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現代化，最成功的就是英美模式，要點有三條，一是漸進、有序、可控的改良而不是激進革命；二是先法治後民主；三是促成中派聯盟。除此之外，極右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德日模式，極左大折騰的法俄模式，中國都學過，都不成功


　　老高按：今年6月5日，我在老高的博客上，推薦了《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所寫的《周舵眼中的“六四”與中國民主的未來》一文。
　　我在按語中寫道：
　　提起“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人們記憶猶新。1989年6月2日，周舵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爭取學生的信任；6月4日凌晨，在戒嚴部隊圍困廣場，即將武力清場的千鈞一髮時刻，周舵與侯德健與戒嚴部隊談判，爭取到時間和通路，成功動員廣場學生和市民和平撤離，避免了更大規模的流血悲劇。
　　在“四君子”中，周舵可能是知名度相對最小的一位。其他三位，侯德健是八十年代中後期在海峽兩岸都著名的歌手，劉曉波初出茅廬時是文學評論界挑戰權威、名噪一時的“黑馬”，後來又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竟庾死獄中，知名度當然更高；高新九十年代曾自撰或者與何頻合寫過多種政治著作，有的相當暢銷，如《中國太子黨》，近年來長期在RFA的專欄寫文章……相比之下，人們並不太了解周舵其人其言。
　　實際上，今年72歲的周舵，一直沒有停止思考。今年“六四”前他有兩本書問世，一本是在鮑朴主持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一本就是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文集《漸進民主文集》（續集）。
　　他2010年曾在香港出版過《漸進民主文集》。這本續集，收入了他2009年以來的37篇文章，有41萬字，是一本沉甸甸的厚重著作。
　　他將書稿交給明鏡堪稱及時，因為5月下旬，有關部門就把他帶走了，不知去向。
　　我沒有見過周舵，也不認識他。最近幾年，至少三次聽住在新澤西的學者馮勝平告訴我，周舵最近要來這裡，他來後大家聚一聚聊一聊。但是三次都失望了。今年更得知，當局禁止他出國，只能通過他的文字來了解他的思想成果了。

　　這本文集，明鏡委託我做了校對，我也就全書拜讀了一兩遍。出版之後，最近明鏡旗下雜誌和網站，正陸續選載周舵此書中的文章。上個周末，我見到明鏡網和《內幕》雜誌刊出了《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今天在這裡轉載，供更多的朋友來切磋、爭論。
　　此文寫於2012年3月，明顯帶有胡錦濤時代的痕跡，是否有提前給即將上任接印的習近平上奏摺獻計獻策，提供思路、以期影響習近平未來施政綱領的意味？我不得而知，說老實話，我也不在乎；我更不在乎此文中的黨八股語言，究竟是“包裝紙”、“偽裝服”，還是作者的本意？我關注的是——只是——其中有沒有合理成分？有沒有供我們在思考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時足資借鑑的資源？有沒有具有可行性的思路？
　　習近平掌權的時代，已經七年。現實已經證明，周舵所說的這一套，習近平並未理會，更沒有採納，甚至是背道而馳！
　　但是不被執政者理會和採納的設計方案，未必就是錯誤的方案，更不意味着一無可取。


　　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

　　周舵，《內幕》月刊，原載《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

　　《內幕》月刊編輯按：本文選自周舵《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經授權刊出。
　　周舵，1947年3月6日生於喜馬拉雅山印度一側噶倫堡。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于光遠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從事國家重點課題研究並擔任所長費孝通的助手。1988年到北京四通集團公司，主管綜合計劃部，兼管公關部。1989年6月2日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門廣場絕食，6月4日凌晨與戒嚴部隊談判，成功動員組織廣場學生和市民和平撤離。1989年6月30日—1990年5月9日被“收容審查”。1992年底赴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1994年初回國，發起救助農村貧困教師的“燭光工程”。現正從事“中國民主化的漸進道路”課題研究。
　　《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是作者2009年至今重要文章的合集，共37篇。其主題，簡單一句話概括：中華民族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


　　中共近年來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總目標，毫不誇大地說，這是抓住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然而很遺憾，幾年下來，我們至今沒有看到系統的理論闡述，當然也就不可能有系統理論指導下的富有成效的和諧社會實踐，反而出現了“越維穩越不穩”的尷尬局面。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弄得不好，甚至會變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掉進“地雷陣和萬丈深淵”。尤其在人均國民收入超過4千美元的今天，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那種自上而下硬壓“維穩”任務、“警力加人民幣”的消極應對辦法已經快要走到盡頭，如果再不設法尋求一條積極建設和諧社會的治本之道，落入“中產陷阱”、“拉美陷阱”，甚至引發社會大動盪、大倒退的前景並非不可想像。
　　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說，改革註定失敗。那種“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悲觀論調完全錯誤。不是“改革找死”，是“亂改革找死”。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搞得國家解體，自己黯然下台，至今的民意支持率超不過4％，就是因為不會改亂改。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不亂改的改革，不導致政權瓦解、國家分裂、社會大動盪的改革。

