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在刘宾雁传记发布会上争论的两个问题 |
| | 刘宾雁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他不会因万众瞩望而自以为是，也不会因为流亡生涯和身患沉疴而自卑哀怨？为什么他能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什么他能超越政治，超越党派，人格充满魅力？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民主自由是永恒的价值；对一个人而言，政治的评价是否唯一重要的评价？
老高按：中国著名记者、作家刘宾雁逝世八周年之际，明镜出版社推出了由马云龙所著的《刘宾雁时代——鸦雀无声雁有声》一书，描述了刘宾雁与大半个世纪的时代轨迹基本同步、大起大落的一生。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研究院、明镜出版社和《新史记》杂志社，在纽约联合主办了“刘宾雁逝世八周年暨《刘宾雁时代》新书发布会”，与会者分享了自己与刘宾雁的交往经历，回忆了对他的丰富印象，分析了刘宾雁的精神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全部发言，都刊载在今年元月下旬出版的《名星》杂志第6期，並在明镜新闻网上连载完毕。
出席的著名学者、作家不少，发言各有精彩。对刘宾雁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大家看法比较一致：虽然他的作品未必达到多深的思想层面、多高的文学水平，但他的意义在于体现了良知、体现了道德，在中共建政60多年、整个社会、文化呈现为礼崩乐坏的精神废墟之际，更凸显了其极其珍贵的价值。
但就在这个比较一致的认识之下，也还有各种差异：
郑义说：不知谁最先给他一个称号——“中国的良心”，这个称号逐渐为人公认；何频说：我们可以走得比他更远，但我们需要有路标，他就是路标（之一）；胡平说：认识了他所处的时代才能认识他的意义；冯胜平说：与诸位更多地看到他的伟大不同，我更多地看到他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而陈奎德发表的意见相反，他认为，刘宾雁能够给缺少宗教的中华民族引入神性……
以上都非原话，原话请见《名星》杂志和明镜新闻网。
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分歧，那么，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分歧就相当大了：
第一，与会者多半是自由民主派人士，但刘宾雁一直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晚年在接受我的专访时甚至说过：他自己近期（2004～05年）所写的文章中，自己最重视的是《寻找共产党》。那么，如何看待他所秉持的强调公平正义、称得上至死不渝的社会主义信念？
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看法相当对立。有的认为，这体现了刘宾雁思想探索的很大局限性，从年轻时糊涂到80岁，都还要寻找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也有人认为，这表现出刘宾雁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他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中国毛邓江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惨重灾难，来到美国之后，他也看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仍保持了追求和批判精神，坚持探索更合理、更公正的社会体系；他有探索的权利，他表达的见解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中国真正左派的杰出代表，不是乌有之乡，不是《环球时报》，而正是刘宾雁，中国走向未来，需要有刘宾雁这样的左派代表人物。
第二，刘宾雁算不算一个失败者？失败者是否因其失败而对民众丧失表率和引导的意义？虽然这个争论，只爆发在少数与会者之间，但是争论者更加雄辩，彼此更有针对性，涉及更发人深省的层面。
全部发言有五六万字，这里我摘录几位人士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要指出的是，发言整理完后，发回给每个发言者，请其自己订正和补充，他们不同程度地根据会上大家的讨论，包括自己听到的不同意见，修改、完善了自己的看法。
顺便说一句：今天有位博客发了一个帖子讥讽另一位博客“拍马屁拍到马脚上了”，因为这另一位博客赞成我老高的看法，但我对他的赞成意见，表示並不完全同意。赞成与反对某人的观点，都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总有人怀着一种阴暗恶意的心态，带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笔调，将赞成别人的意见，看成“拍马屁”；而将这种赞成未能得到对方的完全认同，看成“拍到马脚上了”。
这位博客的文章接着写道：“伐林先做了自我检讨，说读者误会了他的意思是他的责任。”让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么说了吗？我说的明明是：如果“当我觉得别人理解得不对，首先我会反省自己是否说得不够清楚？”——白纸黑字俱在，是“首先”，但不是全部；很可能我首先反省自己一番之后，发现自己並沒有說得不够清楚的。怎么能把读者误会了自己意思的全部责任，都大包大揽下来？就像这位博客，对我的意思如此巧妙地“误会”，难道也归我来负“误导”他的责任？
参加关于刘宾雁座谈会的与会者，与刘宾雁一样，都不是完人，都有各自的缺陷、局限、弱点和被诟病之处——就在昨天和今天，还有朋友给我发来关于与会者中某人陷入让人摇头的纠纷的信息。但是他们在刘宾雁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认为，都表现了让我激赏的争论之格、争论之风，这就是：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思考其中是否有合理部分；对自己不同意的看法，坦率表明自己为什么不同意；同时，依然尊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对方。
我貼出其中部分人的发言，不是因为我赞同他们的看法，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争论，非常有意义，对我很有启发。尊敬的读者诸君，您同意其中谁的意见呢？
理解了时代才能理解刘宾雁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
郑义提到设一个刘宾雁奖，这是一个挺好的设想。现在各种名目的文学奖不少，我建议刘宾雁这个奖是不是专门对记者，或者专门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有针对性。
《刘宾雁时代》这本书，今天刚得到，还没有来得及看，我想这个书名取得很好：“刘宾雁时代”。想要理解刘宾雁，就需要理解这个时代，除非我们对刘宾雁有很深刻的了解，才能对他所身处的时代有深入的了解。反过来，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不了解，我们也没法理解刘宾雁的价值和意义。
刘宾雁是个作家、是个记者，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虽然80高龄去世，应该说寿命也不算短，但是他能够公开写作的时间非常短，而他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数量上并不太多。1957年引起比较大影响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到80年代影响大的就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文选、文集，你会发现部头并不是特别大。而且我也怀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未必能看出他这些作品的分量。
