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周二8月25日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研究员伦纳德·A·舒特（Leonard A. Schuette）的政治评论－－“川普之后新右派的大战略”。舒特先生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他的这篇评论涉及以川普为首的新右派的意识形态（文明主义），及文明主义将如何颠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值得一读：

关于美国大战略的辩论，长期以来一直由几个为人熟知的思想流派塑造：克制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霸权主义。但为美国总统川普崛起提供意识形态动力的思想运动——新右派——正在打造一个新的竞争者：不妨称之为“文明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提及遍布川普政府主要成员的战略文件和演讲之中。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为此定下了基调，他强调，对构成“我们共同文明”特征的那些基本价值观而言，存在着“来自内部的威胁”。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警告可能出现“文明消亡”。今年1月在达沃斯，川普强调“我们作为一个文明与欧洲共同拥有的纽带”；次月，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呼吁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复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

当然，存在一个西方文明以及这个文明具有优越性这种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新右派所主张的西方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应该如何指导美国大战略——与此前大多数人对西方的理解存在根本区别。它并非建立在一种信条式的西方身份认同之上，即西方身份根植于一套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信奉的共同原则，例如宪政民主、自由和平等。相反，对于新右派思想家来说，西方是由特定的地理疆域、共同的血统以及基督教来界定的。

把这种对西方文明根基的重新想象延伸至外交政策领域，就要求形成一种崭新而独特的大战略。文明主义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新右派思想家关于外交政策的著述有限，而且这一阵营内部也存在分歧。但是，通过考察这些文本，并把这一运动的国内政治理念推演至其逻辑结论，就有可能辨识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文明主义者将致力于按照边界明确的文明空间来构建世界，每一个空间都由一个霸权国家主导。他们认为，美国理所当然是西方的霸主，其使命是保卫这一文明的边界，敦促欧洲维护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并寻求与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共存，而不是追求全球领导地位。他们拒绝霸权主义的普世主义抱负，也拒绝自由国际主义对美国主权施加的限制。文明主义同样有别于克制主义，因为它要求美国支配西半球，并在必要时通过军事干预实现这种支配。而且，与现实主义者以大国具有正当安全利益为依据，为其控制周边地区辩护的观点不同，文明主义为势力范围及其边界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理由。

尽管川普政府接受了文明主义的修辞，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外交政策却偏离了文明主义所主张的路线，也偏离了川普自己的许多支持者原本希望他采取的路线。即使共和党在2028年再次赢得白宫，也并不意味着文明主义就会成为美国的大战略；新右派还必须在党内击败共和党建制派。不过，至少有两个因素似乎有利于新右派赢得这场党内斗争。一个是人口结构因素：大多数民调都显示，共和党内部存在代际分歧，年轻选民更加支持诸如缩减美国在中东的作用，以及不再把中国视为重大威胁等立场。另一个因素是川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随着这场战略上灾难性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新右派的影响力势必将会增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

华盛顿出现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集团

几十年来，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建制派一直主张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霸权。即使在川普第一届任期内，传统外交政策精英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并在对外政策方面维持了相对的连续性。但川普的第二届任期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主导外交政策辩论的思想共识，使新右派进入了塑造美国战略的讨论之中。正如劳拉·菲尔德（Laura Field）在其权威著作《愤怒的头脑》中所归纳的那样，这一运动由多个不同派别组成。后自由主义者希望推行一种天主教式的共同善与道德观。克莱蒙特派崇尚美国建国理念，主张采取激进的反革命行动，以恢复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政府、粉碎行政国家并培育公民美德。国家保守主义者拥护基督教民族主义，并寻求筑起一道屏障，保护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免受自由主义威胁。

把这些彼此不同的阵营联合起来的，是它们共同拒绝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例如有限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鹰派外交政策，同时共同反对以信条为基础的美国身份概念。相反，新右派从族裔宗教和集体主义的角度看待美国身份，并认为美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白人、基督教和同质化的国家，其起源植根于欧洲文明。它的追随者认为，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最大化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以牺牲共同体、宗教和传统规范为代价的。换句话说，这一运动认为，自由主义并非西方文明的根基，而是西方文明的癌症。

