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电”：无中生有，移花接木 （中）

余不洁

既然张国焘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追问，毛泽东率领1、3军离开究竟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更坦率地讲，是他有计划地要甩掉张国焘，还是预感到张国焘的武力威胁而不得已出走？

我们从松潘战役后开始分析。

八月一日，红军总司令部作出攻占阿坝、进军夏河流域为战役目的的指示。八月三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正式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行军路线和战役目标，长期流行的一种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简而言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然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战役部署的重心以右路军为主。后来，是张国焘违背了既定的战役计划，没有率领部队靠拢右路军。

按照上述官方说法，左右两路在班佑会合，看地图会发现，左路军的战役目标阿坝明显背离前进方向，从行军的路线上看，是绕了一个大弯，（按照现代公路计程，从卓克基到阿坝约240公里，从阿坝到班佑约240公里，红军的实际行军路线估计会远很多）左路军行军路线的长度大约是右路军三倍以上，这显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当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红军总司令部为何舍近求远、作出如此部署？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占领阿坝、获得给养，那完全没有必要派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去，只要四方面军一个师就足够了，尤其不需要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红军总部亲自统帅。无论如何，中央军委制定这样一个古怪的战役计划并且能够获得中央的认可是令人费解的，官方的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还有文章说，制定这个战役计划时毛泽东迁就了张国焘，或许想以此来解释战役计划的缺陷，只是这个说法非常不符合毛泽东的个性和为人处事的原则，而且由此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战役计划刚刚开始执行不过几天，他就不再迁就张国焘了呢？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幸好我们能看到《夏洮战役计划》的原文，如此便一目了然了。

夏洮战役计划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95页，《中国甘肃网》上也有，似乎更完整）

甲、敌情判断（与主题无关 略）

乙、新的战役纲领

据上述判断，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目标，其纲领如下：

(一)岷江沿岸及耿达桥方面的钳制支队（与主题无关 略）

(二)我军主力由毛耳[儿]盖、喀龙迂回松潘或北出包座既受阻碍，应即以主力一部迅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我原在喀龙、毛耳[儿]盖主力应经竹勋坝向班佑、阿细(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并羊角塘钳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万一由阿细(西)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注意，是“接引”右路军（到阿坝方向），而不是靠拢右路军（到班佑方向）；是从阿坝向北探进，而不是从班佑向东。然后，红军先占领夏河流域，再向东“压迫敌人”，往洮河流域推进。

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共持续了三天，除王稼祥之外，和两大方面军在一起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与会，这次会议的权威性无可置疑。根据《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介绍，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唯一的军事干部列席，应该是为了向会议介绍《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计划》需要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说应该不会有问题，故意回避这个事实倒是有问题。需要指出的一点，在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始终是少数，其意见得不到采纳，这也是张国焘一直不满意中央的地方。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对这个战役计划有重大质疑的话，该计划不可能顺利通过。此后，“八月十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毛儿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提出如下部署：（一）右路先遣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二）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三）先遣团和各梯队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内，完成出发准备，并一律备足十五天粮食。”（转引自“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历史考察” 作者：肖殅 《长征新探》）

从上述两个红军指挥机关正式制定的军事计划可以看出，官方的说法是明显违背事实真相的，回避沙窝会议政治局正式批准《夏洮战役计划》尤其不当，而如何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和此后红军的分裂有直接关系。

按照《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总司令部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和右路军，其中，第一、第二纵队向卓克基集结然后梯次进军阿坝。后来，这两个纵队合并为左路军（含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其先头部队于九日进占大藏寺准备集中兵力向阿坝攻击前进。随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部从毛耳盖附近出发前往左路军前进基地卓克基，具体时间暂且没有查出，但估计不会迟于八月十号，因为路途甚远，需要数天时间行军。八月十三日（有文章认为是十五日，似乎不对）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

八月十五日，中央致电朱、张，该电报内容共有六项（没有找到全文，党史作品普遍只摘录如下两项），第四项指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第五项指出，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还有文章提到，中央还要求将左路军原一方面军的5军、32军调至右路，以加强班佑方向的实力。显然，中央这个电报“均宜走右路”已经开始颠覆墨迹未干的《夏洮战役计划》了，只不过还是以建议的口气出现而已。至于“专力北上”，只是告诉朱德、张国焘不必用重兵保护后方而已，并无他意。而这一点往往被很多党史文章给曲解了，似乎中央已经提前预料到张国焘会在以后拒绝穿越草地北上，并以此来告诫张国焘。