现在，我们在网上，甚至在官方的纸媒上，都能看到不少似乎更尖锐的针砭现实的文字和报道，是吧？今人恐怕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宾雁这些东西当年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另外就是宾雁思想上的局限性问题，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刘宾雁一类的人会选择共产党？宾雁整个思想的变化是跟那个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写刘宾雁，要写出他那个大时代，要把他放进那个大时代去写。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还没看书，我只是担心这一点作者未必写得特别深入。而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下功夫的话，确实就会妨碍后人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别说后人了，就连经历过当时的过来人，时过境迁，不要说50年代的整个政治氛围很难想象，就连80年代的那个社会氛围，我们也很难想象了。除非重现当时整个氛围，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刘宾雁。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反右”没经历过，至少“文革”是经历过的。现在别人问起我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们都说当时我们很狂热，但怎么个狂热法呢？那么大的人不可能很狂热啊，狂热一天两天可能，那么多年，怎么老狂热啊？说不过去啊！一定有更深的东西在里头，这些东西需要很多解释。
我觉得最难表达的就是当年那种社会氛围。“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觉得文字其实最难表现那个大的氛围。具体地写到某个人，他当时说的话、做的事，都不难很写实地写下来，但是你要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这就非常非常难了。几十年来中国变来变去，变化很大，而且很特殊，都是以前没有先例的，以后也几乎是不可能重复的。
记得20多年前，1990年，我去德国，见到汉学家马汉茂。那时候，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本书正走红，红卫兵一代都很称赞，觉得这本书最原汁原味。可是马汉茂就表示他看不懂，不明白当年老鬼为什么要作出那么多疯疯癫癫的极端行动。这就是因为老鬼没有把当时的大背景和社会氛围交待清楚。我们是当事人，他不写我们也记得，所以我们看得懂。换成别人只觉得莫名其妙，就看不懂了。
我接触过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向他们推荐宾雁的一些作品。他们看不出多大味道，和我们当时看刘宾雁作品时的感觉很不一样。宾雁的作品，你说它“接地气”，这是很大一个长处，但也有一种限制：一旦时过境迁，他的作品和他写作时的“地气”离得远了，读者就读不出它的劲道了。
宾雁在海外这么多年，写出的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太多，因为他就是那一类作家：他需要生活在中国，他需要接地气，亲自感受到那种社会氛围，他才能够进入兴奋的创作状态，夜不能寐、奋笔疾书的劲儿才能出来。而出国之后，他虽然不断想了解中国的事，见人就打听，不管谁谁谁，只要来自中国他马上要问情况，他很想了解那个东西。宾雁有很好的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也有时间有余暇，不至于像很多流亡者那样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奔波。但是，他并没有写出特别有分量的东西。我想，那不是因为他在理性上缺少有关的信息，而是因为在感性上他进入不了那种状态。
现在国内有的作家，有意离开大都市，甚至还有意识地避开和文化圈里的人来往，待在一个小地方潜心写作。这看上去和流亡作家的境况类似，其实不然。因为前者还是在那种氛围里、那个场里，后者却很可能是在那种氛围、那个场之外。至少对刘宾雁这一类流亡作家来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宾雁的人和文。
刚才郑义也谈到“中国的良心”这个问题。1997年，王朔到美国访问，和大家聊天，他说了一句——说的还挺对：王朔那个时候很红，王朔说，他们这些走红的作家和80年代走红的作家不一样，80年代走红的作家，例如刘宾雁，是道义形象，大众把他们看作道义英雄，很尊崇；后来走红的作家，像王朔说的他自己，就缺少这种道义光环，并不被大众当成道义英雄，他们可能更被大众喜欢，但没有那么尊崇。这个观察很深刻。
这一点在宾雁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象宾雁这样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会起到那么一种作用，会辐射出道义光芒？光看文本不一定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宾雁的整个研究都还有很大的余地。
宾雁的思想确实很多和我们在座的想法不一样，他正代表了那些早年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热血青年，又喜好文学——这两条常常是连在一块儿的。虽然马克思写了大部头的《资本论》，但是没几个人是看了《资本论》去参加共产革命的，看左翼文学作品的人多得多。后来他们又由于原来固有的那种人文情怀、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革命发生摩擦，和共产制度发生矛盾。其实也不只是宾雁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欧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反抗这个制度，反抗这个体系，但是对有些东西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总希望从里面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特别是后来，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觉得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和那套理想连在一块儿的整个乌托邦憧憬也没有了，到头来人们发现，人类好像没有了未来——未来只不过是今天的重复。未来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无非是车开得更快，房子住得更大，电脑的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人们已经想象不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了。早先，人们描绘未来世界时，常常描绘得很美好、很理想；可是现在人们描绘未来社会，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全说的是大灾难，要么是外星人入侵，要么是恐怖分子劫持了全世界，要么是地球爆炸，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共产主义死了，连带著乌托邦也死了。人们已经想象不出一种在本质上和今天不一样的社会，想象不出一种在制度上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
这就让刘宾雁这样的知识分子若有所失，很失望。我们在座的就没有宾雁那种沉重的失望，没有那种乌托邦情结。我们当然知道西方也有很多弊病，自由民主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不过我们认为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毕竟，自由民主是好东西，在中国实现这些东西还很重要，很有意义。我们更关心的是消除现有的、显而易见的、更重大的罪恶；至于是不是有一种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这个问题对我们不那么重要。我们这种想法更实在，对吧？消除罪恶本来确实就比实现完美实在得多，消灭地狱要比建立天堂实在得多，对于人类社会也重要得多。更何况我们还大可怀疑，人间天堂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真的更美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宾雁的思想有差别。这一点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他才是中国左派力量的真正代表
