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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很明显，以当时红军实力是不可能同时赤化这三个省的。在当时环境下，红军第一位的任务是确保不被消灭，而后才是扩大根据地。在红军发展的根本方略上，张国焘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着眼点。由于当时四方面军带着大量的伤病员和地方干部，的确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加以安置。故而张国焘是想川康为基地，逐步向甘肃、陕西、青海等地扩展。一向“右倾”的张国焘，明显缺乏毛泽东那种孤注一掷的魄力。而毛泽东张闻天等则目光远大的多，他们北上的真正目标并不是甘肃、陕北，而是尽可能靠近苏联的地方。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至于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毛泽东并不在意。以张国焘、毛泽东二人的阅历和见识，应该说，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真正的底牌。

让我们重新回到《夏洮战役计划》执行前后，审视一下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作为。《夏洮战役计划》的形成除了当时的客观因素制约外，无疑也受到了张国焘毛泽东二人主观取向的影响。从张国焘一方看，他非常看重阿坝这个靠近青海、西康的川西北重镇，并要求川康省委落脚阿坝，准备长期经营此地。而且，张国焘对北上的估计并不像张闻天等人那样乐观，实际上做好了万一出击不利、还可退回阿坝的准备。未谋进，先谋退，确保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军事统帅的本分，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夏洮战役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埋下了日后红军分裂的种子的分兵两路的安排。这个安排究竟出自谁人之手，此事值得重视。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国焘主张兵分两路，徐向前的回忆录持此说法，另一种是中央（也即毛泽东）主张分兵两路。显然，即便是张国焘首先提出分兵的建议，如果中央不赞同，也不可能形成正式命令。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权无疑还在中央那里。川西北一带地广人稀，山高林密，路窄峡深，数万红军集中在一起行军和宿营都将非常困难，分兵两路应该说是一个合理的安排。无论是谁提出，都容易被接受。

分兵之后自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谁来指挥两路部队，或者说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是否分开，恰恰在这个方面，显示出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的不同考虑。假如张国焘有武力控制中央的企图，那么，他应当学曹操的样子，亲自带重兵护卫中央，片刻也不能和那几个留苏的书生分开。以张国焘的学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他不会不明白。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行军，这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安排，张国焘为何接受？有著作这样写道：“沙窝会议后，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张国焘总算答应走了。但他打算和中央分开，免得在一起吵个没完。毛泽东等也十分赞同。（《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也谈到，政治局沙窝会议批准《夏洮战役计划》后，张国焘就一再被人催促尽快前往卓克基。而这些人里想必有毛泽东，因为政治局里只有毛泽东和张国焘最熟悉，也最有资格。当时数万红军困于毛儿盖一隅，极为危险，徐向前是劝张国焘和中央早作决断，尽快离开此地，而并不是劝张国焘和中央分开。徐向前作为军事首长，考虑的主要是作战；作为下属，对张、毛之间的利害关系并不了解。在当时，恐怕张国焘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的厉害。张国焘和留苏的那一班书生极为不恰，而对毛泽东则要信任的多，从目前公开发表的电文看，张国焘和中央联络几乎都是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电报，张闻天好像就不存在似的。在和中央分开这一点上，毛的“十分赞同”对张国焘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夏洮战役计划》关于分兵特别是红军总部和中央随之分开这个关键性的安排上，毛泽东的影响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此才形成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分处两地的局面，让毛泽东有了专擅的机会。

那个批准《夏洮战役计划》的政治局沙窝会议（八月四日召开），计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到会，只有朱德、刘伯承二人为军人，其他成员都是政治干部。总书记张闻天对军事一无所知，非常信服和依赖毛泽东。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中央政治局在军事决策方面的影响力，如果他当时指出《夏洮战役计划》有重大缺陷，那毛泽东完全有能力通过张闻天阻止和改变这个战役计划，就像后来几天那样。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让《夏洮战役计划》顺利通过。在张国焘离开中央驻地毛儿盖不过几天后，毛泽东便成功地说服了张闻天开始改变战役部署，所以才有八月十五日的电报，为正式颠覆《夏洮战役计划》作了铺垫。

这期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忽略，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彭德怀的所部属于左路军第三纵队，本应当接受张国焘的节制，不知是何原因却成为毛泽东的御林军。此外，中央或者说毛泽东还曾下令，调属于张国焘亲自指挥的左路军中原一方面军部队5军、32军到右路军，只是因故未能实现，原因不详。假如毛泽东此部署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一方面军的全部和四方面军的一半，也就是说共有六个久经沙场的主力军将有机会直接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而张国焘最多只有三个军，其中33军只是刚刚由地方部队整编的一支弱旅。

