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别的学问没有，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看了不少，人们喜欢听故事，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到文革所有这些东西人家给我归纳起来定案，定个啥？“借古讽今，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为大叛徒刘少奇歌功颂德，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


　　老高按：周浙平访问记录的《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七卷，虽然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并不太好读，因为老农民们所说的原汁原味的晋西北方言并不太好懂，需要比较多的注释和说明。我因担任编校，职责所系，将这130万字全文读了两遍；而且其中选了几十篇交给明镜旗下杂志陆续刊载，我担心二十多岁的小字辈编辑们既不懂中国农村生活，也不懂毛泽东时代特征，于是对这几十万字更多读一遍，进行文字处理，给他们减少点负担。坦率地说，对于我这个老眼昏花的退休老汉而言，前后读这三百万字，绝对不是一件美差！
　　其中也偶有文字比较好读的篇章，像下面这篇《我是反革命集团首犯，差点被判死刑》，口述者马登海虽然也是农民，但却是一位上过高中、相对有文化的农民，所以他的讲述，没有那么多方言土语，比较通畅。
　　马登海的遭遇，今天读来恍若隔世。这种农民被判反革命的冤案，今天听起来似乎很罕见，但依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我家离武汉市中级法院不远，常在路过时看看其布告栏），实在并不少。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推荐给大家的必要。一来，让同代人唤回记忆，让下代人知悉真相；二来，大家不妨对比一下：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政治和法治环境，真有本质的不同吗？“马登海案2.0版”“3.0版”……等等版本的达摩克里斯剑，是不是依然高悬于顶？
　　将读书识字讲道理的维权律师、异议公知……都抹黑了、抓住了、消音了、要么判刑要么赶出国门了、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了……就终于接近[唐]章碣《焚书坑》所说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境界了！


　　我是反革命集团首犯，差点被判死刑

　　马登海口述、周浙平记录，《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第六卷

　　《中国密报》编者按：本文选自《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第六卷《一出勤两送饭》（1970年-1976年）。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一书，由周浙平访问记录，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电子版，共有七卷。这套书，是对中国北方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的363位农民进行的口述史访谈记录。受访者回忆了从土地制度改革至包产到户时期的个人自传式历史，再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场景。第六卷所记录的是这段时期政府通过对各类“专政对象”的镇压威慑，农村秩序重回文革前的状态。
　　本文照片除封面外，均为周浙平提供。


　　口述人：马登海（1945—），时为平鲁县马家湾村生产队社员。
　　访问记录者：周浙平
　　访问地点：平鲁区老干局招待所
　　访问时间：2012.8.30

　　周：你是什么地方人？
　　马：我是平鲁区下面高乡马家湾村人。我今年是68（虚）岁了。1945年10月24日生人。我一直在村里学校念书，属于高小。在58年时候，我就到了内蒙，出口外（即避灾到了长城以北。——编者注）。
　　周：因为什么出口外呢？
　　马：我父亲他是个庄户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他就是个种地的，只不过他勤快，在土改前他就买过一些地，养了些牲口，闹了些家产，土改时定了个富农。我念书时候，在1958年以前要求的不怎么严格，阶级斗争的弦崩得不怎么紧。

　　政府逼迫我家“献宝”

　　周：土改时斗没斗你父亲？
　　马：斗了。
　　周：你们家的地是不是也没收了？
　　马：都献出去了，牲口牛羊也分了，财产也分了，就是这种情况。在58年秋天就成立了公社，政府有那么个指示，说国家在困难时候让人们“投资”，投资是啥？有银元你就拿银元，有银器你就拿银器。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第六卷《一出勤 两送饭》（国史出版社）

