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上周五8月28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就全球贸易失衡发表评论。他认为，全球经济特征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预测一场大规模全球贸易再平衡即将到来。但谁将承担全球贸易调整的成本？：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特征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德国以及少数其他经济体保持着巨额而持久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则通过维持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吸收了这些顺差中的很大一部分。迟早有一天，某些东西必须发生改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先进且资本充裕的经济体而言，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要么会带来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要么会带来不断增加的债务，而这两者都不可持续。

从理论上说，主要顺差经济体和逆差经济体可以就一项协调一致的调整达成协议，其中顺差国家扩大国内需求，逆差国家逐步减少对债务驱动型消费的依赖，从而使贸易失衡得以缩小，而不至于导致全球需求急剧收缩。这将是合理的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主要参与者对于贸易失衡的成因意见不一，它们不太可能达成这样的解决方案。中国将贸易失衡归因于美国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美国则将其归咎于外国的产业、贸易和货币政策；而欧洲迄今尚未形成一套连贯一致的诊断。因此，它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彼此冲突。北京希望逆差国家增加储蓄，并且倾向于不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华盛顿希望顺差国家通过向家庭部门重新分配收入来减少顺差。欧洲领导人则继续倡导多边合作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这使得采取协调一致应对措施的可能性十分渺茫。正如经济分析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今年早些时候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如果几乎没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可能，“次优选择就是为一场危机做好准备。”

各个经济体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历史表明，这种规模的贸易失衡几乎总是以痛苦的方式告终——而且调整所造成的痛苦并非平均分配。高债务水平加上低生产率，会使一个国家更有可能承担贸易调整的负担，但经济和政治实力也可以赋予它将这种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的手段。在当今三个主要经济参与者中，中国最为脆弱，美国最有能力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而欧洲拥有潜在的实力，却未必有能力加以运用。它们为保护自身而采取的任何策略，都不太可能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或危机的总体成本。问题只在于，当危机到来时，谁将承受最沉重的损失。

历史重演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巨额而持久的贸易失衡周期性地出现，而且很少是无害的。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生产率大幅提高，却没有伴随着工资上涨。生产的增长远远超过消费，美国因此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欧洲则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逆差，因为许多国家大量向国外借款，以重建遭到战争摧毁的经济。尤其是德国进行了大规模借贷，既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资金，也用于支付战争赔款。美国国内债务也迅速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为消费和资产投机提供资金。

随着贸易失衡持续存在，而且美国制造业以牺牲欧洲制造业为代价不断扩张，保护主义压力日益加剧。法国于1927年使本国货币贬值，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同年德国实施进口限制，并对获得外汇实行配给。甚至美国也在1930年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美国制造商和农民抱怨说，需求疲软正在威胁国内生产和就业。

这种调整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萧条期间全球贸易崩溃的形式出现。几乎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都受到这场收缩的冲击，但它们承受的痛苦并不相同。英国等拥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复苏得更快，遭受的金融困境也没有美国那么严重，而美国承担了与其所占比重不相称的调整成本。美国出口下降的速度超过进口，国内投资崩溃，银行倒闭，破产数量激增。

大规模贸易失衡几乎总是以痛苦的方式告终。

下一次重大的持续性贸易失衡，是一个罕见的例子：贸易失衡在没有造成重大动荡的情况下逐渐消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再次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而欧洲和日本则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贸易逆差。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类似，这些逆差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了资金，大量资源流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但与此前那个时期不同的是，各国政府对资本流动保持严格控制，而且输入的资本主要用于为能够产生足够未来收入、从而偿付相关债务的投资提供资金。由于这些投资的生产率非常高，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债务增加幅度很小。当时的保护主义压力也极其有限，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和日本迫切需要进口，而美国积极鼓励这两个地区进行重建。由于这些不同寻常的条件，贸易失衡逐渐消失，没有任何国家承担严重的成本。

此后又出现了四次贸易失衡，每一次都以相关国家承受痛苦而告终。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那个时期的石油冲击使全球油价从该年代初每桶约2美元飙升至该年代末每桶约30美元，从而在中东石油出口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国形成了巨额石油美元顺差。这些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存入主要国际银行，而这些银行急于寻找新客户，于是将资金贷给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最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估值过高并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利率上升使它们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债务危机解决了贸易失衡，却让逆差国家承担了压倒性多数的调整成本：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紧缩，以及失去的数十年经济增长。

下一个案例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日本开始出现巨额贸易顺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使德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英国和美国则出现贸易逆差，从而容纳了日本和德国的贸易顺差。尤其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国内债务的惊人激增，因为规模极其庞大的投资流入了回报率远远低于预期的项目。

中国有充分的动机，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尽可能大的贸易顺差。

保护主义压力稳步上升，并最终促成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该协议中同意推动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升值，以努力减少贸易失衡。然而，贸易失衡真正得到解决，要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时；这场低迷带来了资产价格崩溃、持续通货紧缩以及多年的停滞。不过，很难将这种情况与德国的经历进行比较，因为1990年东西德统一恰好在同一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经济。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贸易失衡。在该年代初期，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一批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形成了巨额贸易逆差，而与之相对应的顺差则出现在日本、欧洲国家，以及日益明显的中国。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国内债务和外债迅速增加，保护主义仍然较为有限。即便如此，当投资者信心在1997年崩溃时，调整来得迅速而残酷。货币崩溃、银行危机和严重衰退打击了东亚的逆差国家，而顺差国家承担的成本却很少。