一平（诗人，中国人权编辑）：
刚才胡平说的那一点很重要：要认识刘宾雁，首先要认清这个时代——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是同一个时代，就是极权制度的时代，这个极权制度，严重一点说，它实际上是反人类文明历史的一种制度；这个时代，从根本性上来说，是对文明的一种根本性的摧残和毁灭的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实际上是这种制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造成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摧毁了文明，而文明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如何做人的问题，这是文明的终极问题。那么刘宾雁的价值、他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在一个摧毁文明、摧毁文明核心价值的时候，他保存了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
我想了想，刘宾雁有几个词，这几个词可能正是文明核心的要素。一个是：善良；第二个是：诚信；第三个是：公义；第四个是：责任；第五个是：勇气。刘宾雁身上保存了文明的这几种东西。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他的见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不认为刘宾雁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作家，但是在这样一个文明被摧毁的时代，他使人达到了一种完美——保持了人格的完美性，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价值。今天中国最糟糕最糟糕的问题，就是这种制度摧毁了每一个人做人的信念，每一个人丧失了做人的价值标准。无论你是左派、你是右派，你信仰什么主义，但做人的问题被摧毁了！在我们身边可以看见很多人，坚决地反共，坚决地追求自由主义，但是作为一个个人，道德是非常不可取的。刘宾雁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思想，超越了主义，保留了文明的核心价值。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刘宾雁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是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对他进行批判的要点。但是我更深远地想，这实际上也是他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中国的思想在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中国的极权制度是自称“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完全糟蹋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并不是中国这种极权模式，即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第二国际、有考茨基、伯恩斯坦，这条线索，一直延伸到今天，像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西方福利制度的建设，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条线索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刘宾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共产党极权的巨大的压迫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人士非常简单化地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他内心依然有他的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有他的道理的。第一，他反抗专制，这个刘宾雁是没得说的；还有一个，是坚持社会公义，反对资本的、无节制的掠夺；同时还有第三点，同情劳苦大众，同情人民。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现在恰恰需要的。而中国由于缺少这种思想资源，中国的左派们一下就倒向了毛泽东主义！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悲哀。中国其实缺少真正的左派，中国的左派是假左派，一方面拥护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真正的左派，应该是反对极权，是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这样的左派。中国恰恰需要真正的左派力量，刘宾雁实际上就是这个力量的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刘宾雁的社会理想是北欧模式。我觉得，中国未来是非常需要这种政治力量的。
第三点，刘宾雁始终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和批判精神。他来到美国以后，仍然保有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有对美国制度的批判，我们自由主义人士很多人因此而批判他。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一个更高远的理想主义、有批判精神，实际上这是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品格。如果美国或者西方缺少了这种批判精神，那么这个主义很快就会堕落，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会堕落。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不在于他批判的是错还是对，但是要坚持这种批判精神和勇气。在美国敢于批判美国，实际上这是很高尚的思想，说明他有更高的理想主义精神。
主持人北明：我觉得一平的发言深得我心，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发言最能代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有一平的发言，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发言了，一平的发言完全能代表我要想说的话，而且总结得非常精到。
我眼里他不是伟人，是纯真、善良的人
冯胜平（美国独立学者）：
我与刘宾雁先生最后见面是2005年12月4日，他去世前一天的凌晨——那是个星期天。星期六晚上我在朋友家开party，凌晨3点多钟才回到家。刚上床睡著，大概5点左右，宾雁夫人朱洪的电话就来了，说宾雁“出事了”，让我赶快去。因为住得近，宾雁最后的日子，家里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总会第一时间给我或我太太打电话。
我立刻开车去宾雁家，电话上没搞清楚，“出事了”，到底是宾雁不行了？还是已经走了？那天下著很大的雪，慌乱中我开车沿著571公路冲，开了一会儿，车窗被雪覆盖，看不到路了。于是我下车刷雪，结果车突然移动了，原来发动机开着，还挂在档上！我下车时连手刹都没拉起——心里整个乱了套。发现车跑了，我赶紧追车，追到了跳进车，开到宾雁家，然后同朱洪和小雁一起去宾雁住的医院。在路上，朱洪告诉我她已经通知了在中国的大洪，让他赶快去办赴美签证。对院方是否要继续抢救的问题，朱洪也做了决定：不再抢救了，若要抢救的话，只会增加更多的痛苦，要割开气管，上呼吸机。
在宾雁生病期间，对他家照顾最多的，是一位名叫张渝放的女士。朱洪那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晚上完全不能开车，从买菜到必要的接送，大多是渝放帮忙。她现居印地安纳州，今天的会我通知过她，她真想来，但因为先生生病，没法来，否则今天我们一定会看到她。
