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历史学家、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弗兰克·迪科特（Frank Dikötter）最近出版了新书《赤色黎明笼罩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作家弗朗西斯·P·森帕（Francis P. Sempa）昨天7月24日晚上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表书评: “共产主义中国是如何生成的：毛泽东的胜利得益于苏联的战略、国民党的失败以及美国的战略误判”：

荷兰历史学家、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弗兰克·迪科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研究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历史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他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悲剧性失败，尤其是在1945年至1949年中国内战这一关键时期。迪科特的新书《赤色黎明笼罩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权力巅峰的历史，从1921年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与国民党及多个军阀之间展开权力斗争，最终于1949年10月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这本书也重新提出了20世纪50年代初那个著名的政治问题：“是谁丢失了中国？”

迪科特的历史叙述依据了数百卷1923年至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文件、国民党档案、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Chiang Kai-shek）的私人文件、有关共产国际在中国活动的俄罗斯档案，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档案资料。尽管迪科特没有明确回答究竟是谁丢失了中国，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无限制战争”时的残酷无情、日本侵华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中国社会和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苏联在内战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援助，以及杜鲁门政府灾难性的外交政策，而后者部分源于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性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共产党同情者和间谍的影响，以及政府最高层的天真判断。

马歇尔赴华调停是一场史诗般的政策失败，而这一失败，再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时断时续的援助，最终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角力期间，斯大林始终保留各种选择，有时拉拢蒋介石及国民党，同时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建议、指导和援助。斯大林最初的目标，是将日本的地缘政治扩张方向引离苏联（苏联与日本曾于1939年爆发一场短暂战争）；二战结束后，则希望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并与苏联结盟的中国。他通过残酷、狡诈、欺骗以及娴熟的外交手段，实现了这些目标。

中国领导人毛泽东（Mao Zedong）在残酷、狡诈和欺骗方面，与斯大林不相上下——尤其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毛泽东以建立“统一战线”为名，假装与国民党合作，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为抗击日军提供真正帮助。相反，正如迪科特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一直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后，取得相对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优势而进行部署。

然而，美国记者和作家，尤其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却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描绘成带有小写“d”的乡村民主主义者，同时撰写了迪科特所称的针对蒋介石政府的“猛烈控诉”。斯诺于1937年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西行漫记》，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位伟大人物和天命之人。迪科特认为，这本书几乎就是共产党宣传品。与此同时，怀特在他的报道中淡化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着重强调国民党的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和间谍还渗透进入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迪科特指出，美国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曾大力赞扬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迪科特写道，美国外交官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以及陆军上校戴维·巴雷特（David Barrett）不断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同时“激烈批评蒋介石、他的政府以及他们的军队……认为他们无能且不可靠。”根据迪科特的说法，谢伟思曾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提供关于国民党作战部署的绝密文件，而贾菲随后将这些文件转交给苏联情报人员。迪科特还引用谢伟思1999年的一段话称，他希望毛泽东赢得中国内战。

罗斯福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对华政策，是迫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延续了这一政策，最终派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作为调停人，试图促成毛泽东与蒋介石合作。迪科特写道：“马歇尔依然相信，共产党人并非教条主义意识形态者，而只是一些乡村改革者，他们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

马歇尔通知蒋介石，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取决于蒋介石是否同意与共产党停战。杜鲁门与此前的罗斯福一样，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一剂导致中国政治灾难的配方。马歇尔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停火，而这为红军“重新整训部队、从农村招募士兵，并接受来自莫斯科更多训练、建议和援助”提供了充足时间。

马歇尔赴华调停是一场史诗般的政策失败，而这一失败，再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时断时续的援助，最终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随着共产党重新发动内战，杜鲁门政府实施了一项从1946年底持续到1947年盛夏的武器禁运。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却持续不断，并且不断增加。

迪科特描述了随后爆发的一系列军事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共产党发动了“毫无任何规则约束的无限制战争”，并进行了一场场“毫不留情的消耗战”，最终征服了中国大陆，迫使蒋介石撤退至福尔摩沙（台湾）。迪科特写道，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最终取得胜利，是因为它“精通一种极其传统的权力追求方式，通过不受道德约束地运用军事战略战胜对手，包括运用孙子及古代其他伟大战略家所提出的几乎所有古老战术：伪装、撒谎、欺骗、撤退、打击、奔袭、破坏；将一切都视为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胜利所带来的后果，至今仍伴随着我们。在中国，这场胜利导致了1958年至1962年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惨剧（迪科特曾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以及1966年至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恐怖（迪科特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在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随着时间推移，造就了一个兼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性的世界大国对手，而这个对手正试图利用其版本的“无限制战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首要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