　　有铜器也拿。我母亲早年病逝，我父亲他手里以前留下二百多块银元，意思是给我留下娶媳妇，他也老了，再没别的能力了。当时马家湾一个劳动日只能开二毛钱。他就把这个钱留下来给我娶媳妇哩，结果58年秋后就出了献宝，我父亲想我把这个献出去儿子就要娶不过女人了，我没力量了，就有些不愿意。如果我娶过女人，也挺好了，他要那也没多少作用，他毕竟是中国人，国家有困难需要，我手头宽也就献了。当时公社拧（催逼）得太紧，每一个农业社就有一个下乡干部，下乡干部就秉承公社的命令，矛头就集中我老汉身上，他还有些遗留的银元。
　　周：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马：村里人先是怀疑。这就催得不行，先开始捨不得往出拿，那时候那个社会就是那样的，公社厉害哩，山高皇帝远，他就说了算，随便能抓人。他们把老汉叫民兵抓上拿到公社，公社后晌开会，准备晚上向他施加压力，把他锁在公社一个下窑里，他害怕，晚上正开会哩，他溜出来在窗子下听到，与其我挨打不如走为上，准备往内蒙跑，我那会十三四岁。他连夜跑回马家湾，给我打招呼：我到内蒙古呀，我拿出来（银元），他们和我也完不了，我拿出五十，他们会说我有一百；我拿一百，他们会说有二百，我把二百拿出来他们会说有三百、四百……我还受不了那个执（整治），还会向我施加压力难为我，倒不如我走！他就到内蒙呀。
　　回头来他吩咐我，你还小是个娃娃，我到内蒙呀，他们逼得不紧，你就说不知道，逼得愣紧了，你就给了哇，不要叫人受了执了。到时候你给拿出来哇。
　　我咋就知道（家里有银元）？1958年立食堂呀，刮了一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我们那个烂房子比较宽套些，干部就说，你们腾家，我们农业社占食堂呀，把我们赶门在外。我父亲知道农业社要占食堂，就把这些东西起出来，我就知道了，他说咱们这里不稳当，叫我把它送到我姐姐家，在太庄，我姐夫叫李金华，现在也下世了。
　　我送到我姐姐家，当时我姐姐和姐夫也是三十来岁。我给送到了，所以我知道。

　　一次比一次拧得紧

　　人家一次比一次拧得紧，一开始拧我呢，我就说不知道；后来人家採取了措施，研究了个方略，下乡干部对我说，你想不想继续念书，考不考虑你的前程，听说你在完小念书还是好的，国家在困难时期，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国家救了急，你这个思想还是爱国的，国家就是说不奖励你，你最低限制还能上学，将来还能学到知识，你还是有前途的，现在把这个东西压住不拿出来，这不过是些死东西，料你也没多的，不让你念书，还不是公社一句话？你考虑前程呀，还是考虑压这些东西？
　　我后来想一想，我离结婚年代还远哩，以后能不能娶媳妇再说，先把老汉遗留下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吧。我这个表现按说也对得起国家了。我把这些东西献出来，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我父亲在内蒙一个农业社呆下，我兄弟们都在那儿。
　　周：你父亲这时已经走了？
　　马：走了，他走的时候吩咐我。他先走的，怕挨打呢。
　　周：公社一动员，你拿出来了？
　　马：我对得起国家。
　　周：你父亲一个人走的，还是和你兄弟一起走的？
　　马：我兄弟是先走的。
　　周：走了几个人？
　　马：我两个哥哥，在武川枳机滩煤矿。
　　周：你父亲就是找你两个哥哥去了？
　　马：对。他们都去了，后来我一个人生活不下去了，也就到内蒙古了。
　　周：你什么时候去的？
　　马：1959年的春天，去了以后在武川中学上了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武川中学，我是高中毕业。家里头有嫂嫂们，他们的亲友都在口里，再加上内蒙比山西冷，到了冬天就有些水土不服，兄弟们就说回，当时我认为我回去不好，为啥？这就到了社教运动以前了，我能看出个事来，阶级斗争弦一天比一天綳得紧，咱是个富农成份，对我再往上升学大有影响，不行。我说我不用回了吧，我父亲那时候五十大几岁，我说我和父亲不用回了。当时马家湾村里说你们全家都回来，考虑给你们分口粮落户，你们全家只回来一部分就不给落户，口粮也只能给一半。顾全兄弟们只好回去吧。
　　周：是1964年？
　　马：在64年左右，记不确了。我回来以后就废学了。内蒙的武川中学马校长和我不赖，咱们不谦虚地说：我那会儿念书时，不能说经耳无遗过目成诵吧，记性还可以。马校长和我说，你不要回山西了，山西的口粮还没过关，生活不好维持，更不说念书的话了。我看的书比较多些，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说咱都通了，也略知皮毛，每一次社会变革就要在所有制上进行改造，这是必然的，我对新政权在所有制改造问题上是毫无意见的。我虽然出生在富农家庭，我对于共产党在所有制的改造问题上一点意见都没有。关键问题我看不惯啥哩？在十年当中咱们旗帜鲜明，因为他们倒行逆施祸国殃民。