《夏洮战役计划》本身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红军主力北出阿坝，首先占领靠近青海的夏河流域，然后向东压迫敌人。夏河古有“东通三陇，南接四川，西连康藏，北近青蒙”之称，曾是甘青川三省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边塞军事要地。阿坝乃川西北通向青海的重镇，占据交通要道。《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无疑有朱德、刘伯承这些川籍军事家的心血，以他们对四川地理的熟悉程度，可以推测，从阿坝北出之路比较平坦，应该不需要穿越草地腹地、付出重大牺牲。也就是说，攻占阿坝恰恰是有利于向北进发，攻占阿坝和“专力北上”并不矛盾。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在中共党史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毛泽东主导，做出了左路军主力放弃进驻阿坝、全体向右路军靠拢，合力东出甘肃洮河流域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泽东起草），完全推翻了《夏洮战役计划》。跳出官方的正统局限，坦率地讲，这个会议本身的正当性非常值得怀疑。说它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本可以参加会议的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三个重量级委员以及新科委员四方面军的周纯全等人缺席，却有很多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人参加。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它却越俎代庖、讨论军事作战计划。中共明明有自己的军事指挥体系中革军委负责军事行动，并授权红军总政委作最后的决定，可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却甩开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总参谋长，直接干预具体军事行动，在内外部条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推翻了十几天前刚刚经过正当程序批准的军事计划，这显然是非同寻常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疑问是，毛泽东是以什么身份来主导这次会议的。

另有文章介绍，在召开二十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八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会者为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负总责之外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这个会议的记述存在几个疑点，一，这个会议能否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它是否达到了法定人数？二，王稼祥列席，为什么不让同是政治局委员的陈昌浩列席？三，此前不久中央刚刚决定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此时为何又让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负责军事是什么意思，难道可以凌驾于红军总政委之上？这显然不符合中共和红军的传统。过去，毛泽东指挥江西红军以及周恩来指挥红军都是以方面军政委和总政委的身份行使职权的。这似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团”又搞了一次遵义会议，推翻了一个月之前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正式决议，从实质上剥夺了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甚至从张国焘之后废掉了总政委这个职务，其中的原委值得琢磨）。不知道是这个会议有问题，还是会议的纪录有问题，或者是《转折关头》这本书有问题，总之这个说法令人费解，且有欲盖弥彰之嫌。姑且承认存在这样一个会议，那么，对于党在红军中的最高代表红军总政委的存废这样一个如此郑重、严肃的大事，却在这么一个只有三个人的会议上做出，也显得过于匆忙和草率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那就是中央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后，是否正式通报给了红军各级指挥机关、是否正式通知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否则，这只能算是一个谋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至少，在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此毫无记载。

按照红军的行军速度，每天大约80多华里，左路军部队已经艰难行军了七天500多华里，按照官修党史记载，此时，张国焘所部也已经逼近阿坝，而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记载，左路军先头部队已经在这一天攻占了阿坝。川西北一带地广人稀，由中华民国地图可以看到，马尔康、松潘以北这块接近浙江省面积大小的地方仅有五个镇子，阿坝（麦桑）是其中的一个，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村庄。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突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既定的战役计划，不让左路军大部队进驻阿坝，而是直接向班佑进发。红军从毛儿盖、卓克基出发时，部队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数万红军连续行军，沿途又没有什么像样的村镇能够补充，可以想象，左路军如果此时听毛泽东的话，不攻占川西北重镇阿坝，这几万红军的给养如何解决，难道饿着肚子过草地？为何在左路军主力已经到达阿坝的时候，突然改变战役部署？

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徐向前、陈昌浩如何就轻易地放弃了《夏洮战役计划》和他们亲自制定的《右路军行动计划》？在张国焘、朱德率领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之后，为什么十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无论如何，从其开会的时机、动机分析，不能不让人怀疑八月二十日这个毛儿盖会议，当然还有十九日政治局常委会有点居心叵测。

八月二十一日，左路军主力部队25师、93师进驻阿坝。与此同时，也就是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十八天之后、在徐向前和陈昌浩《右路军行动计划》下达十一天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部队才开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这比《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晚了四天。这时，上述两个正式的战役计划都已经被毛泽东一手废除了。

