴張本能的政府權力，基於權利保障的個人如何與之對話乃至博弈？哈耶克給出的答案是追求由法律形成的秩序。這種法律是內生的正當行為規則。政府外加的公法則需要服務、維護於這種正當行為規則。為此，哈耶克提出了“法治下的自由原則”。何為法治？凡是與防止強制無關的事情，不得借任何理由使用強制權，此即為法治（rule of law）。法治的要義是一般性的，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非對某個或某些特定的人，而且是明白確定的，讓所有人事前都知曉，非任何官吏可任意作為。《哈耶克全集》主編考德威爾教授在回復筆者的郵件中也明確指出，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等著作中特別強調了法治和對政府限制的重要性，以使政府的任何部門或社會部門都無法獲得不適當的權力。

　　行文至此，不得不談談哈耶克對中國的影響。哈耶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學界視野，逐漸蔚為風潮，為大眾所熟知。毫不誇張地講，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沒有哪一位西方學者像哈耶克那樣，能夠引起國人如此高度關注，甚至在微博、微信論戰時，人們業已習慣動輒引用這個已故奧地利人的觀點。國人熱衷於哈耶克，並非獨有的現象。在前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哈耶克都享有崇高的聲譽。中國的“哈耶克熱”，和所有其他轉軌國家一樣，都在回應哈耶克終其一生所探討的那個問題：為什麼必須相信市場、相信法治、相信有限政府？而這一切的落腳點都是基於對個人權利的保護。
　　如何解釋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奇蹟”？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中國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某種市場經濟秩序。當然，現實還很不完美，但就觀念層面，一部分走在前列的國人會贊同哈耶克的如下理念：市場秩序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生產與分配由市場運作，通過價格體系來決定；政府的經濟功能，僅限於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框架，使市場能自由順暢地運作而不被干擾，政府的任何行為也都要在法制的框架內（法治）；市場經濟不是什麼偉大人物的精心設計之物，它是在芸芸眾生個別行為的互動中慢慢自發形成的，成就的是市場中的個體。
　　世易時移，中國的歷史語境已然改變。哈耶克之於中國的意義，也在發生悄然改變。那些曾經成為中國學界宏觀背景的哈耶克的基本理念，有從那堵算不上牢靠的市場經濟之牆上掉落下來的危險。如何使這些理念牢牢釘在牆上，又使這堵牆屹立不倒，便成了當代知識人未竟之事業。通過何種途徑完成這未竟的事業？無它，建立起一種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的對話機制。
　　哈耶克是黑夜中的一盞啟明燈，讓人們看到自由的希望，且這種希望隨着黑夜的愈益漫長，歷久彌新，不可阻擋。
　　謹以此文紀念哈耶克百廿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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