按照预先的安排，12月4号是接宾雁出院的日子——他已经几次进医院了，每次都是朋友把他送进去、接出来。看到我们，宾雁很高兴，说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他以为我们是来接他出院的。按照事先和朱洪商量好的说法，我撒了谎，说今天下大雪，怕过一会儿车不好开，就先来了。对此他一点没有怀疑。当时宾雁精神特别好，坐在那吃东西。朱洪在宾雁面前保持镇静，一出病房就哭了，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不行了。随后就是给朋友打电话，商量后事安排。最后，我开车送朱洪回家，小雁在医院陪床。
第二天凌晨，宾雁走了。
我同宾雁频繁接触，成为私人朋友，结缘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六四”之后，普大校友John Elliot捐款一百万，成立了中国学社。作为海外中国民运的一个中心，学社先后收留了近20位流亡者，他们中有方励之、苏绍智、阮铭、陈一咨、苏晓康、远志明、郑义、柴玲等，刘宾雁是最早的一个。
海外民运与宾雁最早接触，是在80年代初期（1982-1983年期间）。当时“中国之春”运动刚开始，恰逢宾雁访美，运动发起人之一私下约他见面，希望他支持“中国之春”。宾雁经考虑没有同意。
1988年底，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民联激进分子酝酿在美国组党，第一个找的又是宾雁。此段历史丁楚在其回忆录《大梦谁先觉》里有详细的描述：我们怎么去找刘宾雁，劝他留在美国，带领我们组党，做海外民运领袖。那还是“六四”前夕，他在哈佛做尼曼学者的时候。带我们去宾雁家的是曹天予，在场的有杨炳章、龚小夏。我们积极地游说，被朱洪一句话打醒。她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台湾吗？”她觉得我们完全不懂大陆的事，组党是异想天开。宾雁说，他在国内接触过组党案件，大多是在农村边远地区，当局对之惩罚非常严厉。“如果我回去的话，”他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完全可以做更多的事。”那时的宾雁完全没有想到要在美国留下来。此后不久，我又去澳洲找方励之，希望他做同样的事。方的反应比宾雁略微积极，但也没有答应。回国后方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后来我逐渐淡出民运，宾雁却深深地卷入。……在民运江湖中，宾雁交了朋友，也结了敌人。
抛开政治立场和民运恩怨，我想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宾雁。
记得很多年以前，也是在纽约开一个像今天这样的会，会后宾雁、奎德、郑义和我一起回普林斯顿。那天是情人节，我们一行人在Penn Station等车时，郑义给北明买了一束花，并招呼大家都买。碍于情面，宾雁和奎德也各买了一束——我没买。我与太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起长大，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很少有这种表达感情的习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宾雁和奎德第一次给太太买花。次日在宾雁家作客，我看到朱洪批评宾雁，说昨天怎么那么浪费，会想到买花？宾雁解释道：“花不是买的，是布置会场用的，丢了觉得可惜，就顺便拿了一束。”把朱洪糊弄过去了。奎德就更惨了，他太太开玩笑说：“奎德从未给我买过花，这次买花，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直到宾雁去世，向遗体告别时，朱洪才知道真相。那天我同宾雁在普林斯顿的朋友李云，陪朱洪一起去买告别仪式要用的鲜花，朱洪感叹说宾雁生前从来没给她买过花。我讲了这个故事，朱洪这才知道情人节晚上那一束花的来历：宾雁其实为她买过花，只是出于那一代人特有的羞涩，不愿意承认而已。这就是宾雁。
刚才几位把宾雁讲得很高、很伟大。其实在我眼里，宾雁不是那种伟人，而是一个纯真、善良、甚至有些笨拙的人。朱洪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后她出访日本带回一把折叠伞。宾雁拿著这把伞上班，晚上回不了家。朱洪等了好久，就去找他，结果在车站找著了，他不会收伞，上不了车了！（众笑）还有一次，家里杀甲鱼，他不会，又想帮朱洪的忙，结果被甲鱼把手咬著了，满屋子乱跳。（众笑）宾雁曾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够笨的了，你比我还笨！”
宾雁是“中国良心”的比喻，我最早是听何维凌说的。他在国内搞体改得罪了人，又被邓小平称为“坏人”（见陈一咨回忆录），何1986年来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我们成为朋友。何告诉我，国内有两个人，刘宾雁和方励之，堪称“中国良心”。他把刘方二人比作琴上的两根弦，其它的弦可以像王蒙那样韬光养晦，审时度势，该响的时候响，不该响时沉默，这两根弦最不懂事，自己觉得该响就会响，全然不顾时间和后果。这是何维凌对宾雁的评价，也是我知道的“中国良心”的最早版本。
宾雁去世后，芦笛当即写了一篇悼文《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再悼刘宾雁老前辈》，讲述宾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评价了宾雁的历史地位。文章开头写道：“在中国，逝者从来不属于自己或家属……著名死者最常见的不幸，就是沦为活人的政治斗争工具。”他的名字会被利用，“我的好友胡适之”之类的悼文会充斥于世。芦笛认为：宾雁“让人敬仰的，不在于什么非凡的文学成就，也不在于什么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甚至也不在于他启迪了多少人的文明意识。在这些方面，因为时代的严重限制，他都大概算不得什么伟人。”“刘老之所以让人敬仰，让人哀悼，让人追思，还是因为他那崇高的人格和清白的良心。凡是稍微看过点他的著作的读者，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如果敢尊重事实，都不可能不触摸到那在字里行间处处跃动的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哪怕是在蒙冤受屈被终身流放到海外后，他还在西方因六四大屠杀制裁中国之际写下痛苦的心声：一个中国人，要同意外国对祖国进行制裁，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让我看了当场就涕泗横流。”朱洪和小雁非常喜欢这篇悼文，甚至想过用它做文集的序言。因为文中多处批方励之，朱洪问我能不能请芦笛改一改，芦笛全部改过，再传过来，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收进《纪念刘宾雁文集》。（郑义等插言：没见到过那篇文章呀。）大家知道芦笛的风格，他很少夸什么人，更不崇拜名人。读芦笛悼文，宾雁这个“中国良心”的形象，跃然纸上。
宾雁是一个纯真的人，极富道德感和正义心。康德说，他最敬畏的，是宇宙星辰的运转规律和人类内心的道德律。前者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至于什么是人类内心的道德律，它从哪儿来，内涵是什么，我与许多朋友讨论过，至今没有答案。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识：康德所说的道德律相似于宾雁性格中有的那些东西。宾雁不是真理的化身，但的确是道德的楷模。他轻信，武断，犯各种错误，却从不昧良心。他曾对我说：“科学讲真实，政治讲利害，人讲天理良心。”我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民运，也不相信人民。我只相信事实、逻辑和良心。换句话说，宾雁相信的许多东西我都不相信，但我相信宾雁是一个好人。在他身上，我看到良心。
谈宾雁，不能不提到朱洪。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宾雁身后的这个女性就是朱洪。没有朱洪，宾雁不知会被坑多少次，“中国良心”的形象不知会遭到怎样的毁损。民运江湖中，想利用他的人太多，他也太容易被利用了。民阵第二届选举，最初有三个主席人选，方励之、管惟炎和刘宾雁。在朋友劝说下，他几乎就同意干了，是朱洪把他拉了回来。拿破仑说过一个标准：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干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民阵主席一职，宾雁显然不能胜任。