　　周舵《漸進民主文集·續集》（明鏡出版社）

　　一些學者把“摸着石頭過河”絕對化，還把這個“摸論”比附于波普爾着名的“試錯”方法。這是一種認為“理論不必要”，主張盲目實踐的取消主義。他們大錯特錯了，把理論的試錯和整個民族未來走向的試錯混為了一談。“試錯法”是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已有的一切理論都不再能提供指導時的理論創新方法，而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方位的現代化是“後發現代化”，是向現代化先進國家學習、模仿和引進，並不是什麼前所未有的歷史創造或制度創新。即便是創新，也一定是在充分掌握古往今來全人類積累的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站在巨人的肩上”繼續前進，不是局限在一時一地的狹隘經驗、所謂“特殊國情”之中，僅僅憑着一腔熱望瞎摸瞎撞。別人早已有了橋和船，不去學過來，還非要在河裡瞎摸，是不是太愚蠢？更重要的是，理論可以試錯，大不了丟掉錯誤理論從頭再來，而整個民族的歷史路徑一旦選錯，從頭再來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代價也過於慘重。波普爾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理論的試錯，是“讓錯誤的理論代替我們去死”，恰恰是為了避免盲目實踐招致的致命後果。
　　由於改革開放之前的狹隘封閉，我們囿於極左的西方非主流思想學說，不但對於“全人類積累的全部文明成果”十分無知，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都幾乎丟干淨了。這也正是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時執政黨不得不面對的無奈處境。改革開放迄今已三十餘年，這種局面已經大有改觀，指導未來全面改革的系統性、前瞻性理論的創立已經具備了基本條件，認為“理論不可能”的取消主義也是不正確的。
　　還有一些學界中人誤解了哈耶克的“自演化自發秩序”，以為無需任何理論指導，只要“人人干好自己的事”，經由“社會多元利益的博弈互動”，“自發秩序”就能如同玫瑰一樣自動開出艷麗花朵。然而人類社會不是植物，而且，我們翻遍哈耶克的大作，也沒有發現他說過，自由秩序可以無需思想家、理論家的努力，在任何國家、民族本身的文化傳統當中自發演化出來。如果他真的這樣說，他就成了他堅決反對的歷史必然規律論者了。哈耶克本身就是一位極端強調思想理論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大理論家，他一生的主要事業，就是和計劃經濟理論作系統、深入的理論辯難。什麼叫作“人人干好自己的事”？電視台靠低俗節目發大財，企業把假冒偽劣做得天衣無縫，黑社會打手把拆遷戶嚇得一聲不吭，盜匪搶完銀行逃之夭夭，算不算“干好自己的事”？
　　更大的障礙在於，大量觀念陳舊的精英佔據着關鍵職位，嚴重壓抑着思想解放，阻礙着理論創新。不得不承認，除了經濟學領域之外，我國的各門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仍然受着許多過時的陳舊封閉教條的束縛。這並不奇怪，也不可怕，改革的內在邏輯就是新舊夾雜、非驢非馬，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清醒地區分正在死亡中的舊事物，和蓬蓬勃勃興起中的新事物，並且自覺地促進新事物的生長發育。這就首先需要我們去除真理盡在我手、不容異說，階級鬥爭式的，你死我活、截然對立二分的極端化思維方式，不要動輒把自己不喜歡的新人新事物看作敵人，必欲去之而後快。然後，我們才能有一個“有容乃大”的廣闊心胸和開放心態，去熱情地擁抱我們暫時還不理解、不習慣甚至厭惡反感的新思想、新理論、新事物。重提“理論無禁區”，再一次啟動思想解放，推動意識形態的重大改革，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先決條件。召開第二次“理論務虛會”，此其時矣！
　　當前的中國，已經走到了向政治體制改革攻堅的十字路口，不改革，死路一條；亂改革，也是死路一條；執政黨、各級政府和各界精英迫切需要系統化的前瞻性改革理論的指導，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個人尚且如此，更何況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整體性關鍵性歷史選擇呢？

　　達成精英的共識

　　中國有13億人口，期望達成全民共識之後再改革是不現實的。關鍵在於已經處於各行各業重要位置的領袖人物，即我們這裡所說的“精英”們能否達成關於未來目標和路徑的共識。是不是叫作“精英”，或是“君子”、“志士仁人”、“領導者”、“先進分子”、“覺悟者”、“仰望星空的人”等等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能夠超越自己的狹隘私利和有限眼界，有志於天下的人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此“匹夫”，皆屬精英。曼庫•奧爾森在其名着《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指出，由於創新的個人代價及個人收益之間高度不對稱，代價高、收益低，所以歷史創新多半都是少數不按照“經濟人”的自利理性行事的精英人物冒險犯難、突破舊傳統的束縛所導致的，廣大民眾則很自然地按照自利理性選擇搭便車。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民粹派的“群眾崇拜”不過是種一廂情願的浪漫幻想。
　　歷史不是一條單向直線。歷史是我們此處所說的精英帶領群眾從多種可能性當中作出集體選擇的結果。請看下圖：