新右派如今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接近权力核心，因为它把一位自我标榜为颠覆者的总统——川普——的崛起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并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万斯身上，这一运动拥有了一位地位显赫、影响力强大的代表人物，与他并肩的还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以及媒体人物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领军人物。新右派正在保守主义思想生态体系中把自己的影响力制度化。过去处于边缘地位的克莱蒙特研究所；曾经属于建制派、如今转向川普主义的传统基金会；以及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复兴美国中心和“美国时刻”等新兴机构，目前正在推动右翼内部关于贸易、外交政策等各种问题的辩论。这些组织已经培训了大批川普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据一项统计，目前这一届政府中至少有70名克莱蒙特奖学金项目的往届成员任职，其中包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

文明主义的摇篮

新右派对美国的构想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强化美国社会的非自由主义根基，并保护其所理解的西方文明遗产。至少按照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普及的那种粗略理解，文明是由宗教、历史和语言等继承而来的特征所界定的同质文化实体。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比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更加根本，也更加不可改变：它们是“数百年历史的产物”。他预言，随着权力分散到不同文明之间，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将变得无法调和并引发冲突，尤其是在西方的支配地位及其普世主义抱负受到越来越多挑战之际。

然而，新右派的文明主义逻辑与其说更接近亨廷顿，不如说更接近施米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是以提出敌友区分理论而闻名的纳粹法学家，他的著作在新右派思想家中得到广泛阅读；他还提出了一套关于如何构建国际秩序的理论。施米特主张，世界应当按照由地区霸权国家主导的空间集团，即“大空间”，来进行适当组织。施米特认为，各个“大空间”的霸权国家应该占据支配地位，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实现这种支配。但他同时认为，这样一种秩序将会保持稳定，因为与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它接受不同政治制度彼此共存。

施米特式思想对稳定与共存的关注，与新右派反对无休止战争以及拒绝普世主义方案的立场产生了共鸣。文明主义相对克制的特点，也使新右派既区别于那种经常援引捍卫西方文明来为军事干预辩护的十字军式新保守主义，也区别于亨廷顿关于不同文明必将发生冲突的预言。因此，文明主义最恰当的定义，是一种具有等级性和反普世主义特征的大战略，它把地区帝国主义视为构建世界秩序最具正当性、也最有希望的方式。在实践中，这一战略主张，美国应当谋求对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干涉欧洲事务以支持那些与其具有共同文明主义世界观的极右翼力量，同时脱离其他文明的势力范围并尊重这些势力范围。

文明主义与川普对待世界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川普政府经常使用文明主义的语言，但川普的行为主要受到个人怨恨、交易式冲动以及让其亲属和小圈子财富最大化这一私人利益的驱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与文明主义之间最大的断裂存在于中东政策上。与其竞选承诺相反，川普并没有从该地区收缩，反而发动了一场他最初宣称旨在实现政权更迭的对伊战争。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基本上将其视为享有特权的盟友——类似于已故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的立场。

文明主义主张，美国应当干涉欧洲事务。

美国新右派对于支持以色列的兴趣要小得多。右翼阵营中一种阴谋论式反犹主义的蔓延，是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保守派中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下降，这种思想认为以色列是《圣经》预言的实现，因此是至关重要的文明盟友。但还有一种解释是战略性的：新右派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与以色列的联盟把华盛顿困在了一个美国曾在那里打过一些不必要而且代价极其高昂战争的地区。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暴力规模，也促使人们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尤其是在年轻保守派当中。