直到去世为止，宾雁仍相信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似乎永远没有长大。西哲名言：30岁以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头脑。这一标准显然不适用于宾雁。在许多老“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忙著“两头真”的时候，他不改初衷！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他坚决反对。从心底里，宾雁是永远的左派。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自于他的良知。80大寿宴会上，宾雁曾说：“如果不被打成右派，我很可能成为姚文元，我会做那事。”如果没有去世，我相信他今天会支持薄熙来。因为据我观察，宾雁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远胜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左右是人心的两极，左边管良心，右边主理性；前者讲公平，后者重效益。“文革”极左之后，中国朝右的方向已经狂奔了30年。我们跑得太快，该停下来等一等灵魂了。作为良心的代表，宾雁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最稀缺的财富。
主持人北明：我感受你和曾慧燕刚才提到的刘宾雁先生所谓的弱点，在我的感觉当中，都是他的长处，包括他的轻信……
冯胜平：不错，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燕妮提问时就说过：人类最能容忍的缺点，就是轻信。
刘宾雁的价值在于他带给我们的困惑
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听著诸位发言，似乎要给宾雁一个历史地位，而且必须要以盖棺定论的方式做出。我认为，如果这样，宾雁在历史上不会有地位——他真正被定死了。张博树在研究中国百年的历史——重新寻找共产党的意义，从抛弃共产党、到再认识共产党的历史；陈小平也在搞百年宪政史。你们肯定知道，在一百年风云激荡的变革史中，中国朝野兼济、黑白通吃、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僧俗两界都有才华横溢的传奇成就的人有的是——当年柳亚子领导的南社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但都俱往矣。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只能在他身上，看到一些出色的品质和一些事功。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了，有新的具有这种品质或建立了新的事功的人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被忘掉了。一个永恒的人是跟永久的问题连在一起的，能让我今天来讲宾雁，是因为宾雁带给我们的问题和困惑，而不是他带来的结论。我说的问题和困惑不是宾雁有什么过失，不是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提出的困惑，而且这些困惑传之于无数代先祖并会传至后世万代。
我想说说我跟宾雁交往的三个片段。
第一个，宾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领军人物。我在80年代出道也挺早的，跟宾雁第一次见面也很早，但那个时候谁对谁也没有印象，因为各说各的话题，我也很狂，那时宾雁在一个领域中也是一个大师。1988年宾雁离开中国到美国做尼曼学者前，何家栋以《经济学周报》名义给他送行，我参加了。当时还有陈子明、刘再复，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我发现宾雁在80年代已经获得了“中国良心”这样一个称誉。可以没有权、没有势、没有钱，但他获得的声望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无法企及的。给他送行时，宾雁的脑子非常敏锐，还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问题，以及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我们应该坚守什么良知。这时候其实包括刘再复，大家都是一样的。
后来，1989年我被捕判刑了，在监狱里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1994年来到海外，宾雁也是我很想见的一个人，宾雁也很想跟我谈一次。但是我在见宾雁之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宾雁的事情，包括刚才程凯先生讲到的《新闻自由导报》，包括1993年的合并大会，包括廖大文和李录这些有争议的事，我就发现，宾雁好像陷到很多是非之中，而在这些是非之中好像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我当时际遇特殊，有机会听到各方面的人包括身历事件的旁观者介绍和评议。我发现，宾雁对许多事实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我是学物理出身，对事实很看重。我有了很多困惑。
我跟宾雁见面，本来想跟他澄清这些困惑，但宾雁提的问题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军涛，我跟你说实话，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想知道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失败，但是在这儿待了几年之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更困惑了。”哎呀，宾雁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实话，我致力推进宪政民主，但是有时候对人类命运、人性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没有办法认同资本主义的金钱规则和政治上的权势规则。我真的不大认同这些势利眼的东西。所以宾雁说起这个困惑，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宾雁在我流亡之初，他作为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象征，就给我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
第三，宾雁到了晚年，出局了——咱们也说实话，宾雁从公众中已经消失了。在宾雁边缘化的时候，我经历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许志永来美国，我和陈小平到耶鲁跟许志永见面，那时许志永刚刚出道，很想见宾雁，我说那就带你去普林斯顿。去宾雁家……
高伐林插话：那天恰巧我也去宾雁家，见到你们两位，后来从宾雁家出来，我对许志永做了一个很长的专访。
王军涛：宾雁马上拉著许志永，问的全是底层人的事情，老百姓喜不喜欢共产党，到底痛苦是什么……他非常关心。
还有一件事，刚才海培几位也讲到了，宾雁在晚年非常希望叶落归根。要叶落归根，就有一个对现政权的态度问题。我见过宾雁写过的几封信，是中间人念给我听的，念给我听的人希望我也能做一些什么。我觉得宾雁在这些文字中有很多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我不能说，因为这会被自由主义者、民运的人把它简单地看成一种“政治符号”，视为两大阵营政治搏杀中的站队问题。其实它不是这个问题，它与我出国后跟宾雁见我的第一面的印象有关系。
通过这三个触动我的交往片段，我想讲：宾雁的命运其实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宾雁80年代代表中国的良心，后来陷入海外民运中的各种是非，一直到后来的边缘化，然后有机会在更大时空中、更丰富的生活体验中，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其实，他是我们这一批人的象征。我们不要讳言，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已经站到了一个什么“高度”，我们可以对历史作总结了；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命运中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取得的答案，远不如我们心中还存在著的困惑更多；我们取得的成就，远不如我们的挫折和痛苦更大；比较80年代我们出发之际，我们现在离初衷更远了——不仅事功，而且心理和信心。
我想应当讨论，作为我们的代表和象征，宾雁的启示是什么？