　　　　　　口述人马登海。


　　讲故事祸从口出

　　回到村里一直呆着，人家叫担粪，咱们担粪，人家叫锄田，咱们锄田，农活慢慢都会干了，队长叫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打折扣，听从人家领导，按人家安排办哩。我别的学问没有，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看了不少，就像有些大部头著作就可以讲下来。那时候我弄不到报纸，也没钱买，65年春天，平鲁县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大夫们也喜欢听故事，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故事。
　　有一个人问我呢，你说海瑞这个人好不好？我说海瑞是明嘉靖年间的一个大清官，海瑞治水能够事必躬亲，我记得有这样一段记载，地有高低，流有缓急，疏有深浅，事有曲直，他往来于荒山野水之间，深入下层，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清官。工作人员拿出一张报纸来，上面登的是姚文元评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把海瑞骂得狗血喷头，骂古人影射今人。他说你看，姚文元写的文章，说海瑞如何如何坏，写“海瑞罢官”是别有用心。我哈哈笑了，我说政治上大动乱即将开始了——《海瑞罢官》是吴晗写的，姚文元受别人指令炮制出一篇东西，这是拉开了这场动乱的序幕了，有人在搞阴谋，这阴谋不单指一般平民，很可能是上层领域的也会受到摧残。这个小丑在紧锣密鼓配合下登场了……
　　周：那时你就看出来了？
　　马：……他的背后还有人指使。
　　周：你跟县医疗队的人聊天？
　　马：我说海瑞是个好人，可是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说海瑞一无是处。
　　周：县医疗队队员听了有什么反应？
　　马：他没什么反应，他是卫校毕业的，知识并不多——我是实事求是地说。我说你走着瞧吧，一场大动乱要开始了！不过一年光景，1966年大动乱就开始了。
　　周：夏天就开始了。
　　马：我记得是聂元梓，炮制出大字报，紧接着毛泽东就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说是《我的一张大字报》，说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我对于他们的一唱一和这个节拍，我说中央上层领域有不少人要受执（挨整）呀，揪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紧接着邓小平、陶铸、彭真、周扬、陆定一这一伙伙全叫挖出来了，批斗呀，还有什么彭德怀、贺龙等等。
　　周：你们村里、县里的情况怎么样？
　　马：县里揪出的是李廷赋、田雨润、高云祥，这么几个人。底下也没个揪不揪，马家湾没有。我那会儿干什么呢，天天劳动，我是剥削阶级的后代，当时他们疯狂推行“血统论”，老子是资本家、地主、富农，儿子就不是好人……我也没见过富农什么样的生活状况，把我也就“专政”起来，当敌人对待，敌人干啥我干啥。
　　周：村里把地主、富农包括子弟都集中起来？
　　马：是这样，反正哪苦重叫你到哪。那些人打上旗子，说你是坏分子。土改时我没赶上，我出生没几年。现在照样选民证还发哩。他们不明里说我是“阶级敌人”，可按阶级敌人待遇。
　　周：什么重活都叫你们干？
　　马：挖厕所、出牲口圈、切草、割田，什么都干。实际上他是按敌人对待我，不过我也想得开，他们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採取这样的措施，不过当时我有一段发言——后来把这个也录到罪恶上了。在我被逮捕以前，材料里也有这一条，我说对于剥削阶级分子，包括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是应该的，对农村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都没见过剥削阶级生活的样子，没见过他们怎样剥削人，如果把这些青年与普通农民同等对待，在一定条件下，对有才华的人栽培重用提拔——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三尺小童都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压迫他、打击他、欺负他，这些娃娃们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样不但不能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
　　我也不回避人，都是庄户人，我这个发言是不是合情合理，拿出去叫人家评论。