八月二十日张国焘来到阿坝，此地距离毛儿盖大约有十几天的路程，对中央的事情可以说是鞭长莫及了。毛泽东利用张国焘走后这段时间想必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至少，八月十九日的“常委会”，就是从组织安排上作了决定性的准备。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三个常委出席，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缺席。博古在遵义会议后已是败军之将，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加上支持张、毛的王稼祥的列席，博古在会议上的分量就更小了。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常委会议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二人转罢了。这次常委会议显然是次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预备会议，为正式改变战役部署的毛儿盖会议定了调。毛泽东和张闻天紧锣密鼓地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夏洮战役计划》，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颠覆了此前中央的权力格局。

如何解释毛泽东这一系列的谋划，特别是为什么要在张国焘远远离开中央驻地之后才开始行动？答案只有一个：从左右两路分兵之初，毛泽东就有和张国焘拉开距离、借机摆脱他的意思。

毛泽东对张国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张国焘不愿彻底离开川西北。而毛泽东既不想留在川西北，更不想受制于张国焘。因此，无论是基于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毛泽东自然都要和张国焘分道扬镳。那么，对于毛泽东而言，剩下的问题一是如何掌控住中央，二是如何带走尽量多的部队。就后者来说，毛泽东最理想的结果是带走全部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六个主力军。毛泽东这样布置了，但是，因故一方面军的5军、32军未能调至右路军；次理想的结果为带走右路军的全部人马，即四方面军的4、30军和一方面军的1、3军；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只能带走右路军里的一方面军的1、3军，不过几千人马。

自从张国焘走后，情况似乎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在发展：原《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被成功地改变了、而且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中央的决议，尤其是成功地说服了张国焘手下的两员大将陈昌浩、徐向前，使其顺利地接受了他毛泽东的主张，此二人还多次以陈、徐的名义向张国焘转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九月一日，徐向前指挥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全歼国军一个师、占领了包座，为右路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到此毛泽东基本上已经万事俱备。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尽快率领左路军到达班佑。

实际上，毛泽东的电报让张国焘非常为难。因为左路军原定的行军路线是从卓克基到阿坝，然后北上夏河流域。中央突然命令改道后，左路军需从阿坝东进班佑，道路事先没有探明，特别是需要穿越草地腹地数百里的无人区，真是前途未卜。另外，红军的大小十多个医院都由左路军负责，他们和后卫部队都还滞留在卓克基一带，距离阿坝约五、六百里，显然不易迅速到达班佑。朱德、张国焘在八月三十一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说：“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十四号才能到班佑。”九月一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回电朱德、张国焘，在通告了北上的前景后，就医院等问题提议：“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此电报虽由三人署名，不过，一眼便可看出，此乃毛泽东的杰作。因为徐陈二人电报请示张国焘，大可不必让毛泽东署名。只有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电报，才有必要拉徐、陈二人顶缸。这类雕虫小技，自然不会瞒得住张国焘。

其实，从卓克基到毛儿盖也得几百里山路，毛儿盖通班佑之路更需要在草地腹地行军七八天，随毛泽东等过草地时，大约有上千体弱的红军战士牺牲在草地上。毛泽东建议让大量伤兵穿越草地，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文章认为，毛泽东该电报的意思是让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原路南下返回卓克基，再经毛儿盖前往班佑。若真是那这样的话，左路军向阿坝推进十多天等于前功尽弃了，要在崎岖的山道和草地边缘来回跋涉一千多里地，毛泽东这样安排行军路线，这岂不是拿军国大事做儿戏。

毛泽东发这个电报，表面上是提醒张国焘不要舍弃那十多个医院的资材和数千伤兵，还乞求张国焘多派出部队保护，而实际效果却很值得品味。以毛泽东果断决绝的个性，如果真心期望张国焘尽快和他会合，那么，他应当劝张国焘留下少许部队就地安置医院和伤员，也就是所谓丢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乞求张国焘不要放弃医院和伤兵，这分明是在增加左路军北上的困难、动摇张国焘北上的决心。中央临时改变战役计划张国焘可能非常无奈，但作为一个有强烈个性的领军人物，他对于毛泽东这一做法肯定不满。在军情如此急迫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居然建议调“四个团掩护”“缓缓前进”，这岂不是在故意挠张国焘的痒处、有意刺激张国焘？

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从九月一日徐、陈率部占领包座打开北上的通道，到毛泽东挟中央出走，其间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星期内毛泽东至少劝过陈昌浩三次率部和中央先走。假如陈昌浩一时激动，右路军也就单独北上了。如此，毛泽东可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张国焘是否率部紧跟、军情发生什么变化就难说了。只是毛泽东这个建议既违背陈昌浩需集中兵力作战的常识，也违背陈对四方面军部队的感情，因而没有得到陈昌浩的良好回应。这期间，毛泽东还对陈昌浩表示过，如果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让人感到他非常公允、大度。

九月八日张国焘返回阿坝，当天22时毛泽东拟就了要求张国焘“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的电文，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发出。这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与其说是奉劝张国焘，到不如说是将了张国焘一军。当然，毛泽东这样做，或许是想告诉陈昌浩、徐向前以及那一班书生，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与左路军汇合，双方公开摊牌。这时，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委陈昌浩成为毛泽东、张国焘纷争的决定性人物。