从正面看，宾雁是中国良心的代表，在80年代他辉煌的时候，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权势者的批判——他不是对所有人都批判，而是只批判那些权势者或风光的人。虽然他知道底层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在他80寿辰，宾雁讲到了1989年之后，中国老百姓对权势者的屈服，他讲到了当年日本人还没进来时，大家都热血沸腾地喊叫著抗日；可日本人一进来，人们就屈服了，做汉奸很普遍。他讲他那时的痛苦非常刻骨铭心！他对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从他年轻岁月就已经有了准确的认识，但他还是集中在对权势者的批判。他对中国老百姓心里有看法，但他并不去公开地说，只是在私下里谈到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时候，他会讲到这是一个因素。他对权势者始终是批判的，始终高扬著高傲的头。像吕京花说的，越底下的人越感到他的平易近人、谦和；如果你有了权势，不论你是个新星还是老权势者，无论是掌握政治权力还是名望权威，宾雁就要审视你、批评你、挑战你。他说的对或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但他就是在做这件事，他不会去恭维权势者和风光人物。
第二个，宾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弱势者的关心。这是宾雁的社会主义情怀的心理根源。当一个制度能够造成弱势者，宾雁就觉得这个制度有问题，不管这个弱势者是否必然的，宾雁就是不能原谅、不能接受这种制度。我想起前几天跟CNN一个记者谈话，他在举行“与王炳章同囚”活动时，写下了一篇追忆李克强、薄熙来和我的文章。在交谈中，他问我：你这么多年干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后悔吗？当年薄熙来是他的同班同学，薄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驻外记者。我也听别人说过，薄想的是每年搬回几个“大件”，弄点外汇券回去。而李克强在1979年以前北大几乎无人知道他。这位记者问：那时候你们就在为中国操心，现在你看你们是这个样子：薄熙来是这个样子，李克强是那个样子……这些人他都认识，他问我，我的奋斗有什么意义？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都在改进世界，一种改进是让活得好的人活得更好，活得好的人有权有势有钱啊，你让他活得更好，他给你奖励，给你权给你钱给你社会声望；还有一种改进，是减少社会最不幸的人的痛苦，最不幸的人是没权没势没钱，他什么都不能给你，而且你会与苦难为伴一生，你要天天去受苦难的折磨，这些弱势群体成员还有很多你在正常教养下不能忍受的缺点，甚至抱怨、撕咬、出卖你。宾雁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他有过权势、有过辉煌，他老想减少最不幸的人的痛苦，他从来不想怎么去改进那些权势者，让他们能过得更舒服更好——他没有！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点，这也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精英不承担精英使命的年代，非常需要的一种优点。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宾雁身上的正义感，那种与不泯的童心相伴、出自常识的良知。何频讲到政治上的是非标准要简单化，其实就是要回归常识、良知，要真率，要诚恳，这都是宾雁身上非常明显的特点：不管你有权势没权势，你坐在他对面，他会让你明显地感觉到这个特点，他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人——当宾雁坐在台上，是非常居高临下的，这其实是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事情；但是当他坐在你对面、跟你近距离交谈，你可以感到他是是童叟无欺的，跟你讨论什么都是真心的，以致真到你可能会误解他，因为你在用大框框来套他，他会觉得我没想在那么大的话语中间啊，他只是真实地述说他的困惑。
在中国做好人一定失败？
那么，宾雁留给我们的困惑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宾雁在讲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看法的时候，他是面对人类的命运。其实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来自西方，不是东方，在有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就有从人性的角度、人类文明的角度、人文关怀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像宗教啊、作家啊、艺术家啊，就一直在承担这批判资本主义和制度化的使命，以至于在麦卡锡迫害中，大量作家和艺术家被当作共产党人。宾雁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站到了所有牟利制度的对立面，一点不奇怪。他与西方现行制度的批判者中的文化人一样，追求的是道德精神。美国的政治学界——不要说社会学了，社会学界就是左派占上风——那些大的学府中，左派的势力非常大，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关于人的这些假定，都是要推敲的，一个完美社会是什么？我在哈佛大学读书，第一个经济学老师给我讲最后一课时说，他最敬仰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亚当·斯密，一个就是马克思，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震撼。他的那种批判，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有那种批判精神，我都放下不说，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类还远没有对这个东西研究透彻。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当然我现在可以背书宪政民主，但我也想说，到底是把人民看成单独的个人，然后创造一个制度、一个博弈的规则，让每个人都参加公平的博弈，这最合理呢，还是将人类社会还是看作一个整体？在西方，德国人和美国人是有争议的。这个学术上的争论话题，不在中国的情境中，以后有时间我想写点东西来讨论。
刘宾雁一生都在思考，他留下的困惑令更多的人们思考。
第二个，宾雁的人格的命运。就现实功利的标准看，宾雁是个失败者——跟咱们一样，咱们想做好人，咱们也觉得，即使咱们再不成功，比起现在台上跳的这些人，更有德，也更有才。不论是考，还是选，还是自由空间中的其他竞争，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胜过现在台上抖擞的这些人；没有权势者对他们的提携和对我们的打压，我们今天肯定比他们要更成功得多。但是，现在我们失败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中国做好人一定失败呢？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总是爱说，如果做好人不能成功，中国人就不会对做好人有信心。我们不要去简单地批判现实、去发世风日下的感叹，我们要想让人民相信应该做好人的话，就得不仅做好人，而且要成功！在这点上，我觉得宾雁有缺，不是说他做好人不对，而是做好人不成功。他最后无法让这个社会相信可以追求真善美，因为毕竟多数人是平庸的啊。
第三个，宾雁卷进很多麻烦，在于他想当仲裁者和救世主。仲裁没什么不对，但在仲裁词中，要把各方面都考虑进去，而宾雁不喜欢听到与自己仲裁词不同的事实和理由。刚才北明说这是他的优点，他不喜欢听这些东西。可问题在于，现实中间你会触及到利益——也不能说争取利益就不合理，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在西方，这个社会整个就建立在一个要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基础上，你是个公平的博弈者，他也是个公平的博弈者，不能摆出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除非你有一个法庭，你是法官，你是一个制度性的仲裁者；即使这样，你也要维护一个公平诉讼。