　　歷史不是一條單向直線。

　　這是一條歷史路徑。任何一個文明它不會按直線走，也不是一直前進的，是曲曲折折、時進時退的，比如圖中從D到E就是歷史的倒退。它有很多這種地方，ABCDEF，這叫分叉點，就像一條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當你選擇了某一個入口進去後，就只有順着車流前進，別無選擇。一定要走到下邊有個出口的地方，它有好幾條路了，這就是分叉口。它是一個可能性的集合，有限的現實可能性，不是無限的，因為很多按照純粹抽象的邏輯推理得出的選擇，比如完全徹底的自由、平等、正義、和諧等等“人間天堂”式的理想社會，儘管理論上是合邏輯的，但現實上卻是不可能的。不合邏輯的選擇當然更不可能，因為正確的思考一定是合邏輯的。同時，現實存在的可能性絕不只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實現了，就變成歷史現實了。整個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在某個分岔口比如B的前邊，快到這個分叉口B了——在此之前，從A到B這段當中，必然性占主導地位。1949年之後、改革開放之前，歷史路徑的選擇已定，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再聰明、再有能力，除了接受既定的路徑約束，別無選擇。一定要到下一個分叉口，這個社會開始動起來，各種可能性開始出現。這個時候，偶然性，說不定一兩個人、兩三個人的思想觀念就可能使整個歷史的走向發生巨大的差異。這種時候，少數人、甚至一個領袖人物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十月革命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沒有列寧，根本就不會有十月革命這回事。鄧小平也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很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現代化的目標當然包括民主化，但十足弔詭的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卻不是用民主方法創立的！在這一基本點上，我們一定要和激進民粹民主劃清界限。
　　路徑就是手段，手段與目標符合得越好，效果越好；正確的路徑選擇，就是對最有效手段的選擇。路徑選錯了還不是最嚴重的錯誤，更嚴重的是把目標和方向定錯了。這樣的話，我們越是努力、越是有能力，就越是適得其反，越是事與願違。
　　現在的中國就是走到分岔口的前面了，究竟何去何從？就看各種力量總體博弈的結果如何，特別是其中關鍵性的重要社會政治力量，以及引領這些重要力量的領導者，相互作用、互動的總體結果如何。一旦選擇錯誤，中華民族也許不會整體毀滅，但許多世代的無數生靈，包括我們自己在內，卻會遭受本可以避免的苦難，甚至被無情毀滅。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幸而，我們大體上總算是還有一個含糊籠統的基本共識，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什麼叫作“中華民族的復興”？如何才能復興？卻是沒有共識的。
　　我們的理解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是首先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的現代化，器物、制度和文化多層次的現代化，解決“落後”問題。這個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是什麼樣子，不能、也無需閉門造車，或者依靠任何“主義”的萬應靈丹式神聖教條，很簡單，就是看看迄今為止最成功的現代化模式是什麼，然後從中學習；而這就是如牛頓所說，“站在巨人的肩上”——站在現代化理論，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這兩個巨人的肩上。
　　“迎頭趕上”，解決了落後問題，還不能算是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將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對人類文明有我們自己獨特的貢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文明。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我們自己的文明傳統和西方文明兩方面的精華和糟粕都具有不懷偏見、客觀公正的了解和深刻的洞察，這是一項更艱巨的任務，本文無法討論。

　　現代化三模式

　　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這個目標確定之後，接下來就要考慮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如何選擇。同樣，這也必須通過對全世界各個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作系統、全面的案例研究，從中找出成功實現現代化的規律。我們把這中間的規律性歸納概括為現代化三模式。
　　首先，最成功的就是英美模式。它之所以成功也很好理解，因為現代化就是其歷史傳統的自然演進。其它後發現代化國家，越是和英國傳統接近，現代化越容易成功，像中國這樣自身文明傳統與之相距甚遠的國家，現代化的難度自然就會很大很大。所以，我們既沒有理由急躁，也不應該苛責前人的失誤。
　　英國模式特別值得我們記取的要點有三條，一是“漸進、有序、可控的改良而不是激進革命”；二是“先法治後民主”；三是“促成中派的聯盟”。這些成功的經驗容我們後面再談。
　　除英美之外的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都會遭遇和中國類似的或大或小的困難。其中有一些國家選擇了背離英美模式的不同道路，影響最大的是兩個：極右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德日模式；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極左的激進革命、大折騰的法俄模式。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這兩種模式都是不成功的。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我們近代以來先是要走德日道路，辛亥之後又180度大轉彎，走向法俄模式，唯獨沒有選擇英美模式。這是很難全部歸咎於前人的，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之下，我們也未必會比他們更高明。所以，對於不論是自強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還是辛亥革命以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都不妨多一分同情式的理解，少一些苛責與傲慢。

