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上周五8月14日刊发杰森·博尔多夫（Jason Bordoff）和梅根·L·奥沙利文（Meghan L. O’Sullivan）的评论－－“伊朗冲击”的漫长阴影。杰森·博尔多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专业实践教授，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高级主任。梅根·L·奥沙利文是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任负责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请读他们的评论：

几乎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世界现在本应正在遭受一场严重得多的能源危机。通常约占全球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五分之一的运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该海峡已经基本关闭数月。然而，与战争开始时人们设想的噩梦般情景相比，石油价格一直保持低位，天然气市场也表现出了韧性。迄今为止，全球经济避免了许多过去的能源冲击所造成的那种经济衰退。

人们很容易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能源供应中断的危险被夸大了，但这种自满情绪将是错误的。迄今为止，霍尔木兹危机之所以只造成石油价格温和飙升，是由于有利的市场条件与多年来对能源安全措施进行的投资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了一起。战争开始之前，石油市场供过于求，库存相对较高，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修建了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各国政府和企业也积累了应急和商业库存。此外，中国通过减少进口帮助稳定了全球石油供需平衡，它利用自己巨大的调节能力，减少为补充储备而购买的石油数量、降低库存量、减少为出口而进行的炼油活动，并削减国内消费。

这些条件未必能够持续下去。如果冲突进入一个激烈战斗的新阶段，可能蔓延越过国界，并继续封锁海峡，那么目前已经因柴油和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短缺而承受压力的石油市场，可能会看到原油价格进一步飙升。但是，即使该地区的敌对行动降级，海峡航运面临的持续风险也很可能继续存在，通行要么直接受到伊朗控制，要么至少随时可能遭到伊朗干扰。除非德黑兰发生重大而且不太可能出现的变化，否则未来几个月出现更加乐观的情景似乎只是幻想。

为了应对这些情景以及更加遥远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危机，世界不应该因为过去五个月能源市场相对温和的结果而感到宽慰。帮助世界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缓冲条件现在已经更加薄弱：库存已经被消耗，需求正在恢复，替代运输路线正变得更加脆弱，基础设施继续遭到攻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修复。霍尔木兹危机的第二阶段可能会比第一阶段造成严重得多的破坏。

此外，这场危机的第一阶段并不像全球石油价格的主要指标所显示的那样没有痛苦。全球基准价格相对温和的变动，掩盖了极其不均衡的痛苦分布：亚洲和欧洲国家承受了高价格、短缺、配给、财政压力以及被迫削减消费，而美国和中国则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隔绝风险能力和影响力。滞后效应也已经隐约出现在前方。由于炼油环节陷入困境，以目前主要石油价格指标所处的水平来看，柴油和其他原油制品的价格远高于正常情况下应有的水平。这场冲击还使欧洲补充天然气库存变得更加困难、成本更加高昂，使欧洲大陆的天然气储存水平低于通常水平，并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更加容易受到能源和地缘政治胁迫。

过去五个月所揭示的，并不是世界已经对能源危机产生了免疫力，而是市场力量、政策以及政府对能源安全的投资已经取得了成效。如果不重新作出努力恢复这些能力，那么在今天这个地缘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世界中，这种韧性将迅速消退。因此，在这场危机的下一个阶段到来之前，政策制定者必须分析这种韧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此外，他们还必须认识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能源体系发生变化，能源冲击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方式以及防范这些冲击所需要的措施也已经发生变化。理解这些动态，将使世界能够更充分地为下一场不可避免的能源冲击做好准备。

原本可能发生的情况

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几天之后，德黑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负责人称这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但是，即使海峡几乎完全关闭了近四个月——直到华盛顿和德黑兰于6月中旬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也只是略高于每桶100美元，高于战争开始时的每桶约70美元。4月份每桶126美元的峰值，远远低于资深分析人士曾经警告可能出现的每桶200美元。即使在停火破裂之后，德黑兰于7月再次关闭海峡的石油运输，每桶价格仍然跌入了80多美元的区间。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相对温和的价格反应。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石油需求被迫下降，以与现有供应相匹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石油需求每天减少约500万桶，因为短缺和价格飙升促使消费者削减消费，而且许多政府实施了燃料配给的紧急措施。但是，由价格引发的需求调整远没有人们可能预期的那么严重。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正处于石油周期中一个相对有利的时刻。预计今年供应将大幅超过需求，石油库存相对充裕，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一直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增加供应，而对俄罗斯更加严厉的制裁意味着，更多俄罗斯石油供应漂浮在油轮上，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心理因素和政治言论也在压低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方面发挥了作用。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公开声明和社交媒体帖子中反复声称，冲突即将得到解决，而这些言论经常出现在对市场敏感的时刻，并促使价格下跌。一个在危机之前就已经供过于求的市场，可能突然重新获得每天数百万桶石油供应，这种可能性使交易者继续大规模押注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风险变得更高。这些条件至少暂时削弱了价格与潜在石油短缺之间的联系。