　　江青是妲己，毛就是纣王？

　　周：你这么讲，村支书就不高兴了？
　　马：我的话多哩。这一段话有啥问题？人家给定了一条，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至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就不多讲了。有一次给他们讲《封神演义》，讲到关于妲己乱朝的这一段，我讲过一句，江青比殷商时期的苏妲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弄得不好国家命脉就会断送在此人手里，这是一条。人家给我定个什么罪呀？你说“江青是苏妲己”，那毛主席是纣王啦？我说他既然放纵江青这样做，那你们爱怎么分析就怎么分析吧，人家给定上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再一句话是，讲了好多知识分子叫打下去了，排行臭老九，大概是这样排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好多有识之士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我讲了一段故事，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过坑了四百来个儒，现在坑的知识分子可不仅四百来个。这是一条，也归到攻击他们伟大领袖啦，说是影射他们领袖是秦始皇、是纣王。
　　还有，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现在把罪过推到“四人帮”、林彪名下了——给刘少奇定案了：叛徒、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我说很简单、道理很清楚，朱元璋烧庆功楼是怎么回事？打江山的时候，广揽英雄，打下江山；在享受的时候，怕这些一起起手的英雄豪杰开国元勋夺取了他的地位，他就採取措施了嘛。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有先例可循，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后来我又加了几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须将军见太平。”古时有句话，飞鸟尽良弓藏。这个是很自然的道理，不奇怪。
　　所有这些东西人家给我归纳起来定案，定个啥，借古讽今，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为大叛徒刘少奇呼冤叫屈歌功颂德，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就是这些。
　　至于他们怎么弄我，再谈。马家湾的庄户人、支书，他主要是看见陈永贵那个手巾哩，至于李素文、吴桂贤那些卖菜的、纺织工就当了副总理、副委员长，当时那个时候谁阶级斗争抓的紧，谁害的人多就能往上爬，他也鲜红的滴血哩，想蹬着我的头皮上，就千方百计的备黑贴告。

　　　　访问记录者周浙平。

　　周：先是马富仁告的？
　　马：马富仁，他给备的黑贴，要不上边怎么知道呀。
　　我给你从头讲起，他们是怎么搞我的。人家说这个反革命不好对付，当时他也没个具体证据，我那时候好看书，现在这阵也是，每天点个小油灯，摆了个小桌上，读书。有时候夜里看到一点、两点才睡呢。他告的是啥，说那家伙出身于富农家庭，对我们党怀有刻骨仇恨。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我和共产党没有成见，在改造所有制问题上我是拥护的。可是他们这样说，他们上级也是这样说，我也没办法，说他每天写写画画，独自一人在家，起草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阴谋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派来专案组调查我

　　1969年“一打三反”就开始了，村里先开小会不知咋弄，没法下手，70年春，正下雪，电影队来了，因为下雪呆了两天，马富仁就找王者存告了。王者存放电影时，在高音喇叭里骂我呢，说我思想如何如何坏，思想反动，捕风捉影先骂了一通。头一天演电影就骂了我一夜，第二天又骂了我一黑夜。尽管那些人咋折腾也没功劳，最后把功劳上到王者存名下了，我记得1970年11月4号《山西日报》有一篇文章，是平鲁革命委员会供的稿，有那么一段是骂我的，说王者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马家湾演电影，发动群众，如何把一个坏家伙揪出来了。我看过这个报纸，他和我针锋相对斗争来啦？果真他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捍卫他们那个专政来啦？他一共演了两黑夜电影骂了我一顿，不过功劳给记在王者存名下了。
　　周：当时还没有抓你？
　　马：没有哩。后来派来个专案组——是县革委会和公社革委会联合组成的工作组，是70年春天，住在马尚龙家里——马尚龙是个群众，已经死了。
　　周：县里是谁来的？
　　马：县里的人我也不认识，公社来的叫杨生成，他现在不承认了——承认整了我，不承认他有问题。说起来话长。他是“四人帮”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不奇怪，士为知己者死嘛。其他人我不认得，有些认得，像高必成，一直没入手，现在死了，还有个雒进，是中心学校校长，要整理材料，人家抽的硬手。我就认得杨生成、高必成、雒进。
　　就弄我呀，派个三、五个人不等，甚至更多，蹲在马家湾访贫问苦，查我有什么问题。我会些中医，有人病了我还给他们扎针；下面高（地名）发水哩，一些老人去买东西过桥有困难，我背他们过去……老乡们说不出我个毛病来。至于农业社的东西，大路边上就是牛拽出一棵山药我也不去挖，那会我年轻，就是迎面来了个姑娘，我还站到路边让姑娘先过去，我够循规蹈矩了吧，老乡说不出我个毛病来，三、四个月访贫问苦也没问出个情由。最后，村支部和下乡干部研究呀，说他肯去那个地方，马家湾穷，那会光棍有五、六十个，有单身汉烧的家，冬天有时候晚上去，也不经常去，去的时候他们就叫我道古籍哩，我就给他们讲。人家抓住这一点，派了四个民兵把我押上，那些人审问我呀。
　　那时候人们都搞那个形式：不是提的公事包，是提一个红布兜子，里面装的是“红宝书”——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展开，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据群众反映你公开给人们传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无产阶级就要对你实行专政！”

