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歷史學家、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弗蘭克·迪科特（Frank Dikötter）最近出版了新書《赤色黎明籠罩中國：共產主義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類》。作家弗朗西斯·P·森帕（Francis P. Sempa）昨天7月24日晚上在《美國觀察家》雜誌發表書評: “共產主義中國是如何生成的：毛澤東的勝利得益於蘇聯的戰略、國民黨的失敗以及美國的戰略誤判”：

荷蘭歷史學家、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弗蘭克·迪科特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研究中國共產黨最傑出的歷史學者。在這一過程中，他揭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些悲劇性失敗，尤其是在1945年至1949年中國內戰這一關鍵時期。迪科特的新書《赤色黎明籠罩中國：共產主義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類》探討了中國共產黨走向權力巔峰的歷史，從1921年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與國民黨及多個軍閥之間展開權力鬥爭，最終於1949年10月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這本書也重新提出了20世紀50年代初那個著名的政治問題：“是誰丟失了中國？”

迪科特的歷史敘述依據了數百卷1923年至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文件、國民黨檔案、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Chiang Kai-shek）的私人文件、有關共產國際在中國活動的俄羅斯檔案，以及來自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檔案資料。儘管迪科特沒有明確回答究竟是誰丟失了中國，但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中國共產黨在發動“無限制戰爭”時的殘酷無情、日本侵華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中國社會和經濟遭受的嚴重破壞、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蘇聯在內戰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援助，以及杜魯門政府災難性的外交政策，而後者部分源於媒體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性報道、美國政府內部共產黨同情者和間諜的影響，以及政府最高層的天真判斷。

馬歇爾赴華調停是一場史詩般的政策失敗，而這一失敗，再加上美國對國民黨時斷時續的援助，最終幫助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勝利。

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在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國國內政治角力期間，斯大林始終保留各種選擇，有時拉攏蔣介石及國民黨，同時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建議、指導和援助。斯大林最初的目標，是將日本的地緣政治擴張方向引離蘇聯（蘇聯與日本曾於1939年爆發一場短暫戰爭）；二戰結束後，則希望建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並與蘇聯結盟的中國。他通過殘酷、狡詐、欺騙以及嫻熟的外交手段，實現了這些目標。

中國領導人毛澤東（Mao Zedong）在殘酷、狡詐和欺騙方面，與斯大林不相上下——尤其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更是如此。當時，毛澤東以建立“統一戰線”為名，假裝與國民黨合作，但實際上幾乎沒有為抗擊日軍提供真正幫助。相反，正如迪科特所展示的那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一直在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之後，取得相對於國民黨的軍事和政治優勢而進行部署。

然而，美國記者和作家，尤其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和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卻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描繪成帶有小寫“d”的鄉村民主主義者，同時撰寫了迪科特所稱的針對蔣介石政府的“猛烈控訴”。斯諾於1937年出版的極具影響力的著作《西行漫記》，將毛澤東塑造成一位偉大人物和天命之人。迪科特認為，這本書幾乎就是共產黨宣傳品。與此同時，懷特在他的報道中淡化了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着重強調國民黨的腐敗。

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和間諜還滲透進入羅斯福和杜魯門政府。迪科特指出，美國副總統亨利·A·華萊士（Henry A. Wallace）曾大力讚揚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迪科特寫道，美國外交官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以及陸軍上校戴維·巴雷特（David Barrett）不斷向華盛頓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同時“激烈批評蔣介石、他的政府以及他們的軍隊……認為他們無能且不可靠。”根據迪科特的說法，謝偉思曾向菲利普·賈菲（Philip Jaffe）提供關於國民黨作戰部署的絕密文件，而賈菲隨後將這些文件轉交給蘇聯情報人員。迪科特還引用謝偉思1999年的一段話稱，他希望毛澤東贏得中國內戰。

羅斯福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對華政策，是迫使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延續了這一政策，最終派遣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作為調停人，試圖促成毛澤東與蔣介石合作。迪科特寫道：“馬歇爾依然相信，共產黨人並非教條主義意識形態者，而只是一些鄉村改革者，他們能夠幫助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

馬歇爾通知蔣介石，美國的財政和軍事援助，取決於蔣介石是否同意與共產黨停戰。杜魯門與此前的羅斯福一樣，向蔣介石施壓，要求其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這實際上是一劑導致中國政治災難的配方。馬歇爾促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停火，而這為紅軍“重新整訓部隊、從農村招募士兵，並接受來自莫斯科更多訓練、建議和援助”提供了充足時間。

馬歇爾赴華調停是一場史詩般的政策失敗，而這一失敗，再加上美國對國民黨時斷時續的援助，最終幫助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勝利。隨着共產黨重新發動內戰，杜魯門政府實施了一項從1946年底持續到1947年盛夏的武器禁運。與此同時，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卻持續不斷，並且不斷增加。

迪科特描述了隨後爆發的一系列軍事戰役。在這些戰役中，共產黨發動了“毫無任何規則約束的無限制戰爭”，並進行了一場場“毫不留情的消耗戰”，最終征服了中國大陸，迫使蔣介石撤退至福爾摩沙（台灣）。迪科特寫道，在中國內戰的戰場上，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最終取得勝利，是因為它“精通一種極其傳統的權力追求方式，通過不受道德約束地運用軍事戰略戰勝對手，包括運用孫子及古代其他偉大戰略家所提出的幾乎所有古老戰術：偽裝、撒謊、欺騙、撤退、打擊、奔襲、破壞；將一切都視為實現最終目標的手段。”

中國共產黨勝利所帶來的後果，至今仍伴隨着我們。在中國，這場勝利導致了1958年至1962年間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躍進慘劇（迪科特曾在《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對此進行了研究），以及1966年至1976年間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恐怖（迪科特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此進行了研究）。在國際層面，中國共產黨贏得內戰，隨着時間推移，造就了一個兼具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競爭性的世界大國對手，而這個對手正試圖利用其版本的“無限制戰爭”，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首要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