八月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所部遵照中央新的计划向班佑进发、向右路军靠拢。按照这个新的部署，左路军大部队至少多走了数百华里，这对于穿着草鞋在山地和沼泽行军的红军部队来说，可是不小的磨难，不知道会有多少战士被淘汰。后来，张国焘曾在电报中告诉中央，大批战士患有脚病。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领部队经麦尔玛、箭步塘进入红原境内，一路冒雨前进。九月一日红军在靠近嘎曲渡口时遇麦洼土兵阻击，大土官南木洛负伤率兵败退。九月二日，张国焘率领所部来到嘎曲河（白河）河边，无奈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无法徒涉，在草地上又找不到架桥的材料，河水几天之内又没有退落的可能，而且，各部粮食已经不多，张国焘随即将情况报告了中央。等待一天后，张国焘再次发电报给中央：“（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在九月八日张国焘率部回到阿坝。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朝令夕改，临时扭转战役方向，张国焘对中央的指示还是完全服从的，左路军在占领阿坝仅仅六天后、也就是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五天后，便开始按照中央的决定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亲自带领部队向草地进发，并没有什么迟疑和敷衍。而退回阿坝的决定毕竟是在突然遭遇大水，部队面临中途绝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并不是有意违抗中央的指示。客观地说，到此张国焘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假如张国焘原地等待几天至水退后，不顾数万人绝粮而冒险穿过非常险恶的草地，势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到那时，张国焘将受到毛泽东什么样的指责也难预料。总而言之，张国焘无论怎样都会动辄得咎。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对于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安排已经和毛泽东有了冲突，张国焘认为红军这样延宕时间，已经失去了北上的时机，国民党部队以逸待劳，会对红军造成重大威胁，因而不愿意再次从阿坝率领部队向班佑进发，而希望右路军南下会合一处，再作打算。直到此时，张国焘和中央（毛泽东）的分歧，完全是军事部署上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无需过分夸大，将此上升为“政治路线”尤不足取。平心而论，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张国焘是绝对不会打算毁掉自己一手创建的四方面军，甚至都不能认定张国焘的决策不是出于对全体红军的责任而做出的。我们不能够用毛泽东后来的成功来断定张、毛二人当时军事部署的高下。毫无疑问，毛泽东能在陕北站住脚，有两个非常偶然的因素。第一个，瞎猫碰上死老鼠，遇上了张学良这个公子哥，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除了苏联绕道美国汇款 115万美元资助红军外，关键是张学良先后资助红军近百万大洋救了红军的急。若不是这些接济，就是那刚刚发展到万人上下的红一方面军也无法生存，更不要说是七、八万红军都集中到陕北那个穷乡僻壤。第二个，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全力抗日，红军借机做大。反过来说，如果张国焘所部军事指挥得当，在川北站住脚也完全有可能，至少坚持到抗战爆发不会有问题。而且，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能够顺利到达陕北并在那里平静地休整了一年多时间，恐怕也和张国焘所部近十万人对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有很大关系。

在抗战爆发之前，从根本上看，红军以一隅之力对抗一国，其失败几乎是注定的。无论在江西、还是鄂豫皖等地都是如此，穷荒之地陕北更不会例外。然而，一旦红军获得苏联、日本的帮助、而蒋介石却不得不以一国之力对抗多国之时，双方的命运自然会发生逆转，这和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毛泽东的运气比张国焘好些而已。

而随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当张国焘来年率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两只部队北上后，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南部会合仅仅不到十天，便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攻击，四方面军主力既无力在平原地带抗击优势装备的国军，也不允许退向陕北，最终只得西渡黄河，大部战死西域，这就是红军史上最惨烈的西路军事件。张国焘所率红军主力延迟北上，只是将国军和红军这场决战推迟了一年而已。假如当时张国焘率部和中央一起进入甘肃的话，蒋介石一定会提前部署这场大战，红军的结局可能会更惨。这场迟来的、决定红军生死的决战，最后被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彻底打断，毛泽东和红军侥幸逃过了一劫。

仔细浏览这一个多月曲折多变、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以看出，从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以来，确实有人在一直推委、延迟军事行动，确实有人一直在党内制造纷争，但这个人显然不是张国焘，而是另有其人。毛泽东和中央不告而别，突然率1、3军单独北上，导致红军公开分裂，这个责任究竟谁应该负呢，甚至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这个结局是否符合毛泽东的预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