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

在墨西哥革命（大至以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新宪法的成立或1920年）中，最著名的英雄是原住民出身的起义领袖萨巴塔Emiliano Zapata。他领导的南部贫苦农民运动的简朴要求就是夺回被欧洲殖民者掠夺、成为私人农庄的土地，建立农村公社，是典型的墨西哥特色的安那祺主义运动。1994年，墨西哥南部的恰巴斯省原住民起义时，就取名为萨巴塔民族解放军（西班牙语缩写EZLN）。EZLN成为当代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2004年底，我们去墨西哥城考察时，就遇到EZLN的支持者。[1]

而墨西哥革命的精神领袖正是与萨巴塔同样受到敬仰的安那祺主义者马公Magon [2]。萨巴塔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马公影响，其“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正是从马公的宣传中得来的。

马公出生于1874年墨西哥的独立纪念日，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反抗专制的运动。1900年，他与大哥Jesus以及另一个同志创办报纸Regeneración（再生），由此开始了革命的一生。《再生》成为反对独裁者Diaz“再选”（墨西哥原宪法本来只允许总统当选一届）的自由党的重要阵地，其成员数次遭到逮捕、迫害。两年后，马公的大哥从革命活动引退、与中国裔女性结婚后从事体制内的律师行业。但他的弟弟Enrique加入革命行列、从此与他并肩战斗到生命的尽头。

1903年6月9日，墨西哥市法庭（最高法院随后也认可）宣布任何刊物刊载马公兄弟的文章都属“非法”。坚强不屈的马公两兄弟于1904年1月腰无半文进入德克萨斯，于同年11月5日恢复《再生》报刊，以美国为据点宣传、鼓动、指导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墨西哥革命。

《再生》最高潮时有3万读者，除了偷运进墨西哥外成为墨西哥革命的先声外，也成为美国境内墨西哥裔影响最大的政治刊物，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他们的“连黑人都不如”的生活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国，马公兄弟进一步接触到社会主义和安那祺主义，彻底树立起安那祺主义的信念，把批判的笔锋也毫不留情地指向墨西哥革命中除了萨巴塔起义军以外的一切台上台下的政治势力的最大后台—美国政府。例如《再生》1910年11月12日号的“对私刑处决的回应”一文中指出：“拉美民众所受到的攻击来自于百万富翁们的野心的煽动。这块富饶的土地引起华尔街的贪婪，富豪们要利用爱国主义的疯狂来迫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无辜的人民。谁不记得哥伦比亚的主权被分割？[3]谁能忘记这个国家的富豪们是如何反对委内瑞拉的独立的？白宫对拉美的吞并政治、对墨西哥的Diaz那样的放肆的独裁者的扶持政策，能隐瞒谁呢？谁不知道：无论何处出现一个不顺从美国意志的政府，它迟早要被美国的富豪们支持、策划和煽动的叛乱颠覆？……难道公众不知道推翻尼加拉瓜总统Zelaya的美国冒险家们是由华尔街的黄金支付的吗？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墨西哥人民难道会忘记他们抵抗美国富豪们抢夺墨西哥土地而流出的鲜血吗？[4]”（198-199页）。我们2004年底参观墨西哥市中心广场侧面的国立宫殿纪念馆，那里有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Diego Rivera的最杰出的巨幅政治壁画。我看见年轻无邪的士兵们持枪包围着那些把华尔街描绘为魔鬼的宣传画，感到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政治遗产和安全。我们也观看了国立剧院表演的墨西哥现代革命歌剧，那些持枪的女战士舞蹈让我想象起在过去萨巴塔和现代EZLN起义军中的原住民妇女。上个世纪70年代在墨西哥大学研究拉美政治的Hobbs律师告诉我：从30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墨西哥就是拉美和西班牙的动荡政治的“新大陆”避难所；至少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是墨西哥的支配意识形态（如弗洛姆）。这要感谢马公他们留下的反抗资本支配的精神遗产。