　　山西平朔农民。

　　“我咋想的就咋说”

　　我只能在那个威压下低头了，我低声下气地说，你们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我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下的文章，可是他的文章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在现在的社会衡量我只能说它过时了，但不能说它是反动的，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不能骂祖先，我本着毛主席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还得继承发挥。我本着这个精神给人们讲的，并不是说如何如何反动……这是一开始。不行，要以人家那一套走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这些陈词滥调就喊出来了。疯狂得厉害。
　　周：他们打你没有？
　　马：那阵没有。有一次，只有高必成、杨生成两人，没有别人，用一个薄木板板，用大头钉钉进去，露出尖尖。他们斗我，从春天斗到夏天，已经是热天了，我穿着白衬衫，就朝腰里软肉上，就打就拉，直流血。高必成没动手，是杨生成干的。杨生成一边骂我，一边打。叫我交待问题。群众揭发了你许多，你死不交待，你反动透顶。反正就是这一串话。他逼着叫我交待问题，交待了他就有成绩了，他和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为了搞成绩呢。当时那一阵群众揭发呀，我朝那讲故事，就朝那揭发，断章取义给你来一套，联合起来，人家咋揭发我咋交待，这个口供好取，人家在大会上叫我90度的弯腰低头，男女社员斗上。
　　周：村子里开大会？
　　马：绳子捆绑哩，麻绳也抽哩。人家就对我说了，你说咋咋哩，你不承认也不行了。
　　不过，我那时候承认是咋承认的？要不后来平反也很容易呢。我咋想的就咋说，人家说你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哩，我说孙中山早年说过，国家者，乃全国民众之所共有，非一人所得而死也，在我们的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早就倡导过三民，还能一人说了算，还能无缘无故往死执人啊？这就指的刘、邓、陶，还有一些人，倒是我认不得这些人，我觉得这个做法不行，我认得刘少奇呀，认不得，我也没见过邓小平，至于彭德怀、陶铸，我越发没见过，不过是针对这个问题对照历史上的情况讲了一些话。人家说你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揭发了，我也回忆说过，我就说江青比殷商时期的苏妲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弄得不好国家命脉就会断送在此人手里。你们说我影射毛主席是纣王，就依这个说法吧，他既然宠信这个人害人，与纣王是毫无两样的。咱开诚布公地讲，他为什么放纵得那么凶哩，作恶哩，祸国殃民哩，对不对。道理讲清了吧。至于说迫害知识分子，我说他“焚书坑儒”这也不为过，整死了多少文人！
　　周：怎么又把马嵒和马存如弄进来了，是咋回事？（两人均为“反革命集团从犯”）
　　马：也因为说话，他们揭发我的多。至于我又说，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不是打死好多人，和他同时打江山的人齐叫他执死了，这在历史上有根据，并不是现在的凭空编造，你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哇，我说任何人倒行逆施都不行，任何人祸国殃民都不行。

　　白天掏厕所，黑夜挨批斗

　　周：从春天斗到夏天？
　　马：到了夏天了，每天晚上斗。白天由两个民兵押上，给沿门逐户掏厕所，一个村里多少厕所哩，一家一户就有一个厕所，四百口人，七、八十户人家，有多少厕所哩，白天上午民兵押上掏厕所，中午不叫我回家，家里人给送点饭，那时候送的啥饭，不是糊糊就是谷子窝窝，再下来清水泡山药片子。吃完饭把我看起来，在饲养处一个闲家看起来，吃饭不用一袋烟功夫，村里人有个吹鼓手因为常出门做了一对大木桶，担一担挺重，人家专门从这家人家借来这对大桶，马家湾的水出村二里地，叫我给挑两担水给饲养处饮牲口。上午掏茅厕，中午担水，下午不是掏厕所就是挑担送粪，黑夜批斗。晚上斗到11点多，吃完晚饭男女群众就批斗，该打的就打，该骂的骂，该低头弯腰的就低头弯腰，该揭发的就揭发。完了以后人家还安排营生哩，批斗完了民兵看正，黄豆颗大的灯头，忽明忽暗的看不真，人家布置说今天群众揭发了你些啥，你就得把这些总结成一份材料。平鲁公检法和公社传出个名，说那马登海写文章功夫深哩，黑夜不点灯写出文章，前前后后材料对的标点符号还不差，那家伙有功夫哩。就传出个这名——实际上我昏昏沉沉瞌睡的就是瞎划呢，第二天早上我一看也成个句子。天天斗，天天揭发，天天写。写完了，天亮了，民兵又押上，每日早上用大桶担两担水……天天如此，一直到抓捕。
　　抓捕时侯怎么抓捕呢？村里人家把材料整理的差不多了，叫民兵押上，把我押到公社，在公社邮电所前边那烂房里头，隔离审查呢，上交了。平鲁公检法军管小组派专人下来搞这个问题呀。
　　周：这是几月份？
　　马：夏天了，人们都锄田了。这就一件一件整呀。有一次开男女社员群众大会，全公社的，抓捕我哩。那是70年，不到秋后呢，逮至看守所。
　　周：八、九月份？
　　马：不到，不过七月份。