　　先法治後民主

　　絕大多數人、包括西方人至今把自由和民主混為一談，其後果對於發展中國家極其有害。西方人尋常所說的“民主”，其實就是指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只不過是把自由民主的前置詞“自由”省略之後的簡稱罷了。這是當今已經傳佈於全球的主流民主，是自由憲政、法治和人權保障約束下的民主，是自由和民主的混血兒。
　　自由民主的“自由”是指“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即“人權”，也就是自由憲政的根本大法憲法所規定的，每個人——只要是人，哪怕是白痴和“十惡不赦”的罪犯，不是阿貓阿狗、草木石塊，就必須平等享有的一套基本自由權利，這就叫人權。罪犯除去依法剝奪的部分基本權利之外，仍然必須享有其它人權。顯然，人權保障和主張一個階級有無限權利、另一個敵對階級毫無權利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根本衝突，水火不容。而法治和憲政則是人權保障的法律和制度設置。自由、人權、法治、憲政，說的其實就是一回事。
　　人權保障在西方經歷了一個所謂“三代人權”的進步過程。
　　第一代人權，是指人身安全（主要是指非經憲政和法治下的獨立公正的司法審判，任何人不受逮捕和其它人身自由的限制）、私有財產保障、經營、擇業、創業、居住、遷徙、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每個人都享有的自由權利，但不包括平等政治權利，此時的政治權利還只是少數人的特權。
　　第二代人權，才是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是所有成年公民平等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三代人權，則是所謂“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主要體現為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和社會福利權。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認為當前最關鍵的是儘快大幅度落實第一代人權，同時把第三代人權提前，第二代人權則放到最後。主要理由在於，第二代人權的“涉他”（涉及他人）性最強，一旦行使，立即從“權利”變為“權力”（“權力”和“權利”切不可混淆，“權力”是“我施加於他人的”，“權利”是“我享有的”。或者說，權力是涉他的，權利是不涉他的），所以對於公民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一個長期的培育過程，需要自下而上逐級遞進。第一代人權中政治性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利也帶有類似的涉他性質，只不過程度稍遜罷了。
　　“法治”是指法律之治，正義的良法高於一切人（不管是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一切機構和組織（包括政黨）；正義良法切實有效地約束一切人、機構和組織。而“正義良法”的核心就是人權保障，不能切實有效地保障人權的法律就是非正義的惡法。
　　“憲政”或說自由憲政，其核心是分權制衡——權力、尤其是政治性質的權力不能集中在無論是一個人、少數人、多數人或某個組織機構的手裡，必須分散掌握在不同的人和組織機構之中，而這些人和組織機構之間要形成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平衡（不能畸輕畸重）、相互合作的關係。而專制則恰好相反，一個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或某個組織機構掌握一元獨大、不受監督約束的絕對權力——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就是獨裁或專政；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就是寡頭專制；集中在多數人手裡，就是多數人的專制、“多數暴政”。法治是用法律約束權力，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還必須分權制衡，“以權力約束權力”，讓權力互相約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字面規定也是分權制衡的——人民代表大會掌握立法權，政府即國務院掌握行政權，檢察院和法院掌握司法權，然而由於極左路線從根本理念上就否定人權、法治和自由憲政，全部政治權力實際上卻是集中在少數人甚至是一個人手裡。這就是為什麼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就是要從權力集中，改革為權力分散制衡。鄧小平對此早有闡述，只是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而已。
　　“民主”則有很不相同的兩個傳統，形成了兩種民主類型，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結果。一個傳統，就是英美傳統，形成了自由民主，已如上述。這個英美傳統的“民主”，就是指第二代人權的平等政治權利，很顯然，它是基本自由權利的一部分，這個民主是和自由完全一致的。另一個民主傳統，則是希臘-法國傳統，它從古希臘城邦發源，斷斷續續地傳到法國啟蒙運動的盧梭這一派（集體主義、浪漫主義、激進民粹的一派），深刻影響了法國大革命，然後經過巴黎公社、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等，一路傳下來的激進民粹民主，它的詞義本原是“人民的統治”，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人民”不是全體人民，而是指占人口多數的窮人、底層民眾、體力勞動者，所謂“工農大眾”，因此，這種民主就是多數窮人的統治。按通俗的流行說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很容易理解，“平等政治權利”和“少數服從多數”是根本衝突的——少數服從多數意味着多數壓倒少數，哪還有什麼平等權利？顯而易見，第一種民主就是自由的一部分，而第二種民主則是反自由的。而恰恰由於第二種民主不理解、不承認人權，於是一定會走向多數窮人絕對的、不受約束的權力，而這就是多數人的暴政。文革中的“群眾專政”便是其典型。
　　自由民主是右翼的民主觀，這是權利視角、關注“如何統治”問題的民主觀。民粹民主則是左翼的民主觀，是權力視角、關注“誰統治”問題的民主觀。一個良治社會，重要的恰恰是如何統治，而不是誰統治。只要有了切實有效的人權保障，誰統治其實都並不重要。這是一種政治消腫術，它卸載了政治的大部分負擔，使得政治變得比較簡便易行、對社會生活的干擾比較小，國家當然也就易於實現長治久安。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美國誰當總統都無傷大局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句老生常談說說容易，但什麼才叫做人民的根本利益，卻人言言殊。我們認為，“人民”只能是不排斥任何一個人的全體國民，而“根本利益”就是那一整套人權保障！除去這些基本自由權利即人權之外，其它利益都可以說是非根本性的附加利益。
　　政治改革難以啟動的重要原因，是許多人、尤其是社會中上層和“先富起來的”人們普遍存在三種顧慮：一是失控，二是民主決策效率低下，三是利益受損。而法治先行的優點恰恰是能夠解除這三種顧慮。第一，法治不但不會瓦解秩序（秩序即“穩定”，“穩定”不過是秩序的直感式表面理解），反而能用法律劃定政府和人民的行為界限，越界的違法行為得到有效制止，從而既強化了秩序，又保障了自由，同時也保障了包括官員在內的每個人的合法利益。不同的民主化過程，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民粹式的民主化導致秩序瓦解、破壞穩定，而先法治後民主的民主化則加強秩序、促進穩定，因為法治下的秩序具有根本性的合法性，而專制秩序則缺乏這種合法性。第二，如前所述，法治使得“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基本人權得到切實保障，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置在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過程之外，這種政治消腫術使得政治決策的負擔大為減輕；同時，自由民主是間接民主，是選民定期授權、精英決策並治理，不是事事都要事先徵得選民同意，這樣的民主不會導致決策低效。加上自由民主的決策具有根本性的合法性，因此能夠極大地獲得社會贊同，從而有力地排除干擾、提高效率。第三，法律不可回溯（法律不能適用於未頒行之前），這是法治的原則之一；法治又只能是歷史演進、逐漸完善的，因此，那些法律空白期的所謂“原罪”是不應該追懲的，這就意味着建立在演進理性、歷史合法性基礎上的法治，將合理阻塞那種用抽象理性的絕對正義標準一味要求報複式追究的高調道德極端主張的進路，大有利於實現社會和解，大有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
　　依照“先法治、後民主”的英美現代化模式的成功經驗，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顯然應該以法治、憲政作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作為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乃至三民主義等等政治改革派的“最大公約數”。
　　以上所論述的若干基本概念極其重要。沒有這樣一套基本共識，我們一搞民主，十之八九，就是多數至上，就是把少數服從多數當成天經地義，就是落入“普選迷思”、“多數決迷思”（“迷思”是Myth“神話”的音譯）和“參與爆炸陷阱”，就是多數暴政式的激進民粹民主，結果便只能是貧富惡鬥、階級鬥爭、天下大亂，改革開放的一切成果付之東流。類似泰國或委內瑞拉等國家民主化失敗的案例數不勝數，以為“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這樣的盲目樂觀非常有害，極其危險。

