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別的學問沒有，古典小說和近代小說看了不少，人們喜歡聽故事，我就給他們講故事。到文革所有這些東西人家給我歸納起來定案，定個啥？“借古諷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思想，為大叛徒劉少奇歌功頌德，為階級敵人喊冤叫屈……”


　　老高按：周浙平訪問記錄的《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七卷，雖然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但是並不太好讀，因為老農民們所說的原汁原味的晉西北方言並不太好懂，需要比較多的注釋和說明。我因擔任編校，職責所系，將這130萬字全文讀了兩遍；而且其中選了幾十篇交給明鏡旗下雜誌陸續刊載，我擔心二十多歲的小字輩編輯們既不懂中國農村生活，也不懂毛澤東時代特徵，於是對這幾十萬字更多讀一遍，進行文字處理，給他們減少點負擔。坦率地說，對於我這個老眼昏花的退休老漢而言，前後讀這三百萬字，絕對不是一件美差！
　　其中也偶有文字比較好讀的篇章，像下面這篇《我是反革命集團首犯，差點被判死刑》，口述者馬登海雖然也是農民，但卻是一位上過高中、相對有文化的農民，所以他的講述，沒有那麼多方言土語，比較通暢。
　　馬登海的遭遇，今天讀來恍若隔世。這種農民被判反革命的冤案，今天聽起來似乎很罕見，但依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我家離武漢市中級法院不遠，常在路過時看看其布告欄），實在並不少。是我覺得還是很有推薦給大家的必要。一來，讓同代人喚回記憶，讓下代人知悉真相；二來，大家不妨對比一下：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後，政治和法治環境，真有本質的不同嗎？“馬登海案2.0版”“3.0版”……等等版本的達摩克里斯劍，是不是依然高懸於頂？
　　將讀書識字講道理的維權律師、異議公知……都抹黑了、抓住了、消音了、要麼判刑要麼趕出國門了、眼不見為淨耳不聽不煩了……就終於接近[唐]章碣《焚書坑》所說的“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境界了！


　　我是反革命集團首犯，差點被判死刑

　　馬登海口述、周浙平記錄，《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六卷

　　《中國密報》編者按：本文選自《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六卷《一出勤兩送飯》（1970年-1976年）。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一書，由周浙平訪問記錄，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電子版，共有七卷。這套書，是對中國北方典型的黃土高原地帶的363位農民進行的口述史訪談記錄。受訪者回憶了從土地制度改革至包產到戶時期的個人自傳式歷史，再現了農民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場景。第六卷所記錄的是這段時期政府通過對各類“專政對象”的鎮壓威懾，農村秩序重回文革前的狀態。
　　本文照片除封面外，均為周浙平提供。


　　口述人：馬登海（1945—），時為平魯縣馬家灣村生產隊社員。
　　訪問記錄者：周浙平
　　訪問地點：平魯區老乾局招待所
　　訪問時間：2012.8.30

　　周：你是什麼地方人？
　　馬：我是平魯區下面高鄉馬家灣村人。我今年是68（虛）歲了。1945年10月24日生人。我一直在村里學校念書，屬於高小。在58年時候，我就到了內蒙，出口外（即避災到了長城以北。——編者注）。
　　周：因為什麼出口外呢？
　　馬：我父親他是個莊戶人，他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團體，他就是個種地的，只不過他勤快，在土改前他就買過一些地，養了些牲口，鬧了些家產，土改時定了個富農。我念書時候，在1958年以前要求的不怎麼嚴格，階級鬥爭的弦崩得不怎麼緊。

　　政府逼迫我家“獻寶”

　　周：土改時斗沒斗你父親？
　　馬：鬥了。
　　周：你們家的地是不是也沒收了？
　　馬：都獻出去了，牲口牛羊也分了，財產也分了，就是這種情況。在58年秋天就成立了公社，政府有那麼個指示，說國家在困難時候讓人們“投資”，投資是啥？有銀元你就拿銀元，有銀器你就拿銀器。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六卷《一出勤 兩送飯》（國史出版社）