　　土改时若被划成地主富农，本人和家人就都成了“贱民”，政治运动一来首先要批斗他们。


　　县里要判死，上级改无期

　　周：马嵒、马存如这会没捕？
　　马：捕了我一个。当时人家马富仁立功了，人家把揭发我那些说是立了功了。可是人家有一把抓拿哩，我（释放）回来才知道他俩受执了。
　　周：你还不知道呢？
　　马：不知道。人家一开始揭发我有功了，自以后我才了解到，把我抓了以后人家判刑呀，据我了解平鲁县定案，是判死刑。
　　周：当时把你抓到县公安局了？
　　马：平鲁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关到看守所。
　　周：当时没抓他们俩？
　　马：没，我也不知道抓他们。
　　周：什么时间宣判的？
　　马：1971年初，我记得是正月初几，多不过初十，阴曆一月。在县四干会（四级干部会）上，广场里宣判。人们给我说，雁北军管会批成无期了，宣判的是无期徒刑，后来送到山西省第二监狱。
　　到省第二监狱，专门做阀门哩，对外是山西省地方国营汾阳阀门厂。我在那里做了将近10年阀门，一直到1979年冬天。三中全会开幕了，最高法院江华院长讲话：在刘少奇同志冤案问题上有些受株连的同志们，甚至被打入监狱的，要求各级司法机关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要他们行动迅速、态度坚决、不留尾巴，平鲁法院根据中央政策按照现行法律给我平反昭雪了。可是平反以后也没说长短，就是给了我700元生活费，我这十来年家也塌灰了，700块又能买几袋面？
　　算起来我在汾阳阀门厂开动现代化的机器，也给国家创造了些利润，对于国家建设也增添过一砖半瓦。
　　周：中国监狱的犯人都是无偿劳动。
　　马：结果也没什么待遇。按理说应该有一点待遇，结果也没什么。
　　周：当时宣判时还有谁？
　　马：一出布告我是第一名，有六、七个，是西山上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这个人一般还乐观。宣判完了以后，那会荷枪实弹地押着，我一往起抬头，还戴着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一往起掀牌子，看见他们贴布告，哈哈笑了。回来看守所所长问我，那些判了六、七年徒刑的人都栽了头了，你怎么还笑哩，我说这不奇怪，我老马有深谋远虑哩，所以我就不烦恼，很乐观。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有深谋远虑所以坦荡荡，他们就没那么个远虑所以常戚戚，这不奇怪，为什么我笑哩，这也有个缘故，在内蒙乌兰察布盟上中学时，我老师是首屈一指，他说我是云头上站着的，今天我看布告哩，和我一边判了这些人都在我下头哩，他们都在下边哩，我老马还是云头上的，触景生情忍不住笑了：背了兴也不当第二名！

　　各个击破“回马枪”

　　孙所长不赖，叫孙志文（音），听说他死了，得了癌症，那是个好人。
　　周：对犯人不赖？
　　马：不赖。孙所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事情只有我明白，不能告诉别人。
　　周：他怎么对你不赖？
　　马：不打不骂，笑嘻嘻，这就算好人啦，外头人接济干粮来，不打折扣给拿来，和我拉呱老是和颜悦色的，这就算好人啦。
　　孙志文就问我你笑什么？你出来时候，无期徒刑你总得坐二十多年，还得好好的，就怕出来时还得拄棍子哩，你还笑哪。我说孙所长，我初步给他估了十年。“你咋算来哩？”我说只能到以后和你说，我不说等我出来那阵你就领会了。现在不能说，现在说了了不得。我说是按照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推测的，这并不是迷信。他说，不管咋地，你去好好改造吧——“改造”不过是个口头语，确切一些说这是惩罚，这我懂。

