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经济学教授恩里科·科隆巴托（Enrico Colombatto）星期二8月25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就能源冲击（Energy shocks ）带来的影响发表评论指出－－“能源供应中断会奖励创新，但也使政府能够赋予技术官僚更大权力，并掩盖此前的政策失败”。请读他的评论：

简而言之

• 人工智能将增加能源需求，但不太可能造成能源短缺

• 供应冲击奖励创新者，同时暴露僵化经济体系的弱点

• 政府利用能源价格波动为加强监管和控制提供理由

2026年初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供应的未来成为关注焦点。尽管最初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能源短缺担忧已经消退，但能源交易商仍然发现，很难预测供需将如何演变。

在供应方面，主要问题是所谓的绿色转型，这种转型已经被证明成本高昂，而且未能提供足够数量、廉价而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尽管绿色目标正在下调，而且私人投资者仍然保持谨慎，但公共支出却继续增加。在需求方面，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正在消耗超出预期的大量能源。到本十年末，这种能源消耗可能增加一倍，从而引发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因此，大多数评论人士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世界要么接受更高的成本，以扩大清洁能源供应，要么减少能源消费。在这两种情形下，生活水平都会下降。不出所料，围绕谁应该承担这一负担而频繁发生的争论——往往以“向富人征税”的口号来表述——制造了更多不确定性。

然而，也有一些好消息。目前，数据中心仅占全球电力需求的1.5%，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0.3%。因此，即使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加一倍，根据电力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的不同预测，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也只会上升到0.6%至0.8%。人工智能的影响十分显著，但远远谈不上具有毁灭性。

此外，能源效率方面的数据也令人鼓舞。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过去五年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平均每年下降1.3%。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下降速度是这一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能源资源并不存在短缺，而且随着新的核电站投入运行，情况可能会得到显著改善。简而言之，世界不太可能面临严重的能源制约：生产者正在不断提高开发资源的能力，新的能源来源正在得到开发，而最终消费的效率也在稳步提高。

事实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能源是一种特殊资源，其价格注定会无限上涨、扼杀经济增长，并使人类陷入贫困。相反，能源价格已经变得波动不定，而且包含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溢价。其原因众所周知：地缘政治瓶颈、政府在基础设施管理方面的失败、为向非化石能源生产转型提供资金方面值得质疑的选择，以及政府针对气候变化反复无常的应对措施。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三个变量：创新、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关的供应限制，以及政府利用能源来追求政治议程的努力。

创新奖励风险承担者

相对价格会随着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成本的变化而波动，而竞争则迫使生产者进行创新、满足需求并超越竞争对手，从而避免亏损并回报股东。因此，变化和波动会使创新者受益——这些人把稀缺资源，包括人们的储蓄，投资于正在迅速转型并提供更大机会的产业和企业。那些享有廉价资源的特权、但创新能力不足的生产者，例如某些石油生产国，将会失去优势。尽管它们获得的租金可能仍然十分可观，但这些租金将逐渐减少。

缺乏创新能力和自然资源租金的国家则有不同选择。它们可以从价格最低的创新型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并把自己的生产集中在成熟的制成品或某些特定服务领域，例如金融、咨询、娱乐和医疗保健。它们也可以复制其他地方开发出来的创新产品和技术。最后，这些国家的富裕居民可以投资于创新蓬勃发展的地方，并获得承担风险所带来的回报，即使较贫穷居民的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固定投资不足而停滞或下降。在能源领域，成熟经济体也可以依赖那些享有资源优势的生产者所提供的资源，而随着创新者创造出替代选择，这些生产者的市场力量将会减弱。

要点十分清楚：迅速变化为企业家和勇于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创造机会，同时惩罚僵化的经济体系。能源之所以成为新闻焦点，是因为它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对众多产业至关重要，而且很容易被当作政策失败的替罪羊。然而，它仅仅是一种更广泛现象最显眼的表现——价格结构始终在不断变化。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放大供应冲击

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十分重要，尤其对于那些处在大型自由贸易集团之外、无法借助这些集团缓解地缘政治危机成本的小国而言。能源和半导体就是典型例子。近期事件凸显了局部冲突所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主要威胁并不是贸易战，而是贸易路线遭到中断。

当供应冲击影响石油和天然气时，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海路运输。高度依赖海运供应的地区会面临贸易条件恶化，而这些成本的分布并不均衡。在高收入群体中，能源支出约占家庭支出的4%，而在低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高达12%。食品支出也存在同样的差距。

低收入家庭往往还背负着更沉重的债务。因此，消费价格急剧上涨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尤其是在工资只能部分调整而且调整存在滞后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会带来两个后果：随着政府向较贫困家庭和强大的利益集团提供通过税收或债务融资的补贴以及税收减免，公共财政面临压力；与此同时，配给和价格管制又使监管进一步扩大。这两种应对措施都会扭曲价格，增强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的力量，并阻碍创新和能源节约。

能源冲击赋予技术官僚更大权力

政治人物和官僚都不喜欢波动。政治人物很难从短期好转中获得政治利益，但当情况恶化时却会遭到严厉批评。官僚也害怕不确定性和潜在动荡：立法者会寻找替罪羊，行政决定会受到审查，而错误则可能危及职业生涯。对于官僚而言，最主要的担忧未必是能源危机本身，而是它所产生的政策后果。

因此，政府往往会更加依赖技术官僚或伪技术官僚，他们承诺能够有效执行政策，但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被归咎责任并悄然撤换。在能源领域，技术官僚发挥两个作用。第一，他们为冲击提供复杂详尽的解释，从而掩护过去那些值得质疑的政治选择，并为当前反复无常的政策辩护。第二，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当通货膨胀上升而经济活动减弱时，他们会承担起货币政策方面的责任。

直到2026年初，央行官员一直受益于货币需求上升，这抵消了过度货币创造产生的影响，并把通货膨胀维持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水平。然而，如果能源和航运危机消退，而经济继续承受供应冲击的影响，货币需求将会减弱。如果货币供应继续扩张，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加剧。政策制定者将束手无策，使央行官员走到舞台中央，而且他们可能会发表含糊其辞的声明。结果尚不确定，但干预信贷市场的诱惑仍然会很强烈，从而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能源和供应冲击提高政治不稳定的成本

供应冲击会扩大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同时增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政府会更加重视“共同解决方案”和宏大战略——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式政策制定和监管的委婉说法。能源危机和其他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既有趋势。过去的政策不太可能被逆转，即使有所改变，充其量也只会缓慢发生。

可能性较低：供应冲击和价格上涨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

这一情景可能与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同时出现，它会给公共财政造成压力，并使社会紧张局势浮出水面。欧盟尤其脆弱。在美国，供应冲击也可能重塑围绕中央银行作用以及公共债务管理问题展开的辩论。

可能性最低：一个大国改变方向

莫斯科可能重新考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或者欧盟可能重新评估抑制创新所付出的代价。然而，中国和美国走的是不同道路。北京已经在以极快速度推动创新，而且很可能把国际供应冲击视为加强国内政治支持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手段。华盛顿的发展方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任政府的优先事项。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判断美国究竟会效仿欧盟，还是通过限制政府监管和干预企业家决策的努力来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