再一个，关于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我不喜欢社会主义，在于社会主义假定有一个完美的社会方案，有一个救世主带领实现它。宾雁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心态，刚才京花谈的很典型，弱势群体都很喜欢宾雁，但是他们也都是把宾雁看做一个在他们之上的人，因此宾雁不高高在上，他们就很喜爱。宾雁是悲天悯人的人，但悲天悯人多少是把自己摆在高于世界之上。现代社会政治和法律要求人在道德和权利上是平等的。美国人不谈什么“知识分子使命”，因为这是为不平等制造理由。中国知识分子说我知道得更多，因此我要承担更多责任，可这就意味著你也想要更大权力。这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不许可的！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当发现有人能力更弱，有人能力更强，就要做制度的设计，限制那些有更强责任感和更大能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而要给弱势者创造条件更方便他们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做仲裁者和悲天悯人的人，都不合适平等竞争的宪政民主体制。
宾雁带来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被这些困惑折磨，我就很痛苦。我觉得，我们要想让宾雁永存下去，就要坦率地面对这些困惑。——有人说他现在属于永恒，不属于我们了，我认为，如果他不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属于永恒。他带给我们的问题和刺激，让我们继续前行，而且我们会把我们的思考与宾雁的命运相联系。一个人物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对他的兴趣、思考和认同，对他的发掘和再发掘。如果我们给宾雁做一个塑像，把他放到一个纪念馆里，那他很快就像民国史上的那些人物，会成为过去。我们不如把宾雁带来的争论都提出来，让他继续刺激我们国人的思考，一代又一代地寻求解答。
在物理学史上，从古典物理学向量子力学转化过程中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叫玻尔，玻尔所有的理论都是错误或近似正确，但是物理学家还是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用他的错误或近似正确，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后面的几代物理学家沿著他提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答案。宾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象征，他带著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光荣，我们的成就，也带著我们的失落，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那种失败的噬心之痛。从这点上看，我觉得，把这个写出来，我相信会让后代重新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理解宾雁——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没有解决。
从长远历史来看，他未必是失败者
北明（独立撰稿人，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节目主持人）：
《刘宾雁时代》写了宾雁在国内的经历。我们最先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一开始想到的能写这本传记的人是苏炜，但苏炜忙得四脚朝天，最后他辞谢了；然后我们想到郑义，郑义也时间不够，说他也不能胜任。我想想我自己也不能胜任，虽然朱洪大姐和小雁都同意我来写，但我全职上班，加上家务，业余时间极为有限，还有一大堆阅读写作计划长期不能完成。后来我们就接受了王康先生的推荐，找了马云龙先生。
马云龙最开始也推辞，你们看了这本书的后记就知道，他也是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不敢写，到最后我们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责任！拿这个理由把他给震住了，他不敢推卸了。
他写刘宾雁有不少有利条件，第一，他是刘宾雁的同行；第二，他在报业界以刘宾雁为楷模，对刘宾雁非常尊敬，把刘宾雁一直当成导师，他主持报社工作中，坚持走刘宾雁的道路，才四次被开除；第三，他还是刘宾雁的亲戚！——你们看后记，他自己研究刘宾雁时发现了，这亲戚还不是一般的关系，非常近。但是他也有一个困难，他的护照被收回后就没有了，我们多次邀请他到海外采访，他没有办法去申请签证。他也不去申请——如果申请，被拒之后，他就更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出国困难。后来宾雁的后半部分海外生涯，朱洪、小雁她们都同意我来写，因为我在海外。我本来想，实在没人了，小狗也叫，“滥竽充数”。云龙兄本来留出了空白，前半部稿子也传过来了，可事到临头，我才发现，如果我不请长假或者辞职，根本没有足够时间专心于此。最后云龙决定把宾雁的年谱写出来，涵盖他海外流亡这一段，而关于宾雁海外的这一段的具体情况，就写简单的一章。留下空白，待再版是来填补。书稿就截稿了。出版前，我到了旧金山，我们突然想到了程凯兄。程凯兄是宾雁的老朋友，是宾雁的同行，在海外跟宾雁共事很多，而且他自己也是记者出身，对宾雁敬重有加，也是写作前辈。我就在想，还会有谁比程凯兄更合适的？我正式向他提出了邀请，没想到程凯答应了！
所以程凯兄要做一番工作：要采访很多人，整理他海外的资料信息。现在我们就有望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把宾雁海外这一重要部分加进去，使这本书臻于完善，我们就对历史有一个交代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他的朋友，作为他的后辈，作为他的批评者或者是赞赏者，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赞同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
第二，刚才大家评价宾雁，说了很多，我只有三点——很不对称的三点。第一点，我想回忆一件小事情，宾雁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小事情，这个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甚至连郑义都不知道。当郑义得了癌症，孩子还小，我又得全职上班，把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的学业放下，还觉得时间不够，再照顾一个不怎么说英文的病人——你们就知道有多不易！除了上班，我得去医院，孩子不能独自过夜，邻居都来家帮我陪孩子、帮我扫雪，不知道他们怎么都知道了。我那时压力很大，就失眠了。宾雁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郑义生了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写得很短，我看了之后特别感动，那信我还留著呢，我记得两句，他说：“北明，不要担心，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拿信的时候摸著很硬，信封里有什么东西？打开一看，是宾雁自己吃的一板安眠药，大约有12颗。你们知道，在美国没法随意买到安眠药，得先看医生开处方，而我就是没时间看病。宾雁信中说，这个安眠药非常好，我吃了非常管用，你先吃著，要是觉得管用，我的药就给你。就这么一点鸡毛事，他都关照。我就想，他收到大量老百姓的信是怎么来的？这是一种被信任的荣耀，谁想要有这样的荣耀，就得听老百姓不停地对你诉苦，详细地关照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操心出力，费神耗时。那些来信太多，是以麻袋来论单位计算的啊！他为他人操心太令人感动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另一点是关于他的遗产。大家讲述了很多了，我想说的是：要是论思想，宾雁可能不如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学者、专家、博士、作家深刻；要论政治立场，他可能不如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彻底；要论文字功夫，他也许不如在座的奎德、王康、郑义、苏炜……可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纪念他？他逝世八年了，在座很多人出席了八年前宾雁80寿辰那次纪念会，我现在坐在这儿看著各位的面容：鬓角都上霜了，皱纹都上来了……八年实在不短，孔子死后，弟子们也就芦墓三年，顶多子贡也就芦冢六年。我们不是宾雁家人，也不是他的弟子，我们为什么八年之后还聚在一起纪念他？而且我们也有李慎之，王若望，王若水、何家栋、方励之……很多我们敬重的前辈，可为什么八年之后，刘宾雁依然令人难忘？事实上，我是对宾雁的感受是历久弥新，越来越感动。我对他的感受的变化，有点像冬冬，冬冬想啊，宾雁就是爷爷嘛！不比我的中学老师更重要。他生病了，后来去世了，居然世界各地来了这么多人纪念他，为他牵心动肺，高度赞扬他，冬冬才发现，原来爷爷是个人物啊！
