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丁·米勒艾森（Martin Mühleisen）周五发表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的评论。米勒艾森先生现任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经济危机管理和金融外交领域拥有数十年经验。请读他的评论：

要点

·         在谈到中国的贸易顺差时，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辩论往往误判了问题所在。

·         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是一个更大挑战的外在症状：中国正在运用国家战略，将工业规模和供应链主导地位转化为自给自足能力和地缘战略杠杆。

·         遏制中国将需要西方采取比目前更加持久、更加团结一致的应对措施。

华盛顿——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25年达到1.2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人们经常将其作为不公平竞争或汇率操纵的证据。但它远不止于此。它是中国一项旨在实现自给自足的深思熟虑战略所产生的明显副产品，这项战略抑制私人消费、补贴工业投资，并将国内市场无法吸收的产品全部出口出去。

中国的战略具有许多分析人士都认识到的重商主义性质——但人们较少认识到的是，这个耳熟能详的标签如今是如何通过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和地缘政治布局发挥作用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贸易或汇率外交来纠正中国的重商主义，而把它简单视为更广泛的全球失衡问题的一部分，也没有抓住核心问题。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究竟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还是操纵的产物，是一个有意思但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能否被那些生活水平和政治稳定日益受到其威胁的民主国家遏制。

下一次中国冲击

中国的战略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工业：技术迅速扩散、政府通过对选定产业提供公共补贴而鼓励的激烈竞争，以及整个生产链的紧密整合。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之中，这个市场足以赋予中国企业几乎没有多少竞争对手能够匹敌的规模优势。其结果是，即使国内需求陷入停滞，中国的制造业基础仍在不断扩张，迫使企业在国内展开破坏性的价格竞争，并在国外采取咄咄逼人的出口定价策略。这已经在所谓的“中国冲击2.0”中挤走了西方生产商。

第二个支柱是金融。中国对外顺差的很大一部分被直接重新投入海外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融资，而不是任其积累成为外汇储备，从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由于这种资金循环是通过国有银行和政策性工具而不是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的，因此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公开干预，而且它把原本会表现为汇率调整的过程转变成了金融治国方略的工具。

第三个支柱是地缘政治。北京推动垂直整合和供应链整合，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业效率，而是有意将其作为一种施加影响力的工具。例如，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开采和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其控制着西方国防、汽车和电子产业目前无法替代的关键投入品瓶颈。同样的逻辑也延伸至中国在低收入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技术、港口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这些地方，中国的融资制造了依赖关系，不仅带来商业回报，也带来地缘政治红利。

这一模式的内在矛盾

当然，中国在对外方面取得的成功掩盖了相当严重的内部压力。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越过峰值。多项重要研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将减少大约四分之一，这对于大型国家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调整。家庭财富被困在一个仍深陷困境的房地产行业之中，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正在考验支撑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社会契约。这些确实构成了中国模式面临的制约：一个依赖压低消费和补贴生产的经济体，不可能无限期地无视不断萎缩的劳动力以及不愿消费的家庭部门。

然而，一个对公共话语实施严密监控的压制性政治制度，能够比开放经济体更长时间地应对这些压力，同时国家还可以继续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这正是民主国家需要深刻认识到的悖论：那些使中国制度能够抵御权力更替的工具，也使其长期发展轨迹更加难以判断，并且可能变得更加危险。随着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处理内部矛盾，承受压力的领导层可能会发现，对外采取强硬行动——无论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在南中国海——比经济改革更能有效控制国内异议。

历史表明，如果修正主义大国认为自己的实力相对于竞争对手正在开始衰退，它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对于那些面临相对实力遭受屈辱性且不可逆转衰落的领导人而言，一次成功概率很低、但旨在夺取优势的冒险行动，可能显得比坐视衰落更加可取。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呈现出这种模式，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争论，但西方规划者不应把这种可能性视为一种遥远的情景。

德国的先例

中国的发展轨迹确实存在一个虽不完全吻合却真实存在的先例，那就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刚刚实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德国将一种高度整合的企业—工业结构与庞大的国内市场和迅速的技术追赶结合起来，而这一结构由一个以普鲁士军事理念为导向的专制政权领导。它由此形成了那些仍按照旧有经济模式运行的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这种局面与当时既有大国之间产生的摩擦最终爆发为冲突，而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秩序得以重新建立之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国家体系几乎彻底耗尽力量的代价。

最近有关英德竞争的研究表明，这场竞争深深嵌入了化学品、电气设备和机械等军民两用产业的早期全球供应链之中。当时，英国主导着高附加值金融和航运业，而德国则在一个专制主义、社团主义模式之下迅速追赶制造业。两国之间的竞争体现在海军重新武装和殖民竞争上。但它也通过经济治国方略展开：英国试图将其对航运线路和原材料供应链的控制武器化，而德国则以产业升级作为回应，力求建立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欧洲大陆工业基础。