　　有銅器也拿。我母親早年病逝，我父親他手裡以前留下二百多塊銀元，意思是給我留下娶媳婦，他也老了，再沒別的能力了。當時馬家灣一個勞動日只能開二毛錢。他就把這個錢留下來給我娶媳婦哩，結果58年秋後就出了獻寶，我父親想我把這個獻出去兒子就要娶不過女人了，我沒力量了，就有些不願意。如果我娶過女人，也挺好了，他要那也沒多少作用，他畢竟是中國人，國家有困難需要，我手頭寬也就獻了。當時公社擰（催逼）得太緊，每一個農業社就有一個下鄉幹部，下鄉幹部就秉承公社的命令，矛頭就集中我老漢身上，他還有些遺留的銀元。
　　周：他們怎麼會知道的？
　　馬：村里人先是懷疑。這就催得不行，先開始捨不得往出拿，那時候那個社會就是那樣的，公社厲害哩，山高皇帝遠，他就說了算，隨便能抓人。他們把老漢叫民兵抓上拿到公社，公社後晌開會，準備晚上向他施加壓力，把他鎖在公社一個下窯里，他害怕，晚上正開會哩，他溜出來在窗子下聽到，與其我挨打不如走為上，準備往內蒙跑，我那會十三四歲。他連夜跑回馬家灣，給我打招呼：我到內蒙古呀，我拿出來（銀元），他們和我也完不了，我拿出五十，他們會說我有一百；我拿一百，他們會說有二百，我把二百拿出來他們會說有三百、四百……我還受不了那個執（整治），還會向我施加壓力難為我，倒不如我走！他就到內蒙呀。
　　回頭來他吩咐我，你還小是個娃娃，我到內蒙呀，他們逼得不緊，你就說不知道，逼得愣緊了，你就給了哇，不要叫人受了執了。到時候你給拿出來哇。
　　我咋就知道（家裡有銀元）？1958年立食堂呀，刮了一股“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我們那個爛房子比較寬套些，幹部就說，你們騰家，我們農業社占食堂呀，把我們趕門在外。我父親知道農業社要占食堂，就把這些東西起出來，我就知道了，他說咱們這裡不穩當，叫我把它送到我姐姐家，在太莊，我姐夫叫李金華，現在也下世了。
　　我送到我姐姐家，當時我姐姐和姐夫也是三十來歲。我給送到了，所以我知道。

　　一次比一次擰得緊

　　人家一次比一次擰得緊，一開始擰我呢，我就說不知道；後來人家採取了措施，研究了個方略，下鄉幹部對我說，你想不想繼續念書，考不考慮你的前程，聽說你在完小念書還是好的，國家在困難時期，你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給國家救了急，你這個思想還是愛國的，國家就是說不獎勵你，你最低限制還能上學，將來還能學到知識，你還是有前途的，現在把這個東西壓住不拿出來，這不過是些死東西，料你也沒多的，不讓你念書，還不是公社一句話？你考慮前程呀，還是考慮壓這些東西？
　　我後來想一想，我離結婚年代還遠哩，以後能不能娶媳婦再說，先把老漢遺留下的這些東西拿出來吧。我這個表現按說也對得起國家了。我把這些東西獻出來，當時他們什麼也沒說。我父親在內蒙一個農業社呆下，我兄弟們都在那兒。
　　周：你父親這時已經走了？
　　馬：走了，他走的時候吩咐我。他先走的，怕挨打呢。
　　周：公社一動員，你拿出來了？
　　馬：我對得起國家。
　　周：你父親一個人走的，還是和你兄弟一起走的？
　　馬：我兄弟是先走的。
　　周：走了幾個人？
　　馬：我兩個哥哥，在武川枳機灘煤礦。
　　周：你父親就是找你兩個哥哥去了？
　　馬：對。他們都去了，後來我一個人生活不下去了，也就到內蒙古了。
　　周：你什麼時候去的？
　　馬：1959年的春天，去了以後在武川中學上了學。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在武川中學，我是高中畢業。家裡頭有嫂嫂們，他們的親友都在口裡，再加上內蒙比山西冷，到了冬天就有些水土不服，兄弟們就說回，當時我認為我回去不好，為啥？這就到了社教運動以前了，我能看出個事來，階級鬥爭弦一天比一天綳得緊，咱是個富農成份，對我再往上升學大有影響，不行。我說我不用回了吧，我父親那時候五十大幾歲，我說我和父親不用回了。當時馬家灣村里說你們全家都回來，考慮給你們分口糧落戶，你們全家只回來一部分就不給落戶，口糧也只能給一半。顧全兄弟們只好回去吧。
　　周：是1964年？
　　馬：在64年左右，記不確了。我回來以後就廢學了。內蒙的武川中學馬校長和我不賴，咱們不謙虛地說：我那會兒念書時，不能說經耳無遺過目成誦吧，記性還可以。馬校長和我說，你不要回山西了，山西的口糧還沒過關，生活不好維持，更不說念書的話了。我看的書比較多些，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不能說咱都通了，也略知皮毛，每一次社會變革就要在所有制上進行改造，這是必然的，我對新政權在所有制改造問題上是毫無意見的。我雖然出生在富農家庭，我對於共產黨在所有制的改造問題上一點意見都沒有。關鍵問題我看不慣啥哩？在十年當中咱們旗幟鮮明，因為他們倒行逆施禍國殃民。