最后，大约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德国实施劳动力改革，压低了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并导致储蓄大幅增加，此后德国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德国向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其他几个欧元区经济体出口越来越多的商品，而这些经济体则相应积累了由迅速增长的债务所资助的贸易逆差。由于这种动态出现在欧元区内部，而欧元区大多数成员国使用共同货币，各国无法实施保护主义措施，汇率调整也不可能进行。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欧元区危机时，逆差国家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失业、财政紧缩和长期停滞，而这些过程最终消除了贸易失衡。

成本分析

这些事件表明，当贸易失衡伴随着顺差经济体或逆差经济体债务迅速上升以及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剧时，贸易失衡就会变得危险。如果一个顺差国家利用其高储蓄为国内或海外的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这种失衡可以持续多年，而不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但如果它的过剩储蓄反而被用于资助国内低效投资，或者推动其贸易伙伴经济体出现高水平的家庭消费、资产泡沫或持续的财政赤字，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保护主义通常并不是贸易冲突的原因，而是贸易失衡持续过久的一种症状。保护主义的缺失并不会减轻最终调整所带来的痛苦。然而，当各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时，它们可以影响调整发生在何处，以及由谁承担成本。

究竟由顺差经济体还是逆差经济体承担这些成本，也可能取决于哪一方更有能力利用贸易、金融或汇率政策迫使另一方进行调整。当逆差国家政治上较为弱势，无法独立为自身融资、捍卫本国货币，或者无法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限制资本和贸易流动时，逆差国家往往更容易承担调整成本——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国家、1997年的大部分东亚国家以及2008年之后的南欧国家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当逆差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能够通过限制进口、限制资本流入、让本币贬值，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止顺差国家输出其过剩储蓄来减少自身逆差时，顺差国家则会面临风险。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所经历的情况，也是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经历的情况。它们的贸易伙伴通过干预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削减自身逆差，并迫使美国和日本以顺差为基础的增长模式瓦解，因为投资崩溃，出口、利润和资产价格下降。

今天各国政府可以从中得到的主要启示有两点。第一，在债务增长幅度最大、但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提高的地方，当贸易失衡最终发生调整时，面临的风险最大。第二，卷入贸易失衡的国家可以采取行动，将调整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以及运用这种实力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危机

当今的全球贸易失衡规模异常庞大，而即将到来的调整很可能尤其艰难。中国看来最为脆弱。中国的债务负担已经位居世界最高之列；其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快的。大量债务被用于资助经济回报不断下降——甚至为负——的投资，其中包括过剩的住宅房地产、利用不足的基础设施，以及远远超过需求的制造能力。

这一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给北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承担大部分调整成本。中国几乎肯定会试图把尽可能多的这一负担转嫁给其贸易伙伴。中国有充分的动机，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尽可能大的贸易顺差，使过剩生产能够由海外吸收，而不是迫使国内生产和就业急剧收缩。通过这样做，中国可以在逐步降低债务的同时，将调整过程分散到多年之中，而其贸易伙伴则以更大贸易逆差、债务上升、去工业化或增长疲软的形式承担更高成本。然而，如果外国的保护主义措施或外部需求减弱使这种战略无法实行，中国经济将面临增长放缓、失业上升、投资下降和金融困境等问题的某种组合。

北京能否将调整成本转嫁出去，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是否愿意吸收这些成本。华盛顿几乎没有理由继续容忍巨额而持久的贸易逆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远远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来源，美国拥有减少自身逆差、不再充当世界最后消费者的经济实力。而且，由于美国贸易政策集中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总统可以依据广泛的法定授权实施关税、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华盛顿也拥有运用这种力量的政治能力。如果美国利用产业政策扩大国内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加强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控制，那么中国和其他主要顺差经济体将无法继续依靠相应的美国逆差来维持自身顺差。它们要么必须通过国内生产的痛苦收缩来减少这些顺差，要么必须在仍然既愿意又有能力吸收这些顺差的国家中寻找新的进口国。

美国拥有减少自身贸易逆差的经济实力。

这使欧洲或许处于最为困难的位置。欧元区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大需求来源，因此欧洲掌握着可以运用的经济实力。远不那么明确的是，鉴于其政策制定机构四分五裂，而且成员国利益往往存在分歧，欧洲是否具备运用这种力量的政治能力。如果美国能够减少贸易逆差并扩大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而中国又拒绝让自身顺差出现同等规模的收缩，那么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几乎可能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承担更大的贸易逆差。其成本可能包括去工业化、债务上升以及增长疲软。这一过程可能已经开始。

一旦主要经济体不再追问如何把全球调整成本降至最低，而转而追问如何把自身风险降至最低，寻找一种相对没有痛苦的全球贸易失衡解决方案的机会也就过去了。北京看来决心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自身顺差。华盛顿同样决心减少自身逆差。如果欧洲能够发展出采取同样行动的政治能力，调整负担将越来越多地落到顺差经济体身上，而这些经济体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如果欧洲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全球顺差，而今天看起来主要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冲突——并演变为双方为避免在未来承担更沉重成本而展开的一场较量。

历史清楚地表明，贸易失衡最终总会得到解决。仍然不确定的是，这种解决将造成多大的损害——以及谁将承受这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