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不潔之人-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兩大紅軍主力會合後，中央政治局提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陝甘蘇區。很明顯，以當時紅軍實力是不可能同時赤化這三個省的。在當時環境下，紅軍第一位的任務是確保不被消滅，而後才是擴大根據地。在紅軍發展的根本方略上，張國燾和毛澤東有着不同的着眼點。由於當時四方面軍帶着大量的傷病員和地方幹部，的確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後方基地加以安置。故而張國燾是想川康為基地，逐步向甘肅、陝西、青海等地擴展。一向“右傾”的張國燾，明顯缺乏毛澤東那種孤注一擲的魄力。而毛澤東張聞天等則目光遠大的多，他們北上的真正目標並不是甘肅、陝北，而是儘可能靠近蘇聯的地方。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主張到寧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幹部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可再起。”至於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毛澤東並不在意。以張國燾、毛澤東二人的閱歷和見識，應該說，彼此都很清楚對方真正的底牌。

讓我們重新回到《夏洮戰役計劃》執行前後，審視一下張國燾和毛澤東的作為。《夏洮戰役計劃》的形成除了當時的客觀因素制約外，無疑也受到了張國燾毛澤東二人主觀取向的影響。從張國燾一方看，他非常看重阿壩這個靠近青海、西康的川西北重鎮，並要求川康省委落腳阿壩，準備長期經營此地。而且，張國燾對北上的估計並不像張聞天等人那樣樂觀，實際上做好了萬一出擊不利、還可退回阿壩的準備。未謀進，先謀退，確保自己處於不敗之地，這是一個軍事統帥的本分，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

《夏洮戰役計劃》的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埋下了日後紅軍分裂的種子的分兵兩路的安排。這個安排究竟出自誰人之手，此事值得重視。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張國燾主張兵分兩路，徐向前的回憶錄持此說法，另一種是中央（也即毛澤東）主張分兵兩路。顯然，即便是張國燾首先提出分兵的建議，如果中央不贊同，也不可能形成正式命令。在這個問題上，主動權無疑還在中央那裡。川西北一帶地廣人稀，山高林密，路窄峽深，數萬紅軍集中在一起行軍和宿營都將非常困難，分兵兩路應該說是一個合理的安排。無論是誰提出，都容易被接受。

分兵之後自然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誰來指揮兩路部隊，或者說黨中央和紅軍總部是否分開，恰恰在這個方面，顯示出毛澤東和張國燾二人的不同考慮。假如張國燾有武力控制中央的企圖，那麼，他應當學曹操的樣子，親自帶重兵護衛中央，片刻也不能和那幾個留蘇的書生分開。以張國燾的學識，“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道理他不會不明白。黨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分開行軍，這顯然是一個特殊的安排，張國燾為何接受？有著作這樣寫道：“沙窩會議後，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張國燾總算答應走了。但他打算和中央分開，免得在一起吵個沒完。毛澤東等也十分贊同。（《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劉統）”《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也談到，政治局沙窩會議批准《夏洮戰役計劃》後，張國燾就一再被人催促儘快前往卓克基。而這些人里想必有毛澤東，因為政治局裡只有毛澤東和張國燾最熟悉，也最有資格。當時數萬紅軍困於毛兒蓋一隅，極為危險，徐向前是勸張國燾和中央早作決斷，儘快離開此地，而並不是勸張國燾和中央分開。徐向前作為軍事首長，考慮的主要是作戰；作為下屬，對張、毛之間的利害關係並不了解。在當時，恐怕張國燾在很長時間內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的厲害。張國燾和留蘇的那一班書生極為不恰，而對毛澤東則要信任的多，從目前公開發表的電文看，張國燾和中央聯絡幾乎都是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發電報，張聞天好像就不存在似的。在和中央分開這一點上，毛的“十分贊同”對張國燾應該有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在《夏洮戰役計劃》關於分兵特別是紅軍總部和中央隨之分開這個關鍵性的安排上，毛澤東的影響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此才形成了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和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分處兩地的局面，讓毛澤東有了專擅的機會。

那個批准《夏洮戰役計劃》的政治局沙窩會議（八月四日召開），計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11人到會，只有朱德、劉伯承二人為軍人，其他成員都是政治幹部。總書記張聞天對軍事一無所知，非常信服和依賴毛澤東。以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對中央政治局在軍事決策方面的影響力，如果他當時指出《夏洮戰役計劃》有重大缺陷，那毛澤東完全有能力通過張聞天阻止和改變這個戰役計劃，就像後來幾天那樣。而毛澤東沒有這樣做，相反，卻讓《夏洮戰役計劃》順利通過。在張國燾離開中央駐地毛兒蓋不過幾天后，毛澤東便成功地說服了張聞天開始改變戰役部署，所以才有八月十五日的電報，為正式顛覆《夏洮戰役計劃》作了鋪墊。