　　　　　　口述人馬登海。


　　講故事禍從口出

　　回到村里一直呆着，人家叫擔糞，咱們擔糞，人家叫鋤田，咱們鋤田，農活慢慢都會幹了，隊長叫咱們幹什麼就幹什麼，不打折扣，聽從人家領導，按人家安排辦哩。我別的學問沒有，古典小說和近代小說看了不少，就像有些大部頭著作就可以講下來。那時候我弄不到報紙，也沒錢買，65年春天，平魯縣醫院巡回醫療隊的大夫們也喜歡聽故事，我有時候給他們講故事。
　　有一個人問我呢，你說海瑞這個人好不好？我說海瑞是明嘉靖年間的一個大清官，海瑞治水能夠事必躬親，我記得有這樣一段記載，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疏有深淺，事有曲直，他往來於荒山野水之間，深入下層，是為老百姓辦事的大清官。工作人員拿出一張報紙來，上面登的是姚文元評吳晗寫的《海瑞罷官》的文章，把海瑞罵得狗血噴頭，罵古人影射今人。他說你看，姚文元寫的文章，說海瑞如何如何壞，寫“海瑞罷官”是別有用心。我哈哈笑了，我說政治上大動亂即將開始了——《海瑞罷官》是吳晗寫的，姚文元受別人指令炮製出一篇東西，這是拉開了這場動亂的序幕了，有人在搞陰謀，這陰謀不單指一般平民，很可能是上層領域的也會受到摧殘。這個小丑在緊鑼密鼓配合下登場了……
　　周：那時你就看出來了？
　　馬：……他的背後還有人指使。
　　周：你跟縣醫療隊的人聊天？
　　馬：我說海瑞是個好人，可是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說海瑞一無是處。
　　周：縣醫療隊隊員聽了有什麼反應？
　　馬：他沒什麼反應，他是衛校畢業的，知識並不多——我是實事求是地說。我說你走着瞧吧，一場大動亂要開始了！不過一年光景，1966年大動亂就開始了。
　　周：夏天就開始了。
　　馬：我記得是聶元梓，炮製出大字報，緊接着毛澤東就寫出了一張大字報，說是《我的一張大字報》，說聶元梓這張大字報寫得何等的好啊。我對於他們的一唱一和這個節拍，我說中央上層領域有不少人要受執（挨整）呀，揪出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緊接着鄧小平、陶鑄、彭真、周揚、陸定一這一夥伙全叫挖出來了，批鬥呀，還有什麼彭德懷、賀龍等等。
　　周：你們村里、縣裡的情況怎麼樣？
　　馬：縣裡揪出的是李廷賦、田雨潤、高雲祥，這麼幾個人。底下也沒個揪不揪，馬家灣沒有。我那會兒幹什麼呢，天天勞動，我是剝削階級的後代，當時他們瘋狂推行“血統論”，老子是資本家、地主、富農，兒子就不是好人……我也沒見過富農什麼樣的生活狀況，把我也就“專政”起來，當敵人對待，敵人幹啥我幹啥。
　　周：村里把地主、富農包括子弟都集中起來？
　　馬：是這樣，反正哪苦重叫你到哪。那些人打上旗子，說你是壞分子。土改時我沒趕上，我出生沒幾年。現在照樣選民證還發哩。他們不明里說我是“階級敵人”，可按階級敵人待遇。
　　周：什麼重活都叫你們干？
　　馬：挖廁所、出牲口圈、切草、割田，什麼都干。實際上他是按敵人對待我，不過我也想得開，他們為了鞏固政權的需要，就採取這樣的措施，不過當時我有一段發言——後來把這個也錄到罪惡上了。在我被逮捕以前，材料里也有這一條，我說對於剝削階級分子，包括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是應該的，對農村所謂“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們，都沒見過剝削階級生活的樣子，沒見過他們怎樣剝削人，如果把這些青年與普通農民同等對待，在一定條件下，對有才華的人栽培重用提拔——古人說“士為知己者死”；三尺小童都懂得這個道理，如果壓迫他、打擊他、欺負他，這些娃娃們在幼小的心靈里就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這樣不但不能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使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了。
　　我也不迴避人，都是莊戶人，我這個發言是不是合情合理，拿出去叫人家評論。