难怪美国政府不惜罗列借口，把马公兄弟投入监狱。在1915年9-10月德克萨斯州具有安那祺思想的墨西哥裔农民工持枪抵抗的事件中，洛杉矶时报等“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坚持这是种族冲突、抵抗者的主要目标是杀死白人、挑起战争，直到墨西哥在1847年失去的大片土地回到墨西哥。”（207页）。马公被墨西哥当局派来的的奸细散布说成是事件的精神领袖（206页）。这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墨西哥革命的紧张前夜（1906-08年），身在加州的马公，拒绝回到墨西哥“指导”革命，也拒绝来到直接接近、推动墨西哥革命起义的美国墨西哥裔的中心德克萨斯（76页）。

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法国的安那祺主义刊物，都由此指责马公“叶公好龙”。其实，他们不理解墨西哥革命的本质，也误解了马公作为一个安那祺使徒对于墨西哥革命只诉诸部分政治目的（如禁止总统再选）而没有触及经济变革（如土地公有化）的失望。在进军墨西哥的叛乱三巨头中，象征推翻Diaz独裁的照片上，坐在总统席位中央的Villa控制墨西哥北部靠近德克萨斯的边界部分，是一个受到美国冒险家们支持、操纵的军阀，出卖革命，被马公痛骂为“犹大的儿子”（215页）。[5]大庄园主出身的实力派Madero控制墨西哥后，摆出自由主义改革家的姿态，派遣马公的哥哥和一个过去的同志，到美国邀请“战友”马公回去当他的副总统，遭到马公的断然拒绝：“直到农民分到土地、工人掌握生产工具，自由主义者不会放下武器的”（359页）。但美国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工会组织都背弃了马公。在美国劳工中深得人心、曾经帮助马公（第一次入狱）出狱的“琼斯大妈”到墨西哥与Madero见面，得到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的保证，非常满足。她认为墨西哥革命已经成功，回到美国劝马公回到墨西哥去掌权，没想到遭到马公“不能出卖无权无势弟兄们”的痛斥，大骂马公不通人事，彻底分道扬镳。至于劳联-产联的头目Gompers，更忠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见马公不肯回墨西哥，取消了援助的诺言，急忙赶去墨西哥与Madero交易了。连同时被美国统治阶级投入过监狱的社会主义领袖Eugene Debs也务实地判断马公的安那祺主义不适合墨西哥革命的现实（80页）。我不由得“同病相怜”，回忆起伟大的中国89民主运动在北京被镇压后，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当局都向我提供各种拉拢诱饵。我那时只想到《红岩》中共产党员干部许云峰的故事，[6]回复说：“如果所有参加过抗议活动的留日同学都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也可以接受。”后来，当各权力当局知道我的安那祺主义信念，合谋迫害（包括殴打）我时，那些期待从我们身上得到现实功利的人们就回避我们。在日本社会党头头们同时坐在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首相”和最高立法权力“国会众议院议长”位子上的1995-96年，我们却不得不逃离已经留学、工作了十年之久的日本！

为了有别于过去的自由党，马公和支持者们1905年9月28日组成“墨西哥自由党筹备军政府”（简称PLM）准备墨西哥革命。这时，马公已经变为彻底的安那祺主义者，但如马公1908年6月13日给他弟弟Enrique的信中所述：“为了获得人民的更大的真实利益，即使对于把我们视为领袖的人，我们必须把安那祺主义改装起来。这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我们已开始就自称安那祺主义者，没有人会追随我们。”（112页）所以，PLM要继续利用自由主义的盾牌（64页）。这也可能是离开墨西哥之后造成的失策。1911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已经在墨西哥取得初步胜利，PLM中许多过去的战友、支持者都回到墨西哥去与Madero妥协或分赃革命果实了。马公毕竟不是政客，没有精明地早一点把PLM纲领转换成安那祺主义战线，使那些在PLM旗帜下起义的墨西哥民众很容易被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军阀、政客收编了。

PLM唯一的军事成功是1911年1月从加州组织约5百人越过国界，夺取了墨西哥的巴哈·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巴哈本身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战略价值。更不幸的是，这支从加州出发的PLM国际军夹杂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其中的一个好莱坞演员宣称把巴哈从墨西哥分离出去独立（下一步再并入美国），正好中了墨西哥政府的宣传计谋，说他们是“外国商贩”；临时招到的指挥官Pryce原为波尔战争的职业雇用兵，他不仅偷走了资金，又想宣称巴哈为英国领地。五个月后，Madero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派遣军队经由美国领土，进入巴哈，轻易地击败了PLM国际军，彻底粉碎了马公/安那祺主义在政治上领导墨西哥革命的可能。