这位在四方面军威望极高的陈政委，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人，盛气凌人，却毫无城府。在张国焘离开四方面军总部后，陈昌浩似乎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在改变战役计划上一直在配合中央，积极准备北上。双方摊牌后，毛泽东一定还寄期望于陈昌浩，在仁至义尽的毛泽东和固执己见的张国焘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样，他毛泽东可以通过陈昌浩顺利地带走右路军的所有部队，并甩掉张国焘。

显然，此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坚持原定计划的估计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跟他走了一路的陈昌浩会在最后时刻突然变卦、决定接受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与左路军汇合，从而让毛泽东功亏一篑、功败垂成。毛泽东在绝望之余，只得屈驾可能还在左右两路之间左右摇摆的徐向前处做最后的努力。事实上，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连夜出走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徐、陈敢武力劫持中央，而是因为徐向前不希望四方面军被分割的最后表态。毛泽东不仅没有带走四方面军的任何一支部队，反而丢掉了自己的两个军。一路费尽心机，却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不过，毛泽东还是抓住了王牌，让代表中共法统的那一班书生和他一起跑了，并最终给了他取而代之的机会。那些书生之所以心甘情愿跟着仓皇出走，其关键就是毛泽东渲染的那封张国焘的秘密电报。凭常识判断，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张国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可能命令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陈昌浩和张闻天、博古等人同属留苏的国际派，这些人相当教条，武力解决中央，绝对超出他思想的框框。张国焘真想要武力解决中央，必须依靠对他迷信、愚忠且胆大妄为之徒。不要说陈昌浩平时对张国焘就毫不迷信，甚至还敢公开顶撞。在改变战役计划这样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此二人未和张国焘商量便同意了毛泽东的安排，而且一路上替毛泽东传话，张国焘再麻木对此也不至于没有感觉。在最后关头，即便是纯粹的作战命令陈昌浩是否还服从，张国焘恐怕都没有把握，他还怎么敢对他们下达武力解决中央这样大逆不道的命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退一步讲，即便张国焘有机会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武力解决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浩（乃林彪堂兄）假冒共产国际钦差，一个“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电报，张国焘便立刻丢盔弃甲、束手就擒了。张国焘并非不知道自己成立临时中央后果的严重性，但他并没有一不做二不休，相反却是准备到延安坐牢甚至是被杀头。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张国焘曾经下令用武力威胁中央，就令人无法信服。

李维汉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记载：“洛浦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浦、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李维汉回忆录的真实性是无需质疑的，既然这个电报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唯一的逻辑就是毛泽东在张闻天面前编造了这个说法。掌控党中央、摆脱张国焘，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所需要等待的只是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借口。或是无中生有，或是移花接木，张国焘谋逆的密电就这样悄然出世了。这个计谋的确十分了得，一来令这班书生更加依偎毛泽东，二来彻底离间了张国焘和国际派的关系，断送了张国焘的前途。

关于张国焘密电一说，据说是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张国焘来到延安后，特别是在西路军全军覆没后，遭到了百般的羞辱，那几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也终于找到了发挥自己的机会。如果说张国焘怀疑的只是中央这一班书生的领导能力，并没有怀疑他们的党性和人格，而凯丰之流对张国焘和四面军的攻击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这篇文章中，凯丰指责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右的估计，与对敌人恐怯的观点”“无耻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军阀的手段”等等“罪恶”。不过，在这一系列的指控当中，关于张国焘“密电”的说法，却颇有些奇怪。兹摘录公开发表的该文相关段落如下：

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着重号为余所加）国焘同志自己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阿坝会议决议）。

很明显，“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这段话的语气和内容与前后明显的不连贯，最重要的是，逻辑上不合理。凯丰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责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大大小小的罪责不惜罗列了十几条，帽子扣了一大堆，而对劫持中央这样的谋逆大罪，却仅轻描淡写地称其“糊涂”，着实有点不可思议。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当时凯丰的文稿中并没有这句话，而是后人为了证明“密电”的存在而加入的。

张国焘和毛泽东都非甘居人下之人，对权力都有很强的欲望。不过，从这一段的历史看，张国焘更多的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毛泽东则是通过“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此乃张闻天褒奖毛泽东之语）来获得权力。毛泽东带领中央率1、3军不辞而别后，从包括原一方面军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应看，双方的是是非非在当时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历史往往是胜利者来书写的，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是非和胜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今日之眼光观之，红军草地分裂原本就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编造密电事件的纰漏更是显而易见。只是有人或圄于团体利益，或圄于伟人崇拜、或圄于思维定式，而不能秉笔直书。加上官方有选择性的公开历史档案、发布不实史料，给原本清晰的历史平添了许多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