　　江青是妲己，毛就是紂王？

　　周：你這麼講，村支書就不高興了？
　　馬：我的話多哩。這一段話有啥問題？人家給定了一條，為階級敵人喊冤叫屈。至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就不多講了。有一次給他們講《封神演義》，講到關於妲己亂朝的這一段，我講過一句，江青比殷商時期的蘇妲己有過之而無不及，弄得不好國家命脈就會斷送在此人手裡，這是一條。人家給我定個什麼罪呀？你說“江青是蘇妲己”，那毛主席是紂王啦？我說他既然放縱江青這樣做，那你們愛怎麼分析就怎麼分析吧，人家給定上了，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再一句話是，講了好多知識分子叫打下去了，排行臭老九，大概是這樣排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好多有識之士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我講了一段故事，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不過坑了四百來個儒，現在坑的知識分子可不僅四百來個。這是一條，也歸到攻擊他們偉大領袖啦，說是影射他們領袖是秦始皇、是紂王。
　　還有，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了——現在把罪過推到“四人幫”、林彪名下了——給劉少奇定案了：叛徒、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有人說這是怎麼回事呀？我說很簡單、道理很清楚，朱元璋燒慶功樓是怎麼回事？打江山的時候，廣攬英雄，打下江山；在享受的時候，怕這些一起起手的英雄豪傑開國元勛奪取了他的地位，他就採取措施了嘛。朱元璋炮打慶功樓有先例可循，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後來我又加了幾句：“太平本是將軍定，不須將軍見太平。”古時有句話，飛鳥盡良弓藏。這個是很自然的道理，不奇怪。
　　所有這些東西人家給我歸納起來定案，定個啥，借古諷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思想，為大叛徒劉少奇呼冤叫屈歌功頌德，為階級敵人喊冤叫屈……就是這些。
　　至於他們怎麼弄我，再談。馬家灣的莊戶人、支書，他主要是看見陳永貴那個手巾哩，至於李素文、吳桂賢那些賣菜的、紡織工就當了副總理、副委員長，當時那個時候誰階級鬥爭抓的緊，誰害的人多就能往上爬，他也鮮紅的滴血哩，想蹬着我的頭皮上，就千方百計的備黑貼告。

　　　　訪問記錄者周浙平。

　　周：先是馬富仁告的？
　　馬：馬富仁，他給備的黑貼，要不上邊怎麼知道呀。
　　我給你從頭講起，他們是怎麼搞我的。人家說這個反革命不好對付，當時他也沒個具體證據，我那時候好看書，現在這陣也是，每天點個小油燈，擺了個小桌上，讀書。有時候夜裡看到一點、兩點才睡呢。他告的是啥，說那傢伙出身於富農家庭，對我們黨懷有刻骨仇恨。實際上我剛才說了，我和共產黨沒有成見，在改造所有制問題上我是擁護的。可是他們這樣說，他們上級也是這樣說，我也沒辦法，說他每天寫寫畫畫，獨自一人在家，起草反革命綱領和行動計劃，陰謀推翻我們無產階級專政。這不是胡說八道嘛！

　　派來專案組調查我

　　1969年“一打三反”就開始了，村里先開小會不知咋弄，沒法下手，70年春，正下雪，電影隊來了，因為下雪呆了兩天，馬富仁就找王者存告了。王者存放電影時，在高音喇叭里罵我呢，說我思想如何如何壞，思想反動，捕風捉影先罵了一通。頭一天演電影就罵了我一夜，第二天又罵了我一黑夜。儘管那些人咋折騰也沒功勞，最後把功勞上到王者存名下了，我記得1970年11月4號《山西日報》有一篇文章，是平魯革命委員會供的稿，有那麼一段是罵我的，說王者存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馬家灣演電影，發動群眾，如何把一個壞傢伙揪出來了。我看過這個報紙，他和我針鋒相對鬥爭來啦？果真他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捍衛他們那個專政來啦？他一共演了兩黑夜電影罵了我一頓，不過功勞給記在王者存名下了。
　　周：當時還沒有抓你？
　　馬：沒有哩。後來派來個專案組——是縣革委會和公社革委會聯合組成的工作組，是70年春天，住在馬尚龍家裡——馬尚龍是個群眾，已經死了。
　　周：縣裡是誰來的？
　　馬：縣裡的人我也不認識，公社來的叫楊生成，他現在不承認了——承認整了我，不承認他有問題。說起來話長。他是“四人幫”一手栽培起來的，這不奇怪，士為知己者死嘛。其他人我不認得，有些認得，像高必成，一直沒入手，現在死了，還有個雒進，是中心學校校長，要整理材料，人家抽的硬手。我就認得楊生成、高必成、雒進。
　　就弄我呀，派個三、五個人不等，甚至更多，蹲在馬家灣訪貧問苦，查我有什麼問題。我會些中醫，有人病了我還給他們扎針；下面高（地名）發水哩，一些老人去買東西過橋有困難，我背他們過去……老鄉們說不出我個毛病來。至於農業社的東西，大路邊上就是牛拽出一棵山藥我也不去挖，那會我年輕，就是迎面來了個姑娘，我還站到路邊讓姑娘先過去，我夠循規蹈矩了吧，老鄉說不出我個毛病來，三、四個月訪貧問苦也沒問出個情由。最後，村支部和下鄉幹部研究呀，說他肯去那個地方，馬家灣窮，那會光棍有五、六十個，有單身漢燒的家，冬天有時候晚上去，也不經常去，去的時候他們就叫我道古籍哩，我就給他們講。人家抓住這一點，派了四個民兵把我押上，那些人審問我呀。
　　那時候人們都搞那個形式：不是提的公事包，是提一個紅布兜子，裡面裝的是“紅寶書”——把毛主席語錄拿出來展開，說：“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據群眾反映你公開給人們傳播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們無產階級就要對你實行專政！”