在抑制原本可能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方面，比这些动态更加重要的是各国政府过去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迅速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运力提高到最大程度，而它们多年前修建这些管道，正是为了防范这种供应中断。这些路线合计每天向全球市场额外输送了500多万桶石油。再加上一直持续到4月底的伊朗石油出口，这些管道使海湾地区石油出口缺口保持在每天约1,300万桶，而不是海峡关闭之前每天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全部2,000万桶。

平衡石油市场的负担已经转向较贫穷的石油进口国。

有效动用储存中的石油也缓解了压力。交易商和能源企业大量消耗了它们所储备的高水平商业石油产品库存。更加重要的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成立的国际能源署，协调了其成员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紧急石油储备释放。商业库存提取与政府储备释放结合在一起，抵消了每天约500万至600万桶的供应中断。

在美国，石油产量增加以及商业和战略库存的提取，使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改变了这个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角色。今年春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短暂成为原油净出口国。

这场危机中最令人意外的缓冲力量或许是中国。截至6月，北京把石油进口量每天减少了约500万桶，从而缓解了全球市场的压力。由于中国不公布其库存的官方数据，因此很难确定准确数字，但北京停止购买石油以补充战略储备，甚至还释放了一部分库存中的石油（更多来自商业库存，而不是战略储备）。中国限制向邻国出口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成品油，从而减少了为国内炼油厂提供原料所需要进口的原油，并保护了全球原油市场，尽管与此同时，这给依赖中国成品油出口的东亚国家带来了痛苦。此外，中国国内的石油需求也因价格上涨和节约措施而下降。

液化天然气虽然是一种与石油截然不同的商品，但它经历了与石油类似的过程。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伊朗对液化天然气设施发动袭击，切断了卡塔尔的大部分液化天然气出口，而卡塔尔的出口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五分之一。但是，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幅度低于许多人的预期；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从每兆瓦时约35美元翻了一番，升至70美元——仍然远低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冲击中达到的每兆瓦时约350美元以上的峰值。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特别是美国的项目，正在提高产量，抵消了海湾地区损失供应量的约40%至50%。尼日利亚和马来西亚等成熟出口国提供的液化天然气也超过预期，而亚洲的需求则进行了调整；一些公用事业企业从天然气转向煤炭，一些工业用户则完全削减了消费。欧洲受益于自2022年以来建设的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以及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不过，它仍然不得不与亚洲争夺稀缺的液化天然气货源、消耗本已处于低位的库存，而且随着高价格迫使企业削减产量，欧洲还遭受了严重的需求萎缩。

新的地理格局

过去五个月发生的事件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全球能源体系如何经受住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冲击。它们还揭示了这一体系中逐渐发生但真实存在的变化如何创造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和风险——尤其是，能源供需来源的变化如何重新绘制了石油冲击的地理格局。最有能力承受供应中断的国家，以及被迫承担最大代价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国家。

今天的美国抵御石油冲击的能力，远远强于至少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任何时期。由于石油是在全球市场定价的，美国人并没有免受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是，美国经受这次供应中断的能力远远强于十年前，这既是因为美国每单位经济产出所消耗的石油更少，也是因为美国生产的石油多得多。美国经济规模接近1973年的四倍，但国内石油需求仅略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而仅仅20年前，美国石油消费量的60%还依赖进口，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一个主要的净出口国。这种转变意味着，尽管价格上涨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但也为美国生产商、工人和股东创造了收入。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与今年规模相当的一次石油冲击，在1980年会使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5.6个百分点，而今天只会使其下降0.3个百分点。