　　促成中派聯盟，嚴防極端主義

　　制度的創設必須依靠一定的社會力量。現代和諧社會的創設則需要中左、中右兩大力量成為主流，通過這兩大主流既競爭、又合作的互動來創設。這也就意味着必須防止極左、極右、極端民族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等極端主義勢力崛起成為主流。
　　中左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是激進革命的極左力量往中間立場靠攏，合法化、溫和化而形成的，它代表社會中下層，主張擴張窮人的權利、擴大民主的範圍和深度，加大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力度，強調平等、友愛、合作、關注弱勢群體等價值目標，關注“如何分蛋糕”。中右則是“有同情心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它們代表社會中上層，主張基本自由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主張限制任何人的權力、包括限制多數窮人的權力，崇尚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關注“如何把蛋糕做大”，反對過分的、降低效率和投資積極性、政府財政負擔不起的社會福利，強調每個人的獨立自主、自我負責，通過自由平等的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同時，雖然雙方有很大的區別，但又存在對於上述現代良治社會“三角凳”的基本共識，認同自由民主的基本遊戲規則，反對各種極端主義，反對使用非法暴力來達成自己的主張。中左和中右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中產階級，通過持續的經濟發展，同時讓廣大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得中產階級壯大成為多數，和諧社會才能有穩固基礎。
　　極左，就是主張使用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專政”這些與和諧社會根本不相容的手段，來“徹底砸碎舊社會”，建立起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的斯大林模式保守派，和90年代之後冒頭的新毛派。這一派人反對我們的改革開放，一心要把改革開放拉向倒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那個舊傳統體制。他們現在的主要口號是殺貪官、剝奪富人、封殺自由主義右派。他們利用權錢交易盛行、貧富懸殊、貪官越殺越多等等不良現象作為口實來煽動民眾，具有相當大的製造嚴重社會動亂的能量。
　　極右主要包括兩部分人。一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們認為市場本身就是公平的，社會福利則不公平，是獎懶罰勤、獎劣罰優，是對私有產權的侵犯。二是激進民粹民主派，他們天真地認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選制，然後少數服從多數；只要全面實行普選制，就有了民主，所以，民主很簡單，連小學生都會；而實現民主的唯一障礙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因此，民主化就是推翻共產黨。
　　極端民族主義者眼裡只有“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必須靠專製鐵腕，靠強政府、大政府，靠擴張軍備，什麼人權，什麼自由民主，這些都是 “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妄圖遏制中國崛起的大陰謀，因此，必須和西方陣營、和美國作堅決鬥爭，必要時不惜一戰而且必有此一戰。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翻版，如果他們成了氣候，就會把中華民族拖進同樣的民族浩劫之中。我們不妨把這一派叫作新法西斯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作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任何一種合理的主張一旦走了極端，都是自毀性的，一定走向反面。任何極端主義，尤其是上述幾種極端主義都是和諧社會的對立面。我們中華文明的主流是中庸和諧，也就是反對走極端，這是我們古人極高的政治智慧，那時雖然沒有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但我們的歷代先賢有特別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中庸和諧就是對這些經驗的總結。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傳承這些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剔除皇權專制的糟粕，然後用當代科學的研究方法把它系統化、理論化。
　　未來最大的危險，就是法治、憲政遲遲不上軌道，導致吏治腐敗日益惡化，官員們從“腐敗但還不無能”，發展到“既腐敗又無能”，再發展到危機失控、政權崩潰、社會失序，然後，就是上述幾種極端主義勢力一併崛起！
　　我們衷心希望執政黨認真考慮往中左靠攏，同時給中右合法的發育空間，同時嚴防各種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只要中左和中右成為穩定的主流，那麼，任何極端主義都掀不起大浪，中國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有了根本保障。