　　山西平朔農民。

　　“我咋想的就咋說”

　　我只能在那個威壓下低頭了，我低聲下氣地說，你們說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我說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我們的祖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寫下的文章，可是他的文章過了幾百年幾千年，在現在的社會衡量我只能說它過時了，但不能說它是反動的，他是我們的祖先，我們是炎黃子孫，我不能罵祖先，我本着毛主席說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對於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學遺產還得繼承發揮。我本着這個精神給人們講的，並不是說如何如何反動……這是一開始。不行，要以人家那一套走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這些陳詞濫調就喊出來了。瘋狂得厲害。
　　周：他們打你沒有？
　　馬：那陣沒有。有一次，只有高必成、楊生成兩人，沒有別人，用一個薄木板板，用大頭釘釘進去，露出尖尖。他們斗我，從春天斗到夏天，已經是熱天了，我穿着白襯衫，就朝腰裡軟肉上，就打就拉，直流血。高必成沒動手，是楊生成干的。楊生成一邊罵我，一邊打。叫我交待問題。群眾揭發了你許多，你死不交待，你反動透頂。反正就是這一串話。他逼着叫我交待問題，交待了他就有成績了，他和我遠日無仇，近日無恨，為了搞成績呢。當時那一陣群眾揭發呀，我朝那講故事，就朝那揭發，斷章取義給你來一套，聯合起來，人家咋揭發我咋交待，這個口供好取，人家在大會上叫我90度的彎腰低頭，男女社員斗上。
　　周：村子裡開大會？
　　馬：繩子捆綁哩，麻繩也抽哩。人家就對我說了，你說咋咋哩，你不承認也不行了。
　　不過，我那時候承認是咋承認的？要不後來平反也很容易呢。我咋想的就咋說，人家說你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哩，我說孫中山早年說過，國家者，乃全國民眾之所共有，非一人所得而死也，在我們的共和國，孫中山先生早就倡導過三民，還能一人說了算，還能無緣無故往死執人啊？這就指的劉、鄧、陶，還有一些人，倒是我認不得這些人，我覺得這個做法不行，我認得劉少奇呀，認不得，我也沒見過鄧小平，至於彭德懷、陶鑄，我越發沒見過，不過是針對這個問題對照歷史上的情況講了一些話。人家說你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你們揭發了，我也回憶說過，我就說江青比殷商時期的蘇妲己有過之而無不及，弄得不好國家命脈就會斷送在此人手裡。你們說我影射毛主席是紂王，就依這個說法吧，他既然寵信這個人害人，與紂王是毫無兩樣的。咱開誠布公地講，他為什麼放縱得那麼凶哩，作惡哩，禍國殃民哩，對不對。道理講清了吧。至於說迫害知識分子，我說他“焚書坑儒”這也不為過，整死了多少文人！
　　周：怎麼又把馬嵒和馬存如弄進來了，是咋回事？（兩人均為“反革命集團從犯”）
　　馬：也因為說話，他們揭發我的多。至於我又說，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朱元璋炮打慶功樓不是打死好多人，和他同時打江山的人齊叫他執死了，這在歷史上有根據，並不是現在的憑空編造，你們愛怎麼定就怎麼定哇，我說任何人倒行逆施都不行，任何人禍國殃民都不行。

　　白天掏廁所，黑夜挨批鬥

　　周：從春天斗到夏天？
　　馬：到了夏天了，每天晚上斗。白天由兩個民兵押上，給沿門逐戶掏廁所，一個村里多少廁所哩，一家一戶就有一個廁所，四百口人，七、八十戶人家，有多少廁所哩，白天上午民兵押上掏廁所，中午不叫我回家，家裡人給送點飯，那時候送的啥飯，不是糊糊就是穀子窩窩，再下來清水泡山藥片子。吃完飯把我看起來，在飼養處一個閒家看起來，吃飯不用一袋煙功夫，村里人有個吹鼓手因為常出門做了一對大木桶，擔一擔挺重，人家專門從這家人家借來這對大桶，馬家灣的水出村二里地，叫我給挑兩擔水給飼養處飲牲口。上午掏茅廁，中午擔水，下午不是掏廁所就是挑擔送糞，黑夜批鬥。晚上斗到11點多，吃完晚飯男女群眾就批鬥，該打的就打，該罵的罵，該低頭彎腰的就低頭彎腰，該揭發的就揭發。完了以後人家還安排營生哩，批鬥完了民兵看正，黃豆顆大的燈頭，忽明忽暗的看不真，人家布置說今天群眾揭發了你些啥，你就得把這些總結成一份材料。平魯公檢法和公社傳出個名，說那馬登海寫文章功夫深哩，黑夜不點燈寫出文章，前前後後材料對的標點符號還不差，那傢伙有功夫哩。就傳出個這名——實際上我昏昏沉沉瞌睡的就是瞎劃呢，第二天早上我一看也成個句子。天天斗，天天揭發，天天寫。寫完了，天亮了，民兵又押上，每日早上用大桶擔兩擔水……天天如此，一直到抓捕。
　　抓捕時侯怎麼抓捕呢？村里人家把材料整理的差不多了，叫民兵押上，把我押到公社，在公社郵電所前邊那爛房裡頭，隔離審查呢，上交了。平魯公檢法軍管小組派專人下來搞這個問題呀。
　　周：這是幾月份？
　　馬：夏天了，人們都鋤田了。這就一件一件整呀。有一次開男女社員群眾大會，全公社的，抓捕我哩。那是70年，不到秋後呢，逮至看守所。
　　周：八、九月份？
　　馬：不到，不過七月份。