這期間還有一件大事不能忽略，按照《夏洮戰役計劃》彭德懷的所部屬於左路軍第三縱隊，本應當接受張國燾的節制，不知是何原因卻成為毛澤東的御林軍。此外，中央或者說毛澤東還曾下令，調屬於張國燾親自指揮的左路軍中原一方面軍部隊5軍、32軍到右路軍，只是因故未能實現，原因不詳。假如毛澤東此部署能夠得以實現，那麼，一方面軍的全部和四方面軍的一半，也就是說共有六個久經沙場的主力軍將有機會直接置於中央的控制之下。而張國燾最多只有三個軍，其中33軍只是剛剛由地方部隊整編的一支弱旅。

八月二十日張國燾來到阿壩，此地距離毛兒蓋大約有十幾天的路程，對中央的事情可以說是鞭長莫及了。毛澤東利用張國燾走後這段時間想必做了許多準備工作。至少，八月十九日的“常委會”，就是從組織安排上作了決定性的準備。這次政治局常委會只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三個常委出席，張國燾、朱德、周恩來缺席。博古在遵義會議後已是敗軍之將，不可能再有所作為，加上支持張、毛的王稼祥的列席，博古在會議上的分量就更小了。換句話說，這個所謂的常委會議實際上不過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二人轉罷了。這次常委會議顯然是次日毛兒蓋政治局會議的預備會議，為正式改變戰役部署的毛兒蓋會議定了調。毛澤東和張聞天緊鑼密鼓地召開的這兩次會議，不僅從根本上顛覆了《夏洮戰役計劃》，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顛覆了此前中央的權力格局。

如何解釋毛澤東這一系列的謀劃，特別是為什麼要在張國燾遠遠離開中央駐地之後才開始行動？答案只有一個：從左右兩路分兵之初，毛澤東就有和張國燾拉開距離、藉機擺脫他的意思。

毛澤東對張國燾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張國燾不願徹底離開川西北。而毛澤東既不想留在川西北，更不想受制於張國燾。因此，無論是基於客觀因素還是主觀因素，毛澤東自然都要和張國燾分道揚鑣。那麼，對於毛澤東而言，剩下的問題一是如何掌控住中央，二是如何帶走儘量多的部隊。就後者來說，毛澤東最理想的結果是帶走全部的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一部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個主力軍。毛澤東這樣布置了，但是，因故一方面軍的5軍、32軍未能調至右路軍；次理想的結果為帶走右路軍的全部人馬，即四方面軍的4、30軍和一方面軍的1、3軍；最糟糕的結果就是只能帶走右路軍里的一方面軍的1、3軍，不過幾千人馬。

自從張國燾走後，情況似乎是按照毛澤東的預期在發展：原《夏洮戰役計劃》的部署被成功地改變了、而且把自己的意志變成了中央的決議，尤其是成功地說服了張國燾手下的兩員大將陳昌浩、徐向前，使其順利地接受了他毛澤東的主張，此二人還多次以陳、徐的名義向張國燾轉達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九月一日，徐向前指揮四方面軍的4軍、30軍全殲國軍一個師、占領了包座，為右路紅軍北上打開了通道，到此毛澤東基本上已經萬事俱備。這一天，毛澤東再次致電張國燾要求儘快率領左路軍到達班佑。

實際上，毛澤東的電報讓張國燾非常為難。因為左路軍原定的行軍路線是從卓克基到阿壩，然後北上夏河流域。中央突然命令改道後，左路軍需從阿壩東進班佑，道路事先沒有探明，特別是需要穿越草地腹地數百里的無人區，真是前途未卜。另外，紅軍的大小十多個醫院都由左路軍負責，他們和後衛部隊都還滯留在卓克基一帶，距離阿壩約五、六百里，顯然不易迅速到達班佑。朱德、張國燾在八月三十一日致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說：“即放棄所有醫院趕進，亦須十四號才能到班佑。”九月一日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回電朱德、張國燾，在通告了北上的前景後，就醫院等問題提議：“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免致拋棄，乞考慮。”此電報雖由三人署名，不過，一眼便可看出，此乃毛澤東的傑作。因為徐陳二人電報請示張國燾，大可不必讓毛澤東署名。只有毛澤東給張國燾的電報，才有必要拉徐、陳二人頂缸。這類雕蟲小技，自然不會瞞得住張國燾。