　　為何越維穩越不穩？

　　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越維越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匪夷所思的是，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曾經想過，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各種社會矛盾衝突頻發，群體性事件每年逾20萬起，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公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不是刑事犯罪的罪crime）——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況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註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傳統極左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這種理論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敵人”—資產階級雙方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方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左右為難——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處置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遺憾的是，我國政府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仍然是在法治（rule of law）和階級鬥爭學說之間搖擺，自相矛盾、互相抵消，一面主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面又沿用“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傳統理論，其結果當然是令各級政府茫然失措！
　　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裡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主觀任意，沒有客觀標準；是權力不清、責任不明，也就根本無法問責。這就充分說明，“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傳統極左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可悲的是，我們的高層決策者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關鍵性、嚴重性，依然抱殘守缺、無所作為，聽任整個國家機器在如此混亂的舊軌道上滑行！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它下位法，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我國雖然早在1954年就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1989年10月31日也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憲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況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況，把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包括黨政官員——的人身安全和其它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政府言行不一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布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境地？
　　在幾乎所有的群體性事件當中，都可以突出地感受到一個死結——抗議群眾對於政府官員深刻的不信任。無論官員做得好還是壞、對還是錯，群眾一概報以懷疑和嘲諷；無論誰替官員說話，群眾一概給予痛斥。這個死結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因為法治不彰，一方面官員手中掌握了太大、太多並且不受監督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運用時的主觀任意，施政違背人民願望、無視公民權益；另一方面則是群眾在長期的專制政治之下形成的“臣民意識”，缺乏公民文化和守法意識，劃不清合理合法要求與漫天開價之間的界限。這是一個雙方都不受規則約束的博弈；說得難聽一點，這是一種腐敗官員和刁民暴民之間的惡鬥，官民衝突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什麼是“臣民”？在專制穩固時他們是愚民、順民，專制鬆動時他們是刁民，專制崩潰後他們是暴民，這“四民”不可能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社會基礎。解開這個死結的辦法，只能是法治，和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會的建設——用法律既約束每一個官員、也約束每一個公民，使得雙方都切實遵守各自行為的合法界限；同時，用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會建立起政府與公民之間良性互動的行為模式，把惡性循環變為良性循環。
　　現在有一種理論，主張把改革分成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三步走。我們認為，這是沒有抓住當前問題的關鍵、脫離實際的書生之見。再不把法治儘快推上軌道，無論中南海有多麼高明正確的決策，都會被各級腐化官員層層衰減，弄得面目全非，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勢必日益弱化失效，市場和社會都必不可免地要日益惡質化，改革將全面大幅倒退，哪還會有什麼政治改革可言？社會改革應該、也可以提前，但法治、憲政、人權保障才是重中之重。
　　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加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這一類的話已經不知被多少人重複了多少遍，為什麼迄今效果有限？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能切實地從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極左治國理念，轉換為法律至高無上的現代法治治國理念。說得難聽一點，現在的關鍵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中層的“腸梗阻”，而是高層的“腦梗塞”了！體制內外，眾多有識之士一再提醒執政黨仔細研究清末新政功敗垂成的慘痛教訓，比如近來借辛亥百年紀念出版的兩本好書，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雷頤的《走向革命》，讀後撫今思昔，真令人感慨萬千！