有人指责马公没有从洛杉矶进入巴哈，亲自领导起义。但是，除了正在被美国法庭起诉外，马公已经不认为自己或任何“领袖”能够、应该指挥革命。马公知道，没有得到美国进步势力的理解和支持，墨西哥社会革命的道路非常遥远，在军事上的行动，既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在《再生》1912年6月15日号的“领袖”一文中指出：“领袖想支配、得到服从、高高在上。领袖绝不会为了穷人而实行一套基于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社会制度。……墨西哥弟兄们，学习我们1911年9月23日发表的宣言里的高贵原则，在它们的指导下发挥主动性工作吧！”（248-249页）。更重要的是，马公切身感到：在美国法庭上的斗争，更有必要和意义，因为墨西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控制着。另一方面，没有马公的直接参与，墨西哥革命毕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1917年生效的新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PLM的1906年纲领，包括新闻、集会、工会、政党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义务教育等，比今天的中国宪法还进步得多。[7]

通过在美国的斗争经历，马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对墨西哥的政治命运的关注。马公对在墨西哥社会中具有支配影响的天主教会也恨之入骨。例如，《再生》1911年9月23日号的“宣言”中指出：“资本、权威、教会这黑暗的三位一体用计谋、暴力和犯罪把千万劳动民众的血汗、泪水和牺牲的产品吸入他们的掌心，让地球成为他们的天堂；这三位一体让地球成为那些农民、机械、建筑和运输工人的地狱”（138页）。为了反抗教会，马公在斯蒂纳的《自我及其所有》中找到启发：“大人物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我们跪者。让我们站起来！”。尼采对上帝的攻击也从理论上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这对我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时是否收入斯蒂纳和尼采，有一定的参考。值得幸慰的是：正是马公等人的批判，促进了天主教的改革，使天主教在墨西哥和整个拉美扮演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年过八旬的恰巴斯主教Ruiz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EZLN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他2004年11月访问加州时，我曾参与接待，向他简单了解情况，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1918年8月15日，在墨西哥革命和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马公与同志Rivera竟然被美国法庭以“煽动罪”判处20年和15年徒刑。1920年11月，墨西哥国会议员、马公的老战友Gama成功游说墨西哥政府给与马公和Rivera养老金，遭到马公的断然拒绝。但这也说明墨西哥政府毕竟不同了。1921年6月，墨西哥政府指令其华盛顿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马公和Rivera。同时，墨西哥的工会等组织在不同的场合罢工抗议，要求释放马公。人们有理由期待：墨西哥革命的精神领袖自从1904年以来，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其中一半在监狱中度过），不久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不幸的是，马公在1922年11月21日被发现死于监狱。监狱鉴定原因是心脏发作，但他的牙齿和喉管上留下的被打击的痕迹使人拒绝接受监狱的说法。第二天，在Gama的再次游说下，墨西哥国会决议表彰“伟大的墨西哥革命者、烈士和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一个墨西哥裔囚徒奋起报仇，刺杀监狱长，被7个监狱士兵杀害。1923年1月5-15日，马公的遗体被运回墨西哥，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墨西哥民众的瞻仰。与1919年4月10日被谋杀的萨巴塔一样，马公之死，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出卖了。3月1日，马公的弟弟被释放，也回到了墨西哥。10月2日，马公的战友Rivera也回到了墨西哥。

在托洛茨基遇难的纪念馆，第四国际的日本友人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工作了几年，还是不理解那里的政治。其实，马公的传奇，已经回答了我的关于墨西哥政治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只有墨西哥才接纳走投无路的托洛茨基？”。当我对比被出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主运动，不由得由衷地羡慕和赞美墨西哥革命的良知、灵魂、使徒和殉难者马公、萨巴塔和他的安那祺主义战友，更加坚定了安那祺主义的社会革命信念。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0年6月17-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