其實，從卓克基到毛兒蓋也得幾百里山路，毛兒蓋通班佑之路更需要在草地腹地行軍七八天，隨毛澤東等過草地時，大約有上千體弱的紅軍戰士犧牲在草地上。毛澤東建議讓大量傷兵穿越草地，後果可想而知。還有文章認為，毛澤東該電報的意思是讓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原路南下返回卓克基，再經毛兒蓋前往班佑。若真是那這樣的話，左路軍向阿壩推進十多天等於前功盡棄了，要在崎嶇的山道和草地邊緣來回跋涉一千多里地，毛澤東這樣安排行軍路線，這豈不是拿軍國大事做兒戲。

毛澤東發這個電報，表面上是提醒張國燾不要捨棄那十多個醫院的資材和數千傷兵，還乞求張國燾多派出部隊保護，而實際效果卻很值得品味。以毛澤東果斷決絕的個性，如果真心期望張國燾儘快和他會合，那麼，他應當勸張國燾留下少許部隊就地安置醫院和傷員，也就是所謂丟掉罈罈罐罐，輕裝前進。而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乞求張國燾不要放棄醫院和傷兵，這分明是在增加左路軍北上的困難、動搖張國燾北上的決心。中央臨時改變戰役計劃張國燾可能非常無奈，但作為一個有強烈個性的領軍人物，他對於毛澤東這一做法肯定不滿。在軍情如此急迫的情況下，毛澤東又居然建議調“四個團掩護”“緩緩前進”，這豈不是在故意撓張國燾的癢處、有意刺激張國燾？

據陳昌浩回憶，毛澤東多次找他談話，對他說：“張國燾帶一部隊伍另找路，不要緊，讓他在那裡，我們先走，我們走了他非來不可。”從九月一日徐、陳率部占領包座打開北上的通道，到毛澤東挾中央出走，其間不過一個星期的時間。也就是說，在這一個星期內毛澤東至少勸過陳昌浩三次率部和中央先走。假如陳昌浩一時激動，右路軍也就單獨北上了。如此，毛澤東可就萬事大吉了。至於張國燾是否率部緊跟、軍情發生什麼變化就難說了。只是毛澤東這個建議既違背陳昌浩需集中兵力作戰的常識，也違背陳對四方面軍部隊的感情，因而沒有得到陳昌浩的良好回應。這期間，毛澤東還對陳昌浩表示過，如果南進有利，可以交換意見，讓人感到他非常公允、大度。

九月八日張國燾返回阿壩，當天22時毛澤東擬就了要求張國燾“立下決心、改道北進”的電文，以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祥七人名義發出。這封最後通牒式的電報與其說是奉勸張國燾，到不如說是將了張國燾一軍。當然，毛澤東這樣做，或許是想告訴陳昌浩、徐向前以及那一班書生，他已經仁至義盡了。大約在同一時間，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正式命令徐、陳率右路軍準備南下與左路軍匯合，雙方公開攤牌。這時，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政委陳昌浩成為毛澤東、張國燾紛爭的決定性人物。

這位在四方面軍威望極高的陳政委，當時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人，盛氣凌人，卻毫無城府。在張國燾離開四方面軍總部後，陳昌浩似乎深受毛澤東的影響，在改變戰役計劃上一直在配合中央，積極準備北上。雙方攤牌後，毛澤東一定還寄期望於陳昌浩，在仁至義盡的毛澤東和固執己見的張國燾之間做一個選擇。這樣，他毛澤東可以通過陳昌浩順利地帶走右路軍的所有部隊，並甩掉張國燾。

顯然，此前毛澤東對張國燾會堅持原定計劃的估計是準確的，但是，他沒有預料到跟他走了一路的陳昌浩會在最後時刻突然變卦、決定接受張國燾的命令南下與左路軍匯合，從而讓毛澤東功虧一簣、功敗垂成。毛澤東在絕望之餘，只得屈駕可能還在左右兩路之間左右搖擺的徐向前處做最後的努力。事實上，毛澤東最後下決心連夜出走的原因，並不是擔心徐、陳敢武力劫持中央，而是因為徐向前不希望四方面軍被分割的最後表態。毛澤東不僅沒有帶走四方面軍的任何一支部隊，反而丟掉了自己的兩個軍。一路費盡心機，卻得到了最差的結果。