　　山西平朔农民。

　　后来去二监一年多，来了个新犯人，潘中行（音）是个平鲁的，跟我说，听说你本家侄儿马嵒叫判了15年徒刑。我说不能啊。他说判了15年徒刑，和我在一个监所，据说去了阳泉煤矿。“四人帮”那些喽啰走卒，他们先告你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你们反戈一击有功哩，赶紧揭发他马登海！把我这个大反革命解决了，他们又説：马登海为什么敢和你说（反动话），不敢和别人说呢？为什么你们在压力下才揭发他，没压力为什么不揭发他呢？说明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你们说了些啥？——把你套住了！这就叫做“各个击破”，最后一网打尽。这是人家一个策略，他们揭发我的越多，他们背的兴越大，实际上你放到那一条就制裁到你那一条，这是事实。
　　有人是断章取义揭发了我，还以为立了功，最后人家来了个回马枪！工作组和他们说：你们是泥胎，没接言？你们坦白，说了些啥！就把他们执住了——这个事情我没看见，可我能想象那一瞬。所以，他们跟上我也背了兴。
　　周：马嵒跟你同时出来的？
　　马：平反时候前前后后，不差几个月。他比我早几天。
　　周：马存如呢？
　　马：我听说给他戴了个“反革命帽子”，在外面管制呢。
　　周：判了八年。
　　马：他没进监狱，具体他几年我弄不清。
　　周：昨天我问他了，他说判了八年，监外执行。
　　马：赶我回来，他们的帽子自然去了。王者存立了大功，一下升到平鲁县革委会副主任。
　　周：常委。

　　告他“三种人”，不答复我

　　马：至于杨生成，我“触及”过他一回，我也没打他、骂他。
　　周：你找他了？
　　马：杨生成到白堂（公社）当书记了，由白堂调到县宣传部当副部长。1981、82年，邓小平下了一道命令，“清理三种人”，就有“四人帮”的打砸抢分子。我说行了，县里他肯定有关系，我不向县里告他，我向地区告，向地区反映。我向地区写了一份材料，地区工作队队长王茂林，领着地区一些人……
　　周：白善、樊茂枝。
　　马：那两个我叫不上了，我就知道有王茂林。王茂林下来就是着重解决平鲁问题，我就把材料递到他手里了。下来先解决石健的问题，又解决杜睿的问题，这些人都罢官撤职了。后来又解决陶村赵世昌的问题，我那时候是陶村公社的灯笼火把，把我从下面高请去办厂，因为我是六级车工，只要有图纸，叫我加工个啥，我就会。
　　陶村有个修配厂，做矿车。他们在那解决赵世昌的问题，县纪委有两个，地区三个，我推门进去，接见我这个来访的。王茂林一看问有啥事，我说王局长——据说他是地区文化局长——我几个月前控告了杨生成，到如今不见分晓，你说是怎么回事，县里准备怎么处理，地区又是个咋的意见，不答复我。
　　周：县纪委是谁？
　　马：有个姓张的。
　　周：张全亮。是纪委书记。可能还有赵纲。
　　马：可能。有个张全亮。我就问了，他一开始不表态。我说你看，很明显，老刘（少奇）遭了殃了，老邓（小平）跟着受了执（挨了整），这还有陶铸，还有彭德怀其他一伙子，下头不用说了，我为他们讲了点公道话，给我定了一条“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刘少奇喊冤叫屈歌功颂德”，杨生成水沾麻绳，木板钉上钉子，把我可整戳了个厉害！我说“江青比殷商时期的苏妲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弄不好国家命脉就会断送到此人手里”，他怎么着了，逼我，丧心病狂整戳了我几个月，他标标准准是“三种人”，是“打砸抢分子”，是“四人帮”培养起来的苗苗，你们置若罔闻是怎么回事？
　　后来，王茂林说，你冷静些。我说要说马列那一套我比你们都清楚，我研究了十年，我在吕梁地区不想研究人家硬叫我研究，那一套东西高八度的调我可比你们唱得高，不过我不唱那些了，对不对，咱求真务实吧，我说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是怎么认识，中央三令五申让你们清理“三种人”，实打实地来吧，你们纹丝不动咋回事？倒不要说我，我那个本家侄儿叫马嵒，本来啥事也不懂——我还多少懂点社会发展——说他是初中生，也没多少知识，就会锄田担粪，也给闹成个“反革命”，最后跟上这事情，听说把他抓了，将将娶上的媳妇离了婚，他妈吊死了，他兄弟成了“反革命家属”，他能念书不许他念书，弄到水刮壕里放羊，一阵雷声大雨，十八岁的娃娃就在朔县滩里给冲走了！这问题是他们那些打砸抢分子一手制造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王局长解释：登海，事情是这样的，冷静些。我说打个颠倒，你们蹦的可比我高，不要装，我坐在桌子后头，喝上茶，看上一份报纸，让我冷静，我能冷静到底。他跟我桌面上的话不说了，讲人情呀，他说情况是这样的，你的材料上来了，下面高有好多人叫杨生成整戳，死了的王存喜，前些年死了，叫杨生成整戳了一顿，娃娃们这些材料都上来了。