这是一个应当引起当今政策制定者担忧的历史类比：一种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如果与一个能够在几乎没有内部阻力的情况下调动资本和工业的专制政治制度相结合，就可能在多年时间里持续形成经济优势，甚至可能形成军事优势。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今天这个新崛起大国与一群既有民主大国之间的竞争，将在没有外部大国能够打破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展开，而在二十世纪，美国曾经两次以这种方式拯救欧洲。

时间仍然站在北京一边

今天的民主盟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仍然占据对中国的优势，因此它们有可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但这需要持续而协调一致的努力。中国的任何内部矛盾都没有表明其共产党即将迎来清算。中国人口下降的规模确实很大，但其速度足够缓慢，因此在劳动力萎缩到足以对产出形成实质性制约之前，北京很可能仍有许多年时间可以利用其目前的优势。

再加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持续取得进步，即使到了中国内部压力已经不可能再被忽视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仍将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一项依赖中国人口下降、或者假定中国的内部矛盾会自行解决这一竞争挑战的反制战略，根本算不上战略，而只是把赌注押在时间上。

至于同样正在老龄化的美国和欧洲，它们相对于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仍然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社会福利承诺也更加庞大。这两方面都将制约其工业应对的速度和规模。此外，正如过去经济困境曾经引发保护主义反弹一样，今天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对经济衰退的恐惧，也正在压缩政治空间，而当前局势所需要的，恰恰是在工业和技术领域采取持续而耐心的应对措施。

设计一项持久的反制战略

无论多么困难，美国及其民主盟国面前的任务都是设计一项足够持久、能够经受长期竞争的反制战略，同时又要对其进行足够精准的调整，以避免使这种竞争滑向军事对抗。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需要重建其工业和技术实力，使自己能够从实力而不是焦虑的地位出发进行谈判。

第一个要素是直接缓解“中国冲击2.0”。至少在西方产业重建竞争能力之前，将获得补贴的中国产品挡在某些特定国内市场之外，是一种可以辩护的应对措施。但是，贸易防御措施的回报会逐渐递减，而关税壁垒虽然能够争取时间，却不会自动恢复竞争力。因此，应当把它们视为通往一种更加持久战略的桥梁，而不是这种战略的替代品。

第二个要素是充分利用西方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持久优势领域。在金融领域，西方的优势在于值得信赖、开放而且流动性充裕的市场，正是这些市场支撑了美元八十年来的核心地位。优先事项应当是实现资金和证券在这些体系中流动方式的现代化，使这些体系继续保持快速、安全和可靠。在技术领域，美国及其盟国在前沿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和高端机床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仍然保持着重要优势。出口管制可以帮助维持甚至扩大这种领先地位，但不应把临时性壁垒误认为持久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要素是加快争夺全球南方的步伐，在那里，转变的迹象已经显现，但这种转变需要进一步加速。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失误、不断加剧的债务困境，以及中国从资本提供者向债务追讨者的转变，已经使中国付出了声誉资本的代价。然而，恰恰就在这一机会窗口出现之际，西方政府却同时削减了官方发展援助。此外，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融资本身并不足够。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要求的是市场准入和技术转让，而不是优惠贷款。应当优先重视非洲，这既是因为非洲将在未来几十年跻身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之列，也是因为西方在这个地区拥有最明确的机会，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可信的替代选择。

第四个、也是最紧迫的要素，是弥合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信任鸿沟，因为如果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协调，上述任何目标都不可能实现。美国现政府对待盟国的方式削弱了信任，尽管其策略也促使盟国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有益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欧洲加快增加国防开支。北约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条约伙伴仍然是美国重要的力量倍增器，而中国自身与美国盟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有限，基本局限于本已承受压力的经济联系，而且缺乏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所具有的那种更加深厚的文化、制度和历史纽带。

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和解安排

总而言之，未来的战略任务并不是重新争论中国的货币是否被低估，也不是重新争论中国的补贴是否违反贸易规范。真正的任务是利用民主国家仍然拥有的持久优势——教育、基础研究、金融和创业能力，以及一个更加开放、尽管也更加混乱的政治制度仍然能够提供的制度灵活性。

中国崛起并取得主导地位并非命中注定。中国的外交往往被证明具有自我限制性。它不愿建立正式联盟，这限制了其建立那种以信任为基础的联盟体系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联盟体系能够把硬实力放大为持久的影响力。中国国内经济较低的生产率、其人口发展轨迹，以及其在实现技术自给自足方面尚未完成的进程，都对其当前优势究竟能够把它带多远设置了真正的上限。但同样也不应假定中国很快就会自行陷入停滞。对中国结构性制约因素的信心，也不应转化为一种自满情绪，从而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眼看自身优势窗口正在缩小的领导层，可能会选择对抗，而不是接受有管理的衰落。

尽管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对于诊断某些具体失衡问题很有用，但它并不是最终决定美中关系未来的变量。真正决定未来的，是美国及其盟国能否趁自己仍然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建立一项连贯而合作的反制战略，从而塑造和平竞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