　　土改時若被劃成地主富農，本人和家人就都成了“賤民”，政治運動一來首先要批鬥他們。


　　縣裡要判死，上級改無期

　　周：馬嵒、馬存如這會沒捕？
　　馬：捕了我一個。當時人家馬富仁立功了，人家把揭發我那些說是立了功了。可是人家有一把抓拿哩，我（釋放）回來才知道他倆受執了。
　　周：你還不知道呢？
　　馬：不知道。人家一開始揭發我有功了，自以後我才了解到，把我抓了以後人家判刑呀，據我了解平魯縣定案，是判死刑。
　　周：當時把你抓到縣公安局了？
　　馬：平魯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關到看守所。
　　周：當時沒抓他們倆？
　　馬：沒，我也不知道抓他們。
　　周：什麼時間宣判的？
　　馬：1971年初，我記得是正月初幾，多不過初十，陰曆一月。在縣四干會（四級幹部會）上，廣場裡宣判。人們給我說，雁北軍管會批成無期了，宣判的是無期徒刑，後來送到山西省第二監獄。
　　到省第二監獄，專門做閥門哩，對外是山西省地方國營汾陽閥門廠。我在那裡做了將近10年閥門，一直到1979年冬天。三中全會開幕了，最高法院江華院長講話：在劉少奇同志冤案問題上有些受株連的同志們，甚至被打入監獄的，要求各級司法機關給這些同志徹底平反昭雪，要他們行動迅速、態度堅決、不留尾巴，平魯法院根據中央政策按照現行法律給我平反昭雪了。可是平反以後也沒說長短，就是給了我700元生活費，我這十來年家也塌灰了，700塊又能買幾袋面？
　　算起來我在汾陽閥門廠開動現代化的機器，也給國家創造了些利潤，對於國家建設也增添過一磚半瓦。
　　周：中國監獄的犯人都是無償勞動。
　　馬：結果也沒什麼待遇。按理說應該有一點待遇，結果也沒什麼。
　　周：當時宣判時還有誰？
　　馬：一出布告我是第一名，有六、七個，是西山上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我這個人一般還樂觀。宣判完了以後，那會荷槍實彈地押着，我一往起抬頭，還戴着一個現行反革命的大牌子，一往起掀牌子，看見他們貼布告，哈哈笑了。回來看守所所長問我，那些判了六、七年徒刑的人都栽了頭了，你怎麼還笑哩，我說這不奇怪，我老馬有深謀遠慮哩，所以我就不煩惱，很樂觀。古人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有深謀遠慮所以坦蕩蕩，他們就沒那麼個遠慮所以常戚戚，這不奇怪，為什麼我笑哩，這也有個緣故，在內蒙烏蘭察布盟上中學時，我老師是首屈一指，他說我是雲頭上站着的，今天我看布告哩，和我一邊判了這些人都在我下頭哩，他們都在下邊哩，我老馬還是雲頭上的，觸景生情忍不住笑了：背了興也不當第二名！

　　各個擊破“回馬槍”

　　孫所長不賴，叫孫志文（音），聽說他死了，得了癌症，那是個好人。
　　周：對犯人不賴？
　　馬：不賴。孫所長問我怎麼回事？我說這個事情只有我明白，不能告訴別人。
　　周：他怎麼對你不賴？
　　馬：不打不罵，笑嘻嘻，這就算好人啦，外頭人接濟乾糧來，不打折扣給拿來，和我拉呱老是和顏悅色的，這就算好人啦。
　　孫志文就問我你笑什麼？你出來時候，無期徒刑你總得坐二十多年，還得好好的，就怕出來時還得拄棍子哩，你還笑哪。我說孫所長，我初步給他估了十年。“你咋算來哩？”我說只能到以後和你說，我不說等我出來那陣你就領會了。現在不能說，現在說了了不得。我說是按照客觀事物發展規律推測的，這並不是迷信。他說，不管咋地，你去好好改造吧——“改造”不過是個口頭語，確切一些說這是懲罰，這我懂。