我一直不觉得宾雁是一柄重锤，他也就是一个长辈，一个朋友，他给我寄药片儿，教我做北京炸酱面，修正我给他做助理时编的稿子等等，可是生活中他车都开不好，都是朱洪大姐开！宾雁在我眼里确切是个普通人，甚至在刘宾雁去世后我主持他的追思告别仪式，也没觉出他走后留下的那个巨大空白。但是这几年渐渐不同了。原因是什么？是中国这几年的巨变：中国这些年人心败坏，道德沦丧，礼仪崩败……宾雁在庙堂之外，流亡之地，他过去的存在，日益显出了他的重要性，礼失求诸野嘛。他的人格，他的悲悯、宽厚、仁爱和勇敢，在中国礼崩乐坏的道德废墟上，显得太重要了，这是他的精神遗产所在，是他弥足珍贵的地方。
再有一点，我想为他（刘宾雁）辩护一下。他政治上不彻底，使他备受争议，这么大中国这么多作家记者，却是他用他第一个用他的笔，起草了一份对中国当局制度的巨大的起诉书。50年代起，他就这么做了，那时候共产党的新中国正欣欣向荣呢，没有多少人明白国民党所说的“大陆沦陷”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宾雁就开始他的人道主义写作了。他的历史作用，就如同黑森林里的丹柯。
丹柯是谁？丹柯是高尔基在苏联时代所写的一篇小说中的英雄。丹柯带著他的族人要摆脱苦难，在黑森林里头摸索著要走出来，没有一丝光亮，到处都是荆棘。哪里是出路？那些族人跟著他，他怎么办？他先是点燃了自己的手臂照亮周围，后来把自己心拿出来点燃，就是那一道微弱之光，在黑暗的森林里照亮了前方，引著族人走了出来。当人们终于来到森林边缘，看见万丈阳光，丹柯精疲力竭，倒下去了，他的心掉在了地上，族人踏过他的心脏，踩著他的身体奔向光明……多年后，当我们在政治上超越了宾雁，政治思想上也觉悟了，尤其是作为后人，我们的信息环境本来就比他那时好很多了，理所当然进步了，以至于反共已经成为常识，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一种出名的工具、一种博取虚荣的方式了，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我们的前人走得不远，你的光就那么一点点啊！太不彻底。其实，把你放在他的年代，你可能只是那些给他写信，求他帮助、抢购他的文字、传抄他信念的人。以天空中的万丈光芒，嘲笑黑森林中的微光是容易的，但千万别忘了我们或者宾雁的同时代人曾是那微弱之光的受益者，而先贤的意义恰恰不在于通途大道上的万众共识，而在丛林荆棘中的孤奋勇往。
说到底，刘宾雁的意义在哪里？当民主成为常识、反共成为事业、道德成为废墟，精神人格失去空间的时候，刘宾雁的意义在于他的公义与悲悯、责任与担当、还有他的人道主义价值，他坐言起行的生活方式，他忠于自己的理想，绝不随波逐流，为此万箭穿心在所不辞的行为特征。
我后来慢慢地看到，宾雁是在中国道德废墟形成之前，就长在那儿的高高的一棵大树。现在大树飘零经年，我们才发现失去的是什么，我们才感到必须长久地纪念他。看到他，我会想，为什么他绝不可能像一些反共特别坚决的人那样，轻易就被红地毯融化，就变得是非不分？为什么他从未被“《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头衔所改变写作方向？为什么他不会因为万众瞩望而自以为是自我狂妄，也不会因为流亡生涯和身患沉疴而自卑哀怨？为什么他能够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为什么超越政治，超越党派，超越职业、权力、才能和性别，而人格充满魅力？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民主自由是永恒的价值；但是对一个人而言，政治的评价是否唯一重要的评价？党派的争论，在什么情况下才是不可超越的？
我今天才发现王军涛口才特别好，超过规定时间过了也没法打断他，他说话很精炼了，不能再缩短了。但是我有一点要对军涛说，就是现在不是批判悲悯之心、圣贤气象、内圣外王的时候，中国当代礼崩乐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民族和时代，太缺少圣贤气象了。公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私德仁义良善，也是文明人之基本底线吧。客观上，确实如你所说，努力做好人，因为在当代没有好结果，很难鼓励别人这样做。但是，如果做好人只是为了得善报，否则就不做，这是否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实际上背离了高尚道德的本质。当然，我们看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学说教导人们好人有福报，对人好才是对自己好，自己才幸福等等，但这是一种方便法门，一种教导大众的方式。事实上，善恶之分野正在于，仁义是不求回报的，爱是无缘无故，求回报就不是仁爱而是私利计算了。知其不可而为，才是真良善。
这个道理扩展到政治运动也一样。瓦茨拉夫·哈维尔几年前在国会作演讲，回答古巴异议人士说：我们即便知道不能成功，也必须去努力，我们不仅是为了成功才去争取人权，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做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就是一种践行正确价值而不计功利的做法。这也恰恰是东欧和平进程最终成功的一个前提，一个有关信仰的前提。
说到功利和结果，短程历史看，历史上的圣贤人物，践行良善价值者，几乎无一例外都不能避免个人悲剧命运，从耶稣基督到孔夫子都是这样：耶稣根本就是被自己的族人出卖的，孔子在自己的家园四处流浪。但是历史不是以人生80年为计量单位的，长程历史看，耶稣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孔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今是国际公认的轴心时代文明人类道德黄金律。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利益冲突之间，高尚德行要求个体超越自身，超越功利，超越一己之私，甚至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坚守住最基本的底线而不计代价。这样，整体社会才有可能因此不向野蛮残忍、率兽食人的方面滑落。一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要想改造社会，更是如此。你可能看不见你的努力的成果，得不到你向往的好处，但是你的努力会被继承下去，会庇荫后人，你因此也会后人纪念，所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要求万世名”！
我知道这很难，没有真正的对正确价值的信仰，不能超越自我利益，做不到。但是中国究竟需要马基雅维利还是需要刘宾雁？我想需要后者而不是前者。中国不缺少政治智慧和功利计算，中国迄今为止都不缺少这个，当今中国最缺少的是圣贤气象和良知底线。刘宾雁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实践至死不渝，他不是圣贤，但他有圣贤气象。他个人的命运，在功利主义层面上看，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但从长远历史来看，他未必是失败者。他的作品和人格代表当代中国的良知与良心所在，他的遗产可以帮助中国恢复道德精神，回到文明世界。所以我与军涛的不同角度就是：必须不计功利地做事，个体才能获得救赎，家国才有希望。（《名星》特约记者马俭、记者高伐林 整理）
近期图文：
在《刘宾雁时代》新书发布会上发言：重新点燃民族心灵中熄灭的圣火
纪念刘宾雁88岁冥诞和8年忌辰
他离世八年，为何人们还要纪念他（组图）
专访刘宾雁：80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刘宾雁回忆：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
刘宾雁告诫：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