此外，霍尔木兹危机造成的价格上涨，在美国远没有在亚洲和欧洲那么明显。在亚洲和欧洲，供应短缺曾一度使石油实际交付价格远远高于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在全球市场中，美国最终也会面临类似压力，但这次事件表明，丰富的国内产量使美国能够获得一段宝贵的缓冲期，暂时免受供应中断的冲击，而更加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这种反差，在天然气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受到干扰，使欧洲和亚洲的价格逼近每百万英热单位20美元，而美国基准天然气价格仍然低于每百万英热单位3美元。美国丰富的国内天然气产量以及相对独立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免受全球冲击。经济学家卢卡斯·戴维斯（Lucas Davis）今年早些时候计算得出，美国与全球天然气价格之间的脱节，在过去20年中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约5万亿美元。

美国人更加能够免受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冲击的影响，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一个正在国际体系中造成重大动荡的国家，同时也相对免受自身行动后果的影响。几十年来，华盛顿运用经济和军事强制手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行动可能给美国自身造成损害的制约，其中包括石油冲击所造成的损害。随着这种制约减弱，保持克制的动力也可能随之减弱。

中国在全球能源危机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大幅减少石油进口，显示出它如今在吸收供应冲击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且是迄今为止拥有石油库存最多的国家，中国可以通过调整购买、出口、储存或释放石油的数量，改变全球能源供需平衡，而这种能力在本次危机的下一个阶段可能变得更加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库存已经被大量消耗，而中国似乎只是少量动用了其估计为14亿桶的库存。在未来几个月避免价格出现更加剧烈的飙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京是否愿意动用这些储备。

这种新的动态为中国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非常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来源。几十年来，每当发生石油危机，美国总统都会打电话给沙特领导人，要求他们释放闲置产能，而利雅得之所以付出成本维持这种闲置产能，部分原因正是这种能力能够为其带来影响力。如果中国的库存成为防止全球价格出现破坏性飙升的最后几道防线之一，北京可能会占据一个类似的位置。

尽管石油冲击的新地理格局增强了美国和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但平衡石油市场的负担如今已经转向较贫穷的石油进口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为抵消供应短缺而必须减少的需求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因为它们消费的石油最多。然而今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全球石油需求中所占比例已经不到一半，而1970年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三。如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更高，而这些国家的财政缓冲空间更小，承受价格上涨的能力也更弱，这意味着需求会更早、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遭到压缩，并出现配给和被迫削减消费。

这种模式在亚洲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许多亚洲经济体高度依赖中东原油和成品油。今年，航空燃油成为压力最严重的领域之一，一些地方的现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近200美元。数十个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了近200项紧急措施，包括强制节约能源、提供燃料补贴、暂停征税以及采取紧急行动确保获得替代供应。孟加拉国限制使用空调，老挝缩短每周上课天数，斯里兰卡宣布增加一个公共假日。液化石油气短缺迫使印度的家庭和餐馆削减使用量；肯尼亚和尼日利亚限制燃料价格上涨幅度或者暂停征收燃料税，把负担从消费者转移到了本已承受巨大压力的公共财政预算上。

因此，全球价格冲击相对温和，并不是因为石油供应中断程度较轻。市场之所以能够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重新实现平衡，是因为低收入国家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最严重的冲击。对华盛顿或布鲁塞尔来说，这类冲击之所以可能显得可以应对，只是因为大部分调整正在更加脆弱的国家发生，而其政治甚至安全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显现。

彻底摆脱？

伊朗战争——以及它极大强化的对能源安全的新一轮担忧——可能带来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它可能加快向低碳能源体系转型。正如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4月份所说：“人们对风险和可靠性的看法将会改变。各国政府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战略。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将获得显著推动，并进一步转向一个更加电气化的未来。”

有充分理由希望情况可能如此。1973年的石油冲击催生了对核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降低全球经济化石燃料密集程度的速度，甚至超过了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数年间气候政策所实现的速度。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太阳能发电量增长了24%，是此前几年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那些受到当前石油冲击影响的国家，将拥有强大的动力，使更多交通运输和工业实现电气化，并利用安全的国内能源来源生产这些电力，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和核能。即使是能源实力已经使自身相对安全的美国，也可能开始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真正的能源安全不仅建立在增加能源供应之上，也建立在提高能源效率之上，而且增加的供应不仅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也包括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然而，这样的结果远非必然，而且有理由认为，它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可能发生。全球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断最初五个月表现出的相对韧性，可能会增强人们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体系适应能力的信心，而不是加剧对这一体系的担忧。一些石油进口国无疑会把这次供应中断视为减少石油依赖的理由，但许多国家可能会得出相反的教训。如果能源安全规划中设想的噩梦情景最终证明相对可以应对，各国政府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与其他替代方案相比，石油和天然气体系实际上相当安全，而最切实际的做法是继续投资增强石油和天然气体系的韧性，而不是摆脱这一体系。