　　山西平朔農民。

　　後來去二監一年多，來了個新犯人，潘中行（音）是個平魯的，跟我說，聽說你本家侄兒馬嵒叫判了15年徒刑。我說不能啊。他說判了15年徒刑，和我在一個監所，據說去了陽泉煤礦。“四人幫”那些嘍囉走卒，他們先告你說：“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你們反戈一擊有功哩，趕緊揭發他馬登海！把我這個大反革命解決了，他們又説：馬登海為什麼敢和你說（反動話），不敢和別人說呢？為什麼你們在壓力下才揭發他，沒壓力為什麼不揭發他呢？說明你們的思想是一致的，你們說了些啥？——把你套住了！這就叫做“各個擊破”，最後一網打盡。這是人家一個策略，他們揭發我的越多，他們背的興越大，實際上你放到那一條就制裁到你那一條，這是事實。
　　有人是斷章取義揭發了我，還以為立了功，最後人家來了個回馬槍！工作組和他們說：你們是泥胎，沒接言？你們坦白，說了些啥！就把他們執住了——這個事情我沒看見，可我能想象那一瞬。所以，他們跟上我也背了興。
　　周：馬嵒跟你同時出來的？
　　馬：平反時候前前後後，不差幾個月。他比我早幾天。
　　周：馬存如呢？
　　馬：我聽說給他戴了個“反革命帽子”，在外面管制呢。
　　周：判了八年。
　　馬：他沒進監獄，具體他幾年我弄不清。
　　周：昨天我問他了，他說判了八年，監外執行。
　　馬：趕我回來，他們的帽子自然去了。王者存立了大功，一下升到平魯縣革委會副主任。
　　周：常委。

　　告他“三種人”，不答覆我

　　馬：至於楊生成，我“觸及”過他一回，我也沒打他、罵他。
　　周：你找他了？
　　馬：楊生成到白堂（公社）當書記了，由白堂調到縣宣傳部當副部長。1981、82年，鄧小平下了一道命令，“清理三種人”，就有“四人幫”的打砸搶分子。我說行了，縣裡他肯定有關係，我不向縣裡告他，我向地區告，向地區反映。我向地區寫了一份材料，地區工作隊隊長王茂林，領着地區一些人……
　　周：白善、樊茂枝。
　　馬：那兩個我叫不上了，我就知道有王茂林。王茂林下來就是着重解決平魯問題，我就把材料遞到他手裡了。下來先解決石健的問題，又解決杜睿的問題，這些人都罷官撤職了。後來又解決陶村趙世昌的問題，我那時候是陶村公社的燈籠火把，把我從下面高請去辦廠，因為我是六級車工，只要有圖紙，叫我加工個啥，我就會。
　　陶村有個修配廠，做礦車。他們在那解決趙世昌的問題，縣紀委有兩個，地區三個，我推門進去，接見我這個來訪的。王茂林一看問有啥事，我說王局長——據說他是地區文化局長——我幾個月前控告了楊生成，到如今不見分曉，你說是怎麼回事，縣裡準備怎麼處理，地區又是個咋的意見，不答覆我。
　　周：縣紀委是誰？
　　馬：有個姓張的。
　　周：張全亮。是紀委書記。可能還有趙綱。
　　馬：可能。有個張全亮。我就問了，他一開始不表態。我說你看，很明顯，老劉（少奇）遭了殃了，老鄧（小平）跟着受了執（挨了整），這還有陶鑄，還有彭德懷其他一夥子，下頭不用說了，我為他們講了點公道話，給我定了一條“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叛徒劉少奇喊冤叫屈歌功頌德”，楊生成水沾麻繩，木板釘上釘子，把我可整戳了個厲害！我說“江青比殷商時期的蘇妲己有過之而無不及，弄不好國家命脈就會斷送到此人手裡”，他怎麼着了，逼我，喪心病狂整戳了我幾個月，他標標準準是“三種人”，是“打砸搶分子”，是“四人幫”培養起來的苗苗，你們置若罔聞是怎麼回事？
　　後來，王茂林說，你冷靜些。我說要說馬列那一套我比你們都清楚，我研究了十年，我在呂梁地區不想研究人家硬叫我研究，那一套東西高八度的調我可比你們唱得高，不過我不唱那些了，對不對，咱求真務實吧，我說在這些問題上你們是怎麼認識，中央三令五申讓你們清理“三種人”，實打實地來吧，你們紋絲不動咋回事？倒不要說我，我那個本家侄兒叫馬嵒，本來啥事也不懂——我還多少懂點社會發展——說他是初中生，也沒多少知識，就會鋤田擔糞，也給鬧成個“反革命”，最後跟上這事情，聽說把他抓了，將將娶上的媳婦離了婚，他媽吊死了，他兄弟成了“反革命家屬”，他能念書不許他念書，弄到水刮壕里放羊，一陣雷聲大雨，十八歲的娃娃就在朔縣灘里給沖走了！這問題是他們那些打砸搶分子一手製造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們怎麼認識這個問題？
　　王局長解釋：登海，事情是這樣的，冷靜些。我說打個顛倒，你們蹦的可比我高，不要裝，我坐在桌子後頭，喝上茶，看上一份報紙，讓我冷靜，我能冷靜到底。他跟我桌面上的話不說了，講人情呀，他說情況是這樣的，你的材料上來了，下面高有好多人叫楊生成整戳，死了的王存喜，前些年死了，叫楊生成整戳了一頓，娃娃們這些材料都上來了。

