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下)
余不洁
接下来,人们自然要关心潘汉年和汪精卫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尹骐的《潘汉年传》给出了一段颇为详尽的对话,摘要如下: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作者没有给出这段对话的出处,或许是来自当时审判潘汉年时他本人的供述。但是,这段对话中汪精卫的部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明显是有出入的。早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就多次大规模兵戎相见。此后,中日中条山战役先后持续一个多月,中共不顾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的多次吁请,直到十几万国军在日军打击下全军覆没,近在咫尺的八路军主力都始终没有参战。国共隔阂如此之深,早已到彻底决裂的边缘,只是由于中国与海外的通道尽为日军所控制、国民政府对苏联有所期待,故而蒋介石不得不和中共继续维持表面关系。再者,潘汉年还定期向岩井英一副总领事提供有关重庆方面的情报,对于这样的事情汪精卫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还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这样的话,颇有些不合情理。
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假若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仅仅是进行了上述谈话,那么,潘汉年有什么不可以向饶漱石汇报的,何至于要隐瞒十几年之久?毕竟潘汉年连饶漱石知道他和日本情报机关首脑见面这样的事情都不在意。如果说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之前无法请示上级尚属有情可原,那么在事后也没有及时向直接上司或者中央汇报的做法就的确令人费思量了。目前一些出版物给出的解释无外乎如下两点:
其一,潘汉年返回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时,党内正在整风,担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故而没有向饶漱石汇报。
其二,延安在国民党公开指责后,向潘核实时,潘因故予以否认,因而只得隐瞒下去。
这两个理由实际上大同小异,似乎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逻辑——大臣们需要晋见上司或者上朝面圣才能辩诬,而这个逻辑在潘汉年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潘汉年和中央以及华中局“面谈”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潘汉年作为中共在南方的情报首脑,理应有自己的电台和情报通讯体系,在南京当地潘是否有秘密电台未见介绍,而在上海有秘密电台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关重大,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可以在事发当晚给重庆发报,中共上海地下党也可以立即给上级发报,难道潘汉年就没想到在事后马上给延安发报讲明情况?潘汉年见过令人谈虎色变的李士群、见过臭名昭著的影佐祯昭,中央都无异议,秘密地见一下汪精卫又有什么顾虑?
另外,就算潘汉年没有及时向延安发报,延安获悉如此重大事件,也应该及时向潘汉年本人核实与质询,直到遭受国民党的指责后才质询潘汉年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目前关于潘汉年的作品中没有给出国民党就此事公开指责中共的具体时间,但是估计间隔不会太短,毕竟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指令之前就公开曝光。仅从林蔚和毛庆祥呈给蔣介石的报告以及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7来看,国民党应该不会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之前公开此事。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在国民党公开指责之前,延安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查证此事。可以说,此后延安对这次会面的承认与否认实际上都与外在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四五年春潘汉年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泽东亲自召见、面授机宜。不久,毛泽东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8
中央对于潘汉年长期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岩井英一提供信息,以及会见影佐祯昭等情况无疑是清楚的,至于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最高军事顾问仅仅是品茶聊天还是有其他内容,外人无法猜测。而潘汉年会见影佐祯昭的新闻冲击力绝对不亚于会见汪精卫,从这封电报中却看不到中央对潘汉年有一点责怪之意。相反,在国民党已经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情况下、同时延安也获得了华中局的相关情报长达两年之后,中共中央对这个事实仅以“造谣污蔑”一笔带过,而且告诉饶漱石,“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并强调不是潘汉年已经向中央说清楚,而是“毛主席向他(潘汉年)解释清楚”,这封电报的说法和隐含的各方关系无疑值得研究者仔细品味。
李士群死了,汪精卫殁了;日本人降了,国民党败了。作为胜利者的一员、潘汉年见过汪精卫如何、没见过又如何?这样一个过去十多年的旧事已经完全无关大局,潘汉年以此获罪实在不可思议。尤其吊诡的是,所谓向中央隐瞒实情的潘汉年成了罪人,而在此事上向中央及时提供了准确情报的饶漱石也成了罪人,而且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更令人匪夷所思。总之,关于潘汉年的官样史料读的越多、思绪反而越混乱,而中央重处潘汉年给人的感觉总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注释:
1. 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中共诡谋与异动(一),台北国史馆藏,002-020300-00050-068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2. 潘汉年误见汪精卫《赤峰日报》2010年10月24日第3版
3.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180-005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4. 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 王凡 《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第5期
5. 百团大战的经过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蒋杰 《中共党史专题报告汇编》一
6. 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 王彬彬
7. 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180-005 (转引自《潘汉年与国共关系之研究》 林威杰)
8. 《潘汉年传》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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