霍尔木兹危机真正的危险，是它可能滋生过度自信。

初步反应表明，各国的重点不仅在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同样在于增强这种韧性。几个海湾国家已经宣布计划扩建现有输油管道或修建新的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这很可能会在几年内削弱该海峡作为交通咽喉的重要性。印度、南非以及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宣布计划，提高商业石油库存要求，建立政府战略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并扩大国内炼油能力。

在这场危机之后，一些政府也可能更加不愿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中国主导着清洁能源供应链，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领域。各国必须决定的，不是它们是否愿意接受进口依赖，而是它们认为哪种形式的依赖危险最小。北京对霍尔木兹危机的应对，可能使这种取舍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美国迄今一直抵制限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建立在一种错误信念之上，即限制出口能够保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而中国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却是优先考虑中国自身利益，限制成品油出口，这给亚洲各国造成了重大成本。该地区正在考虑更加依赖中国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政府，可能会把这一事件视为一种警告，并寻求更多投资于本国石油和天然气体系的韧性以及实现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来源多元化，而不是进一步增加对中国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依赖。

最后，能源安全并不等同于清洁能源。寻找安全且价格可承受的国内能源供应，既可能把政府引向煤炭，也可能把它们引向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或核能。至少在短期内，煤炭已经成为几个亚洲国家紧急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日本允许更多使用老旧、效率较低的燃煤电厂；韩国取消了对燃煤发电的限制；中国增加了化工行业的煤炭消费；印度则加快了投入40亿美元发展煤制化学品产业的计划。能源咨询公司睿咨得预计，由液化天然气短缺所导致的该地区额外煤炭需求，在2026年将达到约7,000万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今年全球煤炭消费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这场能源危机之后出现的变化，将为向更加绿色的能源转型创造机会。但是，各国能否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机会并非必然。世界各国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把政策引向这一目标，制定能够创造正确激励、降低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成本，并减轻随着更低碳、更加电气化的能源体系而出现的新可靠性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政策。

未来的教训

尽管霍尔木兹危机远未结束，但它已经为各国政府如何准备应对下一场能源冲击提供了教训。然而，总体而言，最重要的启示与其说是一条教训，不如说是一项警告。过去五个月，在石油运输遭受巨大中断的情况下形成的自满情绪，不应该被带入未来几个月。如果伊朗重新爆发战斗，导致又一段长期供应中断，那么全球经济在控制其损害方面将面临大得多的困难。红海地区不断升级的威胁可能危及沙特输油管道，而这条管道一直是缓解霍尔木兹危机影响的关键。全球石油库存如今已经大幅下降，使中国所持有的储备石油成为抵御持续供应中断的主要防线之一。补充库存以及建立更加强大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需要，也可能推高需求。五大支柱已经证明对于减轻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至关重要，而无论未来的冲击何时发生，它们对于缓冲这些冲击同样至关重要：能源效率、供应多元化、一体化市场、增加国内生产，以及帮助那些自身脆弱性会给所有国家带来风险的国家。

抵御石油冲击的第一道、也是最可靠的防线，首先就是减少石油使用。世界之所以能够承受最初的霍尔木兹供应中断，部分原因是如今创造每一美元经济产出所需要的石油远少于过去。以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1973年全球经济每创造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略低于一桶石油。到2019年，也就是疫情造成数据扭曲之前的最后一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现在许多经济体的石油密集程度更低，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鲁尔（Christof Ruhl）的说法，今天的油价在经过通胀调整后必须大约上涨四倍，才能重现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出现的那种经济冲击。