不過，毛澤東還是抓住了王牌，讓代表中共法統的那一班書生和他一起跑了，並最終給了他取而代之的機會。那些書生之所以心甘情願跟着倉皇出走，其關鍵就是毛澤東渲染的那封張國燾的秘密電報。憑常識判斷，遠在數百里之外的張國燾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可能命令陳昌浩、徐向前武力解決中央。陳昌浩和張聞天、博古等人同屬留蘇的國際派，這些人相當教條，武力解決中央，絕對超出他思想的框框。張國燾真想要武力解決中央，必須依靠對他迷信、愚忠且膽大妄為之徒。不要說陳昌浩平時對張國燾就毫不迷信，甚至還敢公開頂撞。在改變戰役計劃這樣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此二人未和張國燾商量便同意了毛澤東的安排，而且一路上替毛澤東傳話，張國燾再麻木對此也不至於沒有感覺。在最後關頭，即便是純粹的作戰命令陳昌浩是否還服從，張國燾恐怕都沒有把握，他還怎麼敢對他們下達武力解決中央這樣大逆不道的命令，這不是授人以柄嗎？

退一步講，即便張國燾有機會他也沒有這個膽量去武力解決蘇聯在中共的代理人。後來的事實證明，張浩（乃林彪堂兄）假冒共產國際欽差，一個“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的電報，張國燾便立刻丟盔棄甲、束手就擒了。張國燾並非不知道自己成立臨時中央後果的嚴重性，但他並沒有一不做二不休，相反卻是準備到延安坐牢甚至是被殺頭。僅從這一點來看，說張國燾曾經下令用武力威脅中央，就令人無法信服。

李維漢在其《回憶與研究》一書中記載：“洛浦告訴我，張國燾有電報說，如果毛澤東、洛浦、博古、周恩來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們軟禁起來。”李維漢回憶錄的真實性是無需質疑的，既然這個電報根本就不存在，那麼，唯一的邏輯就是毛澤東在張聞天面前編造了這個說法。掌控黨中央、擺脫張國燾，原本就是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所需要等待的只是恰當的時機和恰當的藉口。或是無中生有，或是移花接木，張國燾謀逆的密電就這樣悄然出世了。這個計謀的確十分了得，一來令這班書生更加依偎毛澤東，二來徹底離間了張國燾和國際派的關係，斷送了張國燾的前途。

關於張國燾密電一說，據說是凱豐在《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張國燾來到延安後，特別是在西路軍全軍覆沒後，遭到了百般的羞辱，那幾個百無一用的書生也終於找到了發揮自己的機會。如果說張國燾懷疑的只是中央這一班書生的領導能力，並沒有懷疑他們的黨性和人格，而凱豐之流對張國燾和四面軍的攻擊則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在這篇文章中，凱豐指責張國燾“對政治形勢的右的估計，與對敵人恐怯的觀點”“無恥的手段都可以拿出來”“採取反布爾什維克的辦法”“軍閥的手段”等等“罪惡”。不過，在這一系列的指控當中，關於張國燾“密電”的說法，卻頗有些奇怪。茲摘錄公開發表的該文相關段落如下：

以這樣一個糊塗的政治委員怎樣還能去加強黨在紅軍的絕對領導，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着重號為余所加）國燾同志自己不執行政治局的決議，反污衊中央破壞紅軍指揮系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繼續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不顧整個中國革命的利益，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破壞主力紅軍的團結，實行逃跑”（阿壩會議決議）。

很明顯，“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這段話的語氣和內容與前後明顯的不連貫，最重要的是，邏輯上不合理。凱豐對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指責已經到了苛刻的程度，大大小小的罪責不惜羅列了十幾條，帽子扣了一大堆，而對劫持中央這樣的謀逆大罪，卻僅輕描淡寫地稱其“糊塗”，着實有點不可思議。不排除這種可能，即當時凱豐的文稿中並沒有這句話，而是後人為了證明“密電”的存在而加入的。

張國燾和毛澤東都非甘居人下之人，對權力都有很強的欲望。不過，從這一段的歷史看，張國燾更多的是通過布爾什維克的策略，而毛澤東則是通過“非布爾什維克的辦法”（此乃張聞天褒獎毛澤東之語）來獲得權力。毛澤東帶領中央率1、3軍不辭而別後，從包括原一方面軍在內的大多數高級將領的反應看，雙方的是是非非在當時是一清二楚的。然而，歷史往往是勝利者來書寫的，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是非和勝敗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以今日之眼光觀之，紅軍草地分裂原本就不是一件多麼複雜的事情，編造密電事件的紕漏更是顯而易見。只是有人或圄於團體利益，或圄於偉人崇拜、或圄於思維定式，而不能秉筆直書。加上官方有選擇性的公開歷史檔案、發布不實史料，給原本清晰的歷史平添了許多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