　　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的培育

　　我國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發育遲緩，是現有的維穩方式效果不彰的另一大原因。缺乏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及其相應的公民文化、以信任為基石的“社會資本”作為基礎，經濟發達程度再高，現代化也是要失敗的，這早已是現代化理論的一項公認的常識。
　　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又翻譯成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它主要包括兩重含義：
　　1，獨立於國家干預的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尤其是指各種獨立自治的社團組織；
　　2，給國家權力劃定的一條法律界限。改革開放以來廣為人知的“國退民進”、“小政府大社會”、“服務型政府”等等提法，都可以歸入“培育民間社會”的主題之下。
　　法治國家意味着政治權力必須受法律的規限，政府行使權力必須限定在法律劃出的界限之內。在此界限之內，政府依法行使人民授予的權力，在此界限之外，就是民間社會的活動範圍，政府只有保護之責，沒有干預之權——除非有違法情形發生。非常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的《社團登記管理辦法》可以說是與此背道而馳的。該辦法規定民間組織必須服從某個政府控制的“業務主管部門”即所謂“掛靠單位”的管理，這就意味着我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法的民間社團和民間社會。這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人民有結社的自由”完全牴觸的，這一類違憲的惡法必須儘早廢除，否則，長治久安根本沒有可能。
　　由於長達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的歷史，尤其是極左的斯大林全能主義模式的影響，我國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發育困難重重。許多政府官員至今仍然把獨立自治的民間組織視為危險的異己力量，想方設法予以抑制和打擊。同時，廣大民眾也確實缺乏公民文化的素養，不懂得如何以守法、忍讓、相互妥協、平等協商的自由民主方式來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相反，卻十分習慣於要麼順從專制權威，要麼一味堅持一己私利，互損互斗。在這樣一種大環境之下，任何一點點微不足道的人際矛盾和社會衝突，都需要依靠政府出面解決，各級政府為了完成維穩任務，可以說是搞得焦頭爛額、疲於奔命，結果往往是小病釀成大禍。有鑑於此，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大力推進我國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發育這項社會治理的核心任務已經刻不容緩，同時也要強調，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發育也必須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從中小學生的公民教育、公民文化的大力宣傳普及，以及逐步擴展的民間組織的實踐起步，而這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大批具有相應素養和資格的精英投身於這項事業，意味着各級政府必須切實轉變觀念，與有志於此的民間精英通力合作，把大力培育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作為自己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再不徹底清理極左的那一套陳腐理念，繼續得過且過、抱殘守缺，那就大亂不遠了。
　　許多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包括一些眼界狹窄的經濟學家在內，以為市場經濟就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所講的那樣，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之下，通過自利的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達到經濟效益的最優。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我們國家，這隻看不見的手卻引導出了層出不窮、危害巨大的假冒偽劣產品。他們不懂得，經濟學理論是從若干高度簡化的前提推論出的抽象體系，許多隱含的必要前提和約束條件都被當做不言自明的事實而不曾提及，而恰恰是這些不言自明的事實在中國並不存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由法治、道德和公民社會這三樣東西構成的所謂“社會資本”——生產者、消費者等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信任、尊重與友好合作，守法、準時、誠信等商業道德，等等——良好、優質的市場經濟是必須紮根在這個“社會資本”的肥沃土壤裡面的。政府首先自己要廉潔守法並且能夠嚴格執法，官員和公民都要具備起碼的道德自律，但這還不夠，還必須有各行各業獨立自治的行業協會制定並監督職業規範的實施，隨時把那些害群之馬逐出本職業領域。沒有行業協會的監督和獎懲機制，商家的道德自律是建立不起來的。這些行業協會必須是本行業人士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的，出於本身的利益攸關，很難像政府官員那樣被腐蝕收買；同時，也只有這些內行人最知道採取什麼樣的辦法才能夠最有效地打擊假冒偽劣。事實早已證明，僅僅依靠政府，假冒偽劣只會愈打愈多，食品安全問題只會每況愈下！再不改弦更張，勢必民怨沸騰。

　　憲政改革的具體建議

　　最後，對於未來的憲政改革，我們冒昧提出八點建議，既就教於各界志士仁人，也希望執政黨認真考慮和採納。
　　1，首先要達成廣泛、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三十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與法治、與和諧社會根本不相容——法治的核心目標是保障每個國民的自由權利，哪怕是“十惡不赦”的罪犯，除去依法剝奪的部分權利之外，仍然必須享有其它人權，因此，法治國家決不允許把任何人設定為不受人權保障的“敵人”，國民之間不能有“敵我”之別，只有守法/違法之分。所謂“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區分是階級鬥爭學說的延伸，不能作為法治國家的治國理念。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局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所有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2，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如前述，其核心是分權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執行違憲審查職能的憲法法院的創立，以及媒體對司法的監督。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消弭絕大多數群體事件、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的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人大的關係。執政黨的領導應當體現在議會中多數黨對立法的主導，司法不過是執法，“照章行事”、依法判案而已，司法獨立怎麼會破壞“黨的領導”呢？行政部門的道理也一樣，行政不過是執行執政黨的政治決策而已，執政黨有什麼必要把手伸進行政的每一個層級呢？什麼都要管，勢必什麼都管不好，勢必民怨集於一身，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嗎！還可以考慮從最高法院定期派出巡迴法庭，審理民眾因司法不公的上訪，和地方行政訴訟案件，陳腐過時、政法不分的信訪制度則應大幅縮減，然後轉交給人大。英國13世紀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準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現代社會一定是分工專業化的社會，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分工專業化水準實在過於落伍，黨、政、立法、司法一把抓，混淆不清，民眾該找法院的事情找警察，什麼雞毛小事警察都要處理，該找人大的事情找政府，而人大代表由執政黨內定，除了每年開一次表面光鮮、隨聲唱和的大會（網民譏之為“大派對”）之外百事不理，選民連他的面都見不到，這樣的社會如何可能善治？分工專業化，黨才能像黨，政府才能像政府，議會才能像議會，法院才能像法院，一個四不像的政治體制是不可能建設起和諧社會的，相反，只能把國家民族領進混亂不堪的衰敗泥潭。目前存在的一個民怨最集中的問題是，新法不斷出台，但往往形同無物，根本得不到執行和落實，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源出於此，原因何在？就是因為各級黨委把政府、人大和法院全都抓在手裡，使得只要是涉及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案子，法院既無法獨立判案，即便作出公正判決也得不到執行。人民留給改革的機會和時間已經不多了！什麼叫“絕不照搬三權分立那一套”？是不原樣照搬，還是一點都不搬？原樣照搬既不必要，又不可能，等於廢話一句；一點都不搬，那不就是拖下去、敷衍下去，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發誓要大搞特權和腐敗嗎？清末新政失敗的殷鑑不遠，陳勝吳廣絕非民族福音，再拖下去，就橫禍將至了！