物理学家阿莫里·洛文斯（Amory Lovins）50年前曾主张一条通向能源安全的“软路径”，重点放在能源效率和分布式技术上，他当时提出的一项核心洞见今天依然同样正确：寻求减轻未来冲击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加倍努力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减少石油依赖的理由不仅是环境性的，也是战略性的。更加严格的能源效率标准、更广泛地采用电动汽车以及更完善的公共交通，都会降低对石油冲击的脆弱性；川普政府试图撤销这些政策的做法，则削弱了美国的长期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还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供应中断缓冲机制。这些工具需要付出成本，其作用类似于针对能源冲击的一种保险政策。由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承担能源价格冲击给整个社会造成的成本，因此私营部门往往对这些保障措施投资不足，使得它们的建立依赖政府行动。随着地缘政治危险扩大，能源韧性将需要进一步投资于战略库存、替代输油管道和港口、国内炼油能力以及其他冗余性投资。这些投资在正常时期可能显得效率低下，但在危机时期却会变得不可或缺。在美国，这些努力应该从国会拨款开始，用于重新补充和现代化已经被大量消耗的战略石油储备，而该储备目前已经降至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和供应路线的多元化也是一种类似而且必要的缓冲机制。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扩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之外，伊拉克和科威特正在探索新的海湾出口路线，其他产油国则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更靠近客户的地方储存石油。随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威胁增加，开发穿越红海地区的输油管道能力的兴趣也可能随之增加。在中东以外，加拿大正在推动扩大能够同时服务亚洲和欧洲市场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部分目的在于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亚洲买家则正在通过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出口国签署新的长期液化天然气合同，寻求更高的供应安全。

一体化能源市场同样是安全的来源，而不是价格上涨时可以暂停享用的奢侈品。各国政府应该抵制退出一体化市场的压力，而中国在削减成品油出口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市场力量缓冲了能源运输损失造成的冲击：当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短缺推高某些地区的能源价格时，贸易公司和能源企业就把油轮改道驶向愿意支付最高价格的买家。当对航空燃油短缺的担忧进一步推高价格时，炼油企业则调整运营，生产更多航空燃油，减少汽油和柴油生产。例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今年3月，欧洲炼油厂的航空燃油产量同比增加22%，使该地区对海外进口的需求减少了一半以上。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可以简单地下令炼油厂以较低产能运行；而在市场驱动型经济体中，市场力量会帮助把稀缺供应引导到价值最高的地方，鼓励节约，并推动生产转向消费者最需要的燃料。如果霍尔木兹危机在下一阶段升级并导致价格飙升，华盛顿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要求限制石油出口，因为有人认为这样做可以缓冲国内价格。屈服于这种压力将是一个错误。出口禁令会损害美国作为非政治化供应国的信誉，伤害盟友，扭曲价格信号，并削弱投资美国石油生产和炼油能力的激励，而这最终会提高美国人的成本。

扩大国内生产基础，是增强韧性的另一个支柱。霍尔木兹危机证明了美国从一个主要石油进口国转变为一个领先生产国和出口国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对其他国家而言，教训并不只是生产更多石油和天然气，而是发展一个由可靠国内能源来源构成的多元化组合——在适当情况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也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其他能源——从而降低其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并在危机发生时给政府提供更多选择。

国内生产带来的好处已经促使一些国家重新思考政策。例如，在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已经开始放宽工党政府对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采取的限制性立场。包括比利时、丹麦和意大利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也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它们长期以来对核能的抵制。

最后，一个依赖最脆弱国家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体系，不可能在长期内保持韧性。相反，它会导致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增强低收入国家承受能源冲击的能力，将需要在清洁能源领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加快电气化、提高能源效率，并扩大安全、低碳的国内能源来源。霍尔木兹危机还表明，为什么这些国家也会从经过精心设计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及基础设施援助中受益。尽管多边开发银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出化石燃料融资，但这一体系仍将持续几十年。对储存、炼油、管道和港口给予有选择的支持，可以降低脆弱性，并为长达数十年的向更清洁能源转型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

知识就是力量

霍尔木兹危机真正的危险，不是世界已经承受的冲击，而是它可能滋生的过度自信。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被关闭，本应把全球经济推入衰退，而事实并没有如此，这将诱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能源安全风险已经不再重要。事实恰恰相反。迄今为止把供应中断影响降到最低的那些缓冲机制，只能维持有限时间；如果世界要承受未来的冲击，就必须强化这些机制。此外，仅仅依靠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并不足以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向前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协调一致而且有意识的努力。

这场危机还暴露出能源政治中一种新的力量平衡。若在一代人之前发生，这样的供应中断本会令华盛顿受挫；但这一次，美国反而比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受到更好的保护，而成本却压垮了那些最没有能力承受它们的国家。过去，能源冲击会约束强国；如今，它们却越来越多地惩罚脆弱国家，而放过强国。一个不必承受自己帮助制造的动荡后果的超级大国，会更缺少保持克制的理由；而一个能够随意稳定或扰乱市场的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掌握着一种难以对抗的杠杆。

下一场能源冲击不会与霍尔木兹危机完全相同。但是，这场危机为如何准备下一场较量提供了重要教训。既然能源武器已经重新出现，那个时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