　　每位平朔农民都有酸甜苦辣的往事，口述史就是抢救口述人的回忆。


　　我肚量够大了

　　周：告他的人很多？
　　马：还有死了的任全科，前二、三年也死了，和我同年。
　　周：都让他整过？
　　马：整过。他们那时候怎么整人呢？戴上土铐子——不经过公检法，给戴的土铐子，还有一种刑具叫拐脖子，给打个铁圈子，（整在膝盖上）中间穿进去一个铁棍子锁住，你抻抻不开，屈屈不回来。我倒没上过，他们对任全科、王存喜用过这个办法。
　　周：这两个人当时是干什么的？
　　马：当时也是一些庄户人。当时人家认为我这个反革命了不得，有可能用他们的话来说怕颠复了他们的政权，把我先弄起来。
　　周：杨生成当时在下面高是干什么的？
　　马：公社革委会主任。
　　周：这家伙整了不少人。
　　马：王茂林和我说下面高上来不少材料，杨生成也写了这么厚的检查，哭哭啼啼找我们谈过几次话，愿意悔过自新。我说应该说“改恶从善”才对，说“悔过自新”分量有点轻。他又说了，当时他不过是个打手，受别人指挥驱使，据王先生说，杨生成说是受杜睿指挥和驱使，在下面高办了些错事。大概那阵杜睿是正头，后来刘作成的正头，可那些人我没接触过。说他哭哭啼啼找我们谈话愿意悔过自新，说登海呀，听说你回来个人成了家了，三十多岁人娶了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又有了两个娃娃了，你也能过了，怨宜解不宜结，他个人说他那会年轻，认不清形势，办了些错事，咱们这阵能不能高一高手，让他过去，要说清理“三种人”他也够上了，打手也能清理，往下挖他是很容易的，不过党的政策是罪恶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2008年3月周浙平（右六戴眼镜者）和朋友在访问农民时与其家人合影。

　　我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说罪恶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当时态度很好的嘛，你们还判我无期徒刑。
　　他又説，罪恶归结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吧，那时候认不清形势，能原谅他，给他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到时候他一定很感激你，你这阵咬正，免了他职，也不疼不痒，闹下宿世冤仇了，冤冤相报就不可开交了，你看哩？我就问，他认识了问题吗？他说认识了问题。既然认识了，我说罢了，我撤回申诉——我肚量够大了。你们给他捎个话，我说我没新鲜词，我是个瞎汉，还用他的话回敬他两句：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违法乱纪。我说你们告诉他，特别是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不能欺负那些戴毡帽的老百姓，他如果真正有改恶从善之表现，咱们从长计较，不说了；他如果变本加厉，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再欺负老百姓，我就和他计较没完没了。他回下面高搞秋后算账，我一总和他结账。我说这个话要你们给我捎到了。
　　杨生成很识时务，过了几天请我哩。他那会在县里宣传部副部长，我去了，他说欢迎、欢迎，你上来了，我说嗯，坐了一晌午，我和他说：你胆大哩，我要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扎死了人，危害人民的利益了，你执我你吃官饭哩，我也能想得开；我要偷了人放了火，搞赌博吸毒，你执我，我也能想得开。可我只讲几句故事，你们想方设法硬整治我，杨先生你也太胆大了，我有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没奔头，我和你完了完不了呀？一来你个人说认不清当时的形势做了点错事；二来我也有了娃娃们，不和你计较了。自以后你别整人，就以往不咎了；你要耿耿于怀，还要和我计较，我不怕，马某奉陪到底。他说，啊呀，哪能那样呢，那会我年轻，如何如何。最后又派了个车，把我送回陶村修配厂。
　　我再也没见他，也再不计较这些事，也就做了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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