　　3，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主要是政治參與，和言論、出版、表達兩方面的權利。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精英層次的政治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成為獨立的立法機構。為平穩過渡計，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通過議會中的多數席位來主導立法、組織政府、行使行政權。同時，議會要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製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以街頭運動的抗爭方式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兩黨制優於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中左、中右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它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管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大眾層次的政治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藉以兼顧“在民主的實踐中學習民主”和“防止參與爆炸”兩個目標。人世間沒有什麼人人素質均等的絕對平等這回事，民主參與權的獲得應當與選民的素質相適應，在與選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選民的知識和眼界所及的村鎮和城市社區一級，當然可以、也應該實行直接選舉，而市縣一級則視具體情況既可以直選、也可以間接選舉，而省、自治區乃至全國則必須實行間接選舉，以堵塞民粹型群眾領袖篡權上台的機會。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試點的時候了，否則，愈演愈烈的“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900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又兼顧了“全面系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防止全局性動盪”這兩個目標。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儘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着各方麵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可以考慮對於出版物從事先審查逐步過渡到事後追懲，以及恢復內部讀物的出版發行，任何“反動”的“毒草”，都應該至少讓領導階層和各界精英了解。片面灌輸下的無知井蛙不可能承擔起治理複雜社會的重任，堅持信息封鎖的結果，只能造成官員們思想僵化、知識陳舊、眼界狹窄、和社會進步日益脫節，使得官民衝突、政府與各界精英的衝突日益惡化。既然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不可以“讓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呢？

　　4，官員（包括軍隊和警察）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事務官和一般公務員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5，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從精英民主到大眾民主，“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先從黨內開始建立起充分反映民意、引領社會進步的汰劣留良、除舊佈新的精英競爭篩選機制，然後，隨着各方麵條件的逐步成熟，再從黨內民主推進到全民民主，不失為一條積極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行路徑。對於全民民主，可以考慮在每次選舉之前，對選民先進行自由民主知識、能力的資格考試，成績合格才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就像文官、公務員的資格考試一樣。沒有理由認為，公務員需要具備一定資質，而選民卻可以矇昧無知。美國的移民入籍都需要考試，道理其實是一樣的。我們必須頂住壓力，在各個方面和民粹民主堅決劃清界限。此外，“選民資格考試”還會產生一個附帶效應：因為這個考試的公平性要以受教育權的平等為前提，所以，它必然會促進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

　　6，“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滿足歸屬需求、提供社會支持系統，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近年來的國進民退、“偽市場經濟化”已經成為爆發社會不滿的火藥桶，這種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的倒退趨勢必須儘快扭轉，國企（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應當退出一切盈利部門，只做市場和民企不做、或做不好的事。國企大把盈利，卻不上交利潤，名為國有企業，卻不受國民控制，其盈利國民無法分享，還到處伸手、與民爭利，甚至日益成為權貴資產階級的特權領地、腐敗溫床，這是天下奇談，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求市場經濟地位？

　　7，教育的方法和內容都要有明確的改革目標，就是要讓教育領域有充分的獨立自主和思想學術自由，着重培養具備“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和高尚情操的良好公民，而不能僅僅是精神文化空洞、人格養成缺位的職業培訓。執政黨自身的指導思想不應該變成獨霸天下的一元化強迫灌輸，而只能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在和其它多元思想的平等競爭中努力勝出。馬列主義有多少真理性、先進性和優越性，只能在這個多元思想的自由平等競爭中來證明自身，靠政府權力強行灌輸終歸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執政黨思想創新的任務很艱巨，但是勢在必行，只要下定決心、穩步推進，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否則，“保持執政地位”就是一句空話，就只能靠暴力來維持，正在蓬勃興起的中產階級、企業家、知識界、網民是不可能長久容忍的。

　　8，目前的民族劃分、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等“民族政策”是照搬斯大林的，理論上錯誤、實踐上有害，蘊含着國家分裂的極大風險。“民族”作為領土、人口和歷史文化的集合體，應當按照“國族”來定義，全中國只有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56個“民族” 應稱為“族群”，僅僅是語言文化概念，不能包含“領土”內涵。族群的集體權利只限於保持自身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和歷史傳統的權利，不應該有領土和政治方面的集體權利，相反，應該完全取消目前的“民族”身份，大力提倡族群融合混居。第一步，可以考慮通過重划行政區域，把目前的省、自治區拆分成50—60個行政單位。

　　總而言之，執政黨一定要走在社會進步的前面引導改革，前瞻性、全局性的改革頂層設計必不可少，尤其是一定要清楚了解“哪條路是絕不能走的”。改革已經進入風險越來越大的核心攻堅階段，繼續在河裡瞎摸一氣十之八九要導致不可挽回的巨大失敗。“代表先進文化”不應淪為空談，死抱住西方160多年前的激進邊緣思想理論不放（別忘了那還是前清道光年間的東西！），“先進”從何談起？另一方面，改革的頂層設計並不需要如同公司《商業計畫書》那樣完備的方案，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原則的改革措施都不妨嘗試一下。早開始、穩步走，“碎步快跑”，和社會進步力量保持同步，既不能超前太多，更不能落後於社會進步的步伐，按照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的“交替運用費邊戰略和閃電戰術”推進改革（見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執政黨才有可能掌握改革的主動權，不至於重蹈清末新政的復轍。辛亥之前，我們錯失了君主立憲的良機，現在，中共能否抓住“黨主立憲”的歷史機遇，必將成為決定中共歷史功過的分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一）司法獨立；（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儘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
　　（2012.3.31.本文原為內部交流資料《治理通訊》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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