　　每位平朔農民都有酸甜苦辣的往事，口述史就是搶救口述人的回憶。


　　我肚量夠大了

　　周：告他的人很多？
　　馬：還有死了的任全科，前二、三年也死了，和我同年。
　　周：都讓他整過？
　　馬：整過。他們那時候怎麼整人呢？戴上土銬子——不經過公檢法，給戴的土銬子，還有一種刑具叫拐脖子，給打個鐵圈子，（整在膝蓋上）中間穿進去一個鐵棍子鎖住，你抻抻不開，屈屈不回來。我倒沒上過，他們對任全科、王存喜用過這個辦法。
　　周：這兩個人當時是幹什麼的？
　　馬：當時也是一些莊戶人。當時人家認為我這個反革命了不得，有可能用他們的話來說怕顛復了他們的政權，把我先弄起來。
　　周：楊生成當時在下面高是幹什麼的？
　　馬：公社革委會主任。
　　周：這傢伙整了不少人。
　　馬：王茂林和我說下面高上來不少材料，楊生成也寫了這麼厚的檢查，哭哭啼啼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願意悔過自新。我說應該說“改惡從善”才對，說“悔過自新”分量有點輕。他又說了，當時他不過是個打手，受別人指揮驅使，據王先生說，楊生成說是受杜睿指揮和驅使，在下面高辦了些錯事。大概那陣杜睿是正頭，後來劉作成的正頭，可那些人我沒接觸過。說他哭哭啼啼找我們談話願意悔過自新，說登海呀，聽說你回來個人成了家了，三十多歲人娶了二十多歲的大姑娘，又有了兩個娃娃了，你也能過了，怨宜解不宜結，他個人說他那會年輕，認不清形勢，辦了些錯事，咱們這陣能不能高一高手，讓他過去，要說清理“三種人”他也夠上了，打手也能清理，往下挖他是很容易的，不過黨的政策是罪惡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

　　2008年3月周浙平（右六戴眼鏡者）和朋友在訪問農民時與其家人合影。

　　我說，你們當時怎麼就不說罪惡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我當時態度很好的嘛，你們還判我無期徒刑。
　　他又説，罪惡歸結到林彪、四人幫那裡吧，那時候認不清形勢，能原諒他，給他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到時候他一定很感激你，你這陣咬正，免了他職，也不疼不癢，鬧下宿世冤讎了，冤冤相報就不可開交了，你看哩？我就問，他認識了問題嗎？他說認識了問題。既然認識了，我說罷了，我撤回申訴——我肚量夠大了。你們給他捎個話，我說我沒新鮮詞，我是個瞎漢，還用他的話回敬他兩句：只許他規規矩矩，不許他違法亂紀。我說你們告訴他，特別是在他管轄的範圍內，不能欺負那些戴氈帽的老百姓，他如果真正有改惡從善之表現，咱們從長計較，不說了；他如果變本加厲，在他管轄的範圍內再欺負老百姓，我就和他計較沒完沒了。他回下面高搞秋後算賬，我一總和他結賬。我說這個話要你們給我捎到了。
　　楊生成很識時務，過了幾天請我哩。他那會在縣裡宣傳部副部長，我去了，他說歡迎、歡迎，你上來了，我說嗯，坐了一晌午，我和他說：你膽大哩，我要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扎死了人，危害人民的利益了，你執我你吃官飯哩，我也能想得開；我要偷了人放了火，搞賭博吸毒，你執我，我也能想得開。可我只講幾句故事，你們想方設法硬整治我，楊先生你也太膽大了，我有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沒奔頭，我和你完了完不了呀？一來你個人說認不清當時的形勢做了點錯事；二來我也有了娃娃們，不和你計較了。自以後你別整人，就以往不咎了；你要耿耿於懷，還要和我計較，我不怕，馬某奉陪到底。他說，啊呀，哪能那樣呢，那會我年輕，如何如何。最後又派了個車，把我送回陶村修配廠。
　　我再也沒見他，也再不計較這些事，也就做了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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