文明主义对中国问题所主张的做法，也不同于川普采取的做法。川普第二届政府一直在两种立场之间矛盾地摇摆：一种是以强硬敌对的方式把中国视为危险对手，另一种则是从东亚收缩。川普政府的支持者把这种来回摇摆视为一种精明策略，目的是为美国争取时间，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对抗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转向亚洲实际上已经死亡。无论如何，文明主义都会主张采取一种更加连贯一致的战略，从该地区实施军事撤出，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容忍中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取得霸权。例如，著名新右派评论家索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和格拉登·帕平（Gladden Pappin）在2022年共同撰写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中，把中国称为一个“文明上的平等者”，并呼吁开展务实合作，而不是采取“毫无理智的对华鹰派立场”。新右派最主要的外交政策思想家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已经明确表示，台湾不值得美国为之而战。

文明主义已经对川普针对西半球和欧洲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强大影响。按照文明主义的理解，一个地区霸权国家应当在自己的周边地区确立支配地位，以提供秩序并排除外部强国。控制西半球是新右派尤其迫切关注的问题，因为来自所谓异质文化的移民以及毒品的流入，会破坏其所追求的社会同质性与稳定。文明主义者既把欧洲视为西方文明的历史摇篮，又把它视为西方文明最大威胁——自由主义——的主要源头。因此，为了阻止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所谓的“文明自杀”，对欧洲事务进行强势干预，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内政治行为而获得正当性。不过，文明主义将会强化川普政府目前往往杂乱无章而且具有象征性的做法，即削弱自由主义的欧盟各国政府，并最终在文化上使欧洲沦为附庸。

文明主义大战略不会把俄罗斯视为一种威胁，因此也不会继续维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新右派中的一些人强调与俄罗斯之间的文明亲缘关系，并认为鉴于俄罗斯反对“觉醒主义”，两国应该发展更深层次的双边关系——或者按照卡尔森的说法，俄罗斯是一个与美国“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些人则主张与莫斯科达成务实妥协，允许俄罗斯在东欧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新右派，新世界

如果华盛顿采取一套连贯一致的文明主义大战略，它将彻底颠覆美国外交政策。它将使美国向地缘政治对手作出此前不可想象的让步成为可能。文明主义将对已经遭受重创的跨大西洋关系构成历史性挑战，因为它要么会让俄罗斯事实上控制东欧，要么会把莫斯科视为共同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同时更加公开地煽动反对欧洲现任政府。美国其他历史悠久的联盟同样会受到损害。容忍中国取得地区霸权将意味着牺牲东亚盟友，而脱离中东则会让以色列只能依靠自己。

但是，文明主义本身充满矛盾；如果它真的成为华盛顿的指导性政策，这些矛盾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正如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写的那样，从分析意义上讲，文明是“神话”。随着时间推移，任何现存文明都不曾始终保持族裔或文化上的纯粹性，也不曾始终固定在相同的疆界之内。事实上，文明并没有那么容易划定界限：俄罗斯文明的边界应该在哪里终止？它是否应该包括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或芬兰？美国的文明势力范围又应该向拉丁美洲延伸多远？

文明秩序也不太可能是和平的。不同文明的主张可能相互重叠，从而成为引发地区战争的祸根。通过把其他文明定义为异质文化，一套文明主义大战略可能会激化敌意，而不是容忍差异。甚至欧洲极右翼政党似乎也越来越没有兴趣接受美国同道如此公开的支持。而且，即使能够避免大国冲突，文明内部的暴力也会大量出现。日本、巴基斯坦和波兰分别都不太可能接受中国、印度或俄罗斯的地区霸权。

新右派也并非一个统一的阵营。例如，国家保守主义者反对削弱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反对容忍中国和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另一些人仍然赞成对中国和伊朗这些文明敌人发动一场十字军式斗争。此外，新右派压倒性的关注重点始终是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往往只是事后的考虑。

但是，美国右翼的意识形态未来以及美国大战略的未来，如今都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川普政府已经打破了冷战后两党围绕自由主义霸权形成的共识，却未能提出一种连贯一致的替代方案。在即将到来的决定华盛顿外交政策方向的竞争中，